合作與信任：特殊教育中的家族、專業人員和兒童(第6版)（簡體書）

《合作與信任：特殊教育中的家庭、專業人員和兒童（第六版）》是對家中有特殊兒童的全面關注，將特殊教育包容進家庭的日常生活、父母的職業需求、社會的特別支持等等。
第一部分向讀者介紹了家庭系統理論。這個理論增強了我們書的內容，因為它不僅解釋了殘疾對家庭生活復雜影響，也簡化了我們對這些家庭的理解。
第二部分概述了家庭和專業人員合作的歷史，由此為我們現在的合作關系提供了討論內容——他們是什么關系？他們應該并且必須怎么合作？第二部分還描述了兩個聯邦法律，即管理特殊教育服務和強調特殊教育法律（《殘疾人教育法》）。歷史章節給了提示，法律章節也明確提出，殘疾是一個民權問題。《殘疾人教育法》（IDEA）不只是一個關于教育的法律，這是一個關于為了擁有完整的、令人羨慕的生命而要有平等機會的法律。
第三部分介紹了關于合作內容的七個原則。它強調了其中一個原則——溝通。接下來的每個章節，闡明了教育者應該如何應用這些原則。總之，第三部分提供了理論（第七章）和實踐（第八章至第十二章）；而且，這部分內容依照家庭系統理論（第一部分），并與最近的歷史階段和法律（第二部分）內容是一致的。

第一部分 家庭系統觀點
第一章 家庭特征
第二章 家庭互動
第三章 家庭功能
第四章 家庭生命周期

第二部分 關于合作關系的歷史和公共政策
第五章 父母和家庭的角色及其演變
第六章 政策、家庭以及專業合作關系

第三部分 合作關系的策略與過程及預期結果
第七章 合作關系和信任的七個原則
第八章 家庭作為溝通與協作的合作伙伴
第九章 家庭作為評估學生的合作伙伴
第十章 家庭作為制定個別化計劃的合作伙伴
第十一章 滿足家庭的基本需求
第十二章 專業人員和家庭作為提高學生成就的合作伙伴

參考文獻
譯后記

《合作與信任：特殊教育中的家庭、專業人員和兒童（第六版）》：
由于科學技術快速發展和大部分社會系統流動性增加，家庭價值觀和形式的地域區別正在減弱。但是地域模式依然存在：南方人熱情，北方人淡泊，中西部人頑固和西部人獨立仍然是許多家庭的屬性（McGill8LPearce，1996）。城市和農村的地域因素也深刻地影響著服務的多樣性和家庭生活（Butera，2005;Darling＆Gallagher，2004;Ridgley&Hallam，2006）。
根據美國人口統計局數據，相較于生活在其他地域的家庭而言，生活在農村地區的家庭更有可能有殘障成員（Wang，2005）。另外，生活在南方且經歷貧困的家庭比全國其他地區的家庭更有可能有一個殘障成員。來自美國教育局（2007）進一步的數據顯示，相較于城市或大的城鎮地區，在農村地區的學校有更多的殘障學生接受特殊教育服務。與城市地區的同齡人相比，生活在農村地區的學生趨于在較長時間內會更加貧困。另外，特殊教育服務的數量和質量在農村地區是不同的。農村地區的人口數量可能會因為當地的工廠倒閉而有所波動，同時減少稅基和人才基礎。
當學生的地理位置很偏遠，教育者要在受限制最少的環境中提供適宜的服務通常比較困難。許多校區創立了綜合（聯合運作）的特殊教育項目，將學生接過來，而不是讓特殊教育工作者分散在整個學校覆蓋的廣袤區域上。距離阻礙了教師和家庭進行面對面的合作。農村地區的生活環境也妨礙了招募和保留高質量的教師和其他專業人員。
對于許多家庭，僅僅是想獲得必需的服務和支持也會產生困難。在一項關于來自農村低收入家庭的研究中（Ridgley&hallam，2006），一位母親談道：“我們有大多數我們需要的東西，除非我們的車壞了的時候。我們的車搞砸了我們。”（p.137）這個研究中的另一個家庭述說了帶女兒看心臟病專家的挑戰，解釋家里不得不“設法拿出汽油錢，為了讓女兒看醫生”（p.137）。另一個家庭不得不乘坐公共汽車，到另一個遙遠的城市見一個專業人員，但是經常連到那兒的5美元的車費也沒有。
另一方面，農村地區經常能提供來自非正式網絡系統的支持，如鄰居、教堂和社會機構。一些學校使用視頻錄像和電話會議將老師、專業人員和家庭聯系起來。（當你讀第八章的時候，你將學到更多的關于怎樣與家庭溝通的內容。）
城市地區有其自身一系列的挑戰和資源。生活在城市地區的所有家庭中，22%的家庭要撫養一個殘障兒童，而生活在非城市家庭的這一比率約為13%（Wang，2005）。同樣，生活在城市地區，有一個殘障成員的家庭相較于其他沒有殘障成員的家庭，更可能過著貧困的生活。有時候很難評估是不是城市學生有殘障，會對貧困、種族和有限的英語水平產生復雜的影響。城市地區學校通常掙扎于招募和保留高質量的人才之中，尤其那些善于與來自多樣或少數民族文化背景的家庭工作的人。而且，生活在復雜的、活力四射的城市環境中很難建立家長和專業人員的伙伴關系。
喬納森·科佐爾（JonathanKozol），公立教育中非常令人敬仰的倡導者和活動家，為了他的書《一個民族的恥辱》，走訪了60所城市公立學校，發現從1954年最高法院裁決了布朗起訴教育委員會案以后，中心城市孩子的情況實際上是越來越糟糕。（在這個案件中，法院支持學校中由于種族偏見而產生的隔離，違反了聯邦憲法和憲法中規定的國家必須確保在這個國家里的所有人都得到法律的“平等保護”。）
科佐爾（2005）指出在城市公立學校中不可原諒的狀況，如基本學校供給的短缺、嚴重的擁擠和非人性化的物理條件，以及其他的狀況等。這兒根據一個學生所說，“電腦課就是我們坐在那兒，談論如果我們有電腦我們能做什么。”（Kozol，2005，p.171）科佐爾談到在公立學校中歧視是顯而易見的：“在美國最貧窮的社區——最大的黑人杜區里現在正在發生什么呢……是自從黑奴制度以來美國黑人面臨過的最壞的情況”（p.313）。這是科佐爾的一個有價值的觀點。但是你也需要謹記在心，雖然城市地區面臨復雜的挑戰，他們也可以為家庭提供重要的資源。這包括一系列廣泛多樣的易獲得可承受的服務和一個全面有效的公共交通系統。
軍人家庭、外來農民工、建筑工人、企業高管和許多其他職業的工作者，由于工作需要他們頻繁搬遷。你怎樣才能使一個經常搬遷的家庭產生的擔憂最小呢？與學生先前所在的學校交流并確認已有的所有記錄；避免詢問有關家庭常規和醫療歷史的問題，除非你所需要的信息不在記錄中，或者家庭想重新告訴你他們的故事；帶領搬遷家庭參觀他們的孩子將要就讀的學校，描述所要參與的項目，向在項目中的老師和其他家庭介紹這個家庭和學生。當遇到移民到美國的家庭，先確認他們的英語水平怎么樣，如果他們的英語能力有限，確認他們的母語是什么；有些家庭可能也不懂他們的母語，并且他們可能試圖向你隱瞞這一點。專業人員要為促進一個家庭順利搬遷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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