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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三代國學大師的傳承守望
《我們三代人》是著名哲學家湯一介先生晚年親撰的一部傳記，包含了祖孫三代學人的學思歷程，承載了一位知識分子的良知自省，三代國學大師的傳承守望，是瞭解二十世紀中國重要的文化世家──湯氏一門三代百年風雨歷程的珍貴記錄。
在樂黛雲先生看來，《我們三代人》首先是一部事件史，是先生對一個個事件的真實記錄；也是一部精神史，是先生對自己與同時代學人精神面貌的充分展示；還是一部心態史，是先生對自己心態毫不避諱的忠誠呈現；更是一部知識分子交往史，記載了先生與很多同學、友朋之間的親密來往。
可以說，這是一部：
真誠之作──湯先生文字真誠樸實，對於三代人各自人生中的重要問題都沒有迴避，比如父親湯用彤先生在國共鼎革之際的選擇，自身的哲學之路，以及文革中與「梁效」的關係，都有坦誠的交代。
深情之作──湯先生筆觸細膩生動，字裏行間不難看到一介學人對尊長、師友、妻兒、家國，乃至人類的深情。
反思之作──湯先生作為一個哲人，不無意外的選擇以審視的方式反思着，既有對自身人生選擇的反思，也有對諸如學術自由與知識分子問題的反思，還有解釋學傳統等衆多哲學問題的反思，更有對國家、民族歷史的深刻反思。
作者簡介
序
自序
《我們三代人》斷斷續續地寫了三年，現在總算完成了。如果問我，對這本書滿意不滿意，我會坦白地說：我不太滿意，沒有把我所想寫的都寫出來。但現在也只能如此了，因為手頭還有其他幾件事要做，再抽不出時間補充、加工，對此只能抱憾了。
這本書對我祖父湯霖寫得很少，我手頭沒有多少他的材料，如果我有時間回湖北黃梅家鄉和到他任知縣的甘肅渭源、碾伯等地作點調查，也許會得到更多的材料。對我父親湯用彤，我也沒有全面地寫他的為學為人，因為關於他的傳記已經有好幾本了，寫他為學為人的文章至少也有上百篇了吧！因此，他在學術上的成就和他的生平事跡等等也就不需要我多用筆墨了。
我寫這本《我們三代人》只是想通過一些具體的事，寫出我們這三代不過是眾多的「詩書之家」中的一家，而且我們這一「詩書之家」到我之後就不能再繼續了。雖頗有些感慨，但也無可奈何，時代不同了嘛！
我祖父雖是一位能淡泊名利者，但也希望能「立功立言」；雖是一位清朝的進士，但卻也對「新學」有所留意；雖是一位身在衰世的知縣，但卻有憂國憂民之心。我認為，也許我祖父做的最有意義的事，是把我父親送入新式學堂，特別是讓父親進入了清華學校的留美預備班和他對我父親的「國學知識」的傳授。因此，我父親得有良好的「國學」基礎，又能對西方文化有深切的掌握，致使他在學術上取得公認的成就。當然，祖父的「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素位而行，隨適而安」等為人處事的榜樣，對我父親也有著深深的影響。十分可惜，我沒有能更多地了解我的祖父，這無疑是我一生的遺憾。
現在學術界都認為我父親是「中國佛教史」、「魏晉玄學」方面的權威學者，是當代的一位「國學大師」，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說：「太炎先生以後，幾位國學大師，比如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陳垣、胡適等，都是既能鎔鑄今古，又能會通中西的。……我認為，湯用彤（錫予）先生就屬於這一些國學大師之列。這實際上是國內外學者之公言，決非我一個人之私言。在錫予先生身上，鎔鑄今古、會通中西的特點是非常明顯的。」正因為我父親能「鎔鑄古今，會通中西」，他的著作才能成為傳世之作。從表面上看，我父親對現實中的問題並不注意，是一位「為學術而學術」的專家。但如果我們透過他的學術研究就會深深地感到他對中國文化有著一種存亡繼絕的使命感，這點正如賀麟先生所說：「他（按：指用彤先生）根據他多年來對中國文化學術史的研究和觀察，對於中國哲學發展之繼續性（continuity）有了新穎而深切的看法。他一掃認中國哲學的道統在孟子以後，曾經有過長期失傳的偏狹的舊說。他認為中國哲學自來就一脈相傳沒有中斷。即在南北朝隋唐時代，當佛學最盛，儒學最衰時期，中國人並未失掉其民族精神。外來的文化只不過是一種偶然的遇合，外在的刺激，而中國人利用之，反應之，吸收之，以發揚中華民族精神，並促進中國哲學的新發展。他這種說法當然是基於對一般文化的持續性和保存性的認識。這種宏通平正的看法，不惟可供研究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發展史的新指針，且於積極推行西化的今日，還可以提供民族文化不致淪亡斷絕的新保證。而在當時偏激的全盤西化聲中，有助於促進我們對於民族文化新開展的信心。」我父親早年留心於儒學，後於「中國佛教史」有深切之研究，而後又來研究以老莊思想為基礎的魏晉玄學，於1941年初的一次講演中，用彤先生說：「中國文化即儒學，若釋、道均非中心。」可見其所涉獵遍及儒、釋、道三家，而中國文化之正宗仍為儒家。就此，我們可知用彤先生對中國文化及其發展前景的看法，並可深切體會其對中國文化的特殊關懷。
我這本書中不是要全面介紹我父親，而是根據我所了解的其他學者少談到的方面，用紀實式的寫法，來寫我覺得應該向讀者介紹的方面。例如，在《湯用彤全集》中未收的用彤先生關於《印度佛教漢文資料選編》，我做了重點介紹。我讀了他的這份資料，深感他對印度佛教有其獨到的了解，特別是他抓住印度佛教發展的關鍵，這點不能不說他是借助了他的西方哲學的素養。對1949年後，我也只是用幾個典型的事件，來說明他的變化。但在這本書中，我特別介紹了用彤先生和當代學者的交往，我認為這方面的材料對於我們了解老一代學者的為人為學以及他們之間的友誼是非常重要的資料，應該受到重視。
至於我寫我自己，我也只是擇要的寫，其中有兩部分我認為也許會使讀者對我有所了解，這就是《我與中國文化書院》和《我的哲學之路》兩部分。現在我已七十多歲了，但我仍然夢想把中國文化書院辦成一所綜合性私立大學，也許這終究是個夢吧！但是我仍然會走「我的哲學之路」，很可能我會把「中國解釋學問題」繼續研究下去，或者寫一部《中國哲學問題論》。我仍然認為，我自己不能成為一名「大哲學家」，但我卻可以不斷提出一些哲學問題，這無疑對後來的人有其一定意義。
湯一介
目次
序
我祖父
略述家史
讀祖父雨三公《頤園老人生日讌遊圖自序》
讀祖父雨三公的詩文
有關我祖父的一些材料
我父親
我的父親湯用彤
記我的母親
湯用彤先生與東南大學
用彤先生的文化觀
湯用彤與胡適（一）
湯用彤與胡適（二）
湯用彤與胡適（三）
記胡適給我父親的一封短信
湯用彤與吳宓
湯用彤與熊十力
湯用彤與錢穆
湯用彤與傅斯年
用彤先生與北大復校
我父親為什麼沒有去南京
儒、釋、道，我父親是哪一家
用彤先生研究「魏晉玄學」的一個重要原因
父親如何認識共產黨的
用彤先生的一份思想檢查
1957年用彤先生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會議上的書面發言
關於1949年後《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等書的「後記」
讀《康復劄記》想到的
關於用彤先生編選的《漢文佛經中的印度哲學史料》和《印度佛教漢文資料選編》
我自己
我的童年
到雲南與父親團聚
我的中學時代
西去延安幻想曲
父親給我的三封信
我能有什麼信仰嗎
北大四院的生活
東廠胡同大院中的大孩子和小孩子
我和鄧可蘊
在進退兩難之間
我與「梁效」
父親對我的唯一一次責罵
從《東方之子》節目主持人向我提出的問題說起
我在沙灘的北大和未名湖的北大
我的子孫成了美國人
我與中國文化書院（一）
我與中國文化書院（二）
我與中國文化書院（三）
我的哲學之路（一）
我的哲學之路（二）
我的哲學之路（三）
我們為什麼要編纂《儒藏》
附錄
一、舊作拾遺
二、病中雜憶
三、在八十六週歲生日宴會上的講話
四、最後的七篇講話
書摘/試閱
我祖父
我祖父大概是一位淡泊於功名利祿且不甚喜遊樂的讀書人，因此在他與弟子、子孫遊園時仍諄諄教誨諸隨者「毋戚戚於功名，毋孜孜於逸樂」，並且祖父把這次他與學生們的遊園作為「可以收舊學商量之益，兼留他日請念之劵」的一次機會。
略述家史
庾信的《哀江南賦》中有這樣一句：「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辭賦，先陳世德。」我的家族從祖上說算不上什麼世家大族，大概從我的太祖父起只是當地的一個小小的鄉紳。原來我們家是在江西永豐，在我太祖父之前已遷至湖北黃梅縣孔壟鎮東廂。
據殿撰黃思永《莘夫贈公墓表》中說：我祖父湯霖的曾祖父「諱正誼，儒士積學，未遇覃恩，賞給八品頂戴」，祖父的祖父「諱鎮東，號曉峰，增廣生，恩賜副舉人，賜封奉政大夫。生三子，公序居長，幼岐嶷，讀書目數行下，見者咸以國器目之。」
莘夫公曾受學於引軒公，據同邑解元黃經塾《引軒公碑文》謂：「塾與敬亭（按：敬亭為正誼公侄）、曉峰同庚，髫年相交，二君受業引軒世伯老先生，世伯平日以小學教人，善於引蒙，故自號引軒，要之弱冠壯歲，皆在引進之中，敬亭佩兄訓登賢書，曉峰佩父訓入黌序，非所謂成人有德者乎。塾以時聆世伯緒論道德，發為文章，言有根柢，亦足引瀹性靈。……惜曉峰兄績學功深，屢試優等，頻膺房薦，未得早奪鄉魁，令世伯一獲見修德之報耳。」
引軒即太祖父正誼公，《湯氏宗譜·儒林志》中謂：「正誼，字廣運，號引軒，績學未遇，垂老呼唔，占嗶循匕，善誘子，副舉人鎮東受庭訓，堂弟經魁思永、恩貢項元，省文學生徐朗，皆出門下。」
又同邑經魁李炳黌《曉峰公碑文》：「孔壟邑之名鎮也，多碩士。吾祖伊村公有友三人焉，曰：解元黃經塾、經魁湯思永及曉峰公也。公弱冠遊庠，聲名藉甚，屢試輒冠其曹，為文鴻博，稟經酌雅，膏沃光曄，推倒一時，而顧數奇不偶，列優等第十一次，不祚上舍鄉闈，屢膺房薦，終以額滿見遺。」
又時朝廷有《制誥》中謂：「……獎爾湯鎮東，乃同知銜甘肅碾伯縣知縣湯霖之祖父，錫光有慶，樹德務滋。嗣清白之芳聲，澤留再世；衍弓裘之合緒，祜篤一堂。茲以覃恩，貤贈爾為奉政大夫，錫之誥命。」
據此可知，太祖父乃一書生，雖「績學功深」、「為文鴻博」，但終未得功名，僅「賜副舉人」，而因祖父之關係而「貤贈為奉政大夫。」
祖父的父親「諱立賢，字謙吉，號莘夫。」據謂由於「曉峰公館穀所入，恒不能供食指」，於是曾祖父「年十六遂慨然棄舉子業，偕傭奴雜作，每負擔行。行壟畝間，必挾一冊自隨，且行且讀，人以之比朱翁子云。」咸豐初亂起粵西，乃及黃梅等地，曾祖父曾以鄉團助胡文忠公等官兵，運糧饋館，故以軍功得由監生，保以縣丞候補。因孔壟地勢窪下，十歲九淹，曾祖父於是創議修攔湖堤，得縣官許而委任之，十年之間「履荊棘踐蛇虺，口授指畫心計，暴烈日中，汗如釜蒸」，「罔敢少休」。後堤工告成，三十年不知水患。曾祖父「好讀書，尤喜《左傳》，年七十餘背誦不遺一字。遇事敢為，治家嚴而有法，以故鄉之人、族之人咸畏敬之，稱祭酒焉。」（《莘夫贈公墓表》）又朝廷《制誥》云：「……獎爾湯立賢，乃同知銜甘肅碾伯縣知縣湯霖之父，禔躬淳厚，垂訓端嚴。業可開先，式榖乃宣猷之本；澤堪啟後，貽謀裕作牧之方。茲以覃思，贈爾為奉政大夫，賜之誥命。」
以上資料均取自《湯氏宗譜》。但據此可知，我家自正誼公起即或可謂「詩書之家」，蓋因祖父前之三代多以讀書、教書、授徒為業之故也。
我祖父湯霖，字崇道，號雨三，道光庚戌年（1850年）出生於家鄉湖北黃梅，光緒十六年（1890年）中進士，做過幾任知縣，後數任甘肅鄉試同考官，並於1906年與陳曾佑等合辦甘肅省優級師範學堂，歿於民國三年（1914年），享年六十三歲。我父親用彤先生幾乎沒有和我談過我祖父，只是在五七年「反右」後，我產生了一種悲觀情緒，感到中國知識分子總是處於一種提心吊膽的生活環境之中。有天，我問父親關於我祖父的情況。父親只是說，祖父喜漢《易》，但沒有留下什麼著作，做過幾任縣官，為官清廉，晚年以授徒為生，平日愛用湖北鄉音朗誦庾信的《哀江南賦》和《桃花扇》中的《哀江南》，並把他收藏的一幅祖父六十一歲生日時他的學生為他祝壽而作的《頤園老人生日讌遊圖》拿給我看。現把可找到的一些關於祖父的資料抄錄於下：
《湯氏宗譜·仕宦志》記載：「霖，字雨三，庚寅（1890年）進士，甘肅即用知縣，歷任渭源、碾伯、寧翔、平番等縣知縣，加同知銜，歷充丁酉（1897年）、壬寅（1902年）、癸卯（1903年）等科甘肅鄉試同考官。」《湯氏宗譜·學績志》中說：「霖，字崇道，號雨三，同治十一年（1872年）洪宗師科試，取入縣學一名。光緒元年（1875年）王宗師科試考取一等三名，補廩梁宗師科，考取一等第二名，高宗師科試，取一等第三名，張宗師科試，均考取一等第一名。光緒乙亥（1875年）、己卯（1879年）、戊子（1888年）科三膺房薦。己丑（1889）恩科中試舉人。庚寅恩科會試，聯捷進士，官知縣。晚號頤園老人。兩次丁艱，家居授徒，成材甚眾。歿後，門人私謚元貞先生。」《湯氏宗譜·文藝志》錄有我祖父的作品：「雜文，《平慶涇固道王觀察壽文》、《頤園老人生日讌遊圖自序》、《覆贈中丞書》、《與連方伯書》、《渭源縣下車觀風告示》；古近體詩，《墩子湖弔賀文忠公》、《烈婦行—為安化譚同年之妻賀孺人作》、《送友之平番任兼賀其四十壽》、《寧夏道中遇雪戲作》、《浙川舟中口號》；聯，《六十自壽聯》。」
按：各種有關我祖父的記載，都說「湯霖字雨三」，看來都是不對的，應是「字崇道，號雨三」。說我祖父中進士，有的記為「光緒十五年（1889年）」，有的記為「光緒十六年（1890年）」，據《明清進士題名碑索引》作「光緒十六年」，看來「光緒十六年」是正確的。
諸多記載都說到祖父任渭源和平番知縣的時間，而沒有材料說到他任碾伯、寧翔知縣的時間。據《黃梅縣志》知，光緒十九年（1893年）仍在平番縣任知縣。又據《渭源風土調查錄》謂祖父是「光緒二十年（1894年）到任……在任三年（至1897年）」。我沒有找到祖父出任碾伯、寧翔知縣的任期材料。
又，《創修渭源縣志·職官表》中說：「湯霖，字雨三，湖北黃梅縣人，光緒庚寅科進士。下車觀風課士，講授文學，因以執師生禮，而官民之風變焉。迨後文明日進，先生使然。」又，《渭源風土調查錄·湯霖傳》謂：「湯霖，湖北黃梅人，由優廩生中光緒丁丑（應為『己丑』）科舉人，庚辰（應為『庚寅』）進士，以知縣用授渭源，光緒二十年（1894年）到任。名士風流，政尚平恕，在任三年，民感其化，盡除險詐之風。往年，邑中婦女與夫家稍忤目，即服鴉片自盡，母家訟之，夫產隨盡。霖查悉此弊，凡遇婦女服毒自盡，不但不予追究，反坐其父母以不善教導之咎。從此閨中私語，謂『湯官惡作劇，服毒不但無益，反累父母』。此弊遂革。又鄉婦人凌虐童媳，牛馬不如。霖每微服訪查姓名，即以虐媳術施於姑，嚴懲數人，慘毒風息。在在善政甚多，邑人以湯青天呼之云。」按：據以上材料，大體上可知我祖父是一位重視文學的清官。
又據劉尊賢《清末甘肅優級師範學堂》（刊於《甘肅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七輯，中說：「甘肅省優級師範學堂設立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規定修業期限為預科三年，本科二年。入學資格規定是貢生、生員、監生，由各府、州、縣選送。名額規定為一百二十名。……監督為湖北人陳曾佑（翰林出身，時任甘肅提學使），教務長為甘肅人張林焱（翰林出身，曾官任翰林院檢討），庶務長為湖北人湯霖（進士）和山東人郁華（舉人）。教員有張焱（授歷史），郁華（授算學、圖畫、地理），王澤（授理化），李興勇（授博物），邵登凱（授算學），鄧宗（授教育、倫理、心理、英文），譚其茳（授倫理、日文），金常（授法制、理財），文琳（旗人，授體操）等……」按：雖然戊戍變法（1898年）失敗，但新政並未停止，1905年廢科舉，辦新式學堂。我祖父在1897、1902、1903年還任甘肅鄉試同考官，而到1906年即與陳曾佑等合辦新式學堂（甘肅省優級師範學堂），這是因為他對新學也有若干認識。他的學生陳時雋1930年為《頤園老人生日讌遊圖》題詞中回憶說：「……師孳孳弗倦，日舉中外學術治術源流變遷，與夫古君子隱居行義，進退不失其正之故，指誨闡明，纖悉至盡。」可見我祖父當時對「新學」也頗為留心。
據《湯氏宗譜·學績志》言，我伯父湯用彬「壬寅（1902年）順天鄉試，挑取謄錄譯學館，畢業獎舉人，升入國立分科大學，畢業授文學士」云云。祖父不僅辦過新式學堂，而且送我伯父和父親進入新式學堂，此或亦可謂他看到了時世遷流之趨勢也。
我父親湯用彤，字錫予，1893年出生於甘肅省渭源縣，1922年由美國回國後，一直在大學教書辦學，於1964年逝世於北京。我，湯一介，1927年生於天津，195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自此以後均在學校教書。據此，可以說湯霖、湯用彤、湯一介一家三代均以教書辦學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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