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業：清朝開國史(增訂版)（簡體書）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 1937—2006）

著名歷史學家，美國“漢學三傑”之一；曾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歷史系教授、美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美國歷史家協會會長、美國國際研究委員會會長、中國研究聯合委員會會長。他的著作曾獲得美國亞洲研究協會頒發的1987年度列文森中國研究書籍獎、加州大學出版社頒發的1987年度伯克利獎和美國城市歷史協會頒發的非北美城市歷史*佳書籍獎。由於對中國史學研究的突出貢獻，他被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授予伯克利*高獎章。著名歷史學家史景遷曾盛讚魏斐德為當代傑出的中國史學家。

曾獲1987年度列文森中國研究書籍獎、1987年度加州大學出版社頒發的伯克利獎

《洪業》出版後，著名歷史學家費正清盛讚魏斐德：“對於任何對中國真正感興趣的人來說，從現在開始，魏斐德的書是他首先要讀的重要的著作之一。”

本次增訂版《洪業》增加了導讀文字、歷史插圖和代後記“遠航”。魏斐德先生的夫人、旅美著名翻譯家梁禾女士為我們再次提供了魏斐德先生的部分一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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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任何對中國真正感興趣的人來說，從現在開始，魏斐德的書是他首先要讀的重要的著作之一。——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哈佛大學終身教授、著名歷史學家）

魏斐德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偉大的成就和貢獻是他的敘事能力。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這個時代中學者們發明了複雜的理論和晦澀的專業名詞使讀者們望而卻步。魏斐德對於所有在學術中呈現的理論都諳熟於胸，但是他有講故事的能力，在歷史中註入血肉和生命力。他有一個小說家的想像力，他把這種特質和歷史學家的精確性結合在一起。——夏多明（Dominic Sachsenmaier，德國哥廷根大學教授）

1644年明王朝的落幕，以及後續20年清王朝的鞏固，是人類歷史上具有戲劇性的事件之一。魏斐德以近乎完美的方式處理了這段歷史，即創造了一個敘事分析，對明朝的文武官僚、農民起義者不滿的原因、滿族權力的上升與蔓延，以及抵抗階段和最終勝況都給予了應有的關注。用如此巨大的規模呈現這段歷史是罕見的，如此自信地呈現這偉大的“洪業”更是實屬不易。——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耶魯大學中國史研究專家）

在被征服者是先進民族，而征服者卻處於半開化狀態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羅馬帝國，或蒙古族入主中華帝國時那樣，野蠻人通過軍事征服所贏得的權力，能使之與被征服的文明民族達到同等水平，並共同向前發展，直到被對方同化為止。一方擁有實力，另一方擁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識和技藝，後者則羨慕征服者的​​權力。於是，野蠻人將文明人請入他們的宮廷，文明人則向野蠻人開放了自己的學校。

——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第330頁

1644年明朝的滅亡和清朝的勃興，是中國歷史上所有改朝換代事件中最富戲劇性的一幕。雖然明朝皇帝於北京皇宮後的煤山自殺僅六星期後，清軍便佔領了紫禁城，但明清兩朝的嬗替，絕非一次突如其來的事變。無論是我們現在所持的公正觀點，還是當時在明朝臣民和清朝征服者中流行的觀點，都承認1644年的事變肯定是17世紀明朝商業經濟萎縮、社會秩序崩潰、清朝政權日益強大這一漫長進程的組成部分。

對當今的歷史學家們來說，明朝末葉中國與世界貨幣體系的關係是相當清晰的。由於國際收支經常出現有利於中國工商業的赤字，白銀從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國。中國自羅馬時代以來便是歐洲貨幣的歸宿，17世紀通過與西屬菲律賓的貿易又成了美洲白銀的主要吸收者。西屬美洲所產白銀，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運過太平洋到達馬尼拉，

然後運往中國購買絲綢和瓷器。還有一部分美洲白銀，通過中亞貿易到達俄國的布哈拉，然後間接轉入中國。美洲新大陸出產的貴金屬，有一半之多經上述渠道流入中國。加上每年來自日本的15 萬到18.7 萬公斤白銀，在17 世紀的前30 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國的白銀，總量約達25 萬至26.5 萬公斤。

1620 年至1660 年間，歐洲市場爆發了貿易危機，以西班牙的塞維利亞為中心的世界貿易體系遭到沉重打擊。中國儘管與歐洲相距遙遠，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嚴重影響。在17 世紀20 年代歐洲貿易衰退之前，停泊於馬尼拉的中國商船每年多達41 艘，到1629 年便降為6 艘，加之當時與中亞貿易的萎縮，新大陸輸入中國的白銀便大大減少了。17 世紀30 年代，白銀又開始大量流入中國。西屬新大陸的白銀又從海上源源運至馬尼拉，大量日本白銀被澳門人帶到了廣州，而更多的白銀則從印度的果阿經馬六甲海峽流入澳門。但不久，即30 年代末和40 年代初，白銀流通再次被嚴重阻斷，而此刻正值長江下游地區高度商品化的經濟急需更多白銀以對付通貨膨脹之時。1634 年後，菲力浦四世採取措施限制船隻從阿卡普爾科出口；1639 年冬，許多中國商人在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殺；1640 年，日本斷絕了與澳門的所有貿易往來；1641 年，馬六甲落入荷蘭人手中，果阿與澳門的聯繫也被切斷。中國的白銀進口量驟然跌落。

明朝末年日益惡化的通貨膨脹，可能正是白銀進口長期不足的嚴重後果之一——在長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區，通貨膨脹導致穀價暴漲，給當地城鎮居民帶來了極大災難。在1635 年至1640 年白銀進口量驟減期間，那些主要以養蠶為生的人們處境更艱難了。由於國際絲綢貿易萎縮，浙江北部的湖州等絲綢產地迅速衰落。與此同時，天災和疾疫又一起襲來。從1626年到1640年，罕見的自然災害席捲中國大地，嚴重的干旱和洪澇接踵而至。接連不斷的飢荒，伴隨著蝗災和天花，導致人口大量死亡。經過這場浩劫，晚明的人口總數大幅度下降。有的學者甚至提出，從1585年到1645年，中國人口可能減少了40％。不管怎樣，中國人口的嚴重下降，恰恰與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同時發生。僅這一點便足以使歷史學家們相信，中國也被捲入了17世紀那場困擾著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機。

明朝後期，許多親身經歷了那次通貨膨脹的人們認為，當時的經濟困難主要是由經濟的貨幣化引起的。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人們普遍對社會經濟的商業化感到不滿，而對一二百年前尚未如此多地捲入商品市場時的那種更具自給自足性質的簡樸生活倍加推崇。一部修於17世紀初的地方志，曾將弘治朝（1488—1505）寧靜的道德與經濟生活，同嘉靖朝（1522—1566）社會的混亂與瓦解進行了對比：前者田宅豐裕，林木遍野，村舍安寧，盜賊匿跡；後者則財產頻繁易主，物價不穩，貧富分化，市場繁雜混亂。進入17世紀後，情況進一步惡化。人民大量破產，十室九貧；少數豪富依財仗勢、奴役窮人；天地之間，金錢似乎支配著一切。

也有人認為明末的經濟衰退，是由於製度的破壞導致了整個社會秩序的崩潰。按明朝舊制，田賦由里甲鄉官徵收，軍餉由自給自足的世襲軍戶承擔，丁役則通過徵發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襲匠戶提供。這種制度的運轉，依賴於中央政府維持有效的戶口登記和賦役分派程序的能力。然而，經濟的貨幣化，都城遷至遠離長江三角洲主要產糧區的北京，以及中央官僚機構缺乏合理程序以維持理想的、自治的社會組織單位，全都促使這一制度日趨瓦解。例如，官僚和貴族靠朝廷俸祿為生。明初建都南京時，俸祿按稻米若干鬥計算；都城北遷後，原來的實物俸祿改以貨幣支付。起初是紙幣，後來是布帛，最後是白銀。兌換比率以當時穀價為準。此後兩個世紀，穀價不斷上漲，而以銀兩計算的俸祿則保持著相對的穩定。到1629 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貴族（僅在京城的就多達4 萬人左右）發放的俸祿，只有15 萬兩，不到國家財政預算的1％。這點兒俸祿當然少得可憐，所以，各級官吏不得不通過貪污受賄等非法途徑獲取額外收入，以維持生活。1643 年，崇禎帝決定檢查一下軍隊供給系統的可靠性，遂遣人暗中查核撥給兵部的4 萬兩軍餉究竟有多少發到了駐守遼東的士兵手中。結果他得到的報告是：

全部軍餉均未到達目的地，都在下發過程中無影無踪了。

許多大臣認為，正是明朝皇帝，而不是別人，應該對此負責。尤其是萬曆皇帝（1573—1619 年在位），屢次公私不分，挪用政府開支修建宮室，並允許主管其膳食的官吏從所有花費中照例扣除20％作為酬金，而不問他們在其他方面榨取了多少油水。儘管萬曆皇帝特別昏庸和不負責任，但他也不過是在紫禁城內豢養著一大群奴僕的明朝諸位皇帝中的一個而已。17 世紀初，北京皇宮中有3000 名宮女和近2 萬名宦官。這些宦官要照料后妃的生活，但這只是其全部職責中的一小部分。作為皇上的私人奴僕，他們支配著由12 監組成的龐大機構，控制朝廷的稅收與國庫，管理由國家壟斷經營的鹽業和銅業，徵收皇莊土地的田租（有一個時期，皇莊田土佔全國私人田產總數的1/7，京畿8 個州、府的大部分土地，都歸皇莊所有），統轄護衛京師的禁軍，並組成一個完全脫

離正常司法系統，擁有逮捕、審訊乃至處決之全權的秘密警察機構（即令人聞風喪膽的東廠）。明朝皇帝以宦官為左膀右臂，致使宦官數量遽增，逐漸超出了朝廷的供養能力。他們在宮內貪污受賄的機會無窮無盡；及至明末，一些宦官機構終因朝廷無法承受這一巨大財政負擔而被撤銷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末的宦官經常以欽派稅監之身份，在商稅、關稅等固定稅收之外，進行額外搜刮，但他們仍不能養活自己。1618 年，儘管為應邊關緊急而加天下田賦，戶部仍然只僥倖收到210 萬兩應收稅銀的70％。部分地靠國庫帑銀填充的皇帝私囊，情形也不佳。有一件可能發生在1643 年的宮內軼事，雖有點兒滑稽，卻恰當地反映了當時內廷府庫虛竭的情況。這年秋季，崇禎帝打算清點其寶庫。守門人被傳喚後，卻一再推脫說找不到開門的鑰匙。最後，巨大的寶庫還是打開了，只見室內空空如也，唯有一隻小紅箱，盛著幾張早已褪色的收條。

宦官不僅是個明顯的財政負擔，對大眾來說，他們還是晚明許多皇帝與外朝大臣隔絕的象徵。作為內廷與外部世界的媒介，掌印太監們不久便承擔了向皇上傳遞外朝大臣的奏章的責任，並為皇上起草詔書和敕令。於是，皇上便無須親自處理日常事務了。由於在明初，太祖（洪武皇帝）、成祖（永樂皇帝）等都利用私人特務來強化對朝廷的控制，宦官的勢力遂不斷增長，致使明朝後期的皇帝反而失去了控制大臣的能力與權威，有時甚至淪為專權宦官的傀儡而幾乎完全見不到其他大臣。從1469年到1497年，沒有舉行過一次朝會。進入16世紀後，世宗（嘉靖皇帝）和神宗（萬曆皇帝）都僅僅主持過一次各部大臣參加的朝會。於是，那些從未見過皇上——那個深居宮中的幽靈——的大臣們必然會失去對他的信賴。為了實現自己的意志，他們便與某個掌印太監結成聯盟，或組成他們自己的非正式的（和非法的）政治集團，以推行自己的主張。

由科舉制派生而來的政治庇護的慣例，進一步加深了這種派系活動。至17世紀20年代，朝廷終於出現了深刻裂痕，爆發了一場政治清洗，以及東林黨等文人士大夫集團同專權宦官魏忠賢之閹黨間的殘酷黨爭。由於派系活動的影響，即使細小的分歧也會激起軒然大波，而結果常常是雙方僵持不決。

編者說明

增訂版序

前言

第一章北部邊防

第二章崇禎朝廷

第三章滿族勢力的擴張

第四章北京的陷落

第五章南京政權

第六章清朝統治的建立

第七章南京的陷落

第八章江南的抵抗運動

第九章北方中國的地方控制

第十章“危時計拙”

第十一章北方的最後平定

第十二章多爾袞攝政

第十三章順治朝

第十四章專制危機的一種解決形式

第十五章從明至清的忠君思想

附錄

中文、日文引書目錄

西文引書目錄

譯後記

代後記：遠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