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度與東方人格(修訂版)（簡體書）

《魏晉風度與東方人格（修訂版）》作者劉康德從魏晉風度與自然生態、社會世態及學界狀況的關係著手，用翔實的史料系統地向讀者展示了魏晉風度的主要方面：魏晉名士的簡雋言語、奇通行為、貴無思想和清談玄理、飲酒服藥、書法琴藝的世間態度。作者還憑藉其紮實的功力和敏銳的思辨，對東方華夏人格的形成歷史、基本特徵等，作了深入地探究和細緻地剖析，給讀者留下回味和思索。

劉康德

男，1952年1月生，哲學博士，現任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國際易學聯合會理事，主要從事中國哲學，特別是先秦兩漢哲學、魏晉玄學和《周易》等領域的研究，近年來尤其專注對中國哲學語素的思考與探索。在《學術月刊》《孔子研究》《周易研究》等國內外核心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數十篇。出版《魏晉風度與東方人格》《陰性文化》《老子直解》《淮南子直解》及《老子十日談》（合著）、《老予鑑賞辭典》（主編）、《淮南子鑑賞辭典》（主編）等著作。2007年提；“中國哲學百家論”的課題計劃，致力於探討中國哲學中些常見但又能彰顯中國哲學之特質的範疇，並獲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支持。

導言
早在文藝復興時期，法囯思想家蒙田就指出：“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認識自我。”然而，對特有的東方人格的評述則常常由於沒有它的基點而流於空泛；為使對東方人格的評述不流於空泛，似乎應找一個在中囯歷史上留下深刻痕蹟的時代作其基點，以避免對東方人格評述上的不足。由此，使人們想起數十年前的魯迅先生將目光注視於魏晉風度一事，並著有至今還令人讚譽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顯然，具有獨特鑑識力的魯迅先生不僅是“為文學而文學”，他向名士阮籍學青白眼一事總表明他想在這當中隱喻和強調些什麼人格。這就如宋陳郁在《藏一話腴》中說阮籍的一樣：“然待人以青白眼，豈無意於人物哉！”本文稿則沿著上述思維軌跡，由隱而顯，並不知不覺蹈入傳統，言古合今，命名之“魏晉風度與東方人格”。
命名中的魏晉風度——魏晉人的風貌和態度，它主要指魏晉人的簡約言語、奇通行為和貴無思想；但同時也包括魏晉人的世間態度：案放“三玄”，手執麈尾，清談美音，喝酒奏琴……東方人格中的東方則特指東方華夏，而人格——personality，就如哲學家埃·弗羅姆在《尋找自我》一書中說的那樣：“是人先天禀賦和後天獲得的、真正構成一個人特徵的、從而使個人與他人區別開來的各種心理特質的總和。”［1］所以，本文稿論及的東方人格除“魏晉名士眾生相的界定：早期東方諸人格”一章中似有將人格中蘊含著的性格突出外，其他部分均指中國人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質：區別於他人的言、行、思想和生存方式的世間常態等。
命名後又如何將魏晉風度和東方人格通融於文稿之中呢？筆者由此想起《莊子·齊物論》中影子所說的話：蛇憑藉腹下鱗皮而爬行，蟬憑藉翼羽而起飛，所以本文稿也常待魏晉風度的展現而論及東方人格。而對魏晉風度的論述則憑藉下述這些主要書籍：
《後漢書》（范曄撰）
《三國志》（陳壽撰）
《晉書》（房玄齡等撰）
《莊子集釋》（郭慶藩輯）
《世說新語箋疏》（劉義慶著，余嘉錫箋疏）
《阮籍集校注》（陳伯君校注）
《嵇康集校注》（戴明揚校注）
《王弼集校注》（樓宇烈校注）
《魏晉玄學論稿》（湯用彤著）
《中國思想通史》（侯外廬主編）
《中國哲學發展史·魏晉南北朝》（任繼愈主編）
並有嚴可均輯的《全後漢文》、《全三國文》、《全晉文》。然而，餘之讀書不求甚解，牽強附會處不少，好在魏晉風度論還可作進一步的確定和深化。與憑藉典籍論述魏晉風度不一樣的是，東方人格——中國人之如何則難以從典籍中學得，它有賴於風風雨雨的社會經歷，只能身在物內體其奧。從西漢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講到“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的道家無執特徵開始，每個遊方之內的中國人都能體會到人的通融、無執之特質及圓融性格的“優處”。大概有此，所以中國人能承受和包容來自任何方面的衝擊和壓力，包括政治的、經濟的、思想文化的等等。這就是本文稿對中國人的基本定格，其基本格調又恰與玄學貴無論一致。

劉康德1988年12月25日註釋
［1］ 埃·弗羅姆：《尋找自我》，陳學明譯，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65頁。

 

導言
緒論 魏晉風度與東方人格
第一章 歷史風起雲湧：魏晉風度的扇起
一、魏晉風度與自然生態
二、魏晉風度與社會世態
三、魏晉風度與學界狀態

第二章 風度的體現（之一）：魏晉名士的世間態度
一、清議與清談
二、服藥與飲酒
三、詩文與書琴
四、名教與自然
五、貴無與崇有

第三章 風度的體現（之二）：魏晉名士的治學思想
一、王弼：《周易略例》的略例
二、嵇康：馬性與鳥跡
附：嵇康鍛鐵、服藥及其關係
三、阮籍：木石與造化
四、裴顧：於無非無，於有非有

第四章 風度的體現（之三）：魏晉名士的眾生相
一、名士與英雄是魏晉風度的體現者
二、名士與英雄的雲集地及中原風俗
三、名士畫像及其娛樂思想文化熱點

第五章 魏晉名士眾生相的界定：早期東方諸人格
一、帝王之術
二、顯性人格
三、隱性人格
四、圓性人格
五、幻想人格

第六章 東方人格評估之可能：魏晉人學通釋
一、人才性格
二、才性四本
三、人物識鑒

附錄一：曹植“七步”、魏晉“分崩”
附錄二：“清談”辯證
結語

儒家是先秦孔子所創立的；如果講孔子一生盡力維護西周以來的典章、制度、規矩和儀節的周禮的話，那麼，孔子之後的儒家關心的也是朝廷的儀式，貴族的承襲儀節以及典章、禮樂等，只是經過損益後，代表的朝代不同罷了。但自孔子創立儒家後，儒家的地位一直沒有顯赫，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使儒家受了一次嚴重的打擊。就是到了漢初，漢高祖也很討厭這些專講儀式架子的儒者。漢高祖甚至還將尿撒在儒者的帽子裡，導致儒者叔孫通改裝打扮去見劉邦。但叔孫通不忘本行，極力為劉邦即位定名分，制禮節。這樣，漢初的種種制度都由他討論商定。不幸的是，漢高祖以後的文帝、景帝及竇太后等都雅好黃老和刑名；而且朝中的大臣們也大都對儒家沒有信仰，所以叔孫通一死，他所定的一些制度也就作罷，擱置一旁。
然而，先秦孔子在維護周禮之同時，提出過“仁”的學說，作為“禮”的理論基礎。他認為周禮是完美的規範和製度，而“仁”是完美的道德觀念和品質。這樣一來，儘管孔子是立足於維護舊時的奴隸制，但他所提出的“仁”的學說和思想卻是紮根於封建宗法關係之中的倫理道德。所以儘管孔子之後的儒家一時沒有顯赫，但到朝政安定，並要進一步維護封建宗法關係時，儒家及儒學就有可能發揚光大了。這就導致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局面。而能促使這一局面形成的，要數群儒之首董仲舒了。史書說董仲舒讀書專心致志，“三年不窺園”；他對所學的《春秋》能融會貫通，並能結合時事闡發新義，所以能對漢武帝的提問一一解答，並提出“天人三策”，建立起龐大的思想體系，以適應封建大一統的政治局面以及社會等級秩序。由此，儒家的獨尊地位被奠定，儒家的所有典籍也隨之被奉為經典，對這些經典的解釋也在當時被稱為經學。
然而，獨尊儒學也常常是相對的，並非絕對；漢武帝的獨尊儒學只是出於漢朝統治的需要，儒學也只是他手中的一塊對付政敵和百姓的王牌。同樣，就是董仲舒的思想體系，也是對各家學說持揚棄態度：它既能摒棄墨子的功利思想和黃老道家的反人文主義，也能吸收墨、道、法諸家對當時政治有益的東西為己所用。所以，並沒有什麼絕對意義的儒學獨尊。但不管怎樣，如上所述，儒學從根本上對封建宗法制度還是有用的。因此漢武帝將儒家的所有典籍奉為經典，為了學以致用而去學經、通經，由此生出漢代人的通經致用的事。對於通經致用，顧頡剛先生曾說漢代人“以為無論什麼大道理都出在經書裡，而且這種道理有永久性，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經是道的記載，所以也不變了。《易》學家說：易理是瀰漫於天地之中的，萬物的現象莫不從易理裡變化出來，一切人生日用的東西也莫不是聖人們看了《易》的卦象而造出來的。《春秋》家說：《春秋》的第一句就是'元年'，元是根源的意思，表示它存在於天地之前，作萬物的根本，所以《春秋》之道是用了元的精深來正天的端兆，還用了天的端兆來正王的政事的（這話很不好懂，但經學的神妙就靠在這不好懂上）。照這樣說，經書不成'天經地義'再成什麼！經既成了天經地義，當然一切的用處都要從這裡邊搜尋出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