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年(修訂本)（簡體書）

《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年修訂本）》系統研究了從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至1950年冬朝鮮戰爭爆發十年間的中關關係，剖析了這一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的失敗原因，分析和批評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內在矛盾和缺乏遠見，實事求是地揭露了國民黨的腐敗墮落和失去民心。
《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年修訂本）》論證嚴密．邏輯性強，引用材料極為豐富，對每個問題、每個論點的論證和分析都細緻嚴謹．將宏觀的歷史和微觀的行動有機結合，是國際關係研究的經典之作。

鄒讜

1918年12月生於廣州，廣東大埔人。鄒讜畢業於西南聯大，1946年就讀芝加哥大學研究院，主攻美國政治學，1951年獲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及後一直任教於芝加哥大學政治科學系，直到1988年退休。鄒讜教授曾擔任北京大學名譽教授，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理事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高級研究員。
鄒讜是一位政治學者，出版六部著作，發表多篇學術論文，包括《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一1950年）》、《政治變化與改革：小間道路》、《當代中國的國家和社會》、《從1850年到今中國基層的政治領袖與社會變遷》、《中國的亞洲政策和美國的抉擇》等。其中《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年）》一書令其名聲大噪，被譽為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當年的著作，奠定廠他在學術界的地位

★《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年）》系統研究了從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至1950年冬朝鮮戰爭爆發十年間的中關關係，剖析了這一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的失敗原因，分析和批評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內在矛盾和缺乏遠見，實事求是地揭露了國民黨的腐敗墮落和失去民心。本書論證嚴密，邏輯性強，引用材料極為豐富，對每個問題、每個論點的論證和分析都細緻嚴謹，將宏觀的歷史和微觀的行動有機結合，是國際關係研究的經典之作。
作者將他對美國外交政策深邃的理論意義的理解與具體的歷史事實相結合，對美中關係作出了明智與公正的判斷。《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年）》這本書在美中關係研究史上可稱為一個巨大的思想貢獻。它既是一部體裁宏偉的歷史著作，又是一部傑出的政治科學著作。它在學術領域裡的貢獻可與偉大的政治家在政治領域裡的貢獻相媲美：它還真理以本來的面貌。
——漢斯·J.摩根索

★在《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年）》這本書中，既然鄒讜教授的研究著眼於總結美國當初幫助中國成為“大國”的構想失敗之原因，那麼，這本書對於我們當今的國家戰略研究就是不可多得的棱鏡，有助於我們看清當今中國面臨的大國問題。
——劉小楓

 

在這本書中，既然鄒讜教授的研究著眼於總結美國當初幫助中國成為“大國”的構想失敗之原因，那麼，這本書對於我們當今的國家戰略研究就是不可多得的棱鏡，有助於我們看清當今中國面臨的大國問題。

本書旨在剖析從珍珠港事件到朝鮮戰爭中麥克阿瑟將軍的“回家過聖誕節”的總攻勢崩潰這一時期的美國對華政策的失敗原因。衡量失敗的標準並不是中國的喪失。任何人都不會喪失他從未佔有的東西。蔣介石委員長對中國發生的一切比任何人都要承擔更多的責任，因為責任與權力是成正比的，而蔣曾是中國最有權勢的人物。然而，如果用美國的目的、意圖、利益衡量其政策，那麼美國的政策是失敗的。在抗日戰爭中，國民黨中國曾是美國的盟友；在朝鮮戰場上，共產黨中國打敗了美國軍隊，並且作為強國出現在世界上。
我們著手分析的途徑之一就是視外交政策為假設、目的與手段的完整結構。然後從兩個角度剖析這一結構：構成外交政策的各種各樣的因素；及假設和現實的一致性的程度之間的相互聯繫。一種外交政策由於含有自相矛盾的因素，可能不會取得預期的效果。如果政治目的和軍事手段之間的合理次序被顛倒，如果基本的假設不符合現實或正在出現的變化，那麼即使是始終如一的外交政策仍然可能無助於國家的利益。美國的中國政策給我們提供了許多有益的例子，說明一種政策失敗的原因所在。

譯者的話
序
前言

引言追根尋源
第一章門戶開放政策的原則與美國的中國政策的格局

第一部分使中國成為大國
第二章美國的觀念與中國的現實
第三章外交行動和軍事戰略
第四章壓力策略與有限地、但無條件地支持蔣介石的政策

第二部分以和平方式建立統一、民主的中國
第五章中國的權力之爭和美國政策的影響
第六章美國對中國共產主義的印象和美國的政治傳統
第七章雅爾塔協定與和平統一中國的政策
第八章赫爾利綱領逐步走向失敗

第三部分有限援助政策的局限性
第九章馬歇爾的對華政策一一設計的過程與決策
第十章馬歇爾使命
第十一章局部撤退、有限援助及放棄中國的決定（1947-1948年）
第十二章擺脫和遏制（1949年1月-1950年6月）

第四部分令人啼笑皆非的結局
第十三章朝鮮戰爭及共產主義中國以強國姿態出現

美國對中國在戰胜日本中的貢獻所抱有的這些樂觀主義的希望使她格外地懼怕失去中國這一盟友。國民黨政府積極地培養美國的這種懼怕心理，在關鍵時刻，它從未忘記提醒美國將會出現喪失士氣、軍事上的失敗、與日本單獨講和或與美國斷絕關係的種種可能性。由於打敗德國為優先目標的正確的軍事和政治方針嚴重地限制了對華的軍援數量，因此，美國向中國提出賦予她大國的地位以及她對中國的光輝的未來的展望就成了對缺乏直接的、有效的援助的補償，這也會使中國繼續參戰。
這樣，軍事危機直接地促使美國心存僥倖地把戰後的希望寄託於這一方針在遠東的勝利上。其實，這一方針長期以來就包含在門戶開放的政策之中了，而且它完全符合美國對中國關注的感情和她對戰後世界的理想主義的規劃。
對為使中國成為大國的政策的想法的討論，向美國提出一個根本的問題：即，在中國對美國的重要性和美國在中國以及遠東的利益的實質問題上，是否正在出現一種新的概念？從珍珠港事件到開羅會議期間，美國毋庸置疑地採納了中國作為戰時的盟國這一意義重大的新概念。同樣清楚的是，美國認識到有必要在遠東保持某種形式的力量均勢，並且她使中國在保持力量結構中的重要性具體化了。但是，中國的重要性這一概念的先決條件是：戰後，中國將成為大國。也就是說，中國祇有在戰後的最近幾年成為大國才能對美國具有重要的意義。回顧歷史，對美國的政策來說，這種概念的含意是明顯的，即如果中國能成為大國，那麼美國便沒有必要在中國投入軍事力量，以此來保持遠東的力量均勢。而如果中國未能實現美國多年來的希望，那麼美國在中國的政治利益就會像戰前一樣，變得相對來說無關緊要，而且美國同樣沒有必要從軍事上捲入。這種無限循環的觀點使美國無須考慮她在中國訴諸武力的問題，因為用國務卿赫爾的話來說，美國的“重大利益在別處”。
我們無論怎樣解釋美國的對華政策都必須記住，在太平洋戰爭期間，至少直到雅爾塔會議之前，美國並未打算或者認為有必要在戰後的任何時間內在歐洲保留她的軍隊。1945年2月5日，羅斯福總統在雅爾塔會議中對斯大林元帥和丘吉爾首相說：
我認為美國軍隊在歐洲的逗留不會超過兩年……我感到國會和整個國家都會支持我採取合理的措施，維護未來的和平，然而我認為，這並不會導致在歐洲保留相當數量的美國軍隊。
考慮到在盟國戰略中歐洲的優先地位，考慮到美國與歐洲有著明顯的更加重要的利害關係，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美國的對華政策受到一種緘默的前提的影響，即，美國將不會在中國訴諸武力以維護美國戰後的利益。因而，儘管羅斯福總統賦予中國以大國的地位，然而美國對她在遠東和中國的戰後利益的政治觀點與指導傳統政策的觀點並無根本的差別，而且它並不意味著美國將立即訴諸武力，以維護她在那裡的地位。正如我們即將看到的那樣，馬歇爾使華、馬歇爾反對艾伯特.C.魏德邁將軍的建議和美國最終撤離中國都明確地表明了這一點。
結果，正如事實證明的那樣，為維護遠東的力量均勢，使中國成為大國的政策並不能取代直接地訴諸美國的軍事力量。這一政策本身從未有過成功的機會，而其主要原因有三個。第一，使中國成為大國的政策和依靠中國來保護美國在遠東的利益都出自於一種盲目的設想：一個強大和友好的政府將出現在中國。然而，從1937年起與日本進行了4年的戰爭、到珍珠港事件時期已經嚴重地削弱了的國民黨政府，妨礙了這一樂觀的設想的實現。
第二，美國為戰後的遠東所製定的雄心勃勃的戰時計劃與她向中緬印戰區提供的微不足道的物資援助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如果重新打開滇緬公路的最初方案、在中國海岸登陸的戰略思想、改造和重新訓練中國軍隊的計劃得到了有效的實行，那麼在戰爭結束時出現一個強大和友好的中國的可能性是會更大一些的。然而，全球性的人力和物力的匱乏無法使這一戰略得到儘早的實施。同時，美國對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意圖未能作出正確的判斷也使她的官員們無法認真地權衡美國對中國的國內局勢及其國際地位所擬定的戰略和活動的種種利弊。無論是外交與軍事力量脫節的傳統，還是對莫斯科和延安的意圖作出錯誤的判斷都可成為一種充足的理由，解釋通過軍事手段實行政治方針的失敗的原因。所有這些因素使失敗成為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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