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名物新證

“名物新證”所追求的“新”，第一是研究方法。融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於一身的考古學異軍突起，為名物學的方法革新賦予了最為重要的條件。第二是研究層次的深化以及研究內涵的豐富。由單純對“物”的關注發展為“文”、“物”並重，即注重對“物”的人文意義的揭示與闡發。也就是說，與作為母體的傳統學科相比，今天的名物研究應有着古典趣味之外的對歷史事件和社會生活的關照。

揚之水
浙江諸暨人，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從事名物研究。著有《詩經名物新證》《先秦詩文史》等。

後記 春天還沒有到的時候，去了周原，沒能看見周原的美。而周原的春天是很美的 ── 曹瑋君一路都這麼說。他很長時間在周原從事發掘，現在作了省考古所的領導，說起周原，總還帶着感情。

但周原依然有風景。箭括嶺前，原地平衍開闊，青青淺淺一片新綠。太陽光淡淡的，岐山一道長長的影子勾畫出周原的邊際。只是“瞻彼中林”，“依彼平林”，漆水、沮水、西雍，詩中的河山，已不復舊日容顏。雖不至於“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但今天的周原，畢竟不是周人的周原。《河山集》中說，那時候的周原，包括現在陝西省的鳳翔、岐山、扶風、武功四個縣的大部分，兼有寶雞、眉縣、乾縣、永壽四個縣的少部分。而今，周原歷經河水侵蝕、切割，儘管名稱依舊，所指的範圍，卻已經很小很小了。

路經一道深深的原溝，這是扶風與岐山的縣界。過一個蘋果園，不多遠，便是岐山鳳雛村的西周建築遺址。遺址緊貼道邊，已經回填，地面上新草離離，看去像一塊撂荒的地。自文王時代、甚至更早，直到西周末年，這裏曾是一片由庭、堂、室、塾及兩廂與迴廊組成的四合院式建築群 ── 根據建築遺跡勾畫出來的一幅復原圖，足教人驚異。溥彼周原，曾經成熟了一個綿延數千年的文明，腳踩在這樣一片沃土上，就不大有“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的曠達，也不大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悲慨，而是實實在在想尋找，尋找“天地之悠悠”的昨日之留，哪怕只是星星點點。

扶風召陳的建築遺址比鳳雛要大，保護得也好。遺址周邊建了圍牆，原址同樣回填 ── 回填是保護，否則，經冬歷春，冰封水潦，很快就會蕩然無存。原址的一部分地面做了復原。遺址的前面，塑了一個古公亶父的立像，膝前繫芾，一手持龜甲，一手拄臿 ── 臿，好像是漢代的樣式。不很高的基座上，刻了《緜》中的幾句：“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兹。”古公亶父未必“築室于兹”，但他是在周原開拓基業的領袖人物，站在這兒，是一個很好的象徵。

一路經過出土簋的齊家陂塘，看見好大的一塘水。曹瑋君指點着遠遠近近的各個方向──美陽、劉家、雲塘、京當，等等，都是出土重要銅器的地方。不論周原怎樣變化，這沉埋地底的銅器，總還是依稀當年。扶風白家村的一處青銅器窖藏，出土微史家族的銅器一百零三件，有銘文的，就有七十四件。著名的史牆盤，便是其中之一。盤有長銘二百八十四字，由頌揚歷代周王而說到輔佐諸臣，再說到君臣和諧才可以得“天”佑助，最後歸結到史牆各代祖先如何臣事先王。頌揚之辭未免誇飾，但歷數文武成康昭各王業績，與《詩》《書》等先秦文獻相合，可以互證、互補，它的重要，自不待言。

這一回，臉對臉，看見了真的史牆盤。器身裏裏外外烏黑油亮，盤沿以下一圈長尾鳥紋規整秀麗，銘文字字清晰。它真真切切就在面前，教人一時間無由馳想。而這人與物的相遇，雖近在咫尺，卻又分明橫亙着邈遠的時間和空間。只覺得它竟接通了古與今的幽隔，雖然仍是幽隔，但歲月中失落掉的 ── 應該說，是氣象罷；史實，尚在其次 ── 究竟有了尋找、追問的一點憑藉。也許因為這相遇是在周原，是在周人的周原，所以這感覺，和在大都市博物館隔着玻璃展櫃的“參觀”，大不一樣。

同時看到的還有折斝、師同鼎，又有黃堆出土的一件陽燧。陽燧是祭祀的時候用來取火的銅鏡，這一件只有手掌大的一點兒，上面綠鏽斑斑。曹瑋君說，因為鏽得太厲害，沒法取火，但做了一件複製品作取火試驗，中心聚焦的地方不過黃豆大的一個亮點，聚光好極了。

還有幾塊銅餅，每塊差不多一斤重。曹瑋君說，這是製作青銅器的原料，在產地製成這種樣子，然後運了來，加工製作成銅器。那麼，詩中說到的“南金”，也會是這樣運來的吧。

又有一件四璜組玉佩，玉質細潤，合了玉珠、瑪瑙珠、各樣玉飾，共六百件穿成長長的一串。它“消失”了多少代、多少世，偶然重返人間，竟然還是活生生的 ── 可以講述“佩玉將將”的故事，也可以令人想像出“巧笑之瑳，佩玉之儺”的一點風致 ── 因為它早把生命的因子灌注在詩裏，而詩是不曾消失的。

歸途，過渭河大橋。渭水河床不很寬，只中心有一綫淺淺的水。

渭水和渭水的支流，是詩中最常提到的水。“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淠彼涇舟，烝徒楫之”，“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涇、渭、漆、沮豐沛的水量，曾為周原帶來一片溫潤、茂盛的綠。《河山集》中說，兩周時期的渭水，河床大約很淺，於是會有兩種景象：其一，若非河流流經峽谷之中或高峰之下，則在常水位時，河面必然相當遼闊，水勢也必浩淼；其二，河床既淺，侵蝕的基準面便相對抬高，河流兩側的侵蝕因此不至於十分嚴重，原面因此能夠保持完整，因此而有面積很大的周原、太原。

河山不總是依舊。比起來，文字的生命反倒最長久 ── 河山孕育出來的詩，不是成為一個永遠的存在？

生命和它一樣永久的金石，可以作證。

很早就對文物有興趣，但很長時間僅僅是興趣而已。後來，承暢安先生之介，得與遇安先生識，於是可以常常請教考古學方面的問題。先生五十年代初與沈從文先生有過一段交往，有時會講起這一段交往中的故事。沈先生很早便採用了“二重證據法”來作文獻與文物的考證，《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就是一個重要的成果。沈先生還有一篇題作《“ 瓟斝”和“點犀䀉”》的妙文，專講《紅樓夢》“賈寶玉品茶櫳翠庵”一節中的兩件古器，卻因此揭出文字的機鋒與文物的雙重奧義，由物的虛虛實實，而見出人的真真假假。讀罷令人擊節。也就在這篇文章中，沈先生希望有人結合文獻和文物對古代名著進行研究，乃至直接提出了撰寫《詩經名物新證》的課題。遇安先生說，作文獻考證和文物研究，能寫出這樣的文章，才是達到了一個高的境界，這樣的學問，才不是死學問。沈先生提出來的“新證”系列，的確是一個新的角度，可是直到現在，還沒有人去做。

這“新的角度”，令人心動。從那以後，便有了“詩經名物新證”的醞釀與寫作，而遇安先生也因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直到付梓之前為它安排版式和賜序。

這是書稿得以完成的主要動力。而經常的談話（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授課）也總是充滿收穫的，許多想法，便是在這樣的過程中完成。

書稿涉及不止一個方面，為了儘量求得準確，而拜請了幾方面的專家審閱。陳公柔、吳小如、黃永年、谷林、陳樂民、徐蘋芳、傅熹年、李學勤、王世民、陳美東諸位先生，都曾審閱了書稿中的若干篇章，並且提出了切實而中肯的意見。

需要查閱的資料很多，卻不是能夠容易找見，於是四處拜求師友。楊成凱、齊東方、李零、曹瑋、沈昌文、俞曉群、王之江、陸灝、陳星燦、鍾曉青、辛德勇、姚敏蘇、蔣恆、孫歌、劉躍進、吳興文諸君，都曾給予熱情的幫助。

文學所提供了一方可以靜心讀書、寫作的樂土。文學所、語言所、歷史所資料室的師友，始終給予方便 ── 包括一再原諒我的“違章”，而這樣的方便，是完成這部書稿的基本條件。

寫出第一篇《秦風．小戎》之後，便開始在《中國文化》連載 ── 劉夢溪先生始終的支持和鼓勵，是完成書稿的動力之一。

李航同志幫助編製了附在書末的兩種索引 ── 在精疲力竭的最後階段，這樣的幫助，真是太需要了。

最後，是楊璐君的熱誠支持，書稿才能夠以書的面貌問世。

總之，友情是溫暖的，深厚的。而我更有一個始終可以獲得溫暖與支持的家。我覺得，我是幸運的。

但仍然不免傷感：三年苦作，一“經”未窮，竟已皓首，沒有看見“燈火闌珊處”，卻已經“為伊消得人憔悴”了。

記於夫婿授綏將及廿載之際
再版後記 雖然近年的關注點不曾離開名物，但“走出先秦”的確已經很久。打開電腦裏的“詩經名物新證”，其中每篇文字顯示出來的最後修改日期都是一九九八年。因此聽到勃洋君關於重印此書的提議，不免既感且愧。感念這本小書竟然還被人記得，感念勃洋君竟不惜為此付出寶貴的時間和精力，卻又分外慚愧對於這一課題的研究自己近年再無寸進。

這一版是否該稱作“修訂本”，是很有些猶豫的。正文的改動很少，算下來不過數十條腳註而已，卻也並沒有甚麼新的意見，多半是在寫《先秦詩文史》的時候讀《左傳》而隨手抄下來的文字，覺得有詩史互證的意趣，便夾在書頁中了，這一次的增補，即擇要補入了這一部分的內容。

近年的先秦考古頗有新材料的發現，上海博物館購藏的戰國楚竹書《詩論》更是在學界引起廣泛討論的重要文獻。然而我的精力已全部放在兩漢隋唐之後，對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缺乏關注和思考，因此這一本再版的小書便更像是一份舊日的研究記錄而等待用新的標準來重新檢驗。這本來是最教人感覺不安的，卻又因為它是難得的求教機會而不能不特別珍惜。

《詩經名物新證》一九九八年底交稿之後，我的讀《詩》並沒有就此結束。應友人之約，賈餘勇作了一本《詩經別裁》，這本小冊子與名物研究無關，不過卻是在對《詩》之名物有了一定了解之後的貼近文學的讀《詩》，也因此更使我對《詩》懷有深厚的感情。之後一本讀書筆記式的《先秦詩文史》也是同樣的閱讀狀態。寫作這本書的時候讀《左傳》似乎讀得很認真，前幾天找出當時讀的洪亮吉《春秋左傳詁》，看見書的天頭地尾有不少從他書過錄來的或詮解或評述的文字，不覺又喚起昔日的一些閱讀印象，而依然能夠找回感覺。在書中論及《左傳》的一節，我引述了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中的一段話：“要考察到中國古代人的家族道德與家族情感，最好亦最詳而最可信的史料，莫如一部《詩經》和一部《左傳》。《詩經》保留了當時人的內心情感，《左傳》則保留了當時人的具體生活。《詩經》三百首裏，極多關涉到家族情感與家族道德方面的，無論父子、兄弟、夫婦，一切家族哀、樂、變、常之情，莫不忠誠惻怛，溫柔敦厚。惟有此類內心情感與真實道德，始可以維繫中國古代的家族生命，乃至數百年以及一千數百年之久。倘我們要懷疑到《詩經》裏的情感之真偽，則不妨以《左傳》裏所記載當時一般家族生活之實際狀況做比較，做證驗。”“這便是中國民族人道觀念之胚胎，這便是中國現實人生和平文化之真源。倘不懂得這些，將永遠不會懂得中國文化。”我至今認為這是極好的意見。我從不以為傳統是沉重的負荷，而總覺得它是血脈，是根源，它可以予我以智慧，借用《詩》之語，便是“我思古人，俾無訧兮”，“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五百年間‘詩三百’，實在不能算多，但若看它是刪選之後的精華，卻也不算太少。五百年雲和月，塵與土，雖然世有盛衰治亂，但由《詩》中表現出來的精神則是一貫。其中有所悲有所喜，有所愛有所恨，也有所信有所望，不過可以說，健全的心智，健全的情感，是貫穿始終的脈搏和靈魂。孔子取《詩》中之句以評《詩》之精神曰‘思無邪’，真是最簡練也最準確。”“可以說，周人是開啟了一種智慧和開創了一種精神的，此中精華則大半保存在《詩》裏。源頭之水總是有着清澈的可喜和可愛，儘管這清澈未必全是歷史的真實，而也許只是理想的真實。” ── 這是我寫在《詩經別裁》中的兩段話，可以算作讀《詩》的一點點心得罷。

這本小書，我的老師和我後來都把它視作畢業論文，只是我自己當時還沒有這樣明確的認識。在兩年前出版的《古詩文名物新證》的《後序》中我寫道：“自一九九五年初夏從遇安師問學，至今已將近十個年頭。對老師的感激更不是幾句話可以說得盡，以《詩經名物新證》為基礎，遇安師引導我走向一條新的學問之路，從宏觀到微觀，無一不悉心指點。老師的學問如百科全書般淵博，我至今不敢說已經學到一枝一葉，但自信從學過程中總算逐步有了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這對於我來說該是最可寶貴的東西。用朋友的話說，遇到一位好老師，是求學途中最大的幸運，而我正好是一個幸運者。”時間過去了很久，回首走過的路，才更能理解老師當日指導我寫作這本書的良苦用心。

平日最喜歡引述的兩句詩，一是“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一是“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前者是對自己而言，後者是對朋友而言，今天再一次把它引在這裏，以用來寄託我的全部感念。

丙戌七月初五
代新版後記 詩中“物”與物中“詩” ── 關於名物研究

名物學是一門古老的傳統學科，先秦時代即已產生，此後依附於經學而綿延不絕，直到近世考古學的興起才逐漸式微，乃至被人們淡忘。重新拾起這一名稱，是因為從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中發現，用他提出的這一方法可以為傳統的名物學灌注新的生命。而在考古學逐步走向成熟的情況下，今天完全有條件使名物學成為一種新的研究方法而解決文學、歷史、考古等領域中遇到的問題。

我給自己設定的理想是：用名物學建構一個新的敘事系統，此中包含着文學、歷史、文物、考古等學科的打通，一面是在社會生活史的背景下對“物”的推源溯流；一面是抉發“物”中折射出來的文心文事。希望用這種方法使自己能夠在“詩”與“物”之間往來遊走，尋找它們原本就是相通的路徑。近年我曾在不同的場合使用“詩中‘物’與物中‘詩’”這樣一對概念，我以為，二者原可相互置換，入手的角度不同，方法和目的卻是一樣的。

一 詩中“物”：與文學的結合

文學研究與文學史的寫作，通常是落墨於名家和名篇（包括名家之名篇和非名家之名篇），亦即從藝術角度來看是屬於文學之精華的部分。但同時是否還可以有這樣一種角度，即它通過對詩（廣義的詩）中之物的解讀，而觸摸到詩人對生活細節的觀察與體驗，以揭出物在其中所傳遞的情思與感悟，由此使得一些多半是在文學研究與文學史寫作視野之外，亦即藝術標準之外的作品（包括名家之非名篇），別現一種文心文事乃至彰顯出詩意的豐沛。

相對於文學史寫作的主流，我所作的名物研究只是旁枝細流中的一道小溪，是很邊緣化的。當然也可以說，它放在哪一個學科裏都是屬於邊緣，不論文學、史學、考古學，但它又有可能為每一個學科提供新的視角。名物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努力還原歷史細節和生活細節。或許在我們能夠洞悉古人生活細節的時候，對詩中最深刻的意蘊會理解得更加完全。

幾年前與友人閒談，說起我對“物”的關注，他說：“詠物詩的藝術性多半是不高的。”這句話使我想了很久，我不斷反問自己：我對“物”的關注，對於文學和文學史來說，意義何在？如果談不上藝術性，那麼作為詩，它是否還可以有另外的意義？

於是我想到應該先把我所關注的“物”與詠物詩稍作區分。詠物詩之物，是普遍之物，抽象之物，在此意義上，也可以說它通常是一個一個虛擬的話題。比如唐代李嶠、元代謝宗可、明代瞿佑等人的詠物詩。而我的研究物件，即詩文 ── 或者更明確一點說是近年我主要關注的兩宋詩文 ── 中的物，是個別之物，具體之物，相對於前者，它是一個一個真實的話題。此所謂“物”，分散開來，是一個一個的點，把散落的點連接起來，便成一綫：它應該構成一部生活史細節的文學敘述史。套用一句成詞，即“詩人何為”，這裏的“為”，便是物在反覆不斷的吟詠中被賦予詩意， ── 在後來的明清詩文中它卻多半只是典故辭藻和軀殼，血肉已不復存在。“物”因此以這樣一種方法被關注，被書寫，而成為文學史的一部分。詩的藝術性，固然文字、格律、節奏、意境、意象等是其要素，然而用“格物”之眼貼近文學，是否也可以成為一種研究方法呢。

二 物中“詩”：與文物考古的結合

“名物新證”的概念最早由沈從文先生提出。在《“瓟斝”和“點犀䀉”》一文中，他解釋了《紅樓夢》“賈寶玉品茶櫳翠庵”一節中兩件古器的名稱與內涵，因此揭出其中文字的機鋒與文物之暗喻的雙重奥義。這裏的功力在於，一方面有對文學作品的深透理解，一方面有古器物方面的豐富知識，以此方能夠參透文字中的虛與實，而虛實相間本來是古代詩歌小說一種重要的表現方法。這篇文字實在應該推為名物考證的典範之作。也就是在這篇文章中，沈從文希望有人結合文獻和文物對古代名著進行研究，並且直接提出了撰寫《詩經名物新證》的課題。而今距離這篇文章的寫作和課題的提出，已經整整半個世紀。檢點我們這方面的成績，不能不說是太少了。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我初從孫機遇安先生問學，遇安師命我把這篇文章好好讀幾遍，說此文本身便是“名物新證”的範本。同時又擬了兩個題目，即“詩經名物新證”與“楚辭名物新證”，要我選擇其一，我選擇了前者。《詩經名物新證》一書完成之後，我在後記裏曾寫下這一經過，不過當時還只是剛剛入門，對“名物新證”的概念實在還沒有形成自己的認識，比如，為甚麼要重新起用“名物”一詞；“新證”之“新”究竟在何處；新的名物研究與古器物學又有哪些不同。

逐步有了一點想法，是在寫作《古詩文名物新證》的過程中。在此書的後序中我大致總結了自己所作名物研究的基本方法，並且談到了研究中經常思索的幾個問題。

“名物”一詞最早出現在《周禮》。《周禮》所作的工作便是用器物和器物名稱的意義構建禮制之網，它因此為後世的名物研究奠定了基礎，確立了基本概念，宋代金石學也正是在這一基礎上，以當代情懷追溯、復原乃至編織遠古歷史。

關於名物和名物研究的方法與歷史，日本學者青木正兒在《中華名物考》的《名物學序說》部分有一番簡明扼要的論述。即第一是作為訓詁學的名物學，它以《爾雅》、《小爾雅》、《廣雅》為主綫，此外又有性質相近的《方言》等，共同構成名物研究的訓詁學基礎。第二是名物學的獨立。以《釋名》開其端，以後又有從詩經的訓詁中獨立出來的名物研究，再有從《爾雅》分出來的一支，如《埤雅》、《爾雅翼》、《通雅》。第三是名物學的發展，它的研究範圍也在發展過程中逐漸確立，大致說來有如下內容：甲，禮學；乙，格古（古器物）；丙，本草；丁，藝植；戊，物產；己，類書（如《清異錄》《事物異名錄》《三才圖會》）。第四，作為考證學的名物學。即特別把經學中的名物部分提出來，用考據的方法進行研究，並為之作圖解，如江永《鄉黨圖考》。若作分類，可別為數項，如：甲，衣服考；乙，飲食考；丙，住居考；丁，工藝考。可以說，第四項主要是清代學者的貢獻。這裏列舉的四項基本概括了傳統名物學的主要內容，而古器物學也在其中構成了內容的一部分，其實它是可以獨立成軍的。

關於古器物學，李濟《中國古器物學的新基礎》一文所論甚詳，不僅分析得很透徹，而且給予了公允的評價。對於宋哲宗元祐七年完成的《考古圖》，他的意見是：“這部書的出現，不但在中國歷史上，並且在世界文化史上，是一件了不得的事件。在這部書內，我們可以看見，還在十一世紀的時候，中國的史學家就能用最準確的方法，最簡單的文字，以最客觀的態度，處理一批最容易動人感情的材料。他們開始，並且很成功地，用圖像摹繪代替文字描寫；所測量的，不但是每一器物的高度、寬度、長度，連容量與重量都紀錄下了；注意的範圍，已由器物本身擴大到它們的流傳經過及原在地位，考訂的方面，除款識外，兼及器物的形制與文飾。”而古器物學八百年來在中國所以未能前進，“就是因為沒有走上純理智的這條路。隨着半藝術的治學態度，‘古器物’就化為‘古玩’，‘題跋’代替了‘考訂’，‘欣賞’掩蔽了‘了解’”。“這八百年的工作，好像在沒有填緊的泥塘上，建築了一所崇大的廟宇似的；設計、材料、人工，都是上選；不過，忘記了計算地基的負荷力，這座建築，在不久的時間，就顯著傾斜、捲折、罅漏，不能持久地站住。”不過接下來作者乃把考古學作為古器物學的延續，這恐怕是當今考古學界所不能同意的。

三 我所作的“名物新證”

（一）現在可以來討論名物研究的古今不同。關於“古”，即如前引青木正兒之說。而今天的所謂“名物研究”，就研究物件而言，與“古”原是一脈相承，我把它明確為：研究與典章制度風俗習慣有關的各種器物的名稱和用途。說得再直白一點，便是發現、尋找“物”裏邊的故事， ── 這裏用的是“故事”的本意。它所面對的是文物：傳世的，出土的。它所要解決的第一是定名。定名不是根據當代知識來命名，而是依據包括銘文等在內的各種古代文字材料和包括繪畫、雕刻等在內的各種古代圖像材料，來確定器物原有的名稱。這個名稱多半是當時的語言系統中一個穩定的最小單位，這裏正包含着一個歷史時段中的集體記憶。而由名稱的產生與變化便可以觸摸到日常生活史乃至社會生活史的若干發展脈絡。第二是相知。即在定名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此物在當日的用途與功能。它要求我們有對藝術和藝術品的感受力，能夠從紋飾之細微去辨識氣韻和風格，把握名與實發生變化的因素，變化因素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

不妨認為，文物是有生命的。它的生命過程可分作兩部，其一是作為原初的“物”，即在被使用着的時代，它一面以它的作為有用之物服務於時人，一面也以裝飾、造型等愉悅時人的審美目光；其一是“文”物。即“物”本身承載着古人對社會生活和日常生活的營造，亦即“文”。作為“名物新證”，它應以一種必須具有的歷史的眼光，辨明“文物”的用途、形制、文飾所包含的“古典”和它所屬時代的“今典”，認出其底色與添加色，由此揭示“物”中或凝聚或覆蓋的層層之“文”。同樣是以訓詁與考據為基礎，新的名物研究與舊日不同者在於，它應該在文獻與實物的碰合處，完成一種貼近歷史的敘述，而文獻與實物的契合中應該顯示出發展過程中各個時段的變化，此變化須有從考古學獲得的細節的真實與清晰。

回過頭再來看古名物學和古器物學。如果為二者作一個並不完全準確的區分，那麼可以說，名物學是持“名”以找物，古器物學是持“物”以找名，名與物的疏離處是二者各自的起點，名與物的契合處則是二者最有意義的殊途同歸。而新的名物研究便是從這兩個傳統學科中生長出來，復由考古學中獲得新的認知與新的方法， ── 不僅僅是考古材料，而更在於考古學所包含的種種科學分析。

總之，“名物新證”所追求的“新”，第一是研究方法。融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於一身的考古學異軍突起，為名物學的方法革新賦予了最為重要的條件。第二是研究層次的深化以及研究內涵的豐富。由單純對“物”的關注發展為“文”、“物”並重，即注重對“物”的人文意義的揭示與闡發。也就是說，與作為母體的傳統學科相比，今天的名物研究應有着古典趣味之外的對歷史事件和社會生活的關照。雖然它的視野裏更多的是日常生活細節，因為弄清楚一器一物在歷史進程中名稱與形制與作用的演變，自然是關鍵，而若干久被遮蔽的史之幽微，更應該是研究過程常有的發現。一葉障目不可取，一葉知秋卻可以也應該作為“名物新證”的方向與目標。

（二）我本來研究的是文學，因此尚須回過頭來，看一看名物研究究竟能夠為文學做些甚麼。

詩，當然也包括文，有各種各樣的讀法。賞其才思，賞其韻致，是一種；解讀與詩相關的故事，亦即求索其“本事”，也是一種。《唐子西文錄》：“東坡赴定武，過京師，館於城外一園子中。余時年十八，謁之。問余：‘觀甚書？’余云：‘方讀《晉書》。’卒問：‘其中有甚好亭子名？’余茫然失對。始悟前輩觀書用意蓋如此。”斷章取義借用這裏的一點意思，則讀詩讀文只留意於其中的“好亭子名”，也可以算作一種讀法。

我所涉及的古詩文，以宋詩佔得多數。討論宋詩的風格與特色，自是大題目，前修與時賢早作了很多工作，更有出色的成就。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整理出版的《全宋詩》，更為細緻的檢閱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其中雖有若干疏失，但它畢竟提供了比較可靠的綫索與依據，而這樣一個詩的世界，也使人更有條件從廣闊的範圍，亦即宋人之詩，而不僅僅是詩人之詩的一個相對狹小的範圍，對兩宋詩重新審視。

以文為詩，為宋詩特點之一，詩因此變得輕易和平常。語言和風格的變化，使詩可以承載更多的平凡，它因此打破了詩歌成熟期所造就的精緻，而另外擴展了它的敘述功能。衣食住行，拈來即成詩材，以入世的精神求出世的心態，以平等的心情與群物相“爾汝”，便可以在日用常行中體味生命。平易的敘述在日常生活的表面輕輕撫過，卻啟動了其中本來具有的詩性的品質，而詩意便多建立在對生活細節的關注和品味，對尋常事物的牽掛和愛惜。宋人對陶淵明的偏愛以及對他所作的種種當代詮釋，也可以從這一角度去理解。如果做一個並不全面的概括，那麼大致可以說，宋詞是以細膩柔軟的基調容納情的深婉，宋詩是以質實清勁的風格容納事的微至。文友止庵君寫過一篇文章，題為“體味不復存在的語境”。借用這句話，我想說，理解宋詩，回到“不復存在的語境”也是方式之一，即這裏不是從詩學角度探討詩人之詩，而是欲求解讀宋人之詩或曰士人之詩中所包含的生活之真實、生活狀態之真實，亦即藉助於名物研究，而復原“不復存在的語境”。如果稱之為“物質文化背景”，顯然太大，那麼以把它縮小為生活細節為宜。“風微僅足吹花片，雨細才能見水痕”，一切都是微細的，但微細中原有它的深廣。在落花處駐足，也許可以捕捉到微風傳送來的一點消息。某一具體問題時首先要做的工作，然而它常常只能是理想中的標準，我所讀到且可以方便利用的仍不過是一些最為常見的書。小中見大，本來是考證應該達到的境界，而在我，同樣也只是成為嚮往。

四 關於本書以及《揚之水談名物》

（一）《詩經名物新證》是我從遇安師問學邁出的第一步，草就的第一則文字是《說〈秦風．小戎〉》。得到老師首肯之後，經李陀兄推薦，為劉夢溪先生所賞識，不僅很快刊發，而且竟在之後的同一期中破例刊發三篇。文章結集後初版於二〇〇〇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再版於二〇〇七年（天津教育出版社）。

本世紀初年以來，我的關注點就轉移到“三代”以下，因此至今仍如《再版後記》所說，數年來對詩經名物的研究成果缺乏關注和思考，這一本以不同形式兩番重版的小書，便總是如同一份舊日的研究記錄而等待用新的標準來重新檢驗。除了對我個人學術生涯的重要意義之外，也許它的價值僅在於，這是沈從文先生“詩經名物新證”之倡議的第一個回應者。

（二）一九九一年初夏，小書《棔柿樓讀書記》（署名宋遠）交稿之後，負翁先是提議，繼而相約，然後引領我同往啟功先生家求題簽。那一日，啟功先生不僅題寫了書名，且又題了“棔柿樓”三個大字的橫匾，自己的第一本書，得有如此因緣，自是分外珍惜。

倏忽過去了二十多年，棔柿樓依舊，此中讀書依舊，讀書有得之“記”也是依舊的日課，於是成此一編，它是“全職”讀書十八年的一次自我總結，當然它也是“棔柿樓讀書記”的續集。而這六個字可以概括已經逝去的時光；未來的若干年，這樣的讀書生活，又何嘗不是理想。

只是以“揚之水談名物”為這一編命名，似乎太過自信，然而這樣的自信卻完全沒有驕人之意。如本書開卷之篇中所說，在我寫作《詩經名物新證》的時候，名物研究作為一個專題乃至一種研究方法，尚處在近世以來久被冷落的狀態，因此正是這種自信，使我始終覺得是選擇了一個很有意義並且很適合自己興趣的研究方法，而能夠在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治學途中行走二十年。時至今日，名物研究已經可以算是自己的一個標誌性的治學特色。不過，二十年的實踐，結果究竟如何？自我期許的對“物”的“定名”與“相知”，是否可以成立？實有待於讀者的檢驗。

《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喜歡此中的向學之意，也一向把它視作一種讀書狀態或曰境界。“慨我懷慕，君子所同”，誠願此生與書、與讀書、與讀書人結緣。

乙未年初夏據舊稿改完
詩：文學的，歷史的

一、關於詩經名物研究
二、詩與詩學的建立
三、從“西土”到“中國”
四、周之“南國”與“二南”
五、歷史中的細節

一、關於詩經名物研究

首先要說，這本書雖然以名物考證為題，其實並不僅僅局限在名物考證之內。這裏偏重的，是用考古材料 ── 主要是科學發掘而獲得的成果，證史、證詩。用了“名物”一詞，是表明它仍從傳統中來；而所謂“新證”，則申言它與傳統的名物研究並不相同。

名物考證，自來是詩經研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所謂“六經名物之多，無逾於詩者，自天文地理，宮室器用，山川草木，鳥獸蟲魚，靡一不具，學者非多識博聞，則無以通詩人之旨意，而得其比興之所在”（納蘭成德《毛詩名物解．序》）。而前人所說“詩經名物”，又多指草木鳥獸蟲魚而言。孔子最早提出“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爾雅》之《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則為名物詮釋之宗。此後遂有詩經名物研究中的“博物學”一系，乃專以“多識”為務，考校詩中草木鳥獸蟲魚之名，記述異聞異稱，此中以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為最古，後世治名物者多從之。至清，此學乃成其大，著述更較歷代為多。該洽者，當推姚炳《詩識名解》和多隆阿《毛詩多識》，而圖文並茂的兩部名著，則是徐鼎《毛詩名物圖說》和日人岡元鳳的《毛詩品物圖考》。徐氏教學為業，而自幼用心詩經名物；岡元鳳則以醫為業，精於本草，但兩家都很注重實踐，並且頗有實事求是的精神。比較而言，徐圖的文字說明更詳細一些，即所謂“博引經、傳、子、史外，有闡明經義者，悉捃拾其辭”（《發凡》）。而就圖的工致與準確來說，則徐氏稍遜。總之，這兩本書可以說是這一類題目中總結性的著作了。

但是“博物學”一系的詩經名物研究，卻始終存在兩個問題，其一，如劉承乾《毛詩多識．序》所言：“古今異時，鄉土殊產，徒執今時所目驗與夫方俗之稱名，以求當時《風》《雅》《頌》之所詠，有以知其齟齬而不能合也。”而鄭樵作《通志．昆蟲草木略》時，一面指出“多識”之要，一面已對陸璣、孫炎、郭璞等人的著述頗有微辭，所謂“物之難明者，為其名之難明也，名之難明者，謂五方之名既已不同，而古今之言亦自差別”，而這一困惑，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今人陸文郁《詩草木今釋》、吳厚炎《詩經草木彙考》，力求用現代植物學分類法為詩之草木作詮釋，陸著簡明扼要，釋義多可據，文字也清俊可喜，是同類著作中最有成就的一部，但仍有若干定名不能令人信服。正如夏緯英《植物名釋札記．序》中所言：“對於這些名稱的解釋，不僅需要植物學、農學、醫藥學等方面的知識，而且還涉及到文字、音韻、方言、古文獻等諸多方面的知識。”而這還僅僅是就植物名釋而言。

其二，“詩三百”感物造端，比興託諷，多舉鳥獸蟲魚草木之名，注詩者探究其實，原在於因此可以對詩有更為深透的理解。但“博物學”一系的名物研究，往往只在“多識”一面用力，而把詩義的推闡置於一邊。蔡卞的《毛詩名物解》，算是比較注意推尋詩中名物的比興之意，納蘭成德在序中稱它“貫穿經義，會通物理，頗有思致”，則似過譽。其實此著穿鑿附會之處不少，鮮有可取。姚炳《詩識名解》於詮釋名物之際，時或結合詩意略作串解，惟所得不是很多。牟應震《毛詩物名考》考校物名也時或顧及詩之比興，惜乎終未在此處用力。而前舉今人所作兩種，則“詩經草木”研究也，無涉詩旨之探求。

草木鳥獸蟲魚，只是詩中名物之一端，舉凡宮室、車服、官制、祭祀，禮、樂、兵、農，等等，自古也都歸於名物研究之列。許謙《詩集傳名物鈔》、沈萬鈳《詩經類考》、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顧棟高《毛詩類釋》，是此類著述中比較有名的幾部。但均以稱舉前人之說為主，自己的見解很少，又因為成書晚，不若孔穎達《毛詩正義》多有保存散佚之功，故只可以算作彙纂式的著述，不能自名一家。而歷代經學家注詩雖不以“名物”為題，其實訓詁多半不離名物，這從毛傳便已經開始，是訓詁、名物並重，且去古未遠，學有師承，可信者多。鄭玄注《禮》注得好，而對詩中名物的詮釋，則遜於毛。宋人解詩特重詩義的推求，但名物研究並未偏廢。范處義《詩補傳》、嚴粲《詩緝》，均以疏解平實見長，名物詮釋也頗有見地。明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則很有些別出心裁 ── 以自己推定的世次重新編排詩的順序，又以二十八宿分別作為每卷的名稱，不過何楷留心典章制度，引證詳博，故書中的名物考訂，間有勝義。清代詩經學，名物訓詁，成就最大。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胡承珙《毛詩後箋》、陳奐《詩毛氏傳疏》，是此類著作中最重要的三部。馬著更在名物考證中，把清代學者所擅長的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融會貫通，因此而使不少疑案渙然冰釋。而這樣的方法，在馬氏筆底，已近極致，若再執意強求，或者反成蛇足。事實上《高本漢詩經註釋》一書已指出了其中的不少錯誤，是有一定道理的。此外，多涉名物考證，而又考校比較信實的，尚有不少，如陳啟源《毛詩稽古編》、汪龍《毛詩異義》，等等。而不少學問家為古籍作疏，也都特別注意到名物的考證，此中自然多涉詩之名物，如桂馥《說文義證》、錢繹《方言箋疏》、孫詒讓《周禮正義》，等等。至於散見於清代學術筆記中有關名物考證的意見，則更多，雖然精采者並不是隨處可見。

詩經名物的研究，今人有條件比古人做得更好一點兒。甲骨、金文、古器物乃至古代文化遺址不斷發現，古史的冥茫晦昧處，竟亮起一點一點的星光。於是，由名物之微而考證詩之所詠所思，也成為可能 ── 林義光《詩經通解》、聞一多之詩經研究，于省吾《澤螺居詩經新證》、陳戍國《詩經芻議》、季旭昇《詩經古義新證》，都已先後運用金文材料詮解詩義。但遺憾的是，近世以來，名物研究作為一個專題，卻久被冷落。如前所述，前人在這方面的一大缺失，是只見物，不見詩，因此即便對詩中之名物考證得確鑿，也依然不能復原此物當日在詩中的生命。這是不是在把詩列入文學研究的時代以後，名物研究愈益不受重視的主要原因？

當然，詩，第一是文學的，但是因為它終究不能脫離產生它的時代，所以，它又是歷史的，並且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那一葉歷史中的諸多方面。而歷史中的細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所謂“名物”體現出來。由物而見史、見詩，這本來是名物研究的一大優勢，因此這一領域實在不應如此沉悶。何況今天已經有條件以新的研究方法發揮它固有的優勢──文字考據的同時，更援實物以證，並因此揭出其中所包含的歷史的、文化的因素，也因此使物與詩互為映照、互見光彩。

這自然是受時代之賜的一大方便。但不論古今，詩經研究，歸根結底，都是為了闡發詩義。《高本漢詩經註釋．序言》：“由以上所說，我們可以看出來，現在研究詩經的人，當有雙層的工作要做。第一，在每一篇詩裏，他必須盡可能的把難字難句都解釋清楚，他要顧到各家的異文，古代各家的歧見；取捨之間，亦必要有語文學上的理由。誠然，在有些情形之下，某字某句的確實的意義如何，是要看詩的內容或意旨是甚麼才能決定……”“第二，以上述初步工作為基礎，他還要從頭至尾，把整篇的詩讀通，把字句銜接起來，看出整篇意旨。假若先秦時代或漢代早期有某種傳說是關於詩的歷史背景的，他自然要查看，在詩的本文中是否能找出根據來支持那一說……”這是一種很誠懇的治學態度，《新證》首先想做的，也是這一點。

與此並行的，是對考古發現中的實物作整理與甄別。雖然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在考古與歷史資料的結合上，最有意義的不是能互相印證的考古資料與歷史記載，而是兩者間的矛盾”。在上古史中，不論文獻還是實物，都已被時間的水流沖刷得支離破碎；若能從中發現二者間的矛盾，並進而揭櫫其中的深層原因，當然最好，但實物與詩、詩與史的互證，融通圓滿，已經很難，何況，《新證》的最終目的，尚不在於為詩中所詠之物定“象”，也不在於為考古發現之器定“名”，更不在於指今所發見之某器，為詩中所詠之某物，而是力求在二者的遙相呼應處，接通它們本來應有的聯繫，並因此而透現歷史的風貌。這很可能是不準確的，但卻極有可能是真實的。那麼，從這樣一個角度，是不是可以更見出詩的光芒？

詩：文學的，歷史的
大雅．公劉
小雅．大田
豳風．七月
大雅．緜
小雅．斯干
小雅．楚茨
小雅．賓之初筵
秦風．小戎
鄭風．清人
小雅．出車
大雅．韓奕
小雅．鼓鍾
小雅．大東
小雅．都人士
鄘風．君子偕老
秦風．終南
附論
駟馬車中的詩思
詩之旗
詩之酒
引用文獻
後記
再版後記
詩中“物”與物中“詩”—關於名物研究（代新版後記）
《揚之水談名物》總目

詩：文學的，歷史的

一、關於詩經名物研究
二、詩與詩學的建立
三、從“西土”到“中國”
四、周之“南國”與“二南”
五、歷史中的細節

一、關於詩經名物研究

首先要說，這本書雖然以名物考證為題，其實並不僅僅局限在名物考證之內。這裏偏重的，是用考古材料 ── 主要是科學發掘而獲得的成果，證史、證詩。用了“名物”一詞，是表明它仍從傳統中來；而所謂“新證”，則申言它與傳統的名物研究並不相同。

名物考證，自來是詩經研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所謂“六經名物之多，無逾於詩者，自天文地理，宮室器用，山川草木，鳥獸蟲魚，靡一不具，學者非多識博聞，則無以通詩人之旨意，而得其比興之所在”（納蘭成德《毛詩名物解．序》）。而前人所說“詩經名物”，又多指草木鳥獸蟲魚而言。孔子最早提出“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爾雅》之《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則為名物詮釋之宗。此後遂有詩經名物研究中的“博物學”一系，乃專以“多識”為務，考校詩中草木鳥獸蟲魚之名，記述異聞異稱，此中以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為最古，後世治名物者多從之。至清，此學乃成其大，著述更較歷代為多。該洽者，當推姚炳《詩識名解》和多隆阿《毛詩多識》，而圖文並茂的兩部名著，則是徐鼎《毛詩名物圖說》和日人岡元鳳的《毛詩品物圖考》。徐氏教學為業，而自幼用心詩經名物；岡元鳳則以醫為業，精於本草，但兩家都很注重實踐，並且頗有實事求是的精神。比較而言，徐圖的文字說明更詳細一些，即所謂“博引經、傳、子、史外，有闡明經義者，悉捃拾其辭”（《發凡》）。而就圖的工致與準確來說，則徐氏稍遜。總之，這兩本書可以說是這一類題目中總結性的著作了。

但是“博物學”一系的詩經名物研究，卻始終存在兩個問題，其一，如劉承乾《毛詩多識．序》所言：“古今異時，鄉土殊產，徒執今時所目驗與夫方俗之稱名，以求當時《風》《雅》《頌》之所詠，有以知其齟齬而不能合也。”而鄭樵作《通志．昆蟲草木略》時，一面指出“多識”之要，一面已對陸璣、孫炎、郭璞等人的著述頗有微辭，所謂“物之難明者，為其名之難明也，名之難明者，謂五方之名既已不同，而古今之言亦自差別”，而這一困惑，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今人陸文郁《詩草木今釋》、吳厚炎《詩經草木彙考》，力求用現代植物學分類法為詩之草木作詮釋，陸著簡明扼要，釋義多可據，文字也清俊可喜，是同類著作中最有成就的一部，但仍有若干定名不能令人信服。正如夏緯英《植物名釋札記．序》中所言：“對於這些名稱的解釋，不僅需要植物學、農學、醫藥學等方面的知識，而且還涉及到文字、音韻、方言、古文獻等諸多方面的知識。”而這還僅僅是就植物名釋而言。

其二，“詩三百”感物造端，比興託諷，多舉鳥獸蟲魚草木之名，注詩者探究其實，原在於因此可以對詩有更為深透的理解。但“博物學”一系的名物研究，往往只在“多識”一面用力，而把詩義的推闡置於一邊。蔡卞的《毛詩名物解》，算是比較注意推尋詩中名物的比興之意，納蘭成德在序中稱它“貫穿經義，會通物理，頗有思致”，則似過譽。其實此著穿鑿附會之處不少，鮮有可取。姚炳《詩識名解》於詮釋名物之際，時或結合詩意略作串解，惟所得不是很多。牟應震《毛詩物名考》考校物名也時或顧及詩之比興，惜乎終未在此處用力。而前舉今人所作兩種，則“詩經草木”研究也，無涉詩旨之探求。

草木鳥獸蟲魚，只是詩中名物之一端，舉凡宮室、車服、官制、祭祀，禮、樂、兵、農，等等，自古也都歸於名物研究之列。許謙《詩集傳名物鈔》、沈萬鈳《詩經類考》、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顧棟高《毛詩類釋》，是此類著述中比較有名的幾部。但均以稱舉前人之說為主，自己的見解很少，又因為成書晚，不若孔穎達《毛詩正義》多有保存散佚之功，故只可以算作彙纂式的著述，不能自名一家。而歷代經學家注詩雖不以“名物”為題，其實訓詁多半不離名物，這從毛傳便已經開始，是訓詁、名物並重，且去古未遠，學有師承，可信者多。鄭玄注《禮》注得好，而對詩中名物的詮釋，則遜於毛。宋人解詩特重詩義的推求，但名物研究並未偏廢。范處義《詩補傳》、嚴粲《詩緝》，均以疏解平實見長，名物詮釋也頗有見地。明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則很有些別出心裁 ── 以自己推定的世次重新編排詩的順序，又以二十八宿分別作為每卷的名稱，不過何楷留心典章制度，引證詳博，故書中的名物考訂，間有勝義。清代詩經學，名物訓詁，成就最大。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胡承珙《毛詩後箋》、陳奐《詩毛氏傳疏》，是此類著作中最重要的三部。馬著更在名物考證中，把清代學者所擅長的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融會貫通，因此而使不少疑案渙然冰釋。而這樣的方法，在馬氏筆底，已近極致，若再執意強求，或者反成蛇足。事實上《高本漢詩經註釋》一書已指出了其中的不少錯誤，是有一定道理的。此外，多涉名物考證，而又考校比較信實的，尚有不少，如陳啟源《毛詩稽古編》、汪龍《毛詩異義》，等等。而不少學問家為古籍作疏，也都特別注意到名物的考證，此中自然多涉詩之名物，如桂馥《說文義證》、錢繹《方言箋疏》、孫詒讓《周禮正義》，等等。至於散見於清代學術筆記中有關名物考證的意見，則更多，雖然精采者並不是隨處可見。

詩經名物的研究，今人有條件比古人做得更好一點兒。甲骨、金文、古器物乃至古代文化遺址不斷發現，古史的冥茫晦昧處，竟亮起一點一點的星光。於是，由名物之微而考證詩之所詠所思，也成為可能 ── 林義光《詩經通解》、聞一多之詩經研究，于省吾《澤螺居詩經新證》、陳戍國《詩經芻議》、季旭昇《詩經古義新證》，都已先後運用金文材料詮解詩義。但遺憾的是，近世以來，名物研究作為一個專題，卻久被冷落。如前所述，前人在這方面的一大缺失，是只見物，不見詩，因此即便對詩中之名物考證得確鑿，也依然不能復原此物當日在詩中的生命。這是不是在把詩列入文學研究的時代以後，名物研究愈益不受重視的主要原因？

當然，詩，第一是文學的，但是因為它終究不能脫離產生它的時代，所以，它又是歷史的，並且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那一葉歷史中的諸多方面。而歷史中的細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所謂“名物”體現出來。由物而見史、見詩，這本來是名物研究的一大優勢，因此這一領域實在不應如此沉悶。何況今天已經有條件以新的研究方法發揮它固有的優勢──文字考據的同時，更援實物以證，並因此揭出其中所包含的歷史的、文化的因素，也因此使物與詩互為映照、互見光彩。

這自然是受時代之賜的一大方便。但不論古今，詩經研究，歸根結底，都是為了闡發詩義。《高本漢詩經註釋．序言》：“由以上所說，我們可以看出來，現在研究詩經的人，當有雙層的工作要做。第一，在每一篇詩裏，他必須盡可能的把難字難句都解釋清楚，他要顧到各家的異文，古代各家的歧見；取捨之間，亦必要有語文學上的理由。誠然，在有些情形之下，某字某句的確實的意義如何，是要看詩的內容或意旨是甚麼才能決定……”“第二，以上述初步工作為基礎，他還要從頭至尾，把整篇的詩讀通，把字句銜接起來，看出整篇意旨。假若先秦時代或漢代早期有某種傳說是關於詩的歷史背景的，他自然要查看，在詩的本文中是否能找出根據來支持那一說……”這是一種很誠懇的治學態度，《新證》首先想做的，也是這一點。

與此並行的，是對考古發現中的實物作整理與甄別。雖然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在考古與歷史資料的結合上，最有意義的不是能互相印證的考古資料與歷史記載，而是兩者間的矛盾”。在上古史中，不論文獻還是實物，都已被時間的水流沖刷得支離破碎；若能從中發現二者間的矛盾，並進而揭櫫其中的深層原因，當然最好，但實物與詩、詩與史的互證，融通圓滿，已經很難，何況，《新證》的最終目的，尚不在於為詩中所詠之物定“象”，也不在於為考古發現之器定“名”，更不在於指今所發見之某器，為詩中所詠之某物，而是力求在二者的遙相呼應處，接通它們本來應有的聯繫，並因此而透現歷史的風貌。這很可能是不準確的，但卻極有可能是真實的。那麼，從這樣一個角度，是不是可以更見出詩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