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有所成：習讀柏拉圖札記（簡體書）

本書收入劉小楓教授晚近幾年寫作的5篇習讀柏拉圖的劄記，皆為作者在施特勞斯講課稿指引下，閱讀柏拉圖的心得。另附一篇8年前撰寫的涉及中國古學的舊文，以此表明，即便在閱讀柏拉圖時，作者始終惦記著中國的學問。

劉小楓 教授（1956— ），重慶人，四川外語學院文學學士，北京大學哲學碩士，瑞士巴塞爾大學神學博士。曾任深圳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比較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中山大學哲學系古典學中心主任、“逸仙”講座教授。主要學術著作有：《詩化哲學》、《拯救與逍遙》、《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沉重的肉身》、《這一代人的怕和愛》、《刺蝟的溫順》、《聖靈降臨的敘事》、《重啟古典詩學》、《揀盡寒枝》、《共和與經綸》等。

弁　言
蘇格拉底與“眾人的權力”
——《克力同》44b5—47e4發微
柏拉圖筆下的佩萊塢港
——《王制》開場繹讀
民主政制中的自由愛欲立法
——《會飲》中的泡薩尼阿斯講辭識讀
內斂的哲學與外顯的詩
——《普羅塔戈拉》中蘇格拉底關於哲學和詩的戲言
王有所成
——關於柏拉圖Politeia 的漢譯書名
《王制》與大立法者之“德”

哲人蘇格拉底之死首先是一個歷史的政治事件，然後才是一個思想史事件。由於柏拉圖和色諾芬的傳世作品對這一事件的記敘，蘇格拉底之死是西方歷代思想者一直得面對的基本問題。然而，無論柏拉圖還是色諾芬，都不是如今意義上的“史學家”。他們通過記敘蘇格拉底之死來呈示屬於哲人的基本問題，畢竟，僅僅陳述歷史事件並不意味著理解事件。如果當今的史學家要重寫蘇格拉底之死，與柏拉圖和色諾芬攀比的不可能是所謂史料，而僅僅是理解能力——蘇格拉底之死考驗的始終是後世之人對蘇格拉底事件的理解能力。我們要對自己的理解能力有所認識，首先需要認識柏拉圖和色諾芬對蘇格拉底事件的理解所達到的精神高度。通過識讀柏拉圖在《克力同》中記敘的一段蘇格拉底的臨終談話，本文力圖探究我們與柏拉圖在理解蘇格拉底上的思想距離。
一、蘇格拉底面對民主的“不義”
蘇格拉底被雅典民主政制的公審法庭判處有罪，依據的是有人對他提出的兩項指控： “不敬城邦神和敗壞青年”。在《回憶蘇格拉底》第一卷起頭，色諾芬用兩章篇幅分別駁斥這兩項指控；駁斥“不敬城邦神”指控的第一章很短，駁斥“敗壞青年”指控的第二章篇幅多兩倍。色諾芬是這樣結尾的：

與那人控告他［蘇格拉底］敗壞青年相反，他明明是在引導同伴們離棄低劣的欲望，勸勉他們欲求最美好、最偉大的德性，憑靠這種德性才能治國和齊家。（卷一，2.64）

色諾芬反駁了對蘇格拉底敗壞青年的指控，但沒有否認蘇格拉底勸勉青年追求治國齊家的德性——換言之，色諾芬沒有否認蘇格拉底搞政治。色諾芬承認，蘇格拉底從事的教育是政治教育。蘇格拉底並非要教育人民大眾，而是僅僅教育少數人——教育他們懂得何謂“王者”的德性。用現在的話說，蘇格拉底顯得是要做“帝王師”。在法庭上為自己申辯時，蘇格拉底承認自己的確在搞政治。他說，他覺得自己身屬的城邦有如一匹高頭大馬，由於太大難免慵懶，需要一隻牛虻來驚醒，於是忙碌奔波。但是，他始終只願做一隻私下的牛虻，從不肯置身公眾之中，他知道民主的公眾意味著什麼（柏拉圖：《蘇格拉底的申辯》 ，30e1—31d1）。民主政制的法庭接受了有人對蘇格拉底“敗壞青年”的控罪，表明蘇格拉底“私下”教育青年犯下的是政治罪。如今的我們以為，在有自由民主的地方不會有政治罪。柏拉圖和色諾芬讓我們看到，在民主的雅典仍然有政治罪，表明自由民主政制仍然有自己的政治敵人。在一個國家中，誰在教育青年始終是個政治問題。控告蘇格拉底“敗壞青年”的那些人，自己同樣在通過教育搞政治。民主政治家一旦看到城邦的優秀青年被蘇格拉底吸引，甚至自己的學生也被蘇格拉底吸引過去，他們除了指控蘇格拉底“敗壞青年”別無他法。
任何指控都有可能是誣告，控告變為定罪還需要法庭的裁定。蘇格拉底被判刑，關鍵在於民主的法庭裁定對他的控罪成立，這等於裁定蘇格拉底是民主政制的敵人。這個裁定顯然會讓後世所有把蘇格拉底視為精神楷模的人坐臥不安——尤其讓如今的我們寢食難安，因為，如果我們以一個公然有違如今的普世價值的人為精神楷模，此人同樣可能被判政治罪。事實上，蘇格拉底的學生色諾芬已經遭遇這樣的不安。《回憶蘇格拉底》開篇第一句是：

我常常感到驚訝，那些指控蘇格拉底的人們究竟用了一些什麼理由說服了雅典人，以至於據說他該當被城邦判處死刑。

蘇格拉底被判處死刑不僅經過了合法程式，而且經過的是民主的合法程式——指控蘇格拉底的那些人“說服了雅典人”。畢竟，蘇格拉底雖然智性極高，卻絕非與民隔絕，“相反，蘇格拉底既十分貼近民人百姓，又熱愛常人”（《回憶蘇格拉底》，卷一，2.60）。換言之，雅典百姓對蘇格拉底絕無成見。然而，人民“被說服”也有可能是“被蒙蔽”（比較《普羅塔戈拉》328e—329b）。因為，有民主政治就會有“公知”（demegorikoi），他們往往會影響“法官”的判決（《回憶蘇格拉底》，卷一，2.48）。無論在民主的雅典還是如今，這樣的情形絕不少見。經過民主的合法程式作出的判決，未必就是正義的判決。至少，蘇格拉底並不認為民主法庭對他的判決是正義的。據色諾芬記敘，蘇格拉底接到死刑判決時，他對弟子阿波羅多洛斯表明了自己對判決的態度。

一個名叫阿波羅多洛斯的當時在場，他熱切地追隨蘇格拉底，不過此人心地單純。他說：可是，蘇格拉底，我覺得最難承受（或譯：最讓人生氣）的是，我看到你將被不義地處死！據說，蘇格拉底撫摸了一下他的頭，然後說了這樣一句話：我最親愛的阿波羅多洛斯哦，你寧願看到我被正義地處死，抑或被不義地處死？這時，蘇格拉底笑了。（色諾芬：《蘇格拉底針對陪審團的申辯》，28）

蘇格拉底以超級幽默的言辭表明，這個民主的判決是不義的判決。然而，蘇格拉底對這一判決一笑付之，坦然接受。為何蘇格拉底坦然接受這一不義的判決，成了西方思想史上的一個問題。問題並非在於，自由民主的雅典對政治犯也判處死刑，而如今的好些法學教科書都主張“廢除死刑”。蘇格拉底當然懂得，死刑不僅是城邦權力的體現，更是城邦正義的體現，城邦需要通過對危害共同體生活秩序的人判處死刑來實現城邦正義。廢除死刑無異於廢除了城邦正義的實施，因此，蘇格拉底不會像如今的法學人士那樣主張“廢除死刑”，即便錯判的死刑落到了自己頭上。蘇格拉底區分了“正義地處死抑或不義地處死”，並沒有由於有“不義的”死刑判決而推論出所有死刑判決都不義。
蘇格拉底為何坦然接受不義的判決之所以是個政治思想史上的問題，關鍵在於他為何如此面對民主的“不義”。蘇格拉底心裡清楚，指控他的不是雅典人民，而是少數民主派知識人，雅典的民主法庭不過對少數人提出的政治指控作出了裁決——而且是在聽取了蘇格拉底的申辯之後作出的裁決。從而，蘇格拉底面對的問題是，雅典人民是否有能力分辨少數民主派知識人提出的政治指控與蘇格拉底的申辯誰對誰錯。蘇格拉底在法庭申辯中說，自己始終不願意面對人民。可是，民主派知識人的政治指控使得蘇格拉底不得不面對“人民”。在柏拉圖的蘇格拉底紀事作品中，有四篇直接涉及蘇格拉底如何面對雅典人民。首先是著名的《高爾吉亞》，這篇作品記敘了蘇格拉底上民主法庭之前與幾位哲人私下討論應該如何面對民主的審判。更為著名的是《蘇格拉底的申辯》，我們在這篇作品中看到，蘇格拉底如何面對代表全體雅典人民的陪審團。篇幅不大的《克力同》和《歐蒂德謨》記敘的是蘇格拉底與作為個體的雅典人民的關係。由於其中沒有談“相論”之類的哲學問題，這兩篇作品在柏拉圖研究中一向受到冷落，尤其是《歐蒂德謨》。然而，如果柏拉圖作品的總體性質具有政治哲學的品質，那麼，這四篇作品及其相互之間的內在關聯就是理解柏拉圖所有作品的基礎之一。在題為《柏拉圖式政治哲學研究》的自編文集中，施特勞斯從自己的大量柏拉圖研究中僅僅選取了這四篇柏拉圖作品，絕非偶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施特勞斯把《蘇格拉底的申辯》和《克力同》放在一起來識讀。要搞清蘇格拉底如何面對雅典人民，就得把這四篇作品連貫起來看，這需要一部專著的篇幅。不過，我們可以通過關注《克力同》中蘇格拉底與克力同的一段談話來接近這樣一個問題：為何他認為對自己的民主判決是不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