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十談

這些文章是作者總結了數十年從事翻譯、教學和研究的經驗，結合有關理論，以深入淺出的文字，嘗試從較深層次，剖析常見的翻譯現象。無論談到的是一首愛情詩歌還是佛典的翻譯，貫串其中的脈絡是翻譯與文化的密切關係：翻譯活動涵蓋整體文化各方面，有利擴闊視野、刺激思維、增進不同語言文化的人相互了解。

張曼儀
張曼儀，香港大學文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碩士，英國華威大學翻譯學博士，自1967年起在香港大學任教翻譯及現、當代文學近三十年，現為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譽副教授。
自60年代開始翻譯文學作品，英文中譯譯著包括《塞伯短篇小說選》(今日世界社，1967) 、《奧亨利短篇小說選》(今日世界社，1968) 、《莫札特之死》(合譯，山邊社，1985)、《現代英美詩一百首》(商務印書館，1992)、《愛情詩文》(合譯，商務印書館，2001) 等。其英譯卞之琳：《雕蟲紀歷》(The Carving of Insects，合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 獲美國筆會2007 年度翻譯獎。有關佛學的譯著有The First and Second Buddhist Councils: Five versions (合譯，志蓮淨苑，2008) 和英譯禪詩集A Full Load of Moonlight: Chinese Chan Buddhist Poems (合譯，石磬文化，2014) 。 現正從事徐志摩詩選的英譯。此外，有關翻譯的學術論文多篇在國際刋物上發表。

自序：
本書分兩輯，收十篇談翻譯的文章。
第一輯的緣起，在於《明報月刋》總編輯潘耀明先生的邀約，請我為月刋寫翻譯專欄，可我生性疏懶，不願意每月定期寫出一篇文章。但是實際從事翻譯，以至教學、研究，逾半個世紀，的確有些話想說，很珍惜有這個機會讓我說出來。因此我構思了一系列六篇文章，以《翻譯管見》的欄名，在《明報月刋》2014年隔月刋出。這些文章審視常見的翻譯現象，結合有關的翻譯理論，從較深的層次剖析表面顯現的問題，旨在打破迷思，把翻譯的活動放在文化的框架內，還它應有的位置。當然，翻譯包羅萬有，因我專研文學，討論範圍和引例，亦多取自文學。由於在雜誌刋登，對象是一般讀者，盡量寫得淺白易懂，不作過多徵引，收在集內，亦依照原來體例。
第二輯收的文章卻有較為專門的。《門外譯佛典淺說》記筆者與師友合譯佛典的過程和體會：三人分工合作，取長補短，有如小型譯場，值得一記。何況譯主是前年剛圓寂的大德阿那律陀法師，能夠參與譯事，正是難得的因緣。《〈哈姆雷特〉疾病比喻的漢譯》借用一個重要的翻譯理論架構——多系統理論——來說明翻譯的過程。最後兩篇談卞之琳與文學創作和翻譯，是在我去北京參加卞之琳學術討論會或是他來港出席國際翻譯研討會的場合寫的，也是好因緣。
就個人來說，自從唸大學的時候開始在期刋上發表翻譯文學作品，到現在為止，沒有放下過譯筆。起初大都是英文作品漢譯，近十餘年則是中文作品英譯，轉折交疊期是我移居加拿大的六年。翻譯為我打開了窗子，解除單語的束縛，設身處地感受其他語言文化的人如何看世界、如何思維，擴闊視野和思想領域，使生命豐富、性情謙和。在兩文三語通行的香港，翻譯不但有其實際的需要，從事翻譯或看譯品，也可以開拓心靈，多了解和包容他人的觀點，正是和諧社會的潤滑劑。
感謝石磬文化年輕朋友的好意，趁此機緣，把這些文章結集，公諸同好，希望方家不吝指正。

 

序

第一輯
人人都說信達雅
翻譯是跨文化的活動
斷章取義——翻譯的大忌
詩歌翻譯與文學傳統
比喻的翻譯
輪流轉：一個翻譯遊戲

第二輯
門外譯佛典淺說
《哈姆雷特》疾病比喻的漢譯——翻譯過程的多系統制約探討
談談卞之琳的文學翻譯
卞之琳與奧頓

翻譯是跨文化的活動

對翻譯沒有認識的人往往以為翻譯只是語言的轉換：以甲種語言文字傳達乙種語言文字的含義，進一步把翻譯簡化為換碼，只要拿着一本雙語詞典就可以搬字過紙，完成任務，譯者不外乎是個技工。
其實翻譯絕對不是這回事，而是極其複雜的活動。發出和接收語言文字從來不會在真空中進行；脫離了語境，語言就沒有意義。語境取決於文化，因此語言的意義牽涉到文化的各個層面——社會、歷史、習俗、文藝、語言等。譯者不只是精通雙語（源語和譯入語）的人，還應是熟習兩種文化的，最好在兩種文化中都生活過。
生活習慣方面，最普通如喝茶。朋友來訪，我們都會沏壺好茶；獨自看書思考，也喜歡呷一口茶。甚至傳誦千古的公案：唐朝趙州禪師從諗的三字真言「吃茶去」，也是源於這個習慣的生活禪。這麼根深蒂固的文化底蘊，怎能靠一個tea字帶出來？本地廣州人飲早茶一盅兩件；午間品茗，茶客之意不在茶而在乎各式包餃糕點，這種名叫「飲茶」的午飯，只能以yin cha音譯之。
到英國人家做客，也會給奉上一杯茶，配上一勺牛奶、砂糖，或許還有兩塊餅乾。比較豐富的下午茶，佐以三文治（講究一點是薄薄的黃瓜三文治）、蛋糕、烤餅等，通常下午四點鐘吃，因為中上階層晚飯吃得晚。低下階層，特別是工人階級，五、六點鐘小孩子下了學，大人放了工，就吃晚飯了。這主要的一餐晚飯叫tea。所以如果在以南威爾斯、北愛爾蘭或北英格蘭為背景的小說中讀到這句話：When are we going to have tea?不是問什麼時候吃茶，是打聽晚飯時間。
居住環境是物質文化最顯而易見的部分。我們如果在北美的房子住過或探訪過那裏的親友，都知道一進大門就是門廳或門廊，旁邊是衣橱，讓訪客掛起脫下的外衣，換下靴子或鞋子。大的房子會放一張圓桌子和兩把椅子，小的住宅也至少置一小几，上有一面鏡子，方便人出門前整理衣冠。這地方叫hall，但很多譯者看到hall 往往把它翻成最常見的譯詞「大廳」。下面是一個例子：
She was almost ready to go, standing before the hall mirror, putting on her hat, while he, his hands behind him, appeared pinned to the door frame. (Flannery O’Connor, “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
她站在大廳鏡子前面，戴上帽子，差不多準備停當動身了，而他呢，雙手收在後面，看起來像釘在門框上。（《奧康納短篇小說選》，今日世界出版社，1975，頁2。）
原文說得很清楚，這位女士是站在門廊鏡子前面戴上帽子，準備出門，不可能站在大廳裏。身體語言和文字結構有一定的關係，不同語言的用者，在表情達意時有意識或無意識地作出的姿勢並不一樣。譬如英語說“No, we’ll never give up!”說話人也許還會猛搖着頭表示堅決不放棄。譯成漢語，這句子就變成「是的，我們絕不會放棄！」要描述動作，說話人就得點頭以肯定實行這句話的決心。表示同意，中國人和英、美人都點頭，可是在譯文裏要描寫南印度和斯里蘭卡人的反應則較為複雜：他們會扭動頸項把頭輕輕左右搖擺。可知語言是一個社會的一套共同習慣，由社會傳播，在該社會背景之下學來的。
一個民族的世界觀跟語言的關係更為密切，影響更深遠。我們通過語言習慣看世界，真實的世界建構於羣體的語言習慣；每個民族的語言內在結構不同，世界觀也就不一樣。這就是薩丕爾（Edward Sapir）和沃爾夫（Benjamin Lee Whorf）提出的語言相關性假說的重點。沃爾夫並且指出語言模式和文化規範一起成長，互相影響。我寫過一篇文章探討從漢語的語法模式如何見出「人」為中國文化中心，這裏便不詳論了。（見“Men, Animals or Other Things: An Exploration of 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 in the English-Chinese Context”，《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八十周年學術論文集(英文分冊)》，2011。）
漢語語法處處以人為觀照中心，我們習以為常就沒有意識到，尤其是說的是母語。記得有一次跟一位朋友談話，她說買了兩隻鳥兒，一大一小，關在籠子裏，「大的總搶了別人的雀粟來吃，小的啦，讓人家欺負了，也不作聲。」她說鳥兒，用了「別人」和「人家」，並不在意。其實，文章裏也不乏這種例子。最近我讀到豐子愷的散文《清晨》，描寫一羣螞蟻搬一塊飯焦，全用了人來形容螞蟻：「另有兩人扛了一粒小飯粒從後面跟來……來了一個幫手，三人抬過山頭。……擠不進去的，附在別人後面，好像是在拉別人的身體，間接拉上糧食來。」（收入《子愷品佛》，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3。）
這些以人為中心的語法模式，在描寫動物文章的漢譯上當然有一定的限制。語言學家趙元任翻譯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的時候也不免感到辭窮。叙述鴕鴕和其他鳥兒賽跑一節，他譯「叫別人在旁邊靜等着。到末了那鴕鴕說道：『有了，個個人都贏的而且個個人都要得獎的。』」別人和個個人指的都是鳥兒。同一節愛麗思給鳥兒派糖果，也給翻成「恰巧一『人』一塊』一塊」。臨尾描述小鳥兒“choked and had to be patted on the back”，這個被動結構也得翻成「非得給人在背上拍兩下，否則便嚥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