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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增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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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增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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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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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得承認,過去六十多年來,港人的身份不時改變,不只一次,是多次的改變,連帶他們對事物的價值觀也不斷改變:什麼是對?什麼是錯?六十多年來,港人的價值判斷就這樣前後出現差異:往日是尊卑有序,今天講的是平等、自由。或許有人慨嘆:今不如古、世風日下,但改變了的身份和觀念是無法挽回的,我們就算不能欣然接受,也必須明白箇中變化的原因。」
──周永新

香港社會的種種演變,原來離不開香港人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

這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對香港社會的長期體察和研究心得。

近七十年來,

作者簡介

周永新,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1991年起,出任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至2013年中退休。

周教授的研究範圍包括貧窮、社會保障、老人照顧、家庭政策。著作主要討論香港的福利政策,亦經常在報刋發表文章評論時事。周教授參與的公職有多項,涉及福利、青年、人口、醫療和房屋等措施的規劃。

增訂版序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於2015年7月舉辦的「香港書展」期間出版,我感到十分開心,好像心裏積聚的一堆說話,突然間有機會傾訴出來。本書出版後,有買了來讀的朋友問我︰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寫這樣題材的書?是否有感於現在不少年輕人只說自己是「香港人」,不願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我構思一部以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為題材的書,其實早於我在2014年出版的《真實的貧窮面貌—— 綜觀香港社會60年》一書以前;不過,2013年秋,我接受扶貧委員會的委託進行退休保障的研究,當時手頭上有不少與貧窮相關的資料,所以先完成《真實的貧窮面貌》一書。我要寫一部以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為題材的書,因近年常有一個問題在我腦裏縈繞不去,這個問題是︰為什麼香港市民近年在意見上常有分歧,近乎凡事爭吵不休?我講的分歧,並不單指市民對同一件事有不同的看法,而是背後所持的理念和價值,也常有很大的差異,根本無法透過對話和溝通加以彌補或收窄。更令人憂慮的是:雙方都認為自己的看法是對的,所以絕對沒有妥協的餘地,對話只會令大家更加堅持己見,分歧只會加深、不會化解。

我深一層的去問︰為什麼市民對事情的看法會有這樣南轅北轍的立場和價值觀?我想了很久,並且把市民的意見分歧和近年一連串有關香港的爭議事件連在一起,包括:東北發展計劃、港珠澳大橋和連接九龍與深圳的高速鐵路的興建等。我發覺在回歸前,類似因發展而引起的衝突和紛爭也是數之不盡,例如興建地鐵時涉及的收回土地和居民安置等,但問題大多可以順利解決,關鍵離不開賠償金額的多少,簡單來說就是一個「錢」字。近年來的爭議,我發覺「錢」不再是萬能,例如東北發展計劃,反對者要求的並不是合理的賠償,而是政府為什麼要毀人家園,更且認為政府與其消滅香港的農耕活動,為什麼不收回只限少數有錢人玩的粉嶺高爾夫球場?這種賦有濃厚價值取向的看法,是回歸前沒有的,我想這種價值觀念的分歧,正是現在眾多爭議事件無法解決的因由。

這樣,不同的立場和價值觀與身份認同有什麼關係?這個問題我也想了很久,而觸發我把兩者扯上關係的,是一次聽到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美國國會發表《國情咨文》時用上「美國夢」(American dream)一詞。「美國夢」並不新鮮,美國政界領袖常用上「美國夢」來激勵人心,但對於這個「美國夢」,我不會有任何感受,也從來不會有這個夢,原因十分簡單:我不是美國人,所以我從來不會發「美國夢」。這個夢可以挑起美國人的感情,全因他們是美國人,而一旦有了這個美國人的身份,他們就有權去追求這個夢答應他們所要得到的東西,以及這個夢給予他們的願景和理想。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2014年)提出「中國夢」,在香港並沒有引起迴響。我看原因之一,是大部分香港市民並不着意自己中國人的身份,特別是自己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份子;所以什麼「中國夢」,就好像離自己很遠,並不是生活在香港的居民所要追求的。

從「美國夢」和「中國夢」的例子,可見住在同一地方的居民,他們對自己身份的感受,會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看待這地方事物的立場和看法。就是因為身份與價值觀念的密切關係,我覺得有需要就着自己過去七十年在香港生活的經驗,回顧一下我是以怎樣的身份在香港居住,這樣我才能明白,香港居民在戰後這段時間內,他們對事物所持的立場和價值。

當我構思這本書的內容時,有一個問題在我心裏停留不去:香港居民是否有國家觀念?香港居民的難民心態,無疑在七十年代逐漸淡去,但時至今日,我覺得香港居民的難民心態並沒有完全消失。所謂難民心態,講的是我們一般十分短視,一切以眼前的利益為依歸。為什麼這種心態沒有消失?我想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香港人從來沒有國家觀念,即使從七十年代開始自稱為「香港市民」,但市民的身份及其連在一起的價值觀,總給人一種「有所限制」的感覺,尤其香港這麼細小的地方,能夠給居住在這裏的人什麼願景和理想?但香港居民今天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又有多少香港人以自己「中國公民」的身份而感到自豪?

就是這一連串有關香港人的身份和價值觀的問題,促使我於2014年秋開始提筆寫現在這本書。那時候,正值「佔領行動」鬧得如火如荼,我聽到有些年輕人十分強調自己是「香港人」,甚至不願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當我聽到這些說話時,心裏實在感到迷惘。我無法理解的是︰為什麼自己是中國人,卻要加以否定?香港居民有「香港人」的身份感受,正如其他大城市,如倫敦、紐約、上海的居民一樣,但「香港人」的感受,就表示我們不是「中國人」嗎?有些人把「香港人」與「中國人」對立起來,甚至互相排斥,這樣會有什麼結果?本書未必能對這個關乎香港未來的問題提供答案,但本書敘述的,應可幫助讀者把問題弄得清楚一點,討論時也知焦點所在。

本書今年7月初版之後,僅兩三個月就收到中華書局因售罄要重印的消息,感恩之餘,也因應出版後各方的回響及建議,借此次增訂再印的機緣,添了此文作「補序」,另在附錄後,加上一篇一萬多字的簡要敘述。原因是幾位任教中學的老師讀完本書後,認為本書應有助同學對香港社會發展的認識,但要求他們對逾半個世紀發生的事感到興趣,實在有點勉強,提議我把內容化繁為簡,幫助年輕一代對身份認同和價值觀的認識。我覺得這個提議很有意思,遂在本書末加上「全書簡要」,把本書要旨扼要簡述,對提意見的老師也有所交代。

 

周永新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

目次

增訂版序

引言

 

第一階段 1945-1984

第1章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從大陸難民到香港市民

回歸典禮驚覺身份轉變

戰後香港是難民收容所

港人的中國人身份

書本上和現實中的中國

發現漂流來港屍體的震撼

香港人不再是難民,是香港市民

1966年騷亂報告改變港人的身份認同

政府營造「香港市民」的身份認同

政府搞活動灌輸市民身份意識

香港市民身份的確立

 

第2章 香港人的價值觀:從生活至上到靈活走位

大陸難民和香港居民

大陸難民的根不在香港

難民怕與官府有接觸

大陸難民對政治有恐懼感

文革遺留下來的陰影

難民一切都是為求生活

港人講求實際效益

難民需要家人的幫助

「現實」和慷慨可以並存

戰後新一代的意識和價值觀

沒有公民意識,也不信任改府

不信任政府,但希望政府有改進

個人主義抬頭

港人對婚姻和家庭的重視不斷減退

港人對法治的觀念

逼出來的守法精神

 

第二階段 1984-2015

第3章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從香港市民到中國公民

七十年代是香港的黃金時代

繁榮背後的社會代價

市民對香港的歸屬感逐漸形成

金耀基教授的「行政吸納政治」

港人有自由,卻沒有民主

香港居民擁有的居留權

市民身份的認同是一種感受

抗拒家庭團聚不人道

居民身份是法理定義

《基本法》與香港居民的權利

港人政治意識出現「大躍進」

港人對現代中國的認識

感動與悲哀:認識中國的親身體驗

港人對現代中國的感受

願意為中國同胞做點事的港人

「六四」對港人身份認同的影響

對港人中國公民身份的體會

回歸後港人中國公民身份的改變

 

第4章 香港人的價值觀:從個人權利到「核心價值」

八十年代青少年的價值觀

七、八十年代「無根的一代」

不知如何教導青少年認識國家

回歸帶來港人價值觀念的轉變

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成為港人的主流價值

權利和自由緊扣在一起

民主成為爭取公平、公正、公開的途徑

港人欠缺法治的精神和文化

回歸後港人的自由和權利

「河水不犯井水」可以嗎?

「核心價值」以外的價值

「核心價值」出現異化

保育與儉樸生活的追求

保育上升至公平和公義的層面

非物質價值的追求與「地產霸權」

 

附錄 我在禁閉營看到的越南難民

結語

全書簡要

書摘/試閱

引言

寫作的緣由

去年書展,中華書局給我出版了《真實的貧窮面貌——綜觀香港社會60年》一書,負責與我聯繫的黎彩玉女士,曾建議我多加結語一章,她覺得我還有未說完的話。我解釋,其實我想敘述的過去,並不止於香港的貧窮面貌,還有其他方面的轉變,我也想就自己所經歷和看見的,一一的記錄下來。因此,我要求書名方面,除了點出內容是關於香港的貧窮狀況外,另加解說,這是作者六十年來對香港社會的觀察所得;這樣,便可以為自己留有後着,我還要就香港的其他面貌寫下去。

《真實的貧窮面貌》一書出版後,我開始構思下一部書的內容。首先,我仍然不想單憑理論和數字來反映香港的狀況,這類書籍和文章坊間有的是;我想寫的東西,必須是自己的親身經歷,或從觀察得來的感受,這樣才可有力的帶出面貌背後的意義。我一個人的經歷和觀察十分有限,也很容易失於片面,有時需要依賴文獻的記錄和傳媒的報道來補充,但我堅持的原則是:記述都是真實的,必須有根有據,不是憑空想當然。

既是從自己的角度看事物,記述難免有偏差,況且年少時沒有寫日記,記憶自然與真實情況有距離,對於這樣的缺陷,我只能安慰自己:人如滄海一粟,不要說社會的整體現象,就是在自己周圍發生的事,自己看到的也不過如盲人摸象。

這樣,本書要記述的是香港哪方面的面貌?我的選擇其實不多。個人的所見所聞十分有限,我的生活圈子從小到大也離不開教育,只有幾年時間從事社會福利工作,接觸的並不是什麼傳奇人物,多是一些中下階層市民。唯一讓我可以憑藉的優勢,是過去六十多年的人生歲月裏,除了一年半的時間在英國求學,其餘皆在香港渡過;短暫的旅遊或出外進修是有的,但沒有超過一年的時間。所以,從戰後到現在,我呼吸的是香港的空氣,香港過去六十年來的起伏,大體上也是我的人生經歷,塑造我的命運和遭遇。

想到我的人生經歷和香港社會的變化,我發現一個很重要的題材,就是我所認同的身份和價值觀。香港是我的居住地,當到了外國時,別人問我來自哪個地方,我自然的反應是說來自香港;若要填寫自己的國籍,1997年前我會寫英國,1997年後因拿了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我寫的是中國。不過,無論說自己來自什麼地方,或持有哪個國家的護照,在我的意識裏,只知自己是中國人,從來不會說自己是香港的中國人,或中國的香港人。

過去寫文章時,我經常用到「港人」一詞,指的是生活在香港這個地方的居民,以地域作為區別,猶如生活在上海的居民,他們也常稱呼自己是「上海人」。「港人」無疑是一種身份,但這身份只顯示他們居住的地域,未必有深層的意義。例如,香港有三十多萬外地傭工,他們領有香港居民身份證,廣義上說,他們也是「港人」;我在大學指導的研究生,不少來自內地,他們在內地著名大學畢業,來了香港唸書,也領有香港居民身份證,不能說他們不是「港人」。其實,如果只有在香港出生的才是「港人」,我也不在「港人」之列;我在廣州出生,兩歲時由父母帶來香港。所以,「港人」只是一種通稱,未必與身份認同有關係。

我不想就「港人」的意思爭拗下去。本書寫作的目的,並非如法院一般,必須給「港人」清晰的定義;我寫本書的目的,是要記述住在這個地方的人,即一般稱的「港人」,是怎樣看自己的身份,以及他們所持的信念和價值。「港人」既是根據地域來定義,所以我要記述的,就是在過去六十多年裏,即從二次大戰結束到現在,凡曾住在香港這個地方的人,他們是怎樣看自己的身份,及他們怎樣衡量事物的價值;這些稱為「港人」的人,或許只曾在五、六十年代時在香港居住,後來移居外國,或在香港回歸中國之後,才移民來港定居,但他們都是我要記述的「港人」。

港人的身份認同又是怎麼一回事?我講的身份認同,並不等同個別人士的國籍。以上提了,我出外旅遊時,1997年前填寫的是英國籍,1997年後是中國籍,用意是在外國一旦出了事,當地政府可以知道把我送回香港,因護照上寫明我在香港擁有居留權,或情況危急時,他們可以找當地的領事館為我提供協助。在此補充一句,旅遊證明文件理論上屬簽發國家或地區的物品,持有人拿來作旅遊用途,所以不得修改護照上的內容。

國籍不是本書要討論的,我要記述的是港人的身份認同,即他們是以哪一個群體或組織作為自己身份的表示?先舉家庭為例:首先,我要確定自己屬於哪一個家庭:我是誰的兒子?誰是我的兄弟姊妹?知道了這些關係,我就明白如何與家人相處;家庭給了我一個明確的身份。同樣,我們在香港生活,有共同的感受,同屬這個地方,彼此也知道各自的權利和責任,這就是我們的「港人」身份認同。以上解說仍有點兒抽象,要留待以後說明。作為本書的引言,我還想講的是:港人對自己的身份有了共同的看法,他們會曉得如何與別人建立關係,對政府有什麼期望,政府對自己又有什麼要求。

再以家庭的關係為例,六、七十年代期間,那時做父母的,都希望子女畢業後能考入政府當公務員,職位不用計較,總之當了公務員,飯碗就有保證;當時的用語是「鐵飯碗」,公務員年老時還可領取退休金,不愁「臨老唔得過世」。為什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父母希望子女當公務員?這就得首先明白,當時港人是怎樣看自己的身份。戰後港人多是從中國大陸逃難來港,香港給了他們立錐之地,但難民的生活十分艱苦,工作時有時無;他們不想子女重複自己的經歷,希望子女找到穩定的工作,生活不致朝不保夕;任職公務員雖不會飛黃騰達,但生活安定,子女就能按部就班、一級一級的往上爬,前途便有保證。當時父母盼望子女入職公務員,是盡了他們做父母的責任,是他們給子女最好的忠告;今天看來,這種想法十分迂腐,可能妨礙子女自由發展的機會,但我們要明白,戰後港人以難民的身份在香港居住,他們對子女的忠告,是他們從難民的角度看子女的前途。

二次大戰結束到現在,六十多年來,世界大環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化,身處在這洪流之中的香港,本身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也隨時代不斷的改變。港人生活在這千變萬化的香港,他們的身份怎可一成不變?當戰後來港的難民逐漸成為過去,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新一代接踵而來,他們對事物的看法自然與父母不一樣,對自己的身份也會有不同的體會。我們得承認,過去六十多年來,港人的身份不時改變,不只一次,是多次的改變,連帶他們對事物的價值觀也不斷改變:什麼是對?什麼是錯?六十多年來,港人的價值判斷就這樣前後出現差異:往日是尊卑有序,今天講的是平等、自由。或許有人慨嘆:今不如古、世風日下,但改變了的身份和觀念是無法挽回的,我們就算不能欣然接受,也必須明白箇中變化的原因。

這就是我寫作本書的目的,是要把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念的變化記錄下來。我經歷的事物和觀察的範圍都十分有限,但我願意以自己所知道的,說出我的感受:或許是喜樂,或許是悲哀。

 

周永新

二〇一五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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