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來自日諜的回憶與檔案

在中共的共産主義意識形態破滅、尤其是“六四”導致精神危機之後，毛澤東的繼承人們爲了維持一黨專制，高舉愛國主義旗幟，誇耀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
然而，在抗日戰爭中毛澤東與日軍串通勾結的歷史事實，很少有人知道，當局
更絕口不提。
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毛澤東竭盡全力削弱國民黨軍。1939 年秋天，他派遣潘漢年等中共間諜，潛伏到日本外務省下屬的“岩井公館”，把通過國共合作獲得的重慶政府的國民黨軍事情報高價賣給日本。
不僅如此。毛澤東還讓潘漢年向“岩井公館”的主人岩井英一提出“中共軍和
日軍停戰”的提議。為了協商停戰一事，潘漢年通過岩井的介紹，與南京汪精衛政府的軍事顧問、日本陸軍將領影佐見面，又在影佐引薦下與汪精衛也見了面。
本書作者為抗戰期間出生於中國東北的日本教授。她根據岩井英一的回憶錄《回想的上海》，並遍搜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的日方內部檔案，與中國大陸及台灣的資料進行對比，對“抗日戰爭中，毛澤東究竟做了些什麼？”“中共軍隊是如何發展壯大的？”等等問題，提供了發人深省的証據；揭示了毛澤東在戰後對日本舊軍人所說的感謝日本軍閥之辭，確實是發自肺腑。

遠藤譽

1941 年（昭和16 年）出生於中國吉林省長春市，經歷過國共內戰後於1953 年返回日本。
東京福祉大學國際交流中心主任，筑波大學名譽教授，理學博士。
曾任過中國社會科學院客座研究員、教授。中國問題專家。
著有《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China Nine――掌控中國的九位男人》、《China Seven――“紅色皇帝”習近平》、《China Judge——沒能成為毛澤東的男人》（薄熙來）、《卡子——中國建國的殘火》等多部日文著作；《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中文版（台灣樂果文化，2014 年）。（作者注：“China Nine”指胡錦濤時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常委，“China Seven”指習近平時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二者都由作者所擬。）

寫在中文版出版之際

2015年11月13日，日文版《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由日本新潮新書所出版。第一版在3天後即售罄而再版，在一周後又再次售罄，加印了第三版。加印了第五版的時候，英國BBC中文網駐東京特約記者童倩女士採訪了我，發表了文章《日本學者：中共與日軍共謀對抗國軍》。童倩女士是非常聰明而優秀的記者，而這篇文章獲得了很大的反響，世界各地的不少的華人華僑邀請我出版這本書的中文版本。

其中最早找到我的是紐約的明鏡出版集團（MirrorMediaGroup），於是在敲定出版社之後馬上就開始了翻譯工作。這本書本來是為了不太了解（也有完全不了解）毛澤東的日本人而寫的，所以從毛澤東的前半生開始書寫。對中文圈的各位讀者來說，前半部分也許並沒有多少新的東西。但是，後半部分，特別是中共間諜如何接到毛澤東的命令而和日方接觸一事，基於日本方面的内部資料給出了許多證據，也許是迄今為止的毛澤東研究所沒有提到過的角度。

尤其是關於中共間諜潘漢年和袁殊二人的所作所為，筆者從他們所接觸的日本外務省一派、以岩井公館而聞名的岩井英一入手，發掘了稀有的私人著述——岩井英一的回憶錄《回想的上海》，並且在本書中介紹了迄今為止在世界上還沒有被公開過的許多證據。按照岩井英一的回憶錄中所述，潘漢年不僅為了削弱蒋介石重慶國民政府的軍力，把通過國共合作得到的國軍情報賣給了日方，而且还向岩井英一提出中共軍和日軍之間“停戰”這一提案。因為岩井英一不太了解日軍内部状況，才只好把他介紹給梅機關的影佐少將（日本陸軍），並且讓他前往汪精衛政權的最高軍

和影佐少將見面後的潘漢年又由影佐介紹和汪精衛見面。而這一連串的事，卻與由中文所書寫的資料大相徑庭。

關於當時的情況，謝幼田先生曾經於2002年由明鏡出版社出版了《中共壯大之謎——被掩蓋的抗日戰爭真相》這一巨著，而本書則從日方資料對其進行了一些補充。

潘漢年當時也向岩井英一提供了中共方面的情報（岩井英一的回憶錄中載有他向岩井提交了一份長篇報告書），值此中文版出版之際，筆者正好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的“機密情報”中，發現了應該就是這份報告書的資料。這一情報在出版日文版時沒有來得及查到，所以出版中文版時進行了增補。

在翻譯本書中文版的過程中，筆者得知了基於被公開了的共產國際資料所撰寫的《毛澤東真實的故事》（亞歷山大・潘佐夫、梁思文著，林添貴譯，聯經出版社，2015年）一書出版了中文版。然而在閱讀完了這部書之後，卻發現其中完全沒有關於本書中所描寫的，毛澤東和日軍同謀的部分。筆者於是強烈地感覺到，從更多的國家發掘很多新的資料，互相補充對照，來探求毛澤東真相的必要性和意義。如果本書中文版的問世能對此做出一些貢獻的話，筆者深感榮幸。

我在中出國出生長版大，經過國社共內戰，在公中共軍受關毛澤東之書命斷糧封鎖長春時，有家族成員因此而餓死，並且在餓殍遍野的卡子（國共兩軍之間的真空地帶）中露宿，有著因為極度的恐懼而喪失記憶的經歷。

所以很長時間，我的心中充滿對故鄉中國的愛和懷念的同時，又對一直不承認那段歷史的中共怀恨，這讓我生活在愛恨交織的苦惱之中。然而現在，在追逐挖掘日本侵華戰爭中毛澤東的所作所為之後，我內心的矛盾終於能夠畫上句號了。

毛澤東其所為乃是“帝王之術”。

並且，“我們偉大的開國領袖毛澤東”為了成為“帝王”，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而不擇手段而已。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稱他為“偉人”也不為過。

在此，對為本書中文版出版而盡力的明鏡出版社ClaireKo女士、對高伐林先生等本書編輯、裝幀團隊，獻上發自內心的感謝，並且對讀到BBC中文網的文章後馬上做出決斷、積極聯繫我出版中文版的何頻總裁，表示敬意和由衷的感謝。

遠藤譽
2016年4月

序言
是誰背叛了中華民族？

中國建國之父——毛澤東。

長久以來，中國人民都被告知，在抗日戰爭中是毛澤東帶領中國共產黨（中共）的軍隊勇敢地和日軍戰鬥，並擊退了日本的侵略。而在此期間，國民黨軍則在賣國賊蔣介石的領導下消極抗戰。

而到上個世紀80年代以後，因為和台灣和平統一的必要性被提上枱面來，對這段歷史的描述漸漸被修正成“國民黨軍多少也進行了一些抗戰”，最近製作的電視劇中則有了“國民黨軍和共產黨軍的抗戰程度半斤八兩”的描寫。

儘管如此，在2015年9月3日舉行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大會”中，依然是把中國共產黨軍定位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中共對自己在抗日戰爭中的評價日益高漲，正因為如此，才會舉行盛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閱兵式。

然而，如果在抗日戰爭中，共產黨軍不但並沒有和日軍進行大規模的戰鬥，反而和日軍串通，拖與日軍正面戰鬥的國民黨軍的後腿的話，會怎麼樣呢？

中共不但會喪失因擊退日軍侵略而建立起來的巨大聲望，甚至會動搖到習近平政權的基石。

當然，在抗日戰爭中，共產黨軍多少和日軍打過一些游擊戰。但是對毛澤東來說，最大的敵人一直是國民黨的蔣介石。毛澤東正是打著這樣的算盤：讓國民黨軍和日軍正面作戰並被消耗，然後在時機成熟的時候擊敗大傷元氣的國民黨軍，以奪取中國政權。

正因如此，1939年，毛澤東派遣中共間諜潘漢年潛入了日本在上海的情報機關“岩井公館”，並和日本外務省的岩井英一有了親密來往。潘漢年向岩井英一提供關於國民黨軍的軍事情報，而作為提供情報的報酬，岩井英一則向潘漢年支付了大量的金錢。最讓人驚訝的是，潘漢年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向岩井英一提出了共產黨軍和日軍之間停戰的請求。

1937年，國共之間在表面上達成了合作關係（即第二次國共合作），而正因為如此，中共能夠比較容易地獲得國民黨軍的軍事情報。日本進行侵華戰爭的敵方國家是中華民國（蔣介石政權）。

故而對日本來說，想必很高興能够獲得可以给戰局带來優勢的關於國民黨的軍事情報。

毛澤東利用張學良於1936年所發動的西安事變（詳見第三章），讓國民黨不再圍剿共軍，並以“合作”為由從國民黨政府獲得軍備武器，卻在背後把國軍的軍事情報出賣給日本間諜機關。出賣了中華民族、出賣了中國人民的，正是中共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本人！

毛澤東是如此天縱奇才的偉大戰略家！潘漢年受毛澤東之令所接觸的不僅僅是日本外務省系的人。

他同時還和日軍陸軍參謀影佐禎昭私下見面，並且和汪精衛傀儡政權的特務機關“76號”也暗通款曲。一切都是為了讓共軍和日軍私下議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沒多久，潘漢年就於1955年被毛澤東下令秘密逮捕。潘漢年對毛澤東的策略知道得太多了，所以才被打成“內奸”而封口，並於1977年病死獄中。雖然文化大革命於1976年隨著毛澤東的死亡而終結，但是被毛澤東親自逮捕的潘漢年卻遲遲沒有得到平反。直到其死亡5年之後的1982年才被中共正式恢復名譽。

於是，潘漢年的許多朋友為了能夠慰其在天之靈，開始收集與他相關的各種資料。此後，潘漢年的一切所作所為都是“受毛澤東的指示”、都是為了中國共產黨的利益，這一真相終於開始為人所知。諸如《潘漢年的情報生涯》（尹騏著，人民出版社，1996年），《潘漢年傳》（尹騏著，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6年）等著作也陸續在中國大陸出版。

不僅僅如此。不知是否因為已經無法掩蓋，中國最權威的官方電子網站“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於2005年發表關於潘漢年的文章，於2011年發表關於和潘漢年同樣潛入岩井公館的另外一名著名中共間諜袁殊的文章，宣稱他們入獄是冤枉的，並肯定了他們的功績。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些文章中，都被把當時的事件描繪成“潘漢年和袁殊和日本之間進行的間諜活動，都是為了能夠獲得日軍情報，打敗日軍並引導中國共產黨軍走向勝利”。

然而共產黨和日本的資料所呈現的事實卻恰恰相反。譬如岩井英一在其親筆回憶錄《回想的上海》（回想的上海出版委員會發行，1983年）中明確地指出，潘漢年毫無疑問，是“給日方提供情報的人員”。他驚訝於潘漢年向他提出“中共和日軍停戰”這一提案，並把其記錄在回憶錄中。

另一方面，在《潘漢年的情報生涯》和《潘漢年傳》中，記載了作為提供情報的報酬，潘漢年等人每個月會從岩井公館獲得2000元港幣，這個金額相當於1939年一個香港華人警官五年的工資。

如果像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所說的一樣，中共的間諜和岩井英一接觸是為了讓在延安的毛澤東獲得關於日軍的情報的話，那麼從日方獲得巨額的情報的報酬就很奇怪了。這樣是說不通的。如果潘漢年和袁殊的間諜活動只是為了獲得日軍的情報的話，毛澤東也沒有必要因為他們“知道得太多”而把他們投入獄中。

毛澤東的戰略，說到底，都是為了奪取天下而削弱蔣介石所帶領的國民黨軍。為了這個目的，不管是和日軍還是和汪精衛傀儡政權，都可以進行合作。

必須認識到，這正是毛澤東的“帝王之術”。毛澤東所信仰的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是利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帝王之術”。

對毛澤東來說，重要的不是人民，而是共產黨和自己。只有自己獲得了天下才有意義。為了這個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潘漢年在上海進行間諜活動的時候，中共在香港設置有地下特務組織的辦事處。廖承志和潘漢年等人奉毛澤東之命在此從事工作，並且與在日本駐香港領事館的外務省特務工作人員小泉清一合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算是形成了一個中共和日軍協力的間諜組織。

而這位廖承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後，曾經擔任對外聯絡部副部長和國務院外交辦公室副主任等職位，與諸如日本的高碕達之助合作，於1962年簽訂了《中日長期貿易綜合協定》等等，

與戰後的日本也有很多聯繫。當時中日之間的貿易活動被稱為LT貿易，正是取自廖（Liao）和高碕（Takasaki）二人英文名字的首字母。

毛澤東之所以沒有對像潘漢年和袁殊一樣，把廖承志也投入獄中（文化大革命時期除外），原因之一大概是廖承志並不像潘漢年一樣知道太多毛澤東和日本暗中勾結的現場內情，還有一個原因則是廖承志出生於東京並曾經在早稻田大學就讀，能操一口日本人也比不上的流利日語。

毛澤東在抗日戰爭之後，打著再利用一次日軍的算盤。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之後，聯合國並沒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國的代表權，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也非常少。其原因之一是中共建國後很快就爆發了朝鮮戰爭，成為了美國等西方諸國的敵人。

因此毛澤東盡量維護日本和中國之間的關係，意圖讓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毛澤東所選定的對象正是抗日戰爭中日軍的將領們。甚至邀請大將級的日軍將領來中國。對日本人來說，很容易產生這一疑問：為什麼要邀請曾經不共戴天的日軍將領？這其中有著很深層次的原因。

寫在中文版出版之際
序言 是誰背叛了中華民族？

第一章 從屈辱中誕生的帝王之術
早年生涯
對革命的覺醒
憎恨知識分子的原點是北京大學

第二章 被“九一八”事變所救
從湖南運動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採用寄居蟹戰略成為國民黨幹部
和汪精衛之間的友誼
蔣介石的直覺
蔣介石的苦惱和皇姑屯事件
 一山不容三虎——在井岡山的大規模殺害
建立“國中之國”
被”九一八”事變所“救”的紅軍
內心深處對共產國際的憎惡

第三章 利用抗日戰爭——西安事變和國共合作
日本軍鴉片政策幫助長征成功
圍繞綁架蔣介石的陰謀
“百分之十對日作戰”
毛澤東出是怎樣看待版“南京大社屠殺”的
 
第四章 與日本間諜機關“岩井公館”同謀
由中共做出的完全相反的歷史解釋
岩井英一和中共間諜袁殊
“共產黨員也沒關係”
毛澤東的間諜潘漢年
潘漢年為什麼向岩井提交了中共的資料？
潘漢年向日軍提出停戰
提供情報的報酬是多少錢？
 
第五章 與汪精衛政權同謀
在岩井公館鳩占鵲巢的廖承志
支持著汪精衛政權的日本軍人們
被近衛內閣的“南進政策”所救
針對特務機關 76 號的李士群
和汪精衛之間的密約，另一個證言
潘漢年和汪精衛再次會面

第六章 與日軍同謀以及政敵王明的手記
和日出本陸軍都甲版大佐的密社約
中共和岡村寧次大將進行接觸
潘漢年被逮捕的經過
與政敵王明之間爭論的記錄
王明對毛澤東的看法
知道真相的人全都被封口
 
第七章 我感謝皇軍——歡迎舊日本軍人的原因
蔣介石太過專注於讓日本軍民回國而落入被動
“把長春變成一座死城！”
毛澤東和舊日軍軍官遠藤三郎之間的對談
受夠了左翼的“謝罪”
毛澤東和蔣介石，爭奪岡村前大將
關於對歷史的認識

尾聲 毛澤東到底殺害了多少中國人民？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日文文獻

第四章
與日本間諜機關“岩井公館”同謀
由中共做出的完全相反的歷史解釋

由中共做出的完全相反的歷史解釋

在進入主題之前，先勾勒一下事情的梗概，並介紹一下在中國現在正在發生著什麼樣的事情。正是因為中國這樣的現狀，才讓筆者下定決心來寫這本書，所以請允許我在這裡進行簡單的介紹。

中日兩國之間於1937年全面開戰之後，為了保護自己國家而要求毛澤東與國民黨蔣介石合作的斯大林，到了1939年8月，忽然跟最大的政敵希特勒協商，簽約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

同年秋天，毛澤東派遣中共間諜前往上海和香港，和日本外務省一系間諜機關“岩井公館”的岩井英一，及設立了陸軍參謀的特務機關“梅機關”的影佐禎昭（1937年大佐，1939年少將，之後就任汪精衛南京政府的軍事最高顧問）等人進行了接觸。

按照中共方面的說法，其目的是為了讓抗日戰爭獲得勝利，從日本秘密獲取情報，為共產黨軍（八路軍和新四軍）與日軍勇敢戰鬥做出了貢獻。一般來說，中共這些資料的結論，都是說共產黨軍擊敗了日軍，並獲得了勝利。

然而事實上卻恰恰相反，中共的間諜的目的是把通過國共合作獲得的蔣介石國民黨軍的軍事情報提供給日方，打的是削弱國民黨軍的算盤。

作為不是從日方獲取情報而是向日方提供情報的證據，中共間諜從日方獲取了巨額的報酬（諷刺的是，這一事實被記載在本應該受到嚴重審查的90年代末期中共的資料之中）。毛澤東讓中共間諜去接觸影佐禎昭建立的汪精衛傀儡政權的間諜機關“76號”，密謀要推翻蔣介石。並且最終和日本陸軍都甲大佐進行了與新四軍之間互不侵犯的談判（這也是出自中國90年代末的資料）。

這對毛澤東來說，也與他閉口不談“南京大屠殺”一樣，是難以掩飾的事實。然而最近中國共產黨的最高權威媒體“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和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共享資訊）突然開始主動提到當時的事實。

比如說，2013年5月，刊載了《抗戰期間，中共秘密接觸日軍岡村寧次總部真相》一文。這是在日本不太為人所知的事實。

在文章一開始的辯解中，就提到了《揚帆自述》書中提到的，當年中共（新四軍）和日本陸軍岡村寧次接觸之事，但聲明這“不是去“議和”，更沒有達成過什麼協議”。

為什麼時至今日還要發表關於這一事件的文章呢？

在這背後，有著中共不得不出面進行辯解的理由。

2013年後，有人在海外中文網絡上聲稱發現了1947年7月24日《時事公報》第二版的文章，並將一張舊報紙照片張貼在網上。

其中提到“（毛澤東）與岡村訂有密約”。這一張報紙文章在中文網絡上被不斷轉載，流傳甚廣，並且終於被大陸的百度所轉載。

想來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就是為了否定這一傳言，才會拿出1989年的《揚帆自述》來進行辯解吧。因為在這本書中有描寫岡村寧次和中共間諜揚帆之間是怎樣接觸的。

此後，中國大陸的網上可以搜索到大量的關於“岩井公館”“岡村寧次”“影佐禎昭”及“都甲大佐”的情報。然而在日本的網絡卻完全找不到關於“都甲”的情報，檢索“都甲大佐”才出現一條條目，能搜到這個詞的，全都是中文的文章。

筆者為了弄清楚真相，開始尋找日本方面的相關資料。

然後就發現了寶物！

比如說在岩井英一的回憶錄《回想的上海》中就有關於岩井公館的詳細描述，並且書中還詳細地記錄下了關於中共間諜潘漢年和袁殊的事情，才導致筆者決心要抓緊寫下這些真相，開始執筆
本書。

此外，開始執筆本書的時候，得知曾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工作過的美籍華人謝幼田先生（1985年前往美國，並於2005年返回中國）出版了《中共壯大之謎——被掩蓋的中國抗日戰爭真相》（明鏡出版社、2002年）。草思社於2006年出版了坂井臣之助翻譯的日文版。這本書分析透徹，描繪了當時的真相，並且義憤填膺地質問“究竟是誰出賣了中華民族”。令人尊敬的同時，筆者發現自己想要書寫的事實在中國知識分子的眼中也是客觀的事實，這一點令筆者十分欣慰。

但是，無法否認，中國這邊資料有其界限。所以以下第四章到第六章，結合日本方面當事者的回憶和相關人士的筆錄，來驗證前面所說的事件。

岩井英一和中共間諜袁殊1899年生於愛知縣的岩井英一，在中學畢業後作為愛知縣費派遣留學生，進入在上海的東亞同文書院讀書。1921年畢業於商務專業之後進入外務省任職。此後輾轉在汕頭、長沙、上海（2次）、成都、廣東、澳門、香港等地駐外公館任職，這裡把焦點集中在他在上海的行動上。

本書接下來將主要依據岩井英一在昭和58年（1983年）出版的《回想的上海》一書，並且也參照來自中共方面的資料來描繪這一段歷史。並且，《回想的上海》上並沒有出版社名，只是以在名古屋的“《回想的上海》出版委員會”的名義發行。因為是類似於個人出版的書籍，所以直至今日在日本也鮮為人知。

1932年2月5日，岩井作為上海總領事館情報部副領事赴任上海，他在回憶錄中寫道，當時“戰火正熾、外務省交給我的任務是盡快讓國際關係複雜的上海恢復和平，而為此則需要正確迅速的知道敵方的動向，來抓住和平的機會”。

雖然日本一方面挑起“九一八”事變侵略中國，但是在另一方面卻又尋求和平的機會，這顯得非常矛盾。但是失控的軍隊和政府之間的意圖並不一致，而岩井在為和平的目的而奔走乃是確鑿
的事實。並且，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岩井認為外務省的情報收集能力太過孱弱，不足以達成他的目的，所以和當時的井口首席領事進行商量，起草了在上海設置外務省情報機關的草案提交給外務大臣。然而重光公使在知道這件事情之後，表示這件事應該讓公使館來幹，最終批复成立了公使館情報部。

最終河相達夫就任第二代情報部長，並且把影佐禎昭介紹給了岩井。影佐於1934年8月被調往上海擔任駐支公使館附屬陸軍武官輔佐官。“駐支”的“支”是“支那”的簡稱，當時日本稱呼中國為“支那”。“支那”一詞源出秦始皇的“秦”被翻譯成的希臘語、拉丁語Sinae，孫中山本人也用“支那”稱呼過中國，但是從把“九一八”事變稱呼為“日支事變”開始，變成了一種蔑稱。這裡作為固有名詞，所以採用和原文一樣的“駐支”和“對支”的說法。

河相讓擅長中文的岩井來擔任會見中國記者的發言人，讓岩井有了和許多中國記者接觸的機會。有一次岩井為加強兩個之間的友誼，邀請了20餘名中日兩國的記者來參加宴會。

其中就有來自新聲通信社的記者袁學易在場。又名袁殊。他以作為共產國際、中共、蔣介石國民黨等等的“五面間諜”而聞名。影佐也出席了這場宴會，袁殊在宴會上獲得了與其接觸的機會。岩井和影佐的情報當然也通過袁殊被傳給了中共——間諜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存在的。如果是這樣的話，這也許就是毛澤東等人有意讓袁殊和他們接觸的吧。

袁殊於1911年出生於湖北省，1929年，他18歲的時候留學日本，在早稻田大學學習新聞學。和當時許多的中國人一樣，他也被日本左翼思想所影響，回國後參加“左聯”從事左翼文藝活動。1931年10月由潘漢年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了中共情報組織中央特科的幹員——這裡的“特”，乃是特務，也就是間諜的意思。

1933年，他作為中共間諜，打入了國民黨間諜組織“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這個組織是1927年由國民黨中的中央俱樂部組織（CentralClub，簡稱CC）所設立，1938年成為了蔣介石手下兩大間諜組織之一“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袁殊在早期的國民黨間諜組織中為中共從事間諜活動，這時候以“新聲通信社”記者的身份和岩井見面。

1935年5月，共產國際的一名成員被國民黨所逮捕的時候，其所持有的筆記中發現了袁殊的名字，所以袁殊也被國民黨所逮捕。其罪名是蘇聯間諜，也就是共產國際的同夥。

岩井發現每天都和自己聯絡的袁殊突然消失了，正感到疑惑的時候，接到了來自袁殊夫人的電話。袁殊因為岩井的努力而被釋放，此後，袁殊大約因為感於岩井的恩情，和岩井成為了真正的好友。岩井本人也很喜歡袁殊的才能和人品。雖然岩井腦中浮現過與蘇聯間諜有關也就等於和中共有關的推測，不過他並沒有在意這一點。此後，袁殊得到岩井的援助再次前往日本留學，並於1936年12月西安事變之後返回中國。

而岩井則於1937年4月暫時返回日本，並於1938年2月再次前往上海赴任。其目的已經是為了“儘早結束（軍隊所引起的）戰爭”，重建中日兩國之間的和平外交關係，從這裡可以看出日本軍隊和政府之間的分歧已經越來越大。岩井為了讓戰爭儘早結束，在上海領事館設立了特別調查班，意圖更好的把握蔣介石政府內部的消息和動向，下決心要盡快抓住講和的時機。

這時候蘇聯的間諜佐爾格的同伴、《朝日新聞》記者尾崎秀實，成了近衛內閣的智囊。也許是受共產國際之命，為了讓蔣介石和日本同歸於盡故意讓侵華戰爭長期化，所以讓近衛首相在1938
年1月16日作出了“不要理會蔣介石”的發言，給岩井的事業帶來了困難。

岩井在上海就任後，發現在抗日戰爭中站出來的蔣介石已經成為了國民英雄，他認識到近衛的發言帶來的後果是如何的嚴重，並感到焦急。

如果希望戰爭儘早結束的話，那麼就一定要和蔣介石打交道，而讓近衛做出“不要理會蔣介石”的發言，只能說是蘇聯想要讓中日兩國之間陷入長期戰爭的陰謀了。這也正和毛澤東所希望一樣。沒有比蔣介石在這期間越來越衰弱更讓毛澤東高興的事情了吧。

在第三章最後所詳述的南京大屠殺發生之前，蔣介石得知日本要進攻南京，所以把中華民國的首都從南京搬到了重慶。這時候想要在南京建立汪精衛傀儡政權的影佐拜託岩井建立“由中國人所組成的政黨組織”。因為當時的平沼首相要求即將建立汪精衛政權不是蔣介石那樣的國民黨獨裁政權，而是以汪精衛的國民黨為中心，聯合各黨派各界，以及無黨派人士的政權。而這時候忙於建立汪精衛政權的影佐，為了成立由中國人所組成的政黨組織，就委託在中國交遊廣泛的岩井來幹這件事。

“共產黨員也沒關係”

正好這時候岩井再次前往上海赴任，並且收到了袁殊的聯絡。岩井無條件地信任袁殊，並且拜託他全權負責組建新黨的事務。

其主要的條件就是“為實現全面和平，以構築中日兩國之間合作共榮共存的新關係為理念”“不要建立徒有虛名的黨，而要團結真正理解這一理念並為之奮鬥的人民和知識分子，不拘泥於他們
的出身黨派”。這時候岩井對袁殊說“不管是藍衣社、CC團、其他政黨有關人士、官僚出身、從共產黨脫離的人士、甚至是共產黨員也沒關係”。讓我們記住“共產黨員也沒關係”這句話。這表示在岩井的心裡，充滿了“即使是共產黨員也沒關係，無論如何都想要找到和平的道路”的感情。這也是解讀“毛澤東究竟幹了什麼”的關鍵之一。

順便一提，藍衣社是蔣介石直轄的特務機關，因身穿藍衣而得名。一直到現在的台灣，也稱國民黨為藍營，而傾向台灣獨立和本土化的民進黨等反國民黨團體，則被稱作綠營。

於是袁殊在成立新政黨的時候就塞了許多地下共產黨員進去。而其經費則全部由岩井所屬日本外務省所承擔。按理來說，這是陸軍的影佐所委託辦理的事情，經費應該由陸軍來負擔才對，然而岩井卻忘了和影佐說經費的事情，只好請求上司河相情報部長，讓外務省出了這部分錢。換句話說，本來岩井應該在影佐委託他組建新黨的時候，就問影佐“所需的經費怎麼辦”這個問題，然而影佐拜託他的時候，岩井非常興奮，很高興地就一口應下。而影佐也很感謝岩井能這麼暢快的答應下來，一不小心就把關於經費的事情給忘掉了。而岩井看到影佐這麼感謝自己，也就不好開口問他關於經費的問題。鬧到最後，就從日本外務省的機密費用中掏了這部分錢。

這一段在《回想的上海》中有詳細的記錄。

這一點非常重要。

如果不是影佐來負責建立汪精衛政權這件事，那麼也就不會委託岩井來組建新黨。而如果不是岩井來組建新黨的話，也就不會讓袁殊來幫忙做這件事情。並且，如果岩井不是在接受影佐的依賴時，不小心忘記確認關於經費的問題，那麼也就不會出現後來從外務省的機密費裡掏出龐大的經費通過袁殊和潘漢年轉給毛澤東的事情了。

中共近年來也開始發表關於袁殊的文章（2011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中共地下黨主持日特機關“岩井公館”始末》），其中提到岩井公館的經費都是由汪偽政府所出，歸根結底是中國人民的血汗錢，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

實際上在組建新黨的時候，袁殊向岩井提出不要用（即將建立的）汪精衛政府所提倡的“和平、反共、建國”的口號，而採用“興亞建國運動”的口號。

當時南京的汪精衛政府雖然還沒有正式成立，但是在上海極司非爾路76號已經設立了汪精衛一派的特務機關，也就是令人聞之色變的“76號”。而主持此特務機關的乃是汪精衛政權的二號人物周佛海，其人非常討厭袁殊的行動。周佛海開始以“岩井試圖建立共產黨組織”為由來批判袁殊。並且周佛海在組織動員大眾的時候和袁殊的動員發生了衝突，也為二人之間的矛盾火上澆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