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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之門: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導讀‧歷史地理篇
經典之門: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導讀‧歷史地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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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介紹
  • 商品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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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系列的書目,分系列輯錄各書篇首的導讀,薈萃各學者對中華經典的研究心得,集結成此導讀結集,並收錄了饒公、陳耀南、李焯芬三篇序文,均以為「今人為何需要讀經典」為題,帶出現代人讀中華經典的意義。

    名人推薦

    推動文化的復興,我輩的使命是什麼?

    我以為,二十一世紀是重新整理古籍和有選擇地重拾傳統道德與文化的時代。 ——饒宗頤

    書中的每一篇經典導讀,均是針對現代人對經典智慧的需求而寫成的,因此既具現代視野,亦契合現代人的訴求。——李焯芬

    所謂「經典」,就是經歷了無數考驗,仍是大家心悅誠服、可資指導言行的文字記載。泛觀博覽、精細研究這些記載,我們可以了解人性人情、洞明世務(特別是中華文化精神),於是知所選擇繼承、發揚光大。——陳耀南
  • 導讀由「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系列各作者撰,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 饒宗頤序

    中國夢當有文化作為

     

    二十一世紀是我們國家踏上「文藝復興」的新時代,中華文明再次展露了興盛的端倪。我們既要放開心胸,也要反求諸己,才能在文化上有一番「大作為」,不斷靠近古人所言「天人爭挽留」的理想境界。 

    二○○一年,我在北京大學的一次演講上預期,二十一世紀是我們國家踏上「文藝復興」的新時代。而今,進入新世紀第二個十年,我對此更加充滿信心。

    現在都在說「中國夢」,作為一個文化研究者,我的夢想就是中華文化的復興。文化復興是民族復興的題中之義,甚至在相當意義上說,民族的復興即是文化的復興。「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我們的文明,是世界上惟一沒有中斷過的古老文明。儘管在近代以後中國飽經滄桑,但歷史輾轉至今,中華文明再次展露了興盛的端倪。

    推動文化的復興,我輩的使命是什麼?我以為,二十一世紀是重新整理古籍和有選擇地重拾傳統道德與文化的時代,當此之時,應當重新塑造我們的「新經學」。我們的哲學史,由子學時代進入經學時代,經學幾乎貫徹了漢以後的整部歷史。但五四運動以來,把經學納入史學,只作史料看待,未免可惜,也將經學的現實意義降到了最低。現在許多簡帛記錄紛紛出土,過去自宋迄清的學人千方百計求索夢想不到的東西,而今正如蘇軾所說「大千在掌握」。我們應該如何善加運用,重新制訂新時代的「經學」,並以之為一把鑰匙,開啟和光大傳統文化的寶藏?長期研究中,我深深感到,經書凝結着我們民族文化之精華,是國民思維模式、知識涵蘊的基礎,是先哲道德關懷與與睿智的核心精義、不廢江河的論著。重新認識經書的價值,在當前有着重要的現實意義。甚至說,這應是中華文化復興的重要立足點。

    「經」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因為它講的是常道,樹立起真理標準,去衡量行事的正確與否,取古典的精華,用篤實的科學理解,使人的生活與自然相協調,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臻於和諧的境界。經的內容,不講空頭支票式的人類學,而是實際受用有長遠教育意義的人智學。

    「經」對現代社會依然很有積極作用。漢人比《五經》為五常,《漢書‧藝文志》更把《樂》列在前茅,樂以致和,所謂「保合太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和」體現了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五常是很平常的道理,是講人與人之間互相親愛、互相敬重、圑結羣眾、促進文明的總原則。在科技發達、社會巨變的時代,如何不使人淪為物質的俘虜,如何走出價值觀的迷陣,求索古人的智慧,應能收獲不少有益啟示。

    西方的文藝復興運動,正是發軔於對古典的重新發掘與認識,通過對古代文明的研究,為人類知識帶來極大的啟迪,從而刷新人們對整個世界的認知。中國近半世紀以來地下出土文物的總和,比較西方文藝復興以來考古所得的成績,可相匹敵。令人感覺到有另外一個地下的中國──一個在文化上鮮活而又厚重的古國。對此,我們不是要照單全收,而應推陳出新,與現代接軌,把前人保留在歷史記憶中的生命點滴和寶貴經歷的膏腴,給予新的詮釋。這正是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我的好友法國人戴密微先生多次說,他很後悔花了太多精力於佛學,他發覺中國文學資產的豐富,世界上罕有可與倫比。現在是科技引領的時代,但人文科學更是重任在肩。老友季羨林先生,生前倡導他的天人合一觀。以我的淺陋,很想為季老的學說增加一小小腳注。我認為「天人合一」不妨說成「天人互益」。一切的事業,要從益人而不損人的原則出發,並以此為歸宿。當今時代,「人」的學問比「物」的學問更關鍵,也更費思量。

    作為一個中國人,自大與自貶都是不必要的。文化的復興,沒有「自覺」「自尊」「自信」這三個基點立不住,沒有「求是」「求真」「求正」這三大歷程上不去。我們既要放開心胸,也要反求諸己,才能在文化上有一番「大作為」,不斷靠近古人所言「天人爭挽留」的理想境界。

     

    鄭煒明博士整理

    載《人民日報》二○一三年七月五日五版

     

    陳耀南序

    中華經典古,今人惠澤新

     

    現在,幾乎人人都有一部智能手機,日新月異、奇妙無比了,還讀什麼「經典」──尤其是中國的經典?

    是的,近代中國的學術文化,比起西方先進,表現了若干方面的落後;不過,有史以來,中國也曾有不少超前──而且,無可否認,有些還具備普世價值,可說萬古常新。誰說中國人不能「窮、變、通、久」,「貞下起元」,再開新路?

    中國是如此廣土眾民,歷史持續而悠久,影響深遠而重大──所謂「文化」「文明」「開物成務」「興神物以前民用」……所謂「志道、據德、依仁、遊藝」,「知命守義」,「忠恕」……所謂「有無相生」「正反相成」「致虛守靜」「見素抱樸」等等出於華夏哲人,以至初興於天竺而發揚光大於中土高士的「五蘊皆空」「慈悲喜捨」,減除因生死人我差別而致的大苦大痛,種種現代更覺迫切珍貴的智慧理念,就是出於或者持久普及於中國經典。對這一切,我們怎可視而不見、習而不察、有而不珍?今日今時,鳳凰火浴,重新振起,騰飛世界,造福人類,豈不是有心人之所同盼、有目人之所共睹?

    更何沉,即使「普世市場」之類意義暫且不談,「中文」「中國」,對我們來說,畢竟是水之有源、木之有本,誰可以──怎可以──真的斬斷?

    所以,中華文化經典,不可不愛護、學習,不可不繼承、推廣!

    所謂「經典」,就是經歷了無數考驗,仍是大家心悦誠服、可資指導言行的文字記載。泛觀博覽、精細研究這些記載,我們可以了解人性人情、洞明世務(特別是中華文化精神),於是知所選擇繼承、發揚光大;並且,目染耳濡,用語行文,我們提升了吸收與表達能力,增加了智慧與樂趣──這些,我們可以從三方面再加闡發:

    首先,「天地之大德曰生」──「德」者,性能、作用──作為萬物之靈的人類,更能理性自覺地、不懈追求幸福地生存與進步。為此,物質與精神各方面的生活質素就得以繼續提升,表現為器材技藝、經濟政治、法律道德、哲學宗教等等,由外在而內心的種種文化現象與成績,而紀錄於人類特有的文字,集結、精選,就成為「經典」,此其一。

    其次,在文化的累積與發展中,人們研究、發現、掌握多變現象背後不變(起碼是相對穩定)的道理規律,於是執簡馭繁,這就是中國古人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諸如:友愛親情之可珍、鬥爭仇恨之可懼、良辰好景之可幸與可喜、天道命運之可信或可疑。諸如此類,是否「太陽之下無新事」?是否不管如何,都「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此其二。

    第三:「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明朝學者陳第的專業心得也好,希伯來古代智慧「巴別塔」典故的喻示也好,人類語文的演化與分歧,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不過,人又有神奇的學習與溝通能力,透過翻譯和解說,古與今,中與外,隔膜就得以消除,文化就得以交流、承繼。特別是我們的漢字中文,「金入洪爐不厭頻」,經過百多年來嚴苛的懷疑、輕蔑、考驗、批評,它難得的精簡與穩定特質,與口頭漢語適切配合的優點,理應更受珍視。透過視野的擴大與適當的更新,認真而合時的譯解,文、史、哲、教種種範疇的華夏經典,垂世行遠,光大發揚,就在於今日!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數載有成,業績彪炳,現在把「文庫」中五十種書的導讀合編為一集,以利參考、觀覽,就如從上古到近世《七略‧六藝志》《隋書‧經籍志》《四庫提要》的貢獻與功能,實在是嘉惠士林、功在社會。筆者有附驥之榮,謹致蕪辭,誠為之賀!

     

    陳耀南於悉尼

    二○一六年五月三十日

     

    李焯芬序

    現代人為什麼要讀經典

     

    英國牛津大學有位歷史學家,名叫湯因比(Arnold Toynbee,一八八九-一九七五)。他著作等身,代表作是十二卷的《歷史的研究》(A Study of History);書中深入分析了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學界一般認為他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上世紀七十年代,湯因比在他晚年的一些著作和訪談中,不時談到他對二十一世紀人類社會的一些預測和憂慮。他在分析文明史的基礎上,預見到二十一世紀的人類社會科技不斷進步,物質生活非常豐富;但人會變得越來越以自我為中心,越來越自私,物質慾望不斷膨脹。這將對地球的自然資源造成越來越大的壓力;而人與人之間、族羣與族羣之間的衝突亦越來越尖銳。從人類文明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湯因比認為二十一世紀的人類社會需要重新審視並踐行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特別是儒家思想與大乘佛教。

    四十年後的今天,我們重溫湯因比的這些預言,不無感觸。過去的教育,既重視知識的傳播,亦同時重視人的教育,特別是品德的熏陶。今天的教育,基本上以知識教育為主導。知識的不斷膨脹,造成了越來越多的新科目,以及永遠也教不完的新課程。展望將來,網絡教育(e-learning; mobile learning)的比例會越來越重。同學們忙於低頭看他們的手機或i-pad,從中汲取他們所需要的各種知識或訊息。君不見:一家人外出吃頓飯,各人在飯桌上往往忙於看自己的手機,閒話家常式的分享明顯減少了。不少教育界的同工對如何在網絡時代推行德育(或人的教育)感到困惑。這不啻是湯因比所預見的現代人越來越以自我為中心、人與人之間關係越來越疏離的現象。湯因比的命題是現代人如何在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之間取得更合理的平衡。從現代教育的角度看,則是如何在知識教育與人的教育之間取得更合理的平衡。

    湯因比認為人類社會要持續發展,就必須處理好這些失衡的現象。而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正可以幫助二十一世紀的人類社會在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之間取得更均衡、更和諧的發展;從而讓現代人生活得更有智慧、更稱意、更自在。我們回顧中古時代的歐洲,文藝復興讓當時的歐洲人生活得更有智慧,思想更開放和活躍,因而成就了後來的工業革命、科技不斷進步和強大的歐洲。正如饒宗頤教授所指出的,促進歐洲文藝復興的正是歐洲人對重新研讀古希臘、羅馬經典的興趣和熱潮。歐洲人從經典中得到了無窮智慧以及發展的動力。

    就在這個有趣的歷史時刻,基於出版人的文化使命感和社會承擔,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了一套五十本的「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並把每本的導讀抽出、結集成為這套名為《經典之門: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導讀》的集子,作為閱讀經典的入門書。書中的每一篇經典導讀,均是針對現代人對經典智慧的需求而寫成的,因此既具現代視野,亦契合現代人的需要。

    湯因比預見了中華經典智慧對社會的價值。從個人的角度看,中華經典智慧亦能幫助現代人更好地面對社會的種種壓力,妥善處理好各種矛盾,從而讓大家生活得更稱意、更自在。我們今天的社會,競爭比以前更激烈,生活和工作壓力比以前更大。單以香港為例,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只有二三千大學生。今天香港大學生逾十萬。不但畢業後找工作比從前難,連升職亦比從前難。我們的許多大學畢業生,很少有下午五點鐘下班的;經常是傍晚七點或更晚才能下班。有人回家以後還要用手機或電腦繼續工作。中華經典中有不少人生智慧,可以幫助我們更坦然地應付這些生活和工作中的壓力和挑戰,更善巧地處理好人際關係,幫助我們走上事業成功的坦途,同時獲得別人的尊敬、衷誠合作和支持。換句語說,研習中華經典,可以補現代知識教育的不足,讓我們除了現代專業知識之外,還具有人生智慧,懂得待人接物,事業上更成功,生活得更幸福快樂。

    中華經典智慧,無論是對人類社會的未來,抑或是對個人的成功和幸福,都具有巨大的價值和意義。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館長 李焯芬

    二○一六年六月

  • 饒宗頤序:中國夢當有文化作為   ii

    陳耀南序:中華經典古,今人惠澤新   vi

    李焯芬序:現代人為什麼要讀經典   x

     

    歷史

    《左傳》導讀

    闡春秋大義,美千古文章  單周堯  許子濱   002

    《戰國策》導讀

    縱橫決蕩,問鼎中原:《戰國策》中的變法、戰爭及興亡  陳岸峰   028

    《史記》導讀

    司馬遷的盛世之憂與庶民情結  馬彪   082

    《漢書》導讀

    惟一一部出自家學的斷代史「正史」  馬彪   112

    《後漢書》導讀

    「前四史」中成書最晚而頗多創新的《後漢書》   馬彪   130

    《三國志》導讀

    千古風流話三國  張偉保   150

    《貞觀政要》導讀

    貞觀君臣為政安邦的核心思想  羅永生   162

    《資治通鑒》導讀

    一部經典的誕生  張偉保   176

     

    地理經濟等

    《山海經》導讀

    論《山海經》與中西神話的比較  黃正謙   200

    《鹽鐵論》導讀

    干預主義與反干預主義:《鹽鐵論》中的經濟思想  趙善軒   252

    《人物志》導讀

    且讓駿駒馳大漠,莫教駑馬騁沙場:從管理學與哲學角度看《人物志》  關瑞至   276

    《水經注》導讀

    中華大地的血脈  張偉國   320

     

    跋   332

     

    注:各類別下之經典按其成書時代排序。

  • 《漢書》導讀

    惟一一部出自家學的斷代史「正史」  

    歷史學博士 、日本山口大學東洋史研究室教授  馬彪

    (節錄)

     

    歷代學者喜將《史記》與《漢書》進行「馬班異同」的比較,而且多持褒馬貶班的態度。其實,《史》《漢》之間有可比之處,也有不可比之處;至少從前者為中國第一部通史,後者是中國第一部斷代史的角度來講,二者並列第一,各有所長,很難論定孰優孰劣!

    所謂斷代史,是以朝代為斷限的史書,即記述一個朝代歷史的史書。東漢著名的史學家班固等人編纂的這部《漢書》(又稱《前漢書》)就是中國第一部斷代史,而且是二十四史中惟一一部出自家學的斷代史著作,其價值不容低估。

     

    一、續寫《史記》風潮中成書的斷代史《漢書》

     

    自古以來中國人喜歡記述歷史,這一習慣形成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是無論如何與司馬遷創立《史記》(嚴格地説魏晉以前叫《太史公書》)的成功是分不開的。至少,司馬遷的《史記》一經問世就製造了大批的「粉絲」。又因為《史記》只寫到漢武帝太初年間,而且很快出現缺失,所以在西漢那些愛好《史記》的「粉絲」中,有一位元帝、成帝之間的博士褚少孫已經開始續寫《史記》了 。從此以後續寫《史記》者不斷,如成帝時的揚雄及劉歆、陽城衡、史考山等。

    後來班彪也起了續寫《史記》的念頭,他認為當時雖然有着各種對《史記》的續寫,但多為鄙俗之作,缺乏繼承太史公的文才,所以他要親自續寫《史記》。然而,到了他兒子班固的時候,起初那種續寫《史記》後篇的想法發生了變化,最終寫出了《漢書》。也就是説班彪那時候確實是希望寫《史記》的續篇,但是班固則上自漢高祖下至前漢結束以及隨後的王莽時期,將這二百三十餘年的史事撰述為《漢書》。《漢書》雖説大體沿襲《史記》的體例,但是最大的不同在於:與《史記》的通史體例相反,《漢書》是斷代史。

     

    二、《漢書》是學問世襲制時代的家學撰述

     

    《漢書》本是班彪、班固作為家學開始編纂的,這一點與《史記》作為司馬談、司馬遷的家學創作而成書是同樣的,這是古代學問世襲制時代的必然產物。雖説中途加入朝廷的干預,還有馬續等人的幫助,但從撰述旨趣到主要執筆人來説,《漢書》無疑仍是一部家學的撰述。當然,《漢書》所記漢武帝以前的部分來自於《史記》,但那也是史家司馬氏的家學作品。二十四史中惟有《史》《漢》出自家學,正是周代至兩漢的中國古代學問大多出自家學的具體寫照。

    無論如何班固是《漢書》的主要作者,所以就像通常以司馬遷為《史記》作者一樣,人們提到《漢書》的作者時僅稱班固。班固(三二-九二),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人,自幼聰敏。九歲能作文章,誦讀詩賦,博通羣籍。他二十三歲決心繼承父業,在班彪生前所撰《史記後傳》六十五篇的基礎之上編纂了《漢書》。然而,公元六二年因有人誣告他「私作國史」而被捕入獄,書稿被查抄。後來他的弟弟班超上書漢明帝,為之申辯。明帝因此閱讀了書稿,十分欣賞班固的才能,任命他為宮廷圖書館的蘭臺令史,負責校勘宮廷圖書館藏書,還讓他繼續撰寫《漢書》。前後經過三十年左右,正當班固就要完成《漢書》之際,他又因為將軍竇憲事件受到牽連,再度被捕並且死於獄中。

    班固去世後,尚未完成的八表和〈天文志〉,由其妹班昭(曹大家)續成。班昭也因此成為二十四史作者中惟一的女性。

     

    三、《漢書》在體例上對《史記》的模仿舆創新

     

    通行本《漢書》是唐代顔師古的注本,共一百卷,但因為有些卷又分為幾卷,所以總計一百二十卷,即本紀十三卷、表十卷、志十八卷、傳七十九卷。

    《漢書》的體例是模仿《史記》而又有所發展的。《史記》有本紀、表、書、世家、列傳,《漢書》則有帝紀、表、志、傳。如果説《漢書》把《史記》的「書」改稱為「志」,還只是名稱更換的話,那麼班固未像司馬遷那樣設立「世家」,而是將所有功勳世家一律列入人物「傳」之中,則不能不説反映出東漢人的世卿世祿觀念,較西漢人已經大為淡薄了。

    《漢書》的創新很多,比如新設的〈刑法志〉不僅記述了漢代刑法,還概括了漢以前的刑法源流。他的這一筆法雖然遭到過後代史學評論家的非議,但是從今天的史學概念來看,這種追根溯源的敍事方法不妨説更具合理性。《漢書》將《史記》的〈貨殖列傳〉和〈平準書〉合二為一,創立了〈食貨志〉,將人口數量、耕地面積、糧食產量等重要的國家經濟數據按照「食」與「貨」即今日我們説的農業與工商業分類的做法,為後來歷代史家所認同並予以繼承。班固還根據西漢末年劉向、劉歆父子的《七略》圖書分類法,創立〈藝文志〉並由此開闢了後代史書設立〈藝文志〉或〈經籍志〉的先聲。此〈志〉的創造,無疑是中國所以能夠一直保持世界圖書之最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地理志〉的創立也是後代史書紛紛效法,並設立〈地理志〉〈郡縣志〉〈州郡志〉〈地形志〉的樣板。

    就傳而言,《漢書》新設了《史記》所沒有的〈宗室傳〉〈皇后傳〉〈外戚傳〉;在表中增設了〈古今人表〉。〈王莽傳〉的篇幅很長,是史書中記載新朝的惟一史料,其價值不可低估。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漢書》中增補了許多民族史和中亞、南亞史的內容。這反映出漢武帝之後中國人越來越具有國際化的眼光了。

    《漢書》多載西漢皇帝詔文,為後世留下寶貴的第一手史料,極有助於學者的研究。比如漢武帝對賢良「下詔策問」的內容,如果沒有《漢書‧董仲舒傳》的記載,我們將很難如此詳細地了解漢武帝下詔求賢的具體情節和心情。

     

    四、《漢書》研究成果及其代表性觀點

     

    由於《漢書》與《史記》的繼承關係,歷代學者對《漢書》的研究僅次於《史記》。比如唐代劉知幾評論所謂紀傳體時,就指出雖然這一體例始於《史記》,並成為後代正史的楷模,但是斷代史卻開始於班固,後代的史書大體都繼承了班固的體例。與劉知幾的稱讚相反,南宋鄭樵認為史書本應以通史為正常體例,他批評班固著斷代史是不明《史記》本意,沒有明白歷史自有其古今沿革相因的意義(《通志‧總序》)。

    鄭樵還對《漢書》的表予以了強烈的抨擊,他認為表本來是作成「旁行邪上」形式,在其中按照時代、年代、國家、事件填入事實,以便一目了然的方法。但是班固不通「旁行邪上」,像〈古今人表〉那樣將人物劃分等級的表格沒有任何意義。劉知幾也認為《漢書》既然是寫漢一代之事,像〈古今人表〉那樣從上古開始記載古今名人的方式是不合體例的。

    不過,清代章學誠卻認為,的確此表從史書體例來講並不得當,但是作為史料是有利用價值的(《文史通義‧史篇別錄例議》)。

    清代方苞認為《漢書》中寫得最好的是〈霍光傳〉,將霍光侍奉武帝二十餘年概括以為人謹慎的結論;而對其身為昭帝丞相的經歷,僅概括為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寥寥數語,記述言簡意賅。對霍光死後的宣帝時,霍氏一族雖蒙難而亡,卻詳細寫出了其遇難的原因。他認為這樣的記載詳略適宜,相當出色。方苞還認為〈王莽傳〉可謂班固用力最深者,其中對王莽陰謀篡位之始末的巧妙記述,可比司馬遷的筆法。但認為班固對漢代朝廷制度、儀式一般是不予詳述的,而傳中卻對王莽設立的官制、地名一一記載則實屬不必。

    清代趙翼《廿二史箚記》中指出:從司馬遷的通史一變為班固的斷代史,其間史書的撰寫方法亦為之一變;又加上後代都模仿班固模式,這妨礙了史家自身特點的發揮。在《史記》與《漢書》之間不長的時期內,出現了明顯的時代區分,於是司馬遷的《史記》成為了空前絕後的作品,而班固的《漢書》也為後代著史提供了典範。

     

     

    《三國志》導讀

    千古風流話三國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博士暨新亞研究所歷史學博士、澳鬥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文史教學)  張偉保

    (節錄)

     

    一、三國鼎峙

     

    東漢末年政治黑暗,戚宦相爭、吏治腐敗、民不聊生,因而不斷發生大規模民變。其中,以一八四年張角與其弟張梁、張寶三人率領太平道信徒起義最為聲勢浩大,直接動搖了東漢政權的基礎。起義軍戴黃色頭巾作標誌,因而被稱為「黃巾軍」。雖然黃巾起義很快被鎮壓,但餘黨仍散佈各地。一八八年,漢靈帝採納劉焉的建議,制定了州牧制度,加強對地方的控管。一八九年,漢靈帝死,漢少帝劉辯即位,何太后臨朝稱制,外戚何進專政。袁紹向何進建議誅殺宦官,因何進猶豫不决,被宦官先發制人,殺了何進。袁紹繼而與袁術合力誅殺宦官。其後,董卓率兵入洛陽,控制了朝廷,袁紹及曹操紛紛逃離京師,最後董卓廢黜漢少帝劉辯,改立年僅九歲的劉協為帝,史稱漢獻帝。董卓掌握大權後,暴露他的兇殘本性,殺少帝、掘陵墓、搶珍寶,荒淫無道,專斷朝政。關東諸郡起兵討卓,董卓乃火燒洛陽,並挾持天子遷都長安,自為太師。由於董卓惡行昭彰,在一九二年,司徒王允與呂布合謀把他剌殺了。董卓雖死,但下屬李傕、郭汜等人挾持漢獻帝,專政四年。一九七年郭汜被部將伍習所殺,一九八年李傕又為曹操所誅殺。二○○年,曹操以少勝多,在官渡擊潰了袁紹軍圑,袁氏勢力隨後被殲滅。之後,曹操更統一了北方。

    在曹操擴展勢力、「北方多務」的同時,孫堅、孫策亦有相當的發展,終於成為江東的主宰者。孫權繼承父兄的基業,任用張昭、周瑜、魯肅等賢能之士,在江東擁有牢固的地盤。而漢景帝之子中山靖王的後裔劉備,經過不少歷練和挫折後,最終投靠了控制荊州的劉表,在新野招攬人才。由於得到關羽、張飛、諸葛亮的協助,逐漸擁有一些勢力。二○八年,曹操親率大軍南下荊州,劉表病逝,次子劉琮繼任,並隨即向曹操投降。曹操不聽從謀士賈詡的勸説,冒進江東,企圖一統天下。劉備見形勢危急,派諸葛亮出使江東,尋求與孫權結盟,合力抵抗曹軍。孫權亦受到魯肅的鼓動,同意聯劉抗曹,最後決戰於赤壁。北方士兵多不諳水性,曹軍將船隻連接在一起以穩定船身。因此,周瑜決定採用火攻,不但火燒連環船,更焚及大量岸上的營寨,終於大敗曹軍。曹操被迫退回北方。劉備亦趁機佔據荊州西部地區,後來更獲得千載之機進佔益州,建立自己的根據地。孫權則繼續穩固江東,又積極開拓東南地區,勢力日益強大,終於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

    二二○年,曹丕篡漢自立,定都洛陽,國號「魏」;次年,劉備在成都稱帝,國號「漢」。二二二年,劉備為了替關羽報仇,攻打東吳,反於夷陵之戰被吳軍陸遜擊敗,崩於白帝。諸葛亮與李嚴受命託孤,共同輔佐後主劉襌。二二九年,孫權在建業稱帝,國號「吳」,名實相符的三國鼎立正式開始。

    其後四五十年間,三國之間不時發生戰爭,但都以發展經濟,恢復生產為主,出現一段較穩定的對峙局面。由於魏國佔據的北方是傳統農業區,當戰爭大致平息後,經濟恢復到一個階段,整體經濟實力便會遠遠優於東吳和蜀漢。因此,到了二六三年,掌控了魏國大政的司馬昭便派出鍾會、鄧艾攻打蜀國,迫使劉禪出降,蜀國滅亡。二六五年,司馬昭之子司馬炎篡魏自立,國號「晉」,魏國正式退出歷史舞臺。二八○年,司馬炎派賈充、杜預、王濬等攻打吳國,孫皓出降,吳國滅亡,三國時代正式結束,天下回復短暫的統一。

     

    二、三大戰役

     

    中國歷史上,有數次以少勝多的著名戰役,其中兩次即發生於這個時期:官渡之戰和赤壁之戰,對三國鼎立有決定性影響。另一場奠定三國鼎立基礎的戰役是夷陵之戰,它決定了荊州永久歸屬於東吳。史家稱以上三場與三國鼎立有關的大戰為「三大戰役」。

     

    (一)官渡之戰

    官渡之戰是形成三國鼎立的第一場大戰役,亦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以少勝多的戰役之一。東漢末年,黃巾軍雖被鎮壓了,但東漢政權已經岌岌可危,地方勢力迅速崛起,形成羣雄割據的局面,主要有河北的袁紹、兗州的曹操、豫州的陶謙、徐州的呂布、揚州的袁術、江東的孫策、荊州的劉表、幽州的公孫瓚、南陽的張繡等。在征戰連連中,袁紹與曹操兩大勢力日益壯大。

    開始時,袁紹勢力比曹操強盛。袁紹兵力眾多,曹操則四面受敵。但後來局勢向着有利曹操的方向變化。曹操消滅呂布,袁術病死,張繡投降,劉表持觀望態度,孫策保守江東。再者,由於袁紹遲疑不決,失去與劉備夾擊曹操的良機,因此形勢變得對曹操有利。

    二○○年二月,官渡之戰爆發,戰爭歷時九個月,約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二月至六月,曹操採取「以退為進」的戰略,屢戰屢勝,士氣高漲;第二個階段:七月至九月,雙方於官渡相持,曹軍糧草將盡,但聽取荀彧的建議後,堅守待變;第三個階段:十月,曹操突襲袁軍烏巢糧倉,糧草全被焚毀,袁軍大潰。官渡之戰為曹操統一北方奠定了基礎。

     

    (二 )赤壁之戰

    赤壁之戰是繼官渡之戰後,又一場以少勝多的戰役,更是奠定三國鼎立的大戰役。曹操統一北方後,於二○年大舉南下,欲先攻打劉表,再擊敗孫權,繼而一統天下。九月,曹軍進攻新野,劉表之子劉琮出降。曹操輕取荊州,野心大增,即率軍東向,兵鋒直指江東。劉備派諸葛亮遊説孫權,結盟抵抗曹軍。孫權任周瑜為孫劉聯軍的主帥,統率聯軍約五萬人到赤壁,與曹軍對壘,而自己則統率大軍殿後。北方士兵不諳水性,曹操下令用鐵鏈將船隻固定,但這樣船隻便失去機動性。周瑜利用曹軍這一弱點,派黃蓋佯裝投降,終於火燒曹軍連環船,最後曹軍大敗。戰後,曹操被迫退回北方,孫權為了抗曹,繼續與劉備聯軍,聽從魯肅的建議,將江陵一帶借給劉備,以鞏固雙方關係。

    赤壁之戰後,曹操退守北方,向西面擴張,控制關中,又廣泛實行屯田制,穩定社會經濟;劉備則據荊州,後佔成都,趁機建立自己的根據地,擴張勢力;孫權則穩固江東,積極開闢東南地區,勢力也不斷壯大。自此,拉開了三分天下的帷幕。

     

    (三)夷陵之戰

    夷陵之戰是吳蜀為爭奪荊州而展開的戰役。南方政權如果要北伐中原,荊州是前進的最佳據點。北方南下統一江南,如不攻破荊州,便無法攻佔長江下游地區,正因荊州位處東西南北的中心,因而成為兵家必爭的地方。

            二一九年,孫權派陸遜偷襲荊州,關羽被殺。孫權為避免兩線作戰,假意向曹魏稱臣。二二一年,劉備為奪回荊州並為關羽報仇,一意孤行,不顧羣臣反對,毅然發動夷陵之戰。

    起初漢軍打着為關羽報仇的旗號,士氣高漲,屢戰屢勝,陸遜洞悉漢軍必會乘勢追撃,因而下令吳軍退至夷陵,伺機而動。二二二年二月,漢軍亦東移至夷陵,陸遜則死守夷陵。兩軍人馬對壘半年,漢軍已無心作戰,陸遜大舉反擊,火攻漢軍營寨,並封鎖江面,劉備被打得措手不及,幾乎全軍覆沒。劉備戰敗後退回白帝城。二二三年四月,劉備崩於白帝城。夷陵之戰後,吳蜀雙方言歸於好,又聯手共同抗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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