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問歐洲：二戰時期的合作、抵抗與報復（簡體書）

序言

導論

20世紀初期和中葉落入希特勒統治下的國家經歷過武裝衝突、外國佔領、空襲、迫害和集中營，還有不那麼廣為人知的殘酷內戰和種族戰爭。這是一片廣袤的土地，從挪威位於北極圈內的一端一直延伸到法國與西班牙交界處的比利牛斯山脈（Pyrenees），從法國加來港（Calais）延伸到高加索山脈（Caucasus）的最高峰，要概括起來是件難事。如果以此為邊界，圈起來的土地上所到之處都有大量士兵和員警，數量之眾，足以統治這片土地，但還不足以控制每一個城鎮、村莊和每一片森林。德國人的存在已經無可避免，因此出於種種原因，國家政府、地方機構、本地居民、不同社會階層和利益團體以及許多個人，都在極力容忍德國人踏足自己的祖國，統治著他們，有的還積極與之合作，有的則會起來反抗。例如，法國的一些大實業家基本上都在竭力為德國的戰爭行動服務，並從中牟利，但是數百萬的法國年輕人卻很痛恨並抵制被帶到德國去強制勞動。其他人，比如法國的作家、詩人、演員、藝術家和記者就分成兩派了。究竟是被動順從，主動合作，還是奮起抵抗，主要還得看他們做選擇的時機和地點了。後來局勢出現最重大的轉折，與其說是因為本土的進展，不如說是因為1942—1943年冬天蘇聯在伏爾加河(Volga River)的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戰勝了德國第六集團軍（German Sixth Army）。遙遠的戰事，讓數百萬歐洲人開始懷疑德國是否能贏得這場戰爭，態度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從順從或合作，轉而強力反抗納粹，而且越來越堅定。

在整個歐洲，只有兩大族群沒能在順從、合作或抵抗中進行選擇。其一是波蘭人，德國佔領者除了需要他們打理政府和員警事務，尤其是抓捕在逃的猶太人之外，沒給他們任何機會進行政治或軍事上的合作。另一個群體，不用說，就是猶太人，希特勒已經對他們集體宣判死刑了。不過，納粹眼裡的第三大敵人——俄羅斯人的命運就截然不同了。雖然數百萬俄羅斯人被殺，其中有戰俘，還有的僅僅是無辜的平民，但還有成千上萬俄羅斯人獲准在德國武裝部隊工作，他們也願意這麼做。

歐洲人絕大多數都是屬於被動順從的，但合作者和抵抗者的畫風可就不同了，他們試圖利用德國人的存在為個人或組織的未來保駕護航。他們還借此機會來清除本國的敵人，無論是武裝組織，還是猶太人這樣走投無路的受害者，都會成為他們的目標。

本書想呈現的是，儘管德國的征戰是歐洲政治和社會巨變的根本誘因，但戰爭與德國的踏足，並不是那些年裡席捲歐洲的社會動盪與革命的原因。

同樣，如果從“二戰”中只看到了德國士兵征服歐洲，認為他們後來被同盟國趕走之後，歐洲人的生活差不多又恢復正常，那就錯了。也許對於少數幸運的西歐和北歐國家來說，情況的確如此，但在別的地方，並非只有德國在攻城掠地。那些年裡，蘇聯攫取了歐洲大片土地，還有德國的盟友也是，包括義大利、芬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克羅地亞和保加利亞。因此，很多國家，至少東歐的那些國家是屢次被佔領，不是兩次，而是三番五次。這些地方的人民不得不一次次在順從、抵抗和合作中做出選擇。就拿今天的烏克蘭城市利沃夫（Lvív，過去曾用過的名字有倫貝格［Lemberg］、裡沃夫［Lvov］和羅烏［Lwow］，主要看這座城市掌控在誰的手中）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年）之前，這裡的人說自己是奧地利皇帝法蘭西斯•約瑟夫陛下的忠實臣民，是很有好處的；同理，1918—1930年，要說自己是波蘭愛國主義者。但是到了1939—1941年，生存的本能指引著他們把熱忱和忠誠奉獻給了蘇聯和約瑟夫•史達林。然而1941—1944年，得罪德國納粹又變成生死攸關的大事了。1944年之後，利沃夫人再次對史達林頂禮膜拜。（利沃夫現在屬於烏克蘭，但是“二戰”結束時，很多當地居民都已慘遭殺害或是被驅逐出城。事實上，到了1945年左右，波蘭人、德國人和猶太人幾乎都走光了，填補空白的是烏克蘭人和從蘇聯偏遠地區來的移民。）

在瓜分土地的同時，這裡上演著歐洲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種族清洗，我們看到的主要就是“猶太問題最終解決方案”，但不限於此。這個“最終解決方案”試圖讓一個大約900萬人的族群從地球上消失。事實上，到了戰爭尾聲的時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猶太人在希特勒的歐洲存活下來，換句話說，接近三分之二的猶太人被殺害，這背後有兩個相互交織的原因，一個是德國人及一眾歐洲幫手們要把猶太人趕盡殺絕的冷酷決心，另一個就是同盟國的勝利和一些歐洲人的人道主義衝動。所以，我們會仔細探究德國的盟友政府以及其他民族、群體和個人在“猶太問題”上與德國納粹合作和反抗的各種形式。在那個時期，決定歐洲猶太人命運的複雜遊戲背後有各種錯綜複雜的因素，支持或反對納粹（National Socialist）意識形態只是其中之一。

一個政客，希特勒，加上一個民族，德國人，如何能夠徹頭徹尾地改變一整個大陸的面貌，這一點至今成謎，但是，我們也應該注意到一點，德國的力量其實比人們普遍認知中的要有限。拿猶太人為例，如果沒有眾多非德國籍歐洲人的熱衷合作，納粹分子不可能達成最終的清洗程度。反之，如果沒有眾多非德國籍歐洲人的反抗，那麼多猶太人的存活也是無法想像的。除此之外，在整個戰爭中還有一些與德國結盟的國家，比如芬蘭和保加利亞，希特勒的命令在這裡完全沒有效力，還有更廣大的一片土地，比如德國佔領的俄羅斯中部地區和南斯拉夫部分地區，這裡的武裝遊擊隊一次又一次地把德國部隊趕出去。

雖然“順從”或“被動順從”這樣的字眼在本書中會反復出現，這個詞也足以形容希特勒統治時期歐洲絕大多數人的行為，至於這個詞的定義，這裡卻無須贅言了。很顯然，有些人想在外國佔領下過活，想在戰爭中毫髮無傷地活下來，想保持政治中立。他們從內心裡抗拒合作和抵抗，因為這是可能帶來危險的舉動。對很多歐洲人來說（即使不是大多數），合作者都是一群極端狂熱分子，一心想讓你的兒子加入納粹党衛軍（Waffen SS，納粹組織的作戰部隊)，到俄羅斯前線作戰，或是去德國工廠勞動，而抵抗者也是一群狂熱分子，可能是一些衣衫襤褸、讓人倒胃口的外國人，做些破壞列車運行的事，想拉你的兒子去森林作戰，到時候，生命隨時會受到威脅，說不定還會被德國人或敵對的遊擊隊殺死。

順從的本質和特徵變化多端，界限也無定數。如果你在一個為德國生產槍械的工廠努力工作，該如何評判？如果你幹得很糟糕，又該如何評判？是否前者就算合作者，而後者就算抵抗者，中庸的那些人就算順從者了？而你的工程師同伴和你的工作可能對德國的戰備物資生產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又該怎麼看？

還有一些人，在德國佔領時期繼續從事他們在和平時期的無害職業，比如巴勃羅•畢卡索（Pablo Picasso），或是蜚聲世界的法國歌手、演員莫里斯•切瓦力亞（Maurice Chevalier），又該如何評判？除了在巴黎的舞臺上表演，切瓦力亞還常常在德國士兵面前表演，或是前往位於德國的法國戰俘營，與德國記者交談，為可憐的戰俘歌唱。這等於是給德國做了絕妙的宣傳造勢，結果納粹和法國抵抗者都把切瓦力亞看作合作者，只不過前者指的是與自己合作，後者指的是與敵人合作。戰後，他被指控叛國罪並受到審判，結果宣判無罪，即便如此，美國和英國仍然拒絕了他的簽證申請。

還有，表現順從也因地而異。比如英吉利海峽群島，1940—1945年被德國人佔領，士兵手腳乾淨，無可指摘，在這裡順從佔領者比較容易。而俄羅斯被佔領的地區，順從起來就比較難，德國人及其盟友常常燒毀村莊，趕走或殺死所有的牲畜，還對人進行掃射。在佔領者很少或壓根沒有佔領者的地方，適應德國佔領也相對容易。只不過，在希特勒的歐洲，究竟有多少人在整個戰爭期間都沒有遇到過一個德國士兵或員警，這種資料至今沒有一個令人滿意的版本。

序 i

前言 ix

導論 xix

第一章周而復始：從暴行到國際公約，再到暴行 001

第二章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 015

第三章失敗與投降 033

第四章蘇聯入侵和東歐合作 063

第五章德國的一眾盟友 080

第六章德國衰落的開始 112

第七章東歐、南歐和東南歐的抵抗和內戰 145

第八章自由戰士還是恐怖分子 175

第九章戰爭結束，抵抗運動的顯著勝利和第一波報復 191

第十章清算希特勒的歐洲 203

第十一章合作、抵抗與報復的漫長餘波 224

尾聲 240

編輯推薦

戰爭摧毀了人性，還是人性引燃了戰爭？

本書不希望給你一個答案，只希望與你一起思考，一起審問歐洲！

審問歐洲，審問的不只是某個人或某個國家，而是歷史。歷史即使沒有正義，也是尋求正義的很好工具。每個對“二戰”感興趣的人都應該讀的一本書。

戰爭中的強弱、勝敗，以及法律和道德意義上是非、對錯，都不是那麼一目了然。基於生存本能和利益權衡，大到國家、民族，小到家庭、個人，在戰爭過程中的行為和態度，都是變化多端，而沒有絕對的公理或正義可言。所謂朝秦暮楚、身在曹營心在漢、見風使舵、兩面三刀，告密、背叛、出賣、投敵，等等，既暴露了人性的陰暗面，也反映了戰爭的殘酷和人類社會的危機。政治上對立的陣營，民族間由來已久卻並非淵源有自的仇恨，極權的瘋狂和滅絕人性的殘酷，芸芸眾生顛沛流離的命運以及茫然無所適從的哀鳴或者山呼，詈罵或者幽怨……在動盪、戰亂的世界裡，窮者無安身之所，達者無立命之地，所謂“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本書特色在於：

（1）作者作為二戰的親身經歷者，以及歐洲史、二戰史的研究專家，對二戰時期及戰後的歷史事件、人物一一做了詳細的分析和入木三分的剖判，在如此沉痛的話題下隱藏的心願無非是和平，以及“一個嶄新、統一和更好的歐洲”！

（2）既往學者和歐洲各國人民，針對戰爭罪行竭力為自己辯護，在戰爭的勝利以及取得勝利的英勇鬥爭方面卻極力給自己臉上貼金。作者跳出這一“羅生門”式困境，一針見血地指出戰爭以及勝利都是所有人的“責任”，和平與團結、發展也取決於每個人的努力。應該被審判的不只是某個人或某個國家，而是歷史；值得被期待的也不是誰之正義或何種公理，而是未來。正如本書評論者、著名歷史學家蒂莫西•斯奈德所言：“還有更多的東西需要學習，無論是在大西洋的彼岸（歐洲），還是此岸（美國）。”

（3）本書的寫作，緣起于作者的一位親人（其姐夫）在戰爭中的抵抗鬥爭及其導致的結果。這段真實的故事使作者感到的道德困惑，不亞于著名哲學家薩特在《存在與虛無》中虛擬的經典案例：一個年輕人到底應該上戰場保衛國家，還是留在家裡照顧年老的母親？作者以歷史學家的立場和眼光，思量了同樣的哲學問題：在戰爭與人性面前，何謂責任？何謂恰當的行為？這幾乎是無解的問題，然而它就像戰爭一樣——戰爭摧毀了人的身體和物質環境，戰爭造成的道德困境摧毀了人的內心和精神世界。正如本書序作者諾曼•M.奈馬克教授所言：“迪克的作品背後有著強烈的道德熱情。”也許無論在學術上，還是在歷史中，我們都需要這樣一種熱情——對於真理的探尋所必要的熱情。

名人推薦

只要深入研究，任何對“二戰”中的民族道德所做的非黑即白的評價，都是經不起推敲的。是的，希特勒和那些“壞傢伙”敗了，一個新的、更加文明的歐洲從往日的瓦礫和灰燼中重生。但是，在走向勝利的過程中，……，是一出又一出意料之外的曲折命運，極具諷刺意味。《審問歐洲》正是從這個層面上講述歐洲人親歷的“二戰”，令作者伊斯特萬•迪克（István Deák）脫穎而出，也令本書顯得尤為重要。

——諾曼•M.奈馬克（斯坦福大學東歐史講座教授）

迪克是東歐和中歐研究的偉大開拓者……在這部書裡，他彙集了大量佔領時期的道德難題，就像那些傑出的人如斯托拉以及不是那麼勇敢的大多數人所遭遇的一樣。它聯結起了那些通常被認為是對立雙方的經驗：東方和西方，被佔領方和協作方，以及左派和右派。他的主要案例都關涉到今天：在西方民主制度看起來被削弱時，歐洲情願與納粹勢力達成和解。一個關於歐洲國家的政治迷思即是，它們已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吸取了教訓。本書指出，還有更多的東西需要學習，無論是在大西洋的彼岸，還是此岸。

——蒂莫西•斯奈德（耶魯大學東歐史教授）

媒體推薦

伊斯特萬•迪克帶領讀者對歐洲歷史上一段黑暗歲月的一些很黑暗的方面進行了全盤檢視。他不迎合民族神話和未經檢驗的關於民族美德的假定。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如迪克所寫的，是人類給自己造成的大災難之一。書中諸多引人深思、發人深省和令人深感悲痛的行為案例充分地說明了這一論斷。

——《紐約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