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文明論

【唐崇榮牧師推薦序】
自古以來，基督教的產生就沒法避免與世界頂尖文化的衝突，而處理這件事的基督徒真是鳳毛麟角。能看到基督教的獨特性，以及透視世界文化的卑劣性，而加以正確及全面批判的基督徒或教會領袖更是少之又少，因為撒但在人的文明之中暗設了對基督信仰所構成的陷阱，是不易被發覺的。人應用神所給人的文化功能建立文明，原是人有上帝形象的特徵，卻因罪的存在，使文化在形成文明高峰的同時已經變成人類自義的精神堡壘，也成為整個社會的靈魂，固若金湯，不易攻破。

一般信徒或是毫無意識地被動接受或是半意識地姑且妥協， 鮮有足夠智慧迎戰文明中的破綻及缺陷，所以基督教在福音的總體戰中無力揭開它的真面目，更何談攻破堅固的營壘，以至於教會常在世俗「高級知識分子」面前畏縮，而任其誇耀猖獗，並對基督教無理地歧視，這實在令人歎息萬分。

自宗教改革五百年以來，歸正先賢已證明我們是護教大工上最英勇及最精忠的戰士。數十年來，吾繼承了改教以來歸正運動中的護教精神，結合神學、哲學、護教與佈道為終身之事奉原則，透過神超然啟示的智慧，批判世上的小學，站穩真理的立場，大聲呼籲罪人歸順基督的救贖，特別是知識分子。雖感孤獨，卻不敢退卻責任而不為。

今見到王志勇牧師寫成這本嘔心瀝血的大作，真是為他深深感謝上帝，這是自奧古斯丁以降，除了馬丁．路德及約翰．加爾文直到近世紀來，很少華人教會領袖所看到的要任。盼望這本書可以引發更多基督教的領袖鑽研基督教護教學中對文明的認識與批判，把人的心意奪回。

這是一本難能可貴、不可多得的護教著作，雖然內中難免有些不易明白、與大眾思潮格格不入的名詞與新思維，而觸及常人感到陌生的思想領域，這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凡是有創造性的突破思維，一定會產生批判與不滿的反應。但我們華人基督教的文化就應當學習用忍耐的心期待上帝繼續的光照，等事態更為透明，主若印證，我們就可以甘心領受這份恩典，或在未來的過濾中使基督教在中國進入更完美的階段。在承受歷世歷代偉大聖徒所傳下來的正統信仰之後，我們應當憑著願意忠於全本聖經的思考，尋出神賜與我們文化所能找到的獨特成果，以至於在普世偉大的護教使命行列中共享我們所領受的一份。這樣，華人教會將更加成熟，也更榮神益人！阿們！

【余杰推薦序】

歷史學家唐德剛於一九九○年首次提出中國歷史的三大階段、兩次轉型之說：中國歷史的第一段是先秦的封建社會，第二段是皇權農業帝國，第三段是民權開放的工商社會。第一至第二段的轉型，從戰國到秦帝國，大約三百年。第二到第三階段，從鴉片戰爭打開天朝大門一直延伸到廿一世紀六○年代，一共需要二百年時間，距當下還有四十多年時間。

在論及中國近代「歷史的三峽」時，唐德剛生動地描繪說：「我們這條『中華文明號』大帆船，於一八四二年自夔門進入三 峽，順流而下，千里江陵一漩渦，其是驚險莫名。……一路上我 們從一般乘客中臨時培訓的傳統梢公和西式舵手，又逢灘必換，遇峽即改。而頑固的梢公、幼稚的舵手，才能不同，個性迥異； 把舵爭權，又各不相上下。以致逢崖觸礁，遇灘擱淺。而乘客之中，又各私其黨，嘈嘈雜雜，莫衷一是，弄得船翻船漏，溺屍如麻。……我們通過這條歷時二百年的歷史三峽，真是慘痛不堪！」太平天國、義和團、軍閥混戰、國共內戰、抗戰、大饑荒、文革、二二八屠殺、六四屠殺……中國人在過去一個多世紀裡所經歷的苦難，跟舊約中記載的猶太人瀕臨亡國滅種的慘禍何其相 似！

然而，人類歷史在上帝的掌管之下。中國一旦走出「歷史三峽」，必將從「山重水複疑無路」的困局進入「柳暗花明又一 村」之佳境，如唐德剛所言：「過去五千年的一部中華通史，實是一部『帝王專制史』；而今後五千年的中華通史，將是一部 『民主政治史』。此一轉變，實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轉者也。……『帝王專制』所牽涉的非『帝王』一人而已也。它是個政治社會文化相互配合的特殊制度的集體運作。也是一部統治機器的有效操縱。『民主政治』亦然。它是一種制度；也是杜威、 胡適師徒，口口聲聲的所謂『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從帝王專制，要轉變成民主政治，不可一蹴而幾。二者要從政治經濟轉型開始，而一轉百轉，要全部轉完，實非數百年不為功也。」對於中國的未來，我們都應該有唐德剛這樣的樂觀期許並為之而不懈努力。

如果緊接著唐德剛的論述往下探究：中國這艘巨輪要安全地「出三峽」，當然不能繼續依靠衣衫襤褸的縴夫、步步血汗的人力，必須換上新式發動機。然而，發動機有多種型號，哪一種發動機適合這艘巨輪呢？令人扼腕長嘆的是，近代以來中國的先 行者們一直選錯了發動機，致使這艘巨輪時而乘風破浪，時而原地打轉，有時甚至掉頭而去，使「出三峽」旅途的痛苦與挫折倍增。觀念改變世界，近代以來中國從西方引進的觀念，偏偏是讓 人走火入魔、揮刀自宮的「葵花寶典」，而不是讓人強身健體、脫胎換骨的「降龍十八掌」。留學英國的嚴復選擇翻譯赫胥黎 （Thomas Henry Huxley）之《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以為是救中國的良方；卻茫然不知英美近代文明的根基，乃是建立在加爾文的《基督教要義》之上。陳獨秀、李大釗聽到「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以為馬克思主義可以將中國引向天堂，殊不知中國由此墜入地獄；他們不曾讀過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撰寫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此馬克斯非彼馬克思（Karl Marx）也，後者比前者睿智一百倍。

那麼，未來中國的出路何在？王志勇牧師在《基督教文明論》 一書中的回答是：以加爾文（John Calvin）取代馬克思，以基督教文明取代肆虐中國的東方專制主義傳統和從蘇俄和法國傳入中國的現代無神論意識形態。在此過程中，中國教會的復興是一台 「唱給世人和天使看」的大戲，復興的中國教會必定成為中國會轉型中舉足輕重的力量。而比基督徒和教會數量的增長更重要的，乃是對基督教文明本質的認識和持守。王志勇牧師的《基督教文明論》是一本對症下藥的奇書，我想以一句話概括本書之主旨：未來中國社會和中國教會的希望，在於建立一整套國度、聖 約與文明融會貫通的基督教世界觀和文明論。

作為「文明論」的基督信仰

中國文化的「醬缸」特質，使所有進入中國的異質文化和信 仰都被打上「具有中國特色」之烙印。佛教進入中國之後，失去了原始佛教中「怒目金剛」、「捨身飼虎」的犧牲精神，成為皇權專制的附庸（少林寺方丈釋永信及對岸台灣的星雲、慈濟等無不如此）；社會主義思潮進入中國之後，蛻變成毛澤東式的「痞子 運動」，以暴力和謊言為開路先鋒，帶給中國無窮無盡的浩劫。基督新教也是如此：自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一八○七年進入中國以來，雖然過去了二百多年，但趙天恩牧師所憧憬的「三化異象」（即「中國福音化、教會國度化、文化基督化」）仍是水 月鏡花；反之，基督新教不由分說地遭到「中國化」的腐蝕，被穿上滑稽的「唐裝」：或淪為庸俗不堪的成功神學，或被扭曲成拜財神、關公、觀音、媽祖式的民間宗教迷信，而未能彰顯其作為一種強大而生生不息的文明的偉大面向，也就未能為中國的未來指出振奮人心的方向。 基督信仰當然不是躲藏在教堂建築內的「心靈按摩」，也不是刻意遠離塵世、苦行僧式的「吾日三省吾身」。一九二九年，美國正面臨經濟危機的衝擊，人心惶惶，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指出：「如果一名牧師想被眾人接納，他只需停止引起人們對抽象觀念的熱衷，這樣的觀念人人都在理論上接受，又在 實踐中否定。這名牧師也必須絞盡腦汁，思考這樣的觀念在他和別人面對當今文明社會中的一切社會問題時，是否有效可行。這 會立刻為他的職分增添一絲務實和有力的氣息。」顯然，真理不是高高在上、玄之又玄的，真理如空氣和水一樣每天都在對人類的生命產生影響。英國學者麥格拉思（Alister McGrath）在《加 爾文傳：現代西方文化的塑造者》一書中引用了尼布爾的這段話，並認為：「這一模式在加爾文的屬靈著作和講章中，恰恰十 分突出。加爾文觸及真實具體的人類境況，如社會、政治和經濟問題。……加爾文的『將聖潔世俗化』，包括將人類存在的全部領域，引入上帝使如成聖和人奉獻自己的範圍之內。正是生命的 成聖，深深地影響了加爾文的追隨者。而生命的成聖，在於工作 的成聖。」這就是加爾文主義的精髓所在：既然塵世是「天父世 界」，那麼人類就是居住其中的「好管家」。

清教徒時代，牧師當然兼有公共知識分子之角色，英國革命 和美國革命的中堅力量就是一群牧師和長老，在美國《獨立宣言》 上簽名的就有好幾名牧師。可惜的是牧師同時身為關懷社會的公 共知識分子，且其教導與「時務」息息相關的清教徒傳統，在今天的全球教會、特別是華人教會當中尋尋覓覓都尋不見。王志勇牧師多年在北美華人教會中牧會，也常年奔赴中國及東南亞華人教會宣教、培訓，是中生代華人牧師中少有的「學者型牧師」， 以及深研神學、洞察時務、行公義、好憐憫的公共知識分子。作為具備公共知識分子視野的牧師，王志勇站在「文明論」的高度 論述基督教信仰的本質，他發現清教徒時代的信徒們將基督信仰當作一種完整的、貫穿於生活每個方面的文明形態，信仰不是割裂的、私人化的，而是整全的、公共性的，正如英國歷史學家托 尼（R. H. Tawney）在《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一書中所說：「清教徒在拯救自己靈魂的努力中，動員了天堂和塵世的一切力量。僅僅通過他不斷擴張的精神力量，清教徒不僅重新塑造了自己的特性和習慣以及生活方式，而且重新塑造了家庭和教會、工 業和城市、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這正是如今中國教會嚴重缺失、卻又無法躲避的「大使命」。

基督信仰中的法治與秩序觀念

聖經真理分為舊約與新約兩大部分，概而言之，舊約以律法為主，新約以恩典為主，但兩者不可絕對二分，兩者一脈相承、 渾然一體。然而，就當今華人教會而言，普遍重新約而輕舊約，多談恩典而忽略律法。這種有偏差的教導在教會內外都產生了嚴 重的副作用。

今日的中國社會處於失序狀態，共產黨的統治已進入末期，官方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主體的意識形態崩解。既然官府無法無天，民間亦為所欲為，整個社會缺乏對法治的尊重以及尋求優良秩序的動力。官府以酷刑對待人權律師和上訪民眾，而民間也不斷湧現出如楊佳般濫殺無辜的「俠客」。與此同時，中國教會也呈現出令人憂慮的無序、失序狀態：或者沿襲中國秘密會社的傳統，地下教會領袖逐漸演變成洪秀全式的獨裁者；或者 仿效公司企業的管理模式，將長老會辦成「誰的股份多，誰的話語權大」的公司董事會；或者乾脆實行老子式的「無為而治」， 連章程、信仰告白和財務管理條款等教會的基本要件都闕如，簡直就是「混一天算一天」。教會內部的真理教導存在重大欠缺，教會的組織管理體系混亂不堪，自然使得教會無法應對時代的挑戰，不能對具有敏感性的社會議題發出先知的聲音，甚至當自身的宗教信仰自由遭到政府侵犯和剝奪時也不知如何回應。那麼，這樣的教會又怎能充當世上的光和世上的鹽的職分呢？

在當今的華人教會中，受過系統的法學教育和法學訓練的牧者屈指可數，而早年的法學根基使王志勇成為一名具有法學家思想背景的神學家—他與加爾文一樣，由法學走向神學：他早年畢業於北大法學院，後來就讀於美國加爾文神學院。所以，與加爾文一樣，王志勇特別重視聖約、法治、秩序等觀念，他在上帝的創造和護理中看到了「秩序之美」。他認為，基督教和文化保守主義者所注重的是秩序、公義和自由。加爾文整個的神學思想就是以「恢復秩序」為念。世界的問題就是「失序」，失序導致的就是「混亂」。既然世界在整體上是由上帝創造的，人與周圍的時空性的環境之間具有「連動」的關係，人在道德上的墮落也引發了周圍世界的失序，當然人本身的歸正也會使得周圍的世界能夠逐漸歸序。換言之，如果說儒家的秩序是為東方皇權專制主義張目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麼基督教的秩序就是聖經中所說的「凡事都要規規矩矩地按著次序行」（林前 14:40）以及由此產生的權力分割和制衡觀念。

在中國，法律缺乏神聖來源，竊取「天子」之位的皇帝可隨意制訂或更改法律。於是，中國自古以來便缺乏法治精神，從未 產生獨立的法官和律師的職業，法官通常由各級地方官員兼任， 律師則由受到人們被普遍鄙視的「師爺」或「訟棍」充當。那 麼，如何才能改變這種「無法無天」局面？王志勇認為，必須從 聖經中引入聖約、秩序的精神價值，使之在中國的土壤中生根發 芽、開花結果。他進而指出：公義就是合乎正當的秩序，若不承認秩序的存在，就從根本上否定了公義和自由的存在和意義。聖經啟示和教會正傳強調上帝的秩序和律法。然而，在今日教會的教導以及包括法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研究中，這些觀念中宛如空谷回音。

加爾文主義與中國社會轉型

後毛澤東時代的三十多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及城市化突飛猛進。與之平行，新興城市教會成為增長最快的一種教會類型。這種情形，宛如英美由清教徒佔主導地位的時代。英國歷史學家托 尼指出：「清教徒精神選定的位置是社會中以下這些階級：他們經濟獨立、受過教育，而且對自己的社會地位感到自豪；他們決心過自己的生活，決不屈從塵世的權威；對於那些因為品德上的缺陷或者經濟上的無助而比他們缺少決心、缺乏活力、缺乏主人特質的人，他們表現出某種傲慢的輕視。」這些清教徒讓荷蘭在短短二、三十年間崛起為海上強國，這些清教徒支持克倫威爾打贏了與英國國王的戰爭，這些清教徒勇敢地奔赴一無所有的新大陸創建「上帝之城」，這些清教徒奠定了「民有、民治、民享」 美國的立國之本。清教徒的時代過去了，但清教徒的精神氣質歷久彌新，仍然在鼓舞和啟示著今天的基督徒：究竟上帝的呼召是什麼？我們如何回應上帝的呼召？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今天中國的新興城市教會及基督徒，有沒有可能承接當年英美清教徒的精神傳統，引領中國實現民主化和社會轉型呢？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牧者和學者開始對教會產生此種期許。王志勇就是其中之一，他從改革宗神學、加爾文 主義當中提煉出契合中國當下現實的「轉型神學」。在本書中，作者開宗明義地提出：「轉型神學就是聖經中所啟示的轉向基督 教文明的五大路徑，這五大路徑來自基督教文明的五大要素。 首先，在主權上從人本主義轉向神本主義，在此強調上帝在本體 上的超驗性和歷史上的主權性；其次，基督徒從怨天尤人的受害者轉向當仁不讓、見義勇為的上帝使者，在此強調基督徒作為歷 史主體的使命和責任；第三，在律法上從狂妄自法轉向謙卑地遵守上帝的律法，在此強調以上帝的律法為終極標準來不斷改變中國的惡習惡俗惡法；第四，在賞罰上從只要權利和恩典轉向面對罪的後果而勇敢地承擔自己的責任，在此強調真正敬畏上帝、遵行上帝約法的人必然得蒙上帝的祝福；第五，在未來和更新上從個人的悲觀絕望轉向信靠上帝的大能和計劃必要成全，在此強調世界歷史的結局不是同歸於盡，而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 督裡同歸於一，基督徒的使命與呼召就是參與上帝必要達成的計劃。」這些洞見是上帝給苦難中的中國和中國教會的祝福。長期 養尊處優且被自由派神學腐蝕和麻醉的西方主流教會，並不需要「轉型神學」；而在苦難和逼迫中的華人教會和華人基督徒，在尋求上帝對這個時代和這個族群的「心意」的過程中，或許能夠現清教徒的榮光。

劉曉波曾以《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為一本論述中國社會變局之專著的書名，王志勇牧師則進一步將其引伸為「未來中國 民間的希望在教會」。我深深地贊同此一看法，因為若沒有新的思想和觀念進入，中國民間社會仍然被籠罩在臭氣熏天的醬缸文化中，民間與官府「精神同構」，中國照樣是毫無希望的。教會有可能成為改變民間文化和民間生態的「酵母」或「催化劑」， 那一點看似微弱卻不熄滅的光芒，足以擊退中國數千年如棉絮一樣沉重的黑暗。當然，正如王志勇在本書中所指出的那樣，中國教會的希望在於加爾文主義和清教徒精神，如果我們的信仰提升到世界觀和文明論的境界，如果生活在教會當中的基督徒既成為天國的子民也成為地上的公民，那麼在未來的中國就能實現「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摩 5:24）。

唐崇榮序
余 杰序
陳又禮序
自 序
緒論
第一章 仁教：道統與學統、哲學與求真
仁教與真理／聖愛之約與哲學之求真／理性的種子與哲學品質／智商、實存秩 序與先知意識／智慧、仁教與教育／真、仁與思想文明／知識信仰與前提性 實在論／科學精神與形上追求／知性主體與真理情結／仁教、愛主愛人與治理的使命／重建基督教的道統和學統／道 統與學統的方法論／基督教道統六要點／基督教學統六要點／仁教、改革宗與 中國文化的會通／基督教文明論與教義體系／門徒培訓、思維訓練與智者品 格／仁教、哲學與文明宣教／仁教座右銘：愛主愛人

第二章 心學：靈統與傳統、宗教與密契
心學與福音／心靈之約與宗教之密契／ 宗教的種子與基督徒的宗教品質／情 商、心靈秩序與祭司意識／聖愛、心學與靈修／善、義與宗教文明／宗教信仰 與三一上帝中心論／宗教精神與宗教情懷／宗教主體與宗教情結／心學、治服己心與內聖的工夫／重建基督教的靈統與傳統／靈統與傳統的方法論／基督教 靈統五要點／基督教傳統五要點／心學、改革宗與中國文化的契合／基督教文明論與密契體系／門

第三章 法治：國統與法統、律法與秩序
法治與律法／律法之約與善惡的標準／ 律法的種子與道德品質／德商、道德秩 序與君王意識／自由、法治與成全／ 美、禮與制度文明／律法信仰與聖約律法論／道德責任與道德情懷／道德主體與道德情結／法統、追求公義與秩序的設立／重建基督徒的國統與法統／國統與法統的方法論／基督教國統五大特徵 ／基督教法統五大特徵／法治、改革宗與中國文化的會通／基督教文明論與道 德體系／門徒訓練、意志訓練與賢者品格／法治、道德與文明宣教／法治座右 銘：神權神法
徒培

緒 論
真理、永生與神學

離開真理，哲學就是自尋煩惱，宗教就是自欺欺人，道德就是假冒為善，政治就是害人害己，人生就沒有任何意義，文明就沒有任何根基！

在目前禮崩樂壞、教義混亂、真理不彰、是非不明的時代， 我們更要重視上帝啟示的聖經教義與真理。正如美國西敏斯特神學院創辦教授之一的梅欽（J. Gresham Machen）所強調的那樣：「世上任何東西都不能取代真理的位置。」對於基督徒而言，「唯 一重要的事就是講說真理，講說整全的真理，不講別的，只講真理」（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he tells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ruth）。

在此中華民族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文明轉型時 代，史學家唐德剛稱華人社會處於從帝制轉向民治的「歷史三峽」的驚濤駭浪之中，我們更需要旗幟鮮明地以殉道士的心志來 明白、遵行、傳講上帝所啟示的全備真理，自覺地從自身做起， 抵禦我們心中殘餘的邪情私慾、世界的誘惑和撒但的攻擊，為真 理打那美好的仗。

基督徒的呼召就是效法基督，「特為給真理作見證」。亞里士 多德強調：「敬虔要求我們敬重真理，勝過敬重我們的朋友。」美國改革宗長老會在其憲章序言中強調：「敬虔是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的。對真理的一個檢驗就是它是否根據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規則ㄒ促進人的聖潔，『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太 7:20）。最危險和最荒謬的主張就是把真理和謬誤置於同等的層面。恰恰相反，信心與實踐、真理和本分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否則，發現或接受真理就沒有任何意義了。」真理是敬虔的根基， 無知是邪惡的搖籃。屬靈爭戰就是心思意念的爭戰，就是思想的 爭戰，是真理和謬誤的爭戰，最終都是世界觀和文明論的爭戰。

撒但有兩大計謀，一是蒙蔽我們，二是威嚇我們。我們若是 有膽量，牠就蒙蔽我們，使我們成為「傻大膽」，僅僅憑著熱情 行事，不是按著真知識，甚至狂熱到把耶穌基督也釘死在十字架 上的地步（羅 10:1-3）。我們若是明白真理，牠就讓我們膽怯，使我們成為「膽小鬼」，不敢為真理作見證。因此，當上帝鼓勵新一代以色列人跨過約旦河、進入迦南地的時候，三次吩咐約書亞當「剛強壯膽」！今日中國大陸教會面對無神論政權在政治上的 逼迫和打壓，更是需要上帝賜給我們「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耶穌基督向門徒強調：「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當我們曉得真理的時候，就會破除魔鬼對我們的蒙蔽，使 我們真正認識上帝和自身，知道我們在上帝面前享受的尊嚴和當 盡的責任。當我們因真理而得以自由的時候，就擺脫了魔鬼通過 懼怕給我們帶來的轄制，使我們勇敢地為真理作見證，勇敢地面 對自身的敗壞、世界的誘惑和撒但的攻擊，不斷地靠著主的恩典 得勝有餘，建立及捍衛以「敬畏上帝，信靠基督；愛主愛人，守 約守法」為特徵的基督教文明。

一、 世界觀和文明論

何謂世界觀？何謂文明論？這兩個概念都是比較複雜的概念。簡而言之，世界觀就是我們對於世界的本源、發展和結局的看法，包括本體論、認識論和倫理學三大部分。文明論則是我們對於自己所崇尚的理想社會的看法，至少包括哲學、宗教、道德、政治、經濟五大方面。因此，基督教世界觀就是基督徒當持 有的合乎聖經啟示和教會正傳的世界觀，而文明論則是合乎聖經和教會正傳的文明論。對於基督徒而言，不管是世界觀，還是文明論，我們都要歸回聖經啟示和教會正傳，尤其是聖經啟示，乃是我們闡述基督教文明的前提，也是我們所採納用以判斷文明與野蠻的終極標準。當然，世界觀和文明論在歷史過程中也有 一個不斷演變的過程，並不是一成不變的， 我們對於真理的認識實踐總是存在著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西方著明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反對把國家作為歷史研究的基本單位，主張歷史研究的基本單位是文明。 哈佛大學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發表《文明的衝突》一書，認為：「在正在來臨的時代，文明的衝突是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礎上的國際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戰的最可靠保障。」在談及「文明」 的時候，有時我們特指基督教文明，有時則泛指其他文化，比如 「中國文明」、「異教文明」等。

基督教在中國的扎根關鍵也在於我們所傳講的基督教本身所 體現的文明量，尤其是改革宗神學更是以整全的世界觀著稱，我們更要在基督教文明論的引導和激勵下，積極地學習，踏實地建造，使基督教會確實成為上帝重用的再造文明大軍。不管是在中國大陸，還是在世界上其他華人聚居的地方，面對幾千年來儒道釋所構建的強大異教文化，我們必須用更崇高、更深厚、更強大的文明來與之抗衡。如果我們缺乏這種文明衝突的意識，在真理和靈命上沒有充分的裝備，就貿然進入異教文明中宣教，則只能被吞噬、同化，正如基督教前後四次來華所遭遇的那樣。不管是唐朝以大秦景教的形式出現，還是元朝以「也里可溫」的形式 出現，或是明清以利瑪竇為代表的天主教來華，以及以馬禮遜、戴德生為代表的基督教來華，都沒有從根本上反轉中國本土傳統的異教文化。上帝興起信奉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的中國共產黨，共產黨秉承法國大革命那種狂飆猛進的暴力革命精神，從根本上摧毀了中國大陸幾千年傳統文化所形成如龜甲般的厚殼。毛澤東在共產黨紅色王朝中的殘暴無良、倒行逆施更使得當代華人對於各種各樣人所封的「大救星」深刻絕望和蔑視，從而為基督 教改革宗神學的廣傳預備了土壤。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強 調：「基督教（而不是別的什麼）才是自由、良心、人權和民主的最終根基，是西方文明的基準。」筆者在本書中強調改革宗神學是西方基督教的正傳，當然也是西方文明的傳，也只有改革宗神學所強調的世界觀和文明論才能在血腥的中國文化中擔負起轉變文化、重建文明的使命。

筆者結合范泰爾所提倡的前提論護教學，強調最終每個人的 思想和生活都是從不證自明的前提出發，而聖經中所啟示的三一上帝和上帝所默示的無謬聖經則是基督徒思想和生活的前提。基督徒的學習和靈修就是要明確地認識這些前提，更多地通過上帝的憐憫和光照來明白聖經，更多地通過聖經的引導和規範來認識上帝。同時，我們根據普遍恩典和普遍啟示的教義，強調從人人都具有的認知心、宗教心、道德心和政治心出發，來構建基本的 世界觀和文明論，從而指明人生的意義和使命。如此，我們就能夠通過對人性的認識，知道人人都具有認知心、宗教心、道德心 和政治心，我們就能夠在這四大方面與不信者溝通，甚至在這四大方面向不信者學習，與不信者合作；更重要的是，基督徒本身也需要時時在這四大方面省察自己的信仰和生活，不斷從這四大方面出發，去建構、完善和深化自己的世界觀和文明論，自覺地在這個世界上和時代中拓展上帝的國度。

我們把范泰爾的前提論推展到形上論，從而強調我們必須以聖經中所啟示的三一上帝為中心，建立神本主義的形上論，這是我們在「仁教」部分特別強調的；我們把前提論推展到認識 論的領域中，從而強調我們當以上帝所默示的聖經為我們認識上帝、世界和人生的終極指南，建立神本主義的認識論，這是我們在「心學」部分特別強調的；我們把前提論推展到倫理學的領域中，從而強調我們當以上帝所特別啟示的道德律，為我們個人與群體生活的終極標準，建立神本主義的倫理學，這是我們在「法治」部分特別強調的；我們把前提論推展到政治學領域中，從而強調先求上帝的國度和公義，建立神本主義的政治學，這是我們在「德政」部分特別強調的。最重要的是，我們自覺而明確地把前提論推展到世界觀和文明論的層面，從而全方位地以上帝為中心、以聖經為標準來建構基督徒的世界觀和文明論，即是神本主義的世界觀和文明論。當今全球化、信息化的時代，也是各種以宗教為本的文明不斷衝突、融合和重建的時代。假如我們的護教學還沒有上升到文明論的層次，我們就愧對聖經中整全、深刻的 啟示和吩咐，當然也愧對基督教已經在歐美各個國家中建構的輝煌文明，更是愧對上帝在這個沸騰的時代賜給我們的天職和使命。如果我們缺乏自覺的文明論意識，我們在實際生活中面對各種文明衝突的時候，尤其是面對中國儒道釋、印度之印度教、阿拉伯世界之伊斯蘭教、西方之人本主義等高級、強勢、世界性的 文明之時，我們在文明論上的無知和逃避只能導致我們自身的被動挨打，並且我們也必會因為自己的無知和悖逆而受到上帝的責罰和管教。

我們之所以特別強調世界觀和文明論，乃是因為我們需要世界觀和文明論，並且聖經也向我們啟示了整全的世界觀和文明論，《使徒信經》和《西敏斯特信條》更為我們進一步地展現了 這個世界觀和文明論的基本框架和原則，使得我們確實能夠以聖經為根本、以信經和信條為教會正傳，建構完整的基督教世界觀 和文明論。《使徒信經》和《西敏斯特信條》是以上帝的創造之工、耶穌基督的救贖之工和聖靈的成全之工這三大事實為根本的，因此，基督徒的世界觀和文明論不僅僅是由抽象的原則、倫理的命題構成的，而是以上帝及其在歷史中的工作為根基的，並且上帝仍然是與我們同在且又真又活的上帝，上帝的聖言仍然是 大有能力的真理。我們既強調世界觀，也強調文明論，是因為世界觀是對世界的解釋，而文明論則上升到價值評判和實際建造的層面。殘缺不全的神學缺乏明確的世界觀和文明論，而錯誤神學 所提供的錯誤世界觀不僅不能幫助我們建造基督教文明，反倒毀壞已經存在的基督教文明，比如廿世紀盛行的敬虔派、時代論、 靈恩派神學等給歐美基督教文明帶來的消極性、毀滅性影響等 等。我們明確地強調以《使徒信經》和《西敏斯特信條》為標記的改革宗神學和基督教文明，因為這是舉世公認的基督教正傳。假如任何政黨或國家竟敢把這種改革宗神學和基督教文明打成異 端邪說，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必然自取其辱，不僅會受到來自 上帝的可怕的審判和懲罰，就是在現實生活中也會在政治和國際 聲譽上付出慘重的代價，落下無知和殘暴的罵名！

以《西敏斯特信條》為代表的清教徒改革宗神學不僅具有明確的世界觀和文明論，並且也確實在日內瓦、荷蘭、英國和美國 等地建立了強大的基督教文明，信靠上帝，以法治國，民主共和，經濟繁榮，社會寬容，這是有目可睹的。另外，我們在中國文化中宣教的時候，必須明確地意識到以儒道釋為代表的中國文 化不僅有著明確的世界觀和文明論，並且也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建立了強大的中華文明。正如袁偉時所總結的那樣：「從商代起 算至道光年間，三千多年的歲月形成了一個人口高達四億多—世界第一、國土面積居世界第二的共同體，其思想文化的主要支 柱是漢族的傳統文化。這個燦爛的文化擁有世界最豐富的典籍， 源遠流長的各個思想流派，獨特的文學藝術，在世界歷史上佔有重要一席的科學技術成就，至今仍在發揮重要作用的中醫中藥。 這個文化大體上與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相一致，且影響超越國境，澤被東亞。如此等等，都已銘刻在人類史冊上。」 雖然這種文明基本上在本質上是以偶像崇拜和皇權專制為特色的異教文明，但它確實也在歷史上一度達到相當高的程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並且仍然在持續不斷地發揮著一定的影響。如果我們在世界觀和文明論上缺乏自覺性和充分的裝備，不能用更完整和 強大的世界觀與文明論取代、勝過中國文化現有的世界觀和文明 論，我們投入這種強大的文明中宣教就是自投網羅，最終的結局就是全軍覆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