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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中國的內與外:有關「中國」與「周邊」概念的再澄清
歷史中國的內與外:有關「中國」與「周邊」概念的再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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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分類社會人文 > 史地 > 中國歷史 > 中國史料 > 史料

商品介紹
  • 商品簡介
  • 作者簡介
  • 目次
  • 書摘/試閱
  • 葛兆光教授十年前開始推動「從周邊看中國」研究計劃,把日本、韓國、越南等地保存的有關中國史資料作為「新材料」,試圖提供重新認識東亞和中國的多重視角與立場。為此,葛教授陸續出版了《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等著作,在國際學界受到廣泛關注。本書是葛兆光教授有關東亞與中國研究系列論著之一。為了對「周邊」及其相對應的「中國」概念做一個清晰的界定,作者在這本書中梳理歷史上中國疆域、族群和文化的移動與交錯,說明「內」與「外」之變化,並嘗試溝通原本分屬中外關係史、中國民族史(包括「邊疆民族」)、歷史地理學(包括「邊疆史地」)、全球史(和區域史)等各學術領域的資料和方法。
  • 葛兆光,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特聘教授。曾任日本京都大學、東京大學、比利時魯汶大學、台灣大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芝加哥大學客座教授或訪問學者。主要研究領域是東亞及中國的思想、文化與宗教史。著有《增訂本中國禪思想史》、《中國思想史》(兩卷本)、《宅茲中國》、《想像異域》、《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等。
  • 引言  「從周邊看中國」到「歷史中國之內與外」   xv

     

    壹  「周邊」的重新界定:移動與變化的「中國」   1

    一  從〈禹貢〉到《史記》:「九州」與「中國」

    二  統一與統合:帝國內部政治、制度與文化的同質化

    三  內與外:古代敵國的爾疆我界

    四  有疆無界:移動的「周邊」

     

    貳  成為「中國」:「外」何以成「內」   27

    一  從《職貢圖》說起:「朝貢之邦」與「神州帝宅」

    二  「胡化」與「漢化」:帝國向南再向南

    三  宋明之「中國」:仍是「九州」?

    四  歷史的頓挫:大清帝國的擴張

     

    參  成為「外國」:「內」何以成「外」   47

    一  「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北宋的西北與西南

    二  「限山隔海,天造地設」:安南成為異國

    三  「少虧尺寸」:帝國疆域贏縮之無奈

     

    肆  核心與邊緣:凝聚、雜糅、延續   67

    一  「歷史過程」:如何書寫「中國」形成的歷史?

    二  制度、社會與文化:「中國」得以延續的基礎

    三  穩定的、移動的和交錯的

    四  傳統帝國與現代國家的糾纏

     

    伍  重思所謂「漢化」、「殖民」與「帝國」   85

    一  政治史與文化史:如何重新理解「漢化」

    二  同與異:大清帝國也是「殖民主義」嗎?

    三  何謂「帝國」:歷史中國何時是帝國?

     

    結論  如何解釋「中國」?在現代概念與古代歷史之間   123

     

    附錄  對「天下」的想像一個烏托邦想像背後的政治、思想與學術   131

    後記   199

    引用文獻   205

  • 壹  「周邊」的重新界定:移動與變化的「中國」

    要說明「周邊」,應當先說明「中國」。

    原本「中國」並不是問題,「中國」之成為問題是在晚清民初,即張灝所說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1895–1925)。[1]眾所周知,晚清民初是一個各種觀念激變與衝突的時代,也是一個由於進入現代「國際」需要重新定義「國家」的時代。在「中國」起源與界定這一問題上,當時大致有三個說法相當流行,即「中國文化西來」說、[2]「苗先(原住民)漢後(外來者)」說、[3]「中國本部說」,[4]在當時這些說法對中國的自我認識衝擊非常之大。到了1920年代出現「古史辨」運動,它對傳統文獻與古代歷史的質疑,不僅帶來了對傳統古史的破壞,也逐漸摧毀了「出於一源」的歷史觀。[5]在舊的中國歷史起源說摧毀之後,便逐漸出現各種新的歷史解釋。自從1927年徐中舒(1898–1991)發表〈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6]同年蒙文通(1894–1968)出版《古史甄微》,[7]1933年傅斯年(1896–1950)出版《夷夏東西說》,[8]1943年徐炳昶(1888–1976)出版《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以來,[9]學界對於古代「中國」大多放棄「唯一起源」和「單線歷史」的說法。近年影響很大的蘇秉琦(1909–1997)《中國文明起源新探》,更把中國史前文明分為六大區域(燕山南北長城一帶;山東為主的東方;關中、晉南、豫西為主的中原;太湖為中心的東南;洞庭及四川;珠江三角洲的南方),提示了古代「中國」族群和文化的多源。[10]既然古代文化與族群都未必「出於一」,因此,所謂古代「中國」也無法簡單地「定於一」,古代中國之族群也無法簡單地說它們都是「炎黃子孫」。換句話說,就是我們無法簡單地認定現在這個「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文化、民族、語言的共同體。[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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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二十一世紀》第52期(1999年4月號),頁29–39。

    [2] 拉克伯里(Albert Terrien de Lacouperie)的《初期中國文明的西方起源》和《漢民族以前的中國諸語言》等著作,提出「中國文化西來說」,通過日本轉手傳來,在晚清民初影響很大。使中國學界深受刺激,當時便引起了好多討論,很多學者如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蔣智由等都受其影響。這一話題研究論著很多,中文世界最新的研究,參看孫江〈拉克伯里「中國文明西來說」在東亞的傳佈與文本之比較〉,載《歷史研究》(北京)2010年1期,頁116–137。

    [3] 例如1903年蔣智由(署名觀雲)在《新民叢報》第三十一號上發表〈中國上古舊民族之史影〉,就引用日本學者鳥居龍藏、田能村梅士等人的說法,贊成苗族是中國最早的土著,而漢族是後來外來人種。一開頭就說,「先吾種族而為中國之主人翁者誰乎?則苗族是也。苗族始據中國腹地而其後退敗零落,棲息於南中國一隅之地者也」。(頁1)

    [4] 「中國本部」的說法,有學者指出,英國學者William Winterbotham在1795年出版的Historical Geographical and philosophical View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1795; Philadelphia, 1796) 中,就已經把清帝國疆域分為「China proper」(本部)、「Chinese Tartary」( 韃靼),和「States Tributary to China」(朝貢國)。這個看法淵源很久影響很大,如J. B. Harley和David Woodward所編的《世界地圖 史 》(1992)第二卷,也把中國區域分為兩個區域,一個是中國本土(China proper),一個是西藏與蒙古。見韓昭慶〈康熙《皇輿全覽圖》與西方對中國歷史疆域認知的成見〉,載《清華大學學報》2015年6期,頁123。但我個人的看法是,「本部」這一概念真正發生影響,仍是來自明治時期日本學者的說法,他們用現代民族國家的某些要素來衡量中國,強調大清帝國並非一個國家,滿蒙回藏鮮都不是「中國」,「中國」只是長城以南的漢族地區。參看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北京:中華書局,2011), 頁242–246。

    [5] 古史辨的綱領,用顧頡剛的說法,就是(一)「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二)「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四)「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見顧頡剛〈與劉胡二先生書〉(原載《讀書雜誌》第十一期,1923年7月1日),收入《古史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本,1982)第一冊,頁96–102。

    [6] 徐中舒〈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先舉四證說明「殷周非同種民族」,又說周滅殷後苗黎與周民族「漸次混合,遂成為今日中國之漢族」,秦漢時代苗黎之遺存黔首蒼頭也漸漸消失,「種族之界限漸泯」,後人則不知古代民族之不同來源。載《國學論叢》第一卷一號,頁109–113。

    [7] 《古史甄微.序》(《蒙文通文集》第五卷,成都:巴蜀書社,1999),王汎森認為,蒙文通的問題意識,源於其師廖平「破舊說一系相承之謬」的追問,見王汎森〈從經學向史學的過度──廖平與蒙文通的例子〉,載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編《蒙文通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文集》(北京:線裝書局,2005),頁152–169。

    [8] 傅斯年《夷夏東西說》,《傅斯年全集》第三卷,頁226。

    [9] 徐炳昶《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桂林:廣西師大出版社重印本,2003。

    [10] 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9),頁29–30。蘇秉琦的說法,最早是在1981年,他與殷瑋璋合作的〈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中提出來的,他指出,在中國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面貌有「諸多差異」,除了少數可能「前後繼承」外,其他的各有淵源,儘管黃河流域在歷史上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其他地區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點和途徑在發展著」,見《文物》1981年第5期,頁11;後來,嚴文明也提出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格局如同「重瓣花朵」的說法,而張光直也提出早期中國文化的「中國交互作用圈」的說法,這些說法與蘇秉琦的說法相互呼應,說明早期文化各個區域多樣性的存在。嚴文明〈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和多樣性〉,載《文物》1987年第3期,頁38–50;張光直〈中國相互作用圈與文明的形成〉,見《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頁151–189;俞偉超曾指出,蘇秉琦的這些主張在1980年代中國考古學界佔據主流的位置,見曹兵武、戴向明〈中國考古學的現實與理想──俞偉超先生訪談錄〉,王然編:《考古學是什麽》(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229。

    [11] 許宏《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曾經引用日本學者黃川田修的說法,把早期中國從二里頭到春秋時代稱之為「國家群」,說「早期王朝絕非單一的國家(state),它是由無數的諸侯國構成的國家聯盟,應總稱為國家群(state complex)」。(頁144)最近,他在〈中國考古學界國家起源探索的心路歷程與相關思考〉中又指出,仰韶龍山時代的長江黃河流域,特點是「滿天星斗」和「邦國林立」,所以可以叫「古國時代」、「邦國時代」,或者借用歐美學界的說法,叫「酋邦(chiefdom)時代」,載《中原文化研究》(鄭州)2016年2期,頁15。

     

    一  從〈禹貢〉到《史記》:「九州」與「中國」

    有立場的歷史叙述,往往與無意識的歷史事實不同,儘管古代中國的文化與族群未必「出於一」,但歷史叙述卻始終在努力構造其「出於一」。在司馬遷把各種來源不一的古代資料寫進一部《史記》,從而建立了古代中國歷史的主脉之後,所謂「其先出於黃帝」、「其先出於帝嚳」或「其先出自顓頊」之類的傳說,和所謂「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漢唐宋元明清」一脉相承的歷史叙述,就在傳統經史典籍中凝固成形。[12]其中,對古代「中國」的描述,過去學界常引述《山海經》、《周禮》和〈禹貢〉等文獻。不過,《山海經》只是想像古代中國四周的神話傳說,[13]《周禮.職方氏》只是古代學者規劃天下的最早藍圖,都不能算真正有關古代「中國」疆域的歷史文獻。唯有〈禹貢〉一篇雖然多有爭議,但由於近來出土資料可以佐證其觀念與傳說之早,因而頗受學界關注。[14]儘管它的「九州」之說,不免也是來自傳說加上想像,但它多少透露古代人有關「我者」的一些認知,所以勉強可以算是描述古代中國疆域最早的文獻,1930年代面臨國族危機時代,中國歷史地理學家以「禹貢」作為研究中國疆域刊物的名稱,1980年代面對中國轉型,一批海外學者以《九州》作為研究中國文化刊物的名稱,也許都表達了這一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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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國語》、《左傳》、《世本》等等先秦典籍,往往把不同地域、來源、風俗的族群,納入一個歷史脉絡,特別是在《史記》中形成一種整齊的叙述形式,使得原本來源不一、族裔複雜的「中國」有了一個共同歷史。

    [13] 最早如日本小川琢治〈支那戦国以前の地理上智識の限界〉就以《山海經》來討論戰國以前古代人對「中國」的認識,認為那時大體上就已經形成東北為燕、遼東,北為趙、秦即沙漠南界,東為田齊即黃海沿岸,南方為楚即江南地方的空間,載《藝文》第六年(1915)第四號,頁15–40。

    [14] 在提到大禹的傳世文獻中,王國維說西周中葉宋人所作之《詩.商頌.長發》為最早。顧頡剛曾認為,那個時候大禹還是天神,到了《詩.魯頌.閟宮》和《論語》之後,大禹才成為人中之王,但此時已是春秋、戰國時代。王國維對顧頡剛的說法不以為然,覺得顧頡剛「頗與日本之文學士(白鳥庫吉)同」。見《王國維全集.書信》(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325–326。他在《古史新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第二章就論及大禹,並以1919年甘肅禮縣新出「秦公敦(簋)」和宋代著錄的齊侯鎛鐘(即叔弓鎛)為例。最近,由於新發現公盨,年代在西周中期偏晚,裏面已經提到「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所以,很多學者認為,這證明大禹治水的傳說來源很早。參看李零〈三代考古的歷史斷想〉,原載《中國學術》(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收入李零《待兔軒文存(讀史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79–80;唐曉峰〈禹貢的經典化〉,見唐曉峰《從混沌到秩序──中國上古地理思想史》(北京:中華書局,2010)第十一章,頁26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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