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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之門: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導讀‧文學篇
經典之門: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導讀‧文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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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介紹
  • 商品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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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系列的書目,分系列輯錄各書篇首的導讀,薈萃各學者對中華經典的研究心得,集結成此導讀結集,並收錄了饒公、陳耀南、李焯芬三篇序文,均以為「今人為何需要讀經典」為題,帶出現代人讀中華經典的意義。

    名人推薦

    推動文化的復興,我輩的使命是什麼?

    我以為,二十一世紀是重新整理古籍和有選擇地重拾傳統道德與文化的時代。 ——饒宗頤

    書中的每一篇經典導讀,均是針對現代人對經典智慧的需求而寫成的,因此既具現代視野,亦契合現代人的訴求。——李焯芬

    所謂「經典」,就是經歷了無數考驗,仍是大家心悅誠服、可資指導言行的文字記載。泛觀博覽、精細研究這些記載,我們可以了解人性人情、洞明世務(特別是中華文化精神),於是知所選擇繼承、發揚光大。——陳耀南
  • 導讀由「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系列各作者撰,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 饒宗頤序

    中國夢當有文化作為

     

    二十一世紀是我們國家踏上「文藝復興」的新時代,中華文明再次展露了興盛的端倪。我們既要放開心胸,也要反求諸己,才能在文化上有一番「大作為」,不斷靠近古人所言「天人爭挽留」的理想境界。 

    二○○一年,我在北京大學的一次演講上預期,二十一世紀是我們國家踏上「文藝復興」的新時代。而今,進入新世紀第二個十年,我對此更加充滿信心。

    現在都在說「中國夢」,作為一個文化研究者,我的夢想就是中華文化的復興。文化復興是民族復興的題中之義,甚至在相當意義上說,民族的復興即是文化的復興。「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我們的文明,是世界上惟一沒有中斷過的古老文明。儘管在近代以後中國飽經滄桑,但歷史輾轉至今,中華文明再次展露了興盛的端倪。

    推動文化的復興,我輩的使命是什麼?我以為,二十一世紀是重新整理古籍和有選擇地重拾傳統道德與文化的時代,當此之時,應當重新塑造我們的「新經學」。我們的哲學史,由子學時代進入經學時代,經學幾乎貫徹了漢以後的整部歷史。但五四運動以來,把經學納入史學,只作史料看待,未免可惜,也將經學的現實意義降到了最低。現在許多簡帛記錄紛紛出土,過去自宋迄清的學人千方百計求索夢想不到的東西,而今正如蘇軾所說「大千在掌握」。我們應該如何善加運用,重新制訂新時代的「經學」,並以之為一把鑰匙,開啟和光大傳統文化的寶藏?長期研究中,我深深感到,經書凝結着我們民族文化之精華,是國民思維模式、知識涵蘊的基礎,是先哲道德關懷與與睿智的核心精義、不廢江河的論著。重新認識經書的價值,在當前有着重要的現實意義。甚至說,這應是中華文化復興的重要立足點。

    「經」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因為它講的是常道,樹立起真理標準,去衡量行事的正確與否,取古典的精華,用篤實的科學理解,使人的生活與自然相協調,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臻於和諧的境界。經的內容,不講空頭支票式的人類學,而是實際受用有長遠教育意義的人智學。

    「經」對現代社會依然很有積極作用。漢人比《五經》為五常,《漢書‧藝文志》更把《樂》列在前茅,樂以致和,所謂「保合太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和」體現了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五常是很平常的道理,是講人與人之間互相親愛、互相敬重、圑結羣眾、促進文明的總原則。在科技發達、社會巨變的時代,如何不使人淪為物質的俘虜,如何走出價值觀的迷陣,求索古人的智慧,應能收獲不少有益啟示。

    西方的文藝復興運動,正是發軔於對古典的重新發掘與認識,通過對古代文明的研究,為人類知識帶來極大的啟迪,從而刷新人們對整個世界的認知。中國近半世紀以來地下出土文物的總和,比較西方文藝復興以來考古所得的成績,可相匹敵。令人感覺到有另外一個地下的中國──一個在文化上鮮活而又厚重的古國。對此,我們不是要照單全收,而應推陳出新,與現代接軌,把前人保留在歷史記憶中的生命點滴和寶貴經歷的膏腴,給予新的詮釋。這正是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我的好友法國人戴密微先生多次說,他很後悔花了太多精力於佛學,他發覺中國文學資產的豐富,世界上罕有可與倫比。現在是科技引領的時代,但人文科學更是重任在肩。老友季羨林先生,生前倡導他的天人合一觀。以我的淺陋,很想為季老的學說增加一小小腳注。我認為「天人合一」不妨說成「天人互益」。一切的事業,要從益人而不損人的原則出發,並以此為歸宿。當今時代,「人」的學問比「物」的學問更關鍵,也更費思量。

    作為一個中國人,自大與自貶都是不必要的。文化的復興,沒有「自覺」「自尊」「自信」這三個基點立不住,沒有「求是」「求真」「求正」這三大歷程上不去。我們既要放開心胸,也要反求諸己,才能在文化上有一番「大作為」,不斷靠近古人所言「天人爭挽留」的理想境界。

     

    鄭煒明博士整理

    載《人民日報》二○一三年七月五日五版

     

    陳耀南序

    中華經典古,今人惠澤新

     

    現在,幾乎人人都有一部智能手機,日新月異、奇妙無比了,還讀什麼「經典」──尤其是中國的經典?

    是的,近代中國的學術文化,比起西方先進,表現了若干方面的落後;不過,有史以來,中國也曾有不少超前──而且,無可否認,有些還具備普世價值,可說萬古常新。誰說中國人不能「窮、變、通、久」,「貞下起元」,再開新路?

    中國是如此廣土眾民,歷史持續而悠久,影響深遠而重大──所謂「文化」「文明」「開物成務」「興神物以前民用」……所謂「志道、據德、依仁、遊藝」,「知命守義」,「忠恕」……所謂「有無相生」「正反相成」「致虛守靜」「見素抱樸」等等出於華夏哲人,以至初興於天竺而發揚光大於中土高士的「五蘊皆空」「慈悲喜捨」,減除因生死人我差別而致的大苦大痛,種種現代更覺迫切珍貴的智慧理念,就是出於或者持久普及於中國經典。對這一切,我們怎可視而不見、習而不察、有而不珍?今日今時,鳳凰火浴,重新振起,騰飛世界,造福人類,豈不是有心人之所同盼、有目人之所共睹?

    更何沉,即使「普世市場」之類意義暫且不談,「中文」「中國」,對我們來說,畢竟是水之有源、木之有本,誰可以──怎可以──真的斬斷?

    所以,中華文化經典,不可不愛護、學習,不可不繼承、推廣!

    所謂「經典」,就是經歷了無數考驗,仍是大家心悦誠服、可資指導言行的文字記載。泛觀博覽、精細研究這些記載,我們可以了解人性人情、洞明世務(特別是中華文化精神),於是知所選擇繼承、發揚光大;並且,目染耳濡,用語行文,我們提升了吸收與表達能力,增加了智慧與樂趣──這些,我們可以從三方面再加闡發:

    首先,「天地之大德曰生」──「德」者,性能、作用──作為萬物之靈的人類,更能理性自覺地、不懈追求幸福地生存與進步。為此,物質與精神各方面的生活質素就得以繼續提升,表現為器材技藝、經濟政治、法律道德、哲學宗教等等,由外在而內心的種種文化現象與成績,而紀錄於人類特有的文字,集結、精選,就成為「經典」,此其一。

    其次,在文化的累積與發展中,人們研究、發現、掌握多變現象背後不變(起碼是相對穩定)的道理規律,於是執簡馭繁,這就是中國古人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諸如:友愛親情之可珍、鬥爭仇恨之可懼、良辰好景之可幸與可喜、天道命運之可信或可疑。諸如此類,是否「太陽之下無新事」?是否不管如何,都「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此其二。

    第三:「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明朝學者陳第的專業心得也好,希伯來古代智慧「巴別塔」典故的喻示也好,人類語文的演化與分歧,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不過,人又有神奇的學習與溝通能力,透過翻譯和解說,古與今,中與外,隔膜就得以消除,文化就得以交流、承繼。特別是我們的漢字中文,「金入洪爐不厭頻」,經過百多年來嚴苛的懷疑、輕蔑、考驗、批評,它難得的精簡與穩定特質,與口頭漢語適切配合的優點,理應更受珍視。透過視野的擴大與適當的更新,認真而合時的譯解,文、史、哲、教種種範疇的華夏經典,垂世行遠,光大發揚,就在於今日!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數載有成,業績彪炳,現在把「文庫」中五十種書的導讀合編為一集,以利參考、觀覽,就如從上古到近世《七略‧六藝志》《隋書‧經籍志》《四庫提要》的貢獻與功能,實在是嘉惠士林、功在社會。筆者有附驥之榮,謹致蕪辭,誠為之賀!

     

    陳耀南於悉尼

    二○一六年五月三十日

     

    李焯芬序

    現代人為什麼要讀經典

     

    英國牛津大學有位歷史學家,名叫湯因比(Arnold Toynbee,一八八九-一九七五)。他著作等身,代表作是十二卷的《歷史的研究》(A Study of History);書中深入分析了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學界一般認為他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上世紀七十年代,湯因比在他晚年的一些著作和訪談中,不時談到他對二十一世紀人類社會的一些預測和憂慮。他在分析文明史的基礎上,預見到二十一世紀的人類社會科技不斷進步,物質生活非常豐富;但人會變得越來越以自我為中心,越來越自私,物質慾望不斷膨脹。這將對地球的自然資源造成越來越大的壓力;而人與人之間、族羣與族羣之間的衝突亦越來越尖銳。從人類文明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湯因比認為二十一世紀的人類社會需要重新審視並踐行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特別是儒家思想與大乘佛教。

    四十年後的今天,我們重溫湯因比的這些預言,不無感觸。過去的教育,既重視知識的傳播,亦同時重視人的教育,特別是品德的熏陶。今天的教育,基本上以知識教育為主導。知識的不斷膨脹,造成了越來越多的新科目,以及永遠也教不完的新課程。展望將來,網絡教育(e-learning; mobile learning)的比例會越來越重。同學們忙於低頭看他們的手機或i-pad,從中汲取他們所需要的各種知識或訊息。君不見:一家人外出吃頓飯,各人在飯桌上往往忙於看自己的手機,閒話家常式的分享明顯減少了。不少教育界的同工對如何在網絡時代推行德育(或人的教育)感到困惑。這不啻是湯因比所預見的現代人越來越以自我為中心、人與人之間關係越來越疏離的現象。湯因比的命題是現代人如何在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之間取得更合理的平衡。從現代教育的角度看,則是如何在知識教育與人的教育之間取得更合理的平衡。

    湯因比認為人類社會要持續發展,就必須處理好這些失衡的現象。而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正可以幫助二十一世紀的人類社會在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之間取得更均衡、更和諧的發展;從而讓現代人生活得更有智慧、更稱意、更自在。我們回顧中古時代的歐洲,文藝復興讓當時的歐洲人生活得更有智慧,思想更開放和活躍,因而成就了後來的工業革命、科技不斷進步和強大的歐洲。正如饒宗頤教授所指出的,促進歐洲文藝復興的正是歐洲人對重新研讀古希臘、羅馬經典的興趣和熱潮。歐洲人從經典中得到了無窮智慧以及發展的動力。

    就在這個有趣的歷史時刻,基於出版人的文化使命感和社會承擔,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了一套五十本的「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並把每本的導讀抽出、結集成為這套名為《經典之門: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導讀》的集子,作為閱讀經典的入門書。書中的每一篇經典導讀,均是針對現代人對經典智慧的需求而寫成的,因此既具現代視野,亦契合現代人的需要。

    湯因比預見了中華經典智慧對社會的價值。從個人的角度看,中華經典智慧亦能幫助現代人更好地面對社會的種種壓力,妥善處理好各種矛盾,從而讓大家生活得更稱意、更自在。我們今天的社會,競爭比以前更激烈,生活和工作壓力比以前更大。單以香港為例,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只有二三千大學生。今天香港大學生逾十萬。不但畢業後找工作比從前難,連升職亦比從前難。我們的許多大學畢業生,很少有下午五點鐘下班的;經常是傍晚七點或更晚才能下班。有人回家以後還要用手機或電腦繼續工作。中華經典中有不少人生智慧,可以幫助我們更坦然地應付這些生活和工作中的壓力和挑戰,更善巧地處理好人際關係,幫助我們走上事業成功的坦途,同時獲得別人的尊敬、衷誠合作和支持。換句語說,研習中華經典,可以補現代知識教育的不足,讓我們除了現代專業知識之外,還具有人生智慧,懂得待人接物,事業上更成功,生活得更幸福快樂。

    中華經典智慧,無論是對人類社會的未來,抑或是對個人的成功和幸福,都具有巨大的價值和意義。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館長 李焯芬

    二○一六年六月

  • 饒宗頤序:中國夢當有文化作為   ii

    陳耀南序:中華經典古,今人惠澤新   vi

    李焯芬序:現代人為什麼要讀經典   x

     

    詩詞類

    《詩經》導讀

    《詩》為誰歌?  陳致   002

    《楚辭》導讀

    綺麗浪漫,哀婉深情  陳煒舜   030

    《唐詩三百首》導讀

    童蒙皆能誦唐詩  康震   068

    《宋詞三百首》導讀

    宛麗端雅話宋詞  康震   076

    《元曲三百首》導讀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  康震  向鐵生   084

     

    小説類

    《搜神記》導讀

    鬼怪異聞「信史」錄  賴慶芳   092

    《世説新語》導讀

    一往情深:論《世説新語》中的社會結構、思想變遷及生命之痛苦  陳岸峰   112

     

    散文筆記類

    《夢溪筆談》導讀

    知識爆發時期的理性產物  馮錦榮   152

    《東坡志林》導讀

    幽默中顯剛正:談《東坡志林》成書與蘇軾的處世哲學  梁樹風   180

    《徐霞客遊記》導讀

    跋涉天涯一奇人  鄭培凱   196

    《古文觀止》導讀

    古文不古 萬古常新  黃坤堯   224

     

    蒙學類

    《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導讀

    為學者必有初  區志堅   244

     

    跋   290

     

    注:各類別下之經典按其成書時代排序。

  • 《元曲三百首》導讀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康震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博士、湖南大學文學院講師  向鐵生

     

    一、元曲概況

     

    唐詩、宋詞之後,中國文學迎來了又一座高峰──元曲。正如元代人羅宗信〈中原音韻序〉所言:「世之共稱唐詩、宋詞、大元樂府,誠哉!」其中亦可見元人自己對元曲之看重,認為其已然可與唐詩、宋詞並立而三。這種觀念也是一種創作的自覺,帶來了元曲創作的豐收。綜元一代,元曲在題材內容、技巧手法及傳播影響等方面表現均遠超詩詞,成為元代之最佳文學樣式。其後王國維在整理研究宋元戲曲時更是據此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概念:「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也。」(《宋元戲曲史》)評價精當,可謂的論。

    同宋詞一樣,元曲本身也是音樂與文本的統一體。不過比宋詞的音樂性更為複雜的是,元曲的音樂性不光包括「曲牌」,還有「宮調」在內。「曲牌」同「詞牌」類似,是各種曲調的泛稱,每個曲牌大體上都規定了相應的曲調和唱法,同樣的,其字句、平仄等也有相應的規則。曲牌名有自詞牌名而來的,但體制、內容並不一致,已多有發展變化。「宮調」則是元曲中曲調的調式。元曲中使用的宮調主要為五宮四調,即仙呂宮、南呂宮、中呂宮、正宮、黃鐘宮和大石調、商調、越調、雙調。各宮調音樂不同,風格和唱腔也不同。有的比較悲壯雄闊,有的比較哀感低沉,有的比較纏綿悠遠。不同曲牌的調式接近,則屬於同一宮調。元曲雜劇創作換宮調時往往也伴隨着換韻現象。元曲同宋詞不同之處還在於襯字的使用。元曲中可以在規定的曲律之外使用襯字以表達曲意和豐富聲情,襯字的多少並無限制,如關漢卿的〈南呂‧一枝花‧不伏老〉:「我正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槌不匾炒不爆響噹噹一粒銅豌豆。」「響」字前加了十幾個襯字,可謂多矣。正是由於襯字的存在,同一曲牌的曲子往往出現字數不同的現象。

    從形制上講,元曲包括雜劇和散曲兩大類。其中散曲又可分為小令、帶過曲和套數三類。小令是指獨立成篇的單支曲子。帶過曲主要是指由兩支或三支單曲組成的曲子,因為是由前一支曲子連帶後曲,故稱。一般兩曲之間以「帶」「過」或「兼」命名。如〈快活三過朝天子四邊靜〉一曲即由〈快活三〉帶〈朝天子〉和〈四邊靜〉兩曲共同組織而成。套數又稱套曲,一般由三支或三支以上的曲子組織成篇,同套曲押韻相同,文體上多用襯字,更加靈活,也更加散漫。我們一般所説的元曲主要是指散曲,特別是散曲中那些當行本色、雅俗共賞、嬉笑怒罵、風情萬千的小令和帶過曲。元人羅宗信〈中原音韻序〉中自詡的「大元樂府」即是指此,其後效仿蘅塘退士《唐詩三百首》和上彊村民《宋詞三百首》而選的《元曲三百首》也是如此。

     

    二、關於《元曲三百首》

     

    清中葉之後,蘅塘退士《唐詩三百首》流傳甚廣,幾乎家置一編。民國時期上彊村民仿《唐詩三百首》選成《宋詞三百首》並刊刻問世,漸為人知。而元曲則尚無一個影響較廣的選本。鑒於此,曲學大家吳梅先生的高足任中敏先生於一九二六年編成《元曲三百首》,其後同門盧前先生略加刪補,於一九四五年初在中華書局出版,仍名為《元曲三百首》。此後,這一本子成為影響最大的元曲選本。自間世以來,以此本為據進行譯注、賞析的《元曲三百首》層出不窮,逐漸取得與《唐詩三百首》《宋詞三百首》並駕齊驅的地位。但任、盧二先生所選過於集中名家,有體例失衡之處,其後也多有學者以任、盧二先生選本為藍本重新編選,仍名為《元曲三百首》。這些重新編選本中,中華書局「中華經典藏書」系列中解玉峰先生所選較為突出,兼顧了作品及體例的平衡性,所增補作品也較有代表性,是以此次整理評注《元曲三百首》,我們綜合考量之後即選取了這一本子。

     

    三、《元曲三百首》的特點

     

    (一)注重了名家名作的均衡性。任、盧兩先生所選《元曲三百首》中,馬致遠選了三十一首、喬吉選了三十首、張可久選了四十首,三家合計一百零一首,佔去全

    佔去全部篇目的三分之一。而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關漢卿只選了六首,另外一家鄭光祖則一首也沒有。元後期重要曲家湯式只選了其中兩首小令。從體例上來説,這是輕重失衡的表現。解選則增補關漢卿至十五首、湯式至九首,另外鄭光祖選入三首,適當刪減了馬致遠、喬吉、張可久三人的篇目,使得其入選作品既有代表性,又不至於題材重複過甚,以致讀者產生審美疲勞。

    (二)選入了許多非名家的作品,帶有因曲存人的意味。任、盧二先生選本中,已有部分曲家存世作品極少,甚至只有一首也選入的情況,如張子堅的〈得勝令‧宴罷恰初更〉等。解選中加強了這一點,如增補了真真、李伯瑜、杜遵禮、周浩、程景初等人,這幾人均僅存曲一首而得入選,很明顯蘊含了選家因曲存人的意思。

    (三)兼顧了選曲風格、題材的多樣性。任、盧二先生選曲注重詞曲之別,故特推重曲之當行本色,此類依然入選最多,也選入了多首風格典雅而近乎詞作的小令。同時,還增選了一些社會性強、諷刺性極濃的曲子,如〈中呂‧朝天子‧志感〉三首、〈正宮‧醉太平‧譏貪小利者〉等。另外,任、盧兩先生的選本中,隱逸題材最為集中突出,可謂「滿紙漁樵話滄桑」。

    (四)正編之外以附錄的形式增補了四篇套曲。任、盧兩先生選本並沒有選套曲,解選則基於曲的體例而增補了套曲部分。我們通常所説的元曲實際上多是指那些大家耳熟能詳、雅俗共賞的小令,另外,節選套曲中的一支對於套曲的理解也有割裂之虞,任、盧兩先生或是出於這方面考慮而為之。

     

     

    《徐霞客遊記》導讀

    跋涉天涯一奇人

    耶魯大學歷史學哲學博士、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  鄭培凱

    (節錄)

     

    一、布衣走四方

     

    徐霞客是明末的奇人,他的著作《徐霞客遊記》是一本奇書,在文學史、地理知識史、文化意識史上都有獨特的地位,不但為中國旅遊文學開創了嶄新面目,也反映了中國知識精英在早期全球化期間的世界觀發展,對客觀世界進行細部的實證考察,並且提供了探索自然的翔實記錄,同時一一探究知識的可靠性。《徐霞客遊記》的出現,有其劃時代的意義,也有其歷史文化發展的原因。從書寫創作的主觀層面來説,涉及遊記書寫文類的發展,自魏晉以來個人意識的萌發,表現於士大夫文人的放情山水,在欣賞自然美景之餘,記錄個人對自然的獨特觀察與體會,追求審美境界的天人合一。這種屬於審美範疇的思想意境,通過唐宋時期散文書寫的發揚,發展到了明代,已經累積了豐厚的文化資源,可以作為徐霞客汲取發揚的基礎,記錄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化日記的細節書寫為文學性與思想性的篇章。

    從社會環境的變遷而言,明代中葉之後,中國東南半壁的經濟生活極為繁榮,沿着長江中下游與大運河流域,城鎮化與經濟商品化發展迅速,參與商業行為的人口不斷擴張,交通路線急速開展。除了官方《大明一統志》的地理記載,從當時出現大量商程便覽之類的導引書刊,如黃汴的《一統路程圖記》(後來翻刻成《天下水陸路程》《新刻水陸路程便覽》等)、李晉德《客商一覽醒謎》、程春宇《士商類要》,可知全國的交通路線以及各地驛站分佈,不但臚列得十分清晰,巨細靡遺,而且標注出五里、十里、二十里、三十里、五十里、六十里、七十里的路程地望,方便商賈經商旅行,當然也同時惠及出門旅行的遊客。因為經濟繁榮與穩定,一些富裕人家在生活有了餘暇之後,遊山玩水成為相當普及的社會風尚,不再是極少數達官貴人的禁臠,得以讓個別精英人物在不憂衣食的環境中,盡情發揮個性,在尋覓山水奧祕之中,滿足自我存在的意義。

    按照清初泉州人黃虞稷的《千頃堂書目》所記,列舉了士大夫文人的旅遊著述,作者達五十七人之多。這些文人學者書寫的遊記,與路程便覽、客商指迷以及歷代記述地理山水的志書都不同,是屬於親身經歷的記述,不是沿襲前人著作的書抄。歷史地理學者周振鶴研究明代後期旅行家羣體,特別指出,這些遊記的作者大多數是進士出身,或者是有一定官職的舉人或諸生。旅遊的性質,有許多是因為「宦遊」,也就是藉着執行官府職務的機會,或走馬上任,或巡按調查,途經名勝古跡,順便「到此一遊」,卻又感到旅遊的樂趣值得筆諸為文,記下自己的遊蹤,也算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體現。如王世貞的弟弟王世懋,在他《閩部疏》的序裏就説,「今天下內外官,得行部遍者,直指、督學兩使者而已。世懋束髮宦遊,多歷海內名山大川。」清楚説明,達官貴人旅遊天下,經常是執行公務的附帶行為,多半可以歸於今天所說的「公費旅遊」。必須在此指出,晚明最出色的旅行家徐霞客,雖然出身世家,卻抗拒科舉仕途,未曾謀過一官半職,因此,他足跡遍天下,倒是從未使用過公帑,所有旅遊花費都是自己提供的。

    明代中期以後,士大夫文人學者除了遊山玩水,寫下親身經歷,也對寰宇地理進行仔細的實地考察,編寫成長篇著作,既有遊山玩水的觀賞性質,同時反映了實證考察的學術鑽研。從王士性的《五嶽遊草》與《廣志繹》、何鏜的《古今遊名山記》、楊爾曾的《海內奇觀》、墨繪齋刻本《天下名山勝概記圖》、曹學佺的《蜀中名勝記》,以及顧炎武的《肇域志》與《天下郡國利病書》等等,可以看到,寫作的目的兼具知識性與觀賞性,蘊含了許多個人觀察外在世界的信息,與上述商程導引書刊的性質不同。從這些遊記與記載山川形勢的書中,我們可以探知,明末文人學者遊覽名山大川的動機,或許初始意在旅遊玩耍。親身遊歷,仔細觀察名山大川之後,還要字斟句酌,發之為文,就有了超乎娛樂的文學審美與知性追求。晚明時期的社會文化繁榮與變化,衝擊了許多上層精英的知識系統,在探索內聖外王的心性之學以外,對外在世界的客觀存在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觸發了知識結構的變化。知識探求不再限於儒釋道的心性辨析,而想跨越傳統的文獻知識,擺脱古人訴諸聖賢權威的不求甚解方式,試圖通過親身的驗證,清楚認識客觀世界與自然地理的面貌。徐霞客就是這種探求客觀地理真知最典型的人物,《徐霞客遊記》也就成了建構新知識系統的重要著作。

    徐霞客才氣縱橫,文筆恣肆而又細膩精確,具備了藝術家刻畫自然的寫生才能,又有觀察實證的科學邏輯頭腦。他探索自然地貌環境,似乎只是為了純粹的求知目的,滿足自己的好奇心。他記錄實地考察山川地理的經歷,頗像達爾文乘「小獵犬號」(Beagle)考察船環遊世界,抱持追求生物科學知識的執着,記錄各地物種那樣,寫成巨細靡遺的遊記,並無功利的考慮,沒想過什麼「實用價值」。我們可以想象,徐霞客每天翻山越嶺,攀援險峰,涉過溪澗,到了晚上還孜孜不倦,在昏暗如豆的燈下,展開文房四寶,沾濡着他飽覽山川大地的無限深情,以優美的文筆,一個字一個字,記下詳細的親身觀察。他從家鄉江陰出發,穿的是草鞋或麻鞋,日復一日,不存在任何功利目的,走遍中國名山大川,進入西南大地,深入不毛,一直走到滇緬邊境,這是何等的精神?到了夜深人靜,他還不顧跋涉整天的疲勞,寫下如此優美的大地頌歌,是什麼樣的超越力量支撐着他,為我們留下了《徐霞客遊記》?

    當然,徐霞客具有特殊的文學藝術才能,有觀察世界的精密邏輯思考方式,像實驗室裏的科學家一樣,鍥而不捨,一絲不苟,有興致,也有能力,組織起身體力行的觀察,記錄下跋涉天涯的每一步足跡。不過,我們還是要問,除了上述的時代環境,是什麼具體原因,因緣際會,激發了徐霞客,讓他停不下腳步,必須走盡天涯海角,必須把每分鐘的歷程,記錄得絲毫不漏?徐霞客的主觀能動性是哪裏來的,是什麼內在因素激勵他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行走天涯,寫出如此卷帙浩繁的遊記?是家世中的什麼特殊背景,生命中的什麼環節,驅動他的心靈,使他像一顆漫遊在外太空的彗星,循着自己的軌道,永不歇止?

    讀《徐霞客遊記》,要心存景仰之情,它不止是讀一本好玩的遊記,也不止是欣賞優美典雅的文章。要想到徐霞客行走天涯,是以獨特的個性,來展現人類特有求知精神,求真求是,為求知而求知,為審美而審美,為躬親體驗山河勝景而遊歷。這種對外在世界的純粹好奇,要親身去體驗的求知精神,是人類有別於其他物種的特性,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基本動因,值得我們思考,也值得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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