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安羌解圍戰（簡體書）

對于1942年4月17日至19日，中國遠征軍第1路第66軍新編第38師第113團在緬甸仁安羌北側及拼墻河渡口兩岸進攻日軍、救援英軍的那場戰斗（本書稱其為“仁安羌解圍戰”）的感受和評價，歷來各不相同——中、日、英三方從一開始就各說各話，“各自表達”。中方稱此役“我軍竟以不滿一千的兵力，擊敗十倍于我的敵人，救出十倍于我的友軍”，是為“仁安羌大捷”；日方稱在仁安羌與中、英盟軍的對壘廝殺為“仁安羌殲滅戰”；英軍則堅稱是他們自己戰出日軍包圍圈的……本書作者在遍閱中、英、美、日已出版的各種書籍（英、日文親自翻譯）、論文、采訪報道等的基礎上，又到檔案館查閱原始戰斗詳報、戰時各方往來電報，采訪親歷者，條分縷析地爬梳出各方往述舊說中各種錯謬錯在何處、是如何產生的，最后客觀地、一小時一小時地還原了此戰的真實經過，顛覆了“仁安羌大捷”的神話，并公允地給出了自己對此戰的評價。

作者簡介：盧潔峰 曾任中國海關管理干部學院政治經濟學講師、《廣州建設》報執行總編輯。1996—1997年，協助廣東省原副省長楊立編寫《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2000年退休后，開始系統研究廣州革命紀念堂塋建筑史和印緬抗戰史。出版有《廣州中山紀念堂鉤沉》（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黃花崗》（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呂彥直與黃檀甫——廣州中山紀念堂秘聞》（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中國駐印軍印緬抗戰》（合作，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以及《“中山”符號》（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著作，發表《大鐘與十字架的疊加——中山陵新解》、《金陵女子大學建筑群與中山陵、廣州中山紀念堂的聯系》、《“索菲亞”如何變身“中國古塔”——廣州中山紀念堂設計手法淺析》、《梧州中山紀念堂》、《過元熙——被遺忘的建筑師》、《廣州新一軍公墓原貌》等專業論文。

作者簡介：盧潔峰 曾任中國海關管理干部學院政治經濟學講師、《廣州建設》報執行總編輯。1996—1997年，協助廣東省原副省長楊立編寫《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2000年退休后，開始系統研究廣州革命紀念堂塋建筑史和印緬抗戰史。出版有《廣州中山紀念堂鉤沉》（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黃花崗》（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呂彥直與黃檀甫——廣州中山紀念堂秘聞》（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中國駐印軍印緬抗戰》（合作，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以及《“中山”符號》（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著作，發表《大鐘與十字架的疊加——中山陵新解》、《金陵女子大學建筑群與中山陵、廣州中山紀念堂的聯系》、《“索菲亞”如何變身“中國古塔”——廣州中山紀念堂設計手法淺析》、《梧州中山紀念堂》、《過元熙——被遺忘的建筑師》、《廣州新一軍公墓原貌》等專業論文。

《仁安羌解圍戰考：顛覆“仁安羌大捷”神話》:
（3）113團團長是劉放吾，并非孫繼光。
（4）該文關于仁安羌解圍戰的整個經過和戰績，全為王楚英憑空捏造。筆者敢出此言，理據如下：
第一，戰斗開始前，孫立人以及113團全部位于拼墻河北岸八公里處的攻擊準備位置上，而非位于王楚英所言之“納瑪”。
第二，納冒在拼墻河上游東外側山地以南約30公里處，西距拼墻河下游的仁安羌約50公里。換言之，仁安羌與納冒都位于拼墻河南岸；如果事實真如王楚英所言，孫立人率領113團“由納瑪北側強渡賓河”，所抵達者，則只能是拼墻河的北岸，絕非位于拼墻河南岸的仁安羌。設若按照王楚英的這一“路線圖”重現當日孫師113團移動及作戰的經過，勢必出現如下場景——位于拼墻河上游南岸數十公里以外納冒的孫師113團，舍近求遠，不是直接西向取道進攻同在拼墻河南岸的仁安羌之日軍，而是自納冒先行北上30公里，到達拼墻河上游東外側山地之后，再折向西；從山地下來，沿拼墻河南岸西行約50公里抵達拼墻河下游仁安羌北部后，不是直接攻擊位于拼墻河南岸的仁安羌北部當面之敵，而是多此一舉地“強渡賓河”到我軍所控制的拼墻河北岸，后又因敵人在南岸而必須從北岸二次“強渡”返回南岸，才能“迂回到仁安羌北側，將敵包圍”。試問，世界上還有比這更加愚蠢的“軍事行動”嗎？
第三，關于日軍的傷亡數字，當事人新38師像羅卓英、林蔚等的報告都僅僅稱“敵傷亡五百余人”，而王楚英卻信口開河，將其夸大為“殲敵三千余人，敵棄尸一千二百多具”，并且“向馬圭逃竄”。須知，當日在仁安羌與113團及英軍對戰的日軍作間部隊，只有3800人（18日傍晚前欠214聯隊第1大隊，只有2800人）。倘若真如王楚英所言“殲敵三千余人”，作間部隊豈非幾被全殲？既然如此，還有誰需要“向馬圭逃竄”？此外，熟悉日軍的人都知道，除非萬不得已，日軍是不會遺尸戰場的。
王楚英關于仁安羌解圍戰的記述，違背了起碼的軍事常識，錯亂了仁安羌及其相關地點的地理位置，背離了整個仁安羌解圍戰的基本事實，故完全不足采信。
3.沈定的《軍委會參謀團與滇緬抗戰》
與王楚英截然不同的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團參謀處參謀沈定的《軍委會參謀團與滇緬抗戰》一文。沈定曾經于1942年5月至8月間，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協助軍委會參謀團參謀處長蕭毅肅將軍編寫剛剛過去的滇緬戰史，即《緬甸戰役作戰經過及失敗原因與各部優劣評判報告書》。“此稿約二十萬字，附圖二十余張。訂成原稿一份，正本二份”，作為“極機密”文，用專機直送重慶蔣介石。沈定所言與筆者所見完全一致——2014年5月，筆者在某軍事機關查閱到的《緬甸戰役作戰經過及失敗原因與各部優劣評判報告書》原件上下兩冊，正是沈定所言之“正本二份”中的一份。沈定參與編寫《緬甸戰役作戰經過及失敗原因與各部優劣評判報告書》獨一無二的經歷，使其《軍委會參謀團與滇緬抗戰》一文，遠比其他國民黨將領時隔多年后才撰寫的憶述、概述、述略乃至國民黨的專書、官書，都要詳盡、精確、可靠得多。文中，沈定對新38師、對仁安羌解圍戰均有比較客觀的評價。沈文稱：“第5軍及新編第38師，無論在素質上、裝備上，在當時的國民黨陸軍中都是最精銳的”；在仁安羌為英軍解圍，只是“小勝”。稱仁安羌解圍戰為“小勝”者，實為當時軍委會參謀團對仁安羌解圍戰的總評價。當年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團，聚集了蕭毅肅等一批全國最優秀的軍事專家，并且經歷了整個一次緬戰，他們的評價，應為冷靜而客觀的評價。此外，沈定此“小勝說”，也是筆者在所能找到的國民黨官書、專書，及各類記（著）述中所看到的對仁安羌解圍戰的唯一一個貼近實際的客觀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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