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

涵蓋人口44億、經濟規模21兆美元、沿線國家60多個
習近平 最具野心的雄圖霸業
不可不懂「一帶一路」的根源歷史！

中亞草原史大師 劉迎勝博士
應聯合國之邀 擔任國際科學考察隊隊長 三次親歷黃沙征程

實地考察與學術研究相結合
絲綢之路主題圖書的權威之作

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大眾好書榜
《光明日報》光明書榜Best10
《中華讀書報》百佳圖書榜歷史類Best20
《中國新聞出版報》優秀暢銷書榜

絲綢之路是古代東西方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連結不同文明的重要紐帶
由於其歷史影響巨大，2014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本書是著名學者劉迎勝教授研究和考察絲綢之路而撰寫的學術著作，分為兩卷，上卷為〈草原絲綢之路〉，下卷為〈海上絲綢之路〉。全書以時間為經，以文明交流為緯，全面系統闡述了兩條絲綢之路的發端、發展過程，詳細介紹了絲綢之路沿線不同民族、文明類型及其相互交流的歷史狀況，展示了數千年來以絲綢之路為紐帶文明碰撞與融合的宏大歷史場景，分析了絲綢之路的歷史影響及現實意義。全書史料豐富，視野宏闊，分析客觀，是學界公認的研究絲綢之路的權威之作。

劉迎勝，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元史研究會會長，中國蒙古史學會副理事長，南京大學民族與邊疆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主任，歷史系元史研究室主任，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學會副會長，2010年起為清華大學國學院特聘教授、學術委員會主任。三次代表中國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海上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與「遊牧/阿勒泰絲綢之路」考察，任國際考察隊副隊長和隊長。劉迎勝繼承了我國乾嘉以來西北輿地之學與歐美東方學的傳統，通多種語言，是活躍於當代蒙元史、內陸亞洲史、中國伊斯蘭文化史、中外關係史等研究領域前沿、有影響力的國際知名學者。

推薦
絲綢之路的概念，一直以來都是跟中華鼎盛期的中西方文化商貿交流聯繫在一起。遺憾的是，關於絲綢之路的研究，之前一直被外國人所壟斷，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和法國學者瑪紮海裡關於絲綢之路的研究論著，曾經長期是該領域最為權威的著作。就連2013年火爆一時的非虛構文學作品《絲綢之路》，也是出自美國知名旅行家比爾·波特之手。劉迎勝先生的這本書，或許正是填補國內該領域研究空白的扛鼎之作。跟斯文·赫定和瑪紮海裡的論著相比，劉先生的《絲綢之路》可謂毫不遜色，甚至還更勝一籌。
――書友‧江海一簑翁
當一個歷史事件與個人生活史產生真切的聯繫時，我們往往更願意更多地關注、審視和思考這個事件，《絲綢之路》作者將這些動人的細節展示在我們面前的用意也許恰恰在此。他並不直述克服地理屏障、氣候條件、宗教文化差異的艱難，僅僅將法顯西去取經等故事說與你聽，留給讀者足夠的空間去得出結論。也許不久的將來，我們的個人生活都會或多或少的與絲路產生新的聯繫，這其中肯定免不了困惑和迷茫，但適應和接受也許會帶來難以複製的體驗。「一帶一路」的春風已吹來，我是期待著的。
――書友‧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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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草原絲路的肇端

第一節 絲織業的產生

蠶桑絲綢業是古代中國獨有的產業部門，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美麗的絲綢是受到世界人民喜愛的中國產品。一九九一年我在中亞的烏茲別克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草原絲綢之路」考察時，烏茲別克科學院院士、考古學家阿斯卡洛夫一再宣布，他們在烏茲別克發現了公元前十六世紀的絲織品。他認為絲綢起源於中亞。阿斯卡洛夫沒有出示他所說的絲織物樣品，也沒有說明他斷代的論據。他的這一論點與文獻記載及中國的考古發掘成果相矛盾。中國唐代的地理著作《大唐西域記》明確提到，西域的蠶桑業是從中原內地傳入的。
蠶是在中國馴化的。據民間傳說，黃帝的元妃西陵氏女嫘祖始教民育蠶治絲，以供衣服。人類在未能科學地認識自己的歷史以前，往往把一些偉大的創造發明歸功於某位聖人，實際上絲桑業不可能是哪一個人發明的，它是中華民族的祖先在千百年的生產勞動實踐中，總結世世代代積累的經驗而創造出來的。不過這個傳說表明中國的蠶桑業在遠古時代已經產生。
二十世紀以來中國考古學取得的成績使我們對蠶桑業的起源有了新的認識。一九二六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西陰村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中，發現了半個用刀切割過的蠶繭，繭長十五點二毫米，寬七點一毫米●註1見李濟：《西陰村史前遺存》，見《清華大學研究院》第三種，一九二七年版。。這表明在五千多年前，中華民族的祖先已經開始馴養桑蠶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西陰村出土的這個蠶繭被認為是中國桑蠶業起源的最早物證。
一九五八年，在距今約五千年左右的浙江吳興縣錢山漾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出土了一批四千七百年前的絲織物●註2《錢山漾發掘簡報》，《考古學報》一九六○年第2期；《吳興錢山漾遺址第一、二次發掘報告》，《考古學報》一九六○年第3期。。經過科學鑒定，證明這批絲織物所用的原料為家蠶絲，織造技術已經達到一定水平。
這些考古發現使我們認識到，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國大地上南北各地的原始居民已經建立了蠶桑業，用從蠶繭中抽出的絲織作衣。
有關養蠶最早的文字記載要算《夏小正》中的三月「妾子始蠶」，「執養宮事」。「宮事」據南北朝時候的皇侃解釋即指蠶室。把養蠶業列為要政之一，可見當時桑蠶業已經有相當的規模。養蠶需桑，《夏小正》中的「攝桑、委揚」以及《詩經‧七月》中的「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都講的是桑樹整枝的事。
商代甲骨文中有原始織機的象形字，這是一種原始的「踞織機」。這種織機至今還在中國某些邊遠地區使用著。海南島的黎族苗族自治州的黎族婦女，就是使用這種古老的織機織造黎錦，她們織造時上身和兩腿呈九十度角的姿勢席地而坐，雙腳直登機前橫木，經面繃排於橫木與腰帶之間，用挑花刀按腦中預想的紋樣在經面上編花，織入不同的色線紋緯。工具雖然簡單，卻可以織出美麗動人的彩錦。
一九五○年考古工作者在安陽殷墟出土的銅器上，發現了黏附其上受銅鏽滲透而保存下來的絲綢殘片。經過科學分析發現，其中有的是採用水平很高的紡織技術織成的菱形花紋的暗花綢，即「文綺」●註3《考古學報》一九五一年第五期，第19頁。。這說明織造這種織物的織機已經有了很大進步，而且有了提花裝置。
大約從商周時代開始，政府中已經設有管理織造的官員。據《周禮》記載，周代有「典絲」之職。絲綢的品種已經大為增加，見於文獻記載的有繒、帛、素、練、紈、縞、紗、絹、綺、羅、錦等。既有生織、熟織，也有素織、色織，而且有多彩織物「錦」。河北槀城台西村商墓出土的一批銅器中，有一件銅觚上殘留一些絲織物的痕跡，能辨認的有五個類別，即紈、綃、紗、羅、縐。絲織品的織法也日益繁複精緻，除平紋以外，還出現了斜紋，變化斜紋、重經和重緯組織及提花技術。瑞典遠東博物館收藏有一件中國商代青銅鉞，上面黏附著平紋底上加織菱形花紋的提花絲織物的痕跡。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商代銅器和玉器上，也黏附有絲織物，其中一件為平紋底上織斜紋花、回紋圖案，每個回紋由25根經線、28根緯線組成。回紋的外圍線條較粗，自然地成為一組幾何紋骨架，圖案對稱、協調，層次分明，做工精巧。該實物再一次說明當時已經具有多綜片的提花機，能夠織出較為複雜華美的提花織物。提花技術是中國古代在世界紡織技術發展史上的一大貢獻。
周代絲織品已經染色。據春秋末年齊國人的著作《考工記》記載，染色前先須練絲，即進行絲料預處理。其過程是這樣，先把絲浸於楝木灰和蜃灰●註4即以貝殼鍛燒出來的石灰。汁中，利用其中的鹼性清除污垢和膠質，然後清洗脫水。白日置於陽光下曝曬漂白，晚間浸於井水之中用水溶解絲膠，如此反覆多次。這道工序對於提高染色質量至關重要。染色採取多次浸染的套色法，即把絲料分次浸入溶有某種或多種不同顏色的染料容器內，從而得到某一顏色的不同深度的近似色，或其他各種新的顏色，即所謂「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纁為深紅色，由三次浸入紅色染料而成；如再浸於黑色染料兩次，則得到緅，即帶紅光的淺黑色；再在黑色染料中浸兩次，則得到緇，即深黑色。一九七四年長沙發現的戰國絲織物「暗花對龍鳳紋綿」說明，當時為了使圖案清晰、防止顏料滲化，可能已經使用了有黏性的增稠劑●註5參見杜石然等：《中國科學技術史稿》上冊，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二十一、五十五、六○—六十二、一百一十五頁。。
絲織品因其輕薄精美，很快為中國周邊民族所知，並且越傳越遠。成為異國他鄉人民夢寐以求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