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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國民:近代中國的「民族」話語與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
消失的國民:近代中國的「民族」話語與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
  • 定  價:NT$76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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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出版品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出版品歷史地理 > 中國史地
   一般分類社會人文 > 史地 > 中國歷史 > 中國民族史

商品介紹
  • 商品簡介
  • 作者簡介
  • 目次
  • 書摘/試閱
  • 中國王朝時代的政權之所以能夠讓「周邊」及「異民族」自由自然地與中國交流和融合,皆因長期崇尚「德治」這一超越「民族」和時代的價值,從而延續其統治的正當性。進入二十世紀後,這一歷史趨勢卻戛然而止—周邊開始拒絕中國,異民族集團開始抵制「中國人」意識。這一過程到底是如何發生的?弄清楚這個問題,對於民族問題日益嚴重的今日中國,實在刻不容緩。

    本書作者指出,因為近代中國導入了「民族」的話語,造成了「民族」與「國民」二者不分的現象;隨著民族話語不斷被政治化,各種官制及民間的民族主義思潮甚囂塵上,使中國社會與當初建設「國民」和「國民國家」的理想漸行漸遠。以「民族」來頂替「國民」的結果,不僅促生和強化了漢族排斥和歧視其他周邊民族集團的狹隘民族主義,也使處於中國周邊的其他民族集團在社會流動的自由屢受限制,因而對自詡為「近代民族國家」的中國逐漸失去國家認同的意識。

    本書集結作者二十年間就中國近代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問題之思考,當中包括他在多個中國伊斯蘭民族地區的生活經驗與大量田野考察工作。

    如何建設一個具有跨越階級、民族和國家利益的讓全體國民共享的政治文化,將會是少數民族集團邁向國家認同的關鍵,好讓他們不再成為這個國家的「他者」。
  • 王柯,日本東京大學學術博士,神戶大學研究生院教授。專著包括《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民族國家」、「邊疆」與歷史認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 )、《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0 年代至1940 年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 )、《盤旋的中日關係:「民族國家」之軛》(藤原書店,2015 )、《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出版社,2014 )、《走向「天下」》(日本農山文化協會,2007 )、《민족과국가》(《民族與國家》,韓國東北亞歷史財團,2007)、《二十世紀中國的國家建設與「民族」》(東京大學出版會,2006 )、《多民族國家:中國》(岩波書店,2005)、《民族與國家: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的系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及《「東突共和國」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95,獲日本第十八屆三得利學術獎);主編有《辛亥革命と日本》(藤原書店,2011 )、《東亞共同體與東亞共同文化認知:中日韓三國學者對話》(人民出版社,2007)等;合著有《帝國的研究》(名古屋大學出版社,2003)、《何為伊斯蘭主義》(岩波書店,1996 )等。
  • 前言

     

    隨著「民族」話語的出現和不斷被政治化,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各 種官制的和民間的民族主義思潮日益膨脹,甚囂塵上,使中國社會 的現實與當初建設「國民」和「國民國家」的理想漸行漸遠。這對周邊 的民族集團的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何以形成影響,並形成了何種影 響,是本書探討的主旨。

     

    本書為近年筆者通過「民族」的視點觀察中國,從與「周邊」之 關係的角度審視中國歷史進程的一系列中文書籍的第四部,前三部 分別為出版於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0 年代至1940年代》(香港,2013年,352頁)、《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 關係:「民族國家」、「邊疆」與歷史認識》(香港,2015年,424頁), 和國立政治大學出版社的《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台北,2014 年,298頁)。筆者之所以重視通過民族的視點觀察中國,從與周邊 之關係的角度檢討中國的歷史進程,不僅是因為中國的近代歷史進 程開始於一個由來自「周邊」的「異民族」統治之王朝時代的末期,針 對原本來自於周邊的異民族統治而起的「民族革命」因此成為中國近 代歷史進程的轉折點,「民族主義」、「民族國家」也因此最終成為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的主旋律,更是因為是否與如何實現「周邊」和其他 民族集團的統治,實為中國從古至今檢驗統治者是否具有統治正當 性的、帶有普世價值性質的重要標準。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小雅》谷風之什.北山)、「近者說,遠者 來」(《論語》子路)、「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禮記》 禮運)是也,毋庸置疑,它是源自於「天下思想」的。其之所以能夠 成為普世的價值,是因為實現「周邊」和其他民族集團的統治被認為 是「德治」的物化體現(objectification),「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 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荀子》議兵)即此意 也。因此,筆者以為,通過民族的視點觀察中國,從與「周邊」之關 係的角度審視中國的歷史進程,才能夠體味出「歷史中國」的豐富意 涵,從而看到今天「現代中國」的問題點。

     

    不論古今中外,任何一個政權面臨的最大課題,其實都是如何 向被統治者解釋其統治的正當性。而從中國之所以能夠形成崇尚「德 治」這樣一個超越「民族」和時代的普世價值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 一個歷史的事實 —大多的「中國人」其實就來自於歷史上屬於「周 邊」、屬於「異民族」的集團;而「中華」的燦爛文化和悠久歷史,正 是通過與周邊和異民族的交往融匯,才得以造就和形成。歷史上「中 國」和「中國人」的持續擴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周邊」和「異民族」 的不斷加入。這種歷史趨勢的形成,當然與「天下思想」關於統治正 當性的解釋及其實踐(即崇尚德治)之間有著直接的關係。進入二十 世紀以後,這一歷史趨勢戛然而止,「異民族」和「周邊」的離反,使 中國在處理與異民族、與周邊之間關係的問題上,一直不斷地遇到 嚴重的危機和挑戰。其原因,與二十世紀以後中國不得不順從世界 潮流從形式上放棄「天下思想」,而各個政權又積極走上一條自己所 理解的建設「國民國家」(實為建設「中華民族國家」)的道路有關。

     

    建設「中華民族國家」之目標的問題點,在於以「民族」代替了 「國民」。對於近代以後、尤其是今天處於周邊的「少數民族」之所以難以對中國產生國家認同,有人說是因為對少數民族的不平等,又 有人說是因為對少數民族的優待政策而帶來的特殊感;其實透過表 相可以看出,二者的問題性質完全相同。那就是,在處理「民族」與 「國家」的問題上,近代中國缺乏一種實踐和真正實現「國民國家」的 思想。近代的「國民國家」的理想就是實現社會全體的平等、公平和 公正,所以無論是「非國民」或是「超國民」,都是出於一種把少數民 族視為「他者」(other)、但是卻又不願讓它們自由脫離的思想。如果 說中華民國政權沒有能夠實現對少數民族的平等、公平和公正,更 加願意以「民族」來替代「國民」一詞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難道不 是如此嗎?出於以上認識,從隨著中國近代政治轉型而在文化、社 會、政治層面上出現的各種變化,具體說來就是:近代中國社會對 於傳統政治文化的繼承和揚棄、近代中國關於統治正當性的解釋、 近代中國社會的社會流動性、近代中國不同時代各個政權的政體性 質及其政策決定因素等角度,探討二十世紀以來「周邊」為何拒絕「中 國」,「異民族」的集團為何抵制「中國人」意識;或者說,他們為何 不能或不願成為中國的「國民」,他們的「中國人」意識是如何被消失 或因何而消失的問題。

     

    周邊的異民族集團是否建立和如何建立對國家的認同,其政治 力學關係當然首先表現在處於中心的國家政權和處於邊緣的民族集 團這兩個維度之間。但同時,這一力學關係又是以中國社會和少數 民族社會在不同歷史階段中的文化、宗教、政治、經濟以及人類生 態環境形態為背景而展開的。因此,本書按照歷史沿革,從筆者至 今發表於各種學術場合的論文中選取相關素材,以不同的人群、不 同的社會領域和不同的問題層面,盡可能全面地分析近代以來「少數 民族」在對中國建立國家認同問題上所發生的各種問題。除第九章之 外,本書其他主要內容和章節都曾在各種學術場合發表過,但是為 了更加精確地回答以上問題,此次收入本書時又結合筆者多年之思考,再次做了大幅度的修訂。全書結構大致如下:

     

    本書第一章、第二章從社會構造和文化系統之間關係的角度, 考察傳統中國能夠促使具有不同於漢人的獨特文化的民族集團對中 國產生認同意識的原因。

     

    第一章〈從「穆斯林」到「中國人」—晉江陳埭丁氏宗族的「本 土化」過程〉(原刊載於日本中國現代史研究會《現代中國研究》第30 期,2012年3月,第1–27頁1 ),主要利用族譜等地方史資料,通過 考察一個原本為穆斯林的群體如何在中國南方農村社會的自然生態 和人類生態中逐漸轉化為「中國人」的歷史過程,研究傳統中國能夠 融合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甚至是來源於不同國家的人們的社會 機制,並從中發現中國傳統社會中保證平等和公平的社會流動的政 治文化因素,以及平等和公平的社會流動在促使形成統一的國家認 同上之意義。

     

    第二章〈「『回教』與『回民』含義不同」—白壽彝與開 封的故事〉(原刊載於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第93期,2005年12 月,第96–105頁,原名〈二重的忠誠 —白壽彝和開封的故事〉), 以1930年代的白壽彝先生對國家和民族集團的「二重的忠誠」為例, 通過考察中國歷史文化古城開封對白壽彝思想之形成所產生的影 響,分析二十世紀上半期前中國社會中何以能夠產生和保持讓多文 化共存的空間,以及一個具有自己獨特文化個性的「民族」集團,對 個體的「民俗」文化和全體的「國民」「共享」的政治文化二者所進行的 區分,在其形成和保持對中國的國家認同上的意義。

     

    本書第三章、第四章從近代政治思想和政治過程的角度,考察 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對「國家」與「民族」之間關係的理解和處理,對被 視為「周邊」的少數民族群體的國家認同所發生的影響。 第三章〈「漢奸」考 —一個「單一民族國家」的話語〉(原刊載 於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第83期,2004年6月,第63–73頁, 原名〈「漢奸」:想像中的單一民族國家話語〉;其增補版刊載於日本 岩波書店《思想》第981期,2006年1月,第28–47頁,原名〈「漢奸」考〉),通過考察「漢」由一個文化共同體符號、到最後變成一個「民 族」的符號,「漢奸」由一個原本是滿清王朝統治者用來表達自己與 被統治者(漢)同屬一個利益集團的詞彙、到最後被改造為對外極端 民族主義符號的歷史過程,分析二十世紀初期中國關於國家與民族 之間關係的傳統思想之所以發生衍變,以及步入近代之際將「漢民 族」與周邊的少數民族進行切割的行為,與單一民族國家思想之關 係。

     

    第四章〈「中華民族國家」的魅力與凝聚力 —近代民族與近代 國家的二重奏〉(原刊載於香港中文大學《世紀中國》網絡版,2003年 7月;後轉載於中國社會學會民族社會學專業委員會、北京大學社會 學人類學研究所《民族學社會學研究通訊》[Sociology of Ethnicity]第 60期,2010年1月,第1–8頁,原名〈國民國家與民族問題 —關於 中國近代以來民族問題的歷史思考〉),則通過考察二十世紀初設計 和建設「中華民族國家」的實踐,進一步考察受到單一民族國家思想 影響的中華民國的設計者和建設者們對「國民國家」思想之理解,為 甚麼影響了周邊的少數民族形成對中國的國家認同。 本書第五章、第六章分別考察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時期和取得 政權之後的對少數民族政策,從中共關於「國家」與「民族」關係之思 想的變遷脈絡中,分析中共治理少數民族之特點。

     

    第五章〈斷裂的「民族」話語 —「蒙古民族」問題與中共民族政 策的歷史過程〉(原刊載於日本中國研究所《中國研究月報》第563 期,1995年1月,第19–28頁2 ),通過考察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出 籠、變化和最後定型之過程與各個時期的蒙古民族問題之關係,分 析中共各個時期決定對少數民族政策之原則,以及為何最終否定了 國民國家思想,並導入「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作為其奪取政 權的正當性根據。

     

    第六章〈從「少數民族」到「國民」?—1949年以 後的民族政策過程〉(原刊載於日本亞洲政經學會《亞洲研究》第47卷 第4期,2001年9月,第39–62頁3 ),通過考察和考證中華人民共和 國政府成立以後民族政策的軌跡和歷史分期,探討其變化之規律和不同時期政策之性質,分析1949年以後中國政府的對少數民族政策 在整體上可能給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帶來何種影響。 本書第七章、第八章主要根據筆者在中國南方的「回族」社會通 過田野調查所得的資料,實際考察幾個南方回族社區在文化大革命 之後所發生的變化,分析文革結束以後中國政府在民族政策和宗教 政策上的變化給少數民族在經濟上、社會上以及對民族的傳統文化 的認識上所帶來的影響。

     

    第七章〈「宗族」與「民族」—「民族化」的誘惑與挫折〉(原刊 載於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會《中國21》第34期,2011年3月,第 49–70頁4 ),以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福建泉州地區晉江市 陳埭「丁氏回族」所經歷的「再民族化」的過程為例,考察少數民族自 身對「民族」符號的性質和現實功能之理解,分析接受政府對少數民 族的特殊政策和特殊待遇是否與獲得社會進步和經濟繁榮之間存在 著必然的聯繫,以及陳埭丁氏回族最終所選擇道路的社會學意義。

     

    第八章〈何處是「傳統」?—中國南方「回族」社會的伊斯蘭「回歸」〉 (原刊載於千葉商科大學CUC View & Vision第41期,2016年3月, 第24–28頁5 ),從社會學的觀點考察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中國南方 「回族」社會中出現的恢復「傳統」的潮流,分析由知識精英和政治精 英所推動的「恢復伊斯蘭傳統」運動之所以興起,與中國政府民族政 策和宗教政策之關係,並對比1930年代由中國南方地區伊斯蘭精英 所領導的恢復伊斯蘭傳統的實踐,探討將「想像」認定為「傳統」的社 會條件和社會意義。

     

    本書第九章〈「民族鏈」上的維吾爾 —中亞突厥語系民族的歷 史文化意識與國民意識〉,以1989年以後中國和中亞地區的政治過 程以及世界伊斯蘭教復興浪潮為背景,運用「歷史文化同心圓」和「民 族鏈」的觀點,動態地分析1989年以後再度掀起「東突厥斯坦獨立運 動」的中國新疆的維吾爾族,在一種跨越國界的人類生態和歷史文 化環境中所形成的、與其他「突厥語系伊斯蘭民族」互相影響、互相牽制、互相刺激的民族鏈中,是如何逐漸放棄了對中國的國家認同 的。無疑,少數民族是否能夠建立和保持對中國的國家認同,以及 如何才能讓少數民族產生和保持對中國的國家認同,是二十世紀中 國在民族問題上遇到的最大難題。本章提出超越近代國家主權領域 的歷史文化同心圓和民族鏈的觀點,同樣可以用來分析中國其他各 個「民族」集團之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以及二者之間的關係。

     

    本書集筆者二十年間就中國近代以來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問題 之思考。此次能夠得以用中文結集出版,不得不感謝香港中文大學 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感謝甘琦社長,感謝敏磊和敏聰二位編輯為此 付出的心血。這是筆者第三次有幸與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進行合作, 我從內心深處感謝出版社的厚愛。由於他們的不懈努力,讓我們還 能擁有這樣一片聖潔的土地,在這裏不受各種意識形態之干擾地去 記錄自己的真實思維。感謝兩位匿名審教授的評價,本書最後成 形與你們的評審意見有著直接的關係。 本書各章分別為以下研究項目之成果,誌此以表謝意:平成24 年度–27年度日本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B,「關於中國南部地域 穆斯林宗族的綜合調查與比較研究」(課題號:20520708);平成20年 度–23年度日本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C,「移動與新公共領域的 建構 —以中國沿海部的穆斯林社會為中心」(課題號:20500708); 平成17年度–19年度日本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C,「中國回族 宗族與海外移住 —以福建泉州丁氏與山東淄川蒲氏為線索」(課題 號:17510204);三得利文化財團研究助成2011年「關於中國沿海地 域穆斯林社會公共空間的研究」,及2012年「關於中國沿海地域穆斯 林社會中的平等性與公平性之研究」(筆者為以上各項主持人)。感 謝各次進行田野調查中幫助我的中國學界和當地的朋友們,出於保 護隱私的原因,我在這裏無法向你們一一直接道謝,但我想你們一 定會理解我的。

     

    本書能夠完稿,要感謝國立政治大學給筆者提供了一個學期的 客座教授的機會。感謝亦師亦友的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吳文星名譽教 授,為筆者開啟了與台灣學界交流的大門;感謝畏友、政大人文中 心主任周惠民教授的全面支持,才讓筆者再有此次向台灣學界學習 的機會;感謝歷史學系劉祥光主任和民族學系張中復主任為首的諸 位政大同僚,感謝歷史學系辦公室的曉寧和嘉玲,及人文中心的素 瓊、淑慧和佳若等各位的熱心幫助,讓筆者在這片自由的土地思索 和耕耘。深深感謝張大軍先生多年來不變的期待,105歲高齡仍執 著於研究筆耕的精神,讓筆者感銘於心。感謝張光達院士和王明珂 院士的厚愛,每次一起工作和交流都讓筆者受到許多啟迪;本書第 九章受張先生整體理解古今內陸世界思想之影響,學習王先生歷史 哲學大作《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令拙著注意到透過「人類生態」的 放大鏡和顯微鏡觀察各種「文化表徵」的重要性。此次在台期間受到 劉維開、劉季倫、楊瑞松、唐啟華、楊維真、藍美華、趙竹成、陳 永發、呂芳上、黃克武、張啟雄、黃自進、潘光哲、林泉忠、吳啟 訥、黃俊傑、張崑將、江柏煒、許育銘、陳進金、陳鴻圖、廖敏淑 等先進、友人之指教與照拂,誌此表達衷心感謝。在政大和師大研 究班和本科班遇到許多優秀同學,感謝你們給予的友情與信任。

     

    最近常常夢見母親,在夢中訴說我是多麼想念她和姐姐及弟弟 們。我深深感謝母親,感謝她能夠理解我不能到她的身邊盡孝心。 也深深感謝內人門脇佳津代,她總是讓筆者能夠全心投入自己喜愛 的研究中去。

     

    王柯

    於2016年盛夏的

    六甲山不他離

  • 前 言   xi

     

    第一章  從「穆斯林」到「中國人」——晉江陳埭丁氏宗族的「本土化」過程   1

    第一節 丁氏家族血緣意識的誕生   4

    第二節 丁氏「字輩」的成立   8

    第三節 農業生態下的「在地化」與「宗族化」   14

    第四節 「宗族化」與「科舉化」的交響曲   19

    第五節 科舉精英與宗族的伊斯蘭「記憶」   24

    結 語   30

     

    第二章  「『回教』與『回民』含義不同」——白壽彝與開封的故事   39

    第一節 是「回教」的中國化,還是中國人的「回民」化?   40

    第二節 「回民」、「穆斯林」與「伊斯蘭教徒」   46

    第三節 容納多元的寬容文化傳統   53

    結 語   61

     

    第三章  「漢奸」考——一個「單一民族國家」的話語   67

    第一節 沒有「漢奸」的歷史   68

    第二節 異民族王朝與「漢」的變異   72

    第三節 「改土歸流」與「漢奸」的登場   76

    第四節 抵抗列強侵略的愛國主義符號   81

    第五節 一個擬制的民族國家話語   86

    結 語   90

     

    第四章  「中華民族國家」的魅力與凝聚力——近代民族與近代國家的二重奏   97

    第一節 近代中國國家形態的轉型與民族獨立運動的發生    98

    第二節 清王朝「多元型天下」的正負遺產    100

    第三節 中國近代「國家」與「民族」之關係    105

    第四節 「中華民族國家」與國民國家話語的缺失    109

    結 語    118

     

    第五章  斷裂的「民族」話語——「蒙古民族」問題與中共民族政策的歷史過程   123

    第一節 中共民族政策的誕生與外蒙古獨立問題    124

    第二節 「民族自決」的質變與抗日戰爭時期的內蒙古問題    132

    第三節 戰後內蒙古地區民族獨立運動與「民族區域自治」的成立    140

    結 語    144

     

    第六章  從「少數民族」到「國民」?——1949年以後的民族政策過程   153

    第一節 「民族」的時代——在列寧主義「民族平等」的口號下    154

    第二節 「階級」的時代——「繼續革命論」與建設「社會主義民族」的實踐    165

    第三節 「還債」的時代——「反省」與「懷柔」的相剋    174

    第四節 「開發」的時代——市場經濟體制與多民族國家統合的矛盾    182

    結 語    190

     

    第七章  「宗族」與「民族」——「民族化」的誘惑與挫折   201

    第一節 「民族」旗幟下的「聚族」運動——「丁氏宗族」的「民族化」    202

    第二節 被納入體制內的「丁氏回族」——從「回族委員會」到「回族事務委員會」    208

    第三節 「民族」的符號與公共利益——「回族事務委員會」的意義    214

    第四節 擬制的「宗族」——「回族事務委員會」指導下的宗族重構    220

    結 語    226

     

    第八章  何處是「傳統」?——中國南方「回族」社會的伊斯蘭「回歸」   231

    第一節 「宗族」傳統的回歸和再造——「回族」農村的族譜編撰活動    232

    第二節 在「宗族」與「宗教」之間——被遺忘的石碑和族規    237

    第三節 「傳統」的想像與回歸——近代回民社會精英與宗教認同運動    242

    結 語    249

     

    第九章  「民族鏈」上的維吾爾——中亞突厥語系民族的歷史文化意識與國民意識   255

    第一節 民族主義的互動與中亞突厥語系「民族鏈」的再現    257

    第二節 中亞的伊斯蘭教與突厥語系「民族鏈」    264

    第三節 人類生態與「民族鏈」的上下游關係    272

    第四節 突厥語系「民族鏈」的崩潰與維吾爾族的失落    283

    第五節 中國中亞外交重心的轉移與「民族鏈」上下游關係的轉換    292

     結 語    299

     

    結 論  「民族」與「國民」    311

    索 引    323

  • 第三章

    「漢奸」考

    一個「單一民族國家」的話語

     

    民族主義是影響二十世紀世界潮流的重要思潮之一。而在中國, 最具有本土特色並且能夠代表這種思潮的話語,應該就是「漢奸」一 詞。也許是因為已經成為常用詞彙,所以幾乎看不到思想史的研究 著作言及漢奸的定義,而權威性的語言工具書《辭海》,則對它作出 如下解釋:「漢奸,原指漢族的敗類,現泛指中華民族中投靠外族或 外國侵略者,甘心受其奴役,出賣祖國利益的人。」毫無疑問,這 一解釋符合今天部分國人對於漢奸的想像。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 是作為一個近代民族主義符號的「漢奸」被與「漢族」、「中華民族」乃 至「祖國」結合在一起。也就是說,在這種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思想的 視野中,漢奸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近代民族國家思想的話語。然 而,這種從近代民族國家思想的角度對「漢奸」的解讀,根本涵蓋不 了漢奸的全部歷史。而筆者以為,不從漢奸的發生去理解漢奸的原 意,會造成對中國傳統文化性質的誤讀;不去分析「漢奸」的衍變過 程,就難以察覺近代中國如何偏離了文化傳統,以及這種偏離與近 代中國所經歷的種種苦難之間的內在聯繫。本章的目的,就是通過 考察「漢奸」一詞從無到有,並且由一個多民族王朝的話語逐漸轉化為一個近代民族國家話語的歷史過程,分析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思想 的發展脈絡,探討進入近代以後民族國家思想與中國社會發展進程 之間的關係。

     

    第一節        沒有「漢奸」的歷史

    根據《漢語大辭典》的說法,「漢奸」一詞出現在宋人王明清的《玉 照新志》卷三之中:「檜既陷此,無以自存,乃日侍於漢奸戚悟室之 門。」就此,筆者查找了以下七種《玉照新志》版本,發現雖然有關 這一段的描述言辭各異,但卻有一點共通的是,其中都沒有出現漢 奸一詞。

     

    1. 明萬曆十四年秦四麟抄本《玉照新志》為:「張遜於虜之左戚 悟室之門。」(卷五)

    2. 《宋元筆記小說大觀》,汪新森朱菊如校點本《玉照新志》 為:「託跡於金之左戚悟室之門。」(卷五)

    3. 尚白齋鐫陳眉公訂正秘笈二十種,四十八卷,第十一冊, 沈士龍、沈德先、沈孚先同校本《玉照新志》為:「張遜於虜 之左戚悟室之門。」(卷六)

    4. 清抄本《玉照新志》為:「託跡於虜之左戚悟室之門。」(卷六)

    5. 《四庫筆記小說叢書》,《玉照新志》為:「張遜於金之左戚烏 舍之門。」(卷六)

    6. 《叢書集成初編》,王雲五主編(商務印書館,民國25年12月 初版)《玉照新志》為:「託跡於金之左戚悟室之門。」(卷五)

    7. 《欽定四庫全書》,《玉照新志》為:「張遜於金之左戚門。」 (卷六)

     

    《漢語大辭典》所列出的內容出處,也與各種版本有出入。從同 一個人名卻可以使用「悟室」與「烏舍」兩種文字表現上也可以看出, 「悟室」顯然是一個生活在漢字文化地區之外、金朝的女真人皇親國 戚,中國歷史上本不存在「戚悟室」此人。

     

    王明清是南宋人,《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記其「慶元(1195)間寓居 嘉禾,官泰州倅,有揮麈三錄、玉照新志、投轄錄、清林詩話」。王明清另一代表作《揮麈錄》與《玉照新志》同為筆記體雜文,其中也 有大量文字描寫秦檜之「賣國」行為。但無論是汲古閣影宋抄本還是 《宋元筆記小說大觀》中穆公校點本的《揮麈錄》中,同樣都沒有「漢 奸」一詞。也就是說,即使這位身為南宋大臣卻勾結金國出賣南宋的 利益、在許多國人看來毫無疑問是中國歷史上最大「漢奸」的秦檜, 很可能在宋代也並未被稱為漢奸。

     

    實際上,從《史記》到《明史》的《二十四史》(中華書局版)中, 都找不到漢奸一詞。筆者看到的最早的「漢奸」,出現在元代胡震《周 易衍義》卷六當中:「子突欲去衛朔而反遇四國之毒吝也。然志在輔 正,於義何咎?李固欲去漢姦(注意:這裏出現的是「漢姦」而非「漢 奸」)而反遭群小之毒吝也,然志在去姦,於義何咎?葛亮欲殄漢賊 而反遭街亭之毒吝也,然志在殄賊,於義何咎?」李固(94–147)為 東漢沖帝時的太尉,沖帝死,因不附大將軍梁冀,建策立清河王被 免官,桓帝即位後為梁冀所誣告,被逮捕下獄,遂死於獄中。很明 顯,此處的「漢姦」是「漢朝廷之姦臣」之略稱,並無出賣民族利益與 外國外族之意。換言之,與現在通用具有民族意味的「漢奸」之涵義 大相徑庭。

     

    胡震《周易衍義》中的「漢姦」一例,還可以說明這樣一個問題: 即直到元代為止,「漢」還沒有成為一個民族集團的專用概念。然 而,按照《辭海》給「漢奸」所下的定義,漢奸能夠扮演一個「漢族的 敗類」的前提,當然就是漢成為一個民族集團。換言之,只有在漢成 為一個民族集團的符號之後,作為民族主義概念和符號的「漢奸」的話語才能成立。所以,在考察漢奸一詞的誕生和演變之前,必須考 察作為民族集團符號的「漢」是如何成立。

     

    當然,判斷「漢」是不是成為一個民族共同體的符號,並不簡單 取決於漢後是否被附加上一個「族」字。「漢人」、「漢民」、「漢兒」、 「漢子」都有可能成為民族集團的符號。但是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即 使出現在中國歷史文獻中的「漢人」和「漢民」這類用以稱呼人類集團 的詞彙,也並不一定都是用來意味一個民族的集團。例如,在《史 記》中有一處提到「漢人」一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 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此處的楚、漢,指的是韓信 與劉邦。因此可以說,《史記》中出現的「漢人」一詞,指的決不是一 個民族的集團。

     

    起源於河流名稱的「漢」字,日後成為一個王朝政權的名稱。 「漢」這一名稱,被廣泛地使用在表現與周邊地區的關係時。例如, 「單於終不肯為寇於漢邊」的「漢邊」,說的是漢王朝政治權力所達 到的極地。另外,不得不提的是,《漢書》中有兩例「漢人」出現: 「(匈奴)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 「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 井,而其內食尚多」, 很明顯就是漢王朝的屬民之意。這一點從《漢 書》在表達同樣意義時,也使用「漢民」的事例中可以得到證實,例 如:「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

     

    與此同時,「漢」還是一個漢王朝皇族宗室的符號。例如,《史 記》在記錄漢王朝與烏孫和親一事時用了「漢女」:「烏孫以千匹馬聘 漢女」, 烏孫王用千匹馬作為聘禮迎娶的當然不會是一位民女,而 是漢王朝皇家宗室之女江都公主;《漢書》在說到漢王朝的干支五行 時用了「漢氏」:「丁,火,漢氏之德也」, 這種用法更是直接說明 了當時「漢」被用於作為一個具有血緣組織性質的氏族符號的事實。 另外,「漢家」一詞更是頻頻出現在《史記》與《漢書》之中,前者中 有14處,後者中出現54次;如「漢家隆盛,百姓殷富」等,均指漢 王朝中劉邦一族宗室的最高統治集團。從正史《三國志》中也可以看出,用於稱呼漢王朝宗室的「漢」,至少沿用到三國時期,例如:「昔 漢室失統,九州分裂」;「漢氏承秦,即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14 等。

     

    可以看出,在作為一個王朝而存在的時代裏,「漢」對內意味 著漢王朝的劉氏皇族宗室,對外則意味著漢王朝這一政治共同體。 而使用這種稱呼的必要性,因為在三國時代以後已不復存在,所以 「漢」的意義開始發生變化。例如,《宋書》中有「雖宣孟之去翟歸晉, 頹當之出胡入漢,方之此日,曾何足云」; 白居易詩〈縛戎人〉中有 「沒蕃被囚思漢土,歸漢被劫為蕃奴」;《五代史》中有「近聞漢地兵 亂」。 這裏的「漢」、「漢土」和「漢地」,無一例外都是指中央王朝的 統治地區;也就是說,到了三國時代以後,「漢」不僅可以用來代表 在時間上已經成為歷史的漢王朝,而且轉變成一個在空間上區別周 邊地域、泛指中國王朝統治地域的名稱。在這裏,衡量是否為「漢」 的標準已不是具體的、而是這個地域的抽象的政治體制特徵和文化 特徵。

     

    《明史》中多次出現「漢人」、「漢民」、「漢語」、「漢法」、「漢制」、 「漢使」、「漢邊」等詞。經過與元朝浴血奮戰之後建立起來的中華政 權 —明朝,後來又被來自北方的少數民族所滅,所以在關於周邊 的民族集團與自己的文化不同這一點上,比以往任何朝代都具有更 加強烈的意識。然而,《明史》中所使用的「漢」,基本上都不是指具 有民族性質的共同體。例如以下使用「漢人」一例:「時王師踰孟養 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山千餘裏,諸部皆震讋曰:自古, 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真天威也。」在這段對明中央政 府與雲南的民族集團進行接觸的記述中,「漢人」是被作為中央王朝 屬民之意使用的。

     

    在《明史》中,「漢人」一詞先後出現了五次。除了在處理與周 邊其他民族集團的關係中使用之外,還被用在描述處理與朝鮮等周 邊國家的關係時。比如「七年五月諭祹曰:『鴨綠江一帶東甯等衛, 密邇王境,中多細人逃至王國,或被國人誘脅去者,無問漢人、女直,至即解京。』」這裏的「女直」(女真)是作為國名來使用的, 所 以可以很明顯看出,這裏的「漢人」並沒有被作為民族集團的名稱, 而是同樣用於表現「中國王朝屬民」之義。

     

    《明史》完成於明代以後, 雖然是由滿族建立起來的清朝所編 纂,但其中的「漢」與其說是從民族的角度,毋寧說是從政治的角度 來界定的。其原因很可能在於明王朝自己並沒有將「漢」作為一個民 族集團的名稱使用,因為對於明王朝來說,當時「漢」與「中國」已經 融為一體。如果明朝把「漢」視為一個民族集團的話,這就會與朝廷 應該容納周邊的其他民族集團、從而君臨「天下」的理念自相矛盾。 所以在區別周邊各國各地區的居民時,一般不使用「漢人」,而使用 「中國之人」一詞。《大明律》中就有很好的例子:「奸細即周官所謂邦 課,今俗云奸人細作是也,境內者指中國之人言。」

     

    不把「漢」視為一個民族集團,換言之就是不把自己看成是一個 「民族政權」,這是歷代以統治「天下」為己任的、由漢人建立的王朝 的共同特徵。如果這種對於民族與國家關係的認識,能夠完全主導 中國所有統治者的政治意識和民眾心理,那麼就很難想像在漢語中 會出現帶有強烈的排斥其他民族意識的「漢奸」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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