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文學史論（簡體書）

在政治史上，魏晉是一個混亂的時期，一方面結束了漢帝國的統一，一方面又開啟了以后南北朝底更長久的分裂。漢末的離亂，是由東漢中葉以來多年的政治與社會經濟底病態腐蝕所演變成的結果，并非一朝一夕之故；農村破產，政治腐化，權力集中在少數的外戚宦官手里，都是促成統一局面崩壞的因素。所謂黃巾之亂，實際上即是藉宗教迷信而團結起來的農民起義；此后的盜賊四起和軍閥割據，其直接原因皆為社會經濟的破產。《后漢書·張讓傳》云： “黃巾既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 ‘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后漢書·劉陶傳》云： “比年已來，良苗盡于蝗螟之口，杼柚空于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地廣而不能耕，民眾而無所食。群小競起，秉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肌及骨，并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于板筑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云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社會上有了這樣的客觀基礎，所以一些野心家收集流亡者來形成一個強大的割據勢力很容易；但養活這些士眾卻非常困難。《晉書·食貨志》云：“魏武之初，九州云擾，攻城掠地，保此懷民，軍旅之資，權時調給。于時袁紹軍人皆資椹棗，袁術戰士取給蠃蒲。”董卓之亂，把洛陽變“舊京空虛，數百里無煙火”；長安變成了“城中盡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在這種情形下，北方的富庶地帶，都弄得道路阻塞，農民流徙，到處都是盜賊，形成了社會秩序的大破壞。中央政府無力控制政權，靈帝時遂改刺史為州牧，握有地方軍政實權，于是各州牧豪右都藉機擴充勢力，自保一方。想法戡定境內的“盜匪”，撫綏人民就業。這些所謂“盜匪”本是饑民難民的流亡結合，很容易起來，但本身還沒有一定堅強的組織和統一目標，所以也很容易下去。于是漸漸地由盜賊的橫行，變成了軍人的割據。這就是建安時代的局面。 這些割據的軍閥中，有許多即是東漢末年的名士。劉表為八俊之一，統治荊州，定五經章句，為一般名士所依歸。袁紹四世三公，母喪后歸葬汝南，會者三萬人，盛況不下陳實。又去官而歸，車徒甚盛；許邵為郡功曹，紹入郡界曰： “吾豈可使許子將見。”謝車徒，以單車歸家。這些人所以能夠割據一方，漢末以來的刺史握有軍權固然是原因；但更重要的，士族的集團和地位的確定，是這段歷史的一大樞紐。經過了長久的漢帝國的升平局面，士大夫不但在政治上有了鞏固的優越地位，在經濟上也享有厚祿，可以收買土地，把持一方；退休后便是地方的豪紳，死后便留給子孫，還是照樣作官。帝王的提倡儒學，博士弟子的加多，都給他們的地位加了保障。這樣，便慢地在社會上形成了一個名門或郡望。平常是地方領袖，離亂時便可組成自衛的武力集團。帝王要鞏固統治，當然要竭力提倡儒學，且以通經為入仕的條件；但政府雖設有博士弟子，而學術不能普遍地發展，各經皆有家法師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