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基督教大學外籍校長辦學活動研究1892-1947（簡體書）

本書系“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研究叢書”之一，主要采用文獻研究法對中國近代基督教大學外籍校長的辦學活動進行研究。具體詳述了基督教大學在中國的起源及發展，分析了外籍校長背景，介紹了外籍校長的辦學宗旨、初期創校工作、師資隊伍建設、學生觀、專業課程觀、管理理念與方式、社會服務觀及其實踐等方面的情況，並對其辦學影響做出相應的評價。

謝竹艷，江蘇無錫人，1973年出生，現為蘇州大學教育學院教師，教育學博士，研究領域：高等教育學。曾參編《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人物辭典》。

本書對1892年至1947年這一特定時間段內的外籍基督教大學校長的辦學活動做了全面系統的考察，對他們的辦學活動做了周詳公允的分析。全書研究視角獨特，史料翔實，立論有據，對高等教育發展具有參鑒價值。

導論

一、研究背景與選題意義

二、核心概念

三、研究物件與研究的歷史階段

四、相關文獻綜述

五、研究方法

第一章 基督教大學在中國的起源及發展

一、基督教傳教士早期來華傳教

二、基督教大學在中國的起源及發展概況

第二章 基督教大學外籍校長背景分析

一、基督教大學外籍校長客觀背景分析

二、基督教大學外籍校長主觀背景分析

第三章 外籍校長與辦學宗旨的確立

一、辦學目的

二、辦學方向

第四章 外籍校長的初期創校工作

一、聯合辦學

二、籌款與創校

第五章 外籍校長與師資隊伍建設

一、完善師資梯隊

二、提高教師待遇

第六章 外籍校長的學生觀與對待學生運動

一、全面發展的學生觀

二、對待學生運動的多種態度

第七章 外籍校長的專業和課程觀

一、宗教一直是主要課程

二、豐富科學課程體系內容

三、發展世俗課程和職業課程

第八章 外籍校長的學校管理理念與方式

一、確立現代大學管理制度

二、塑造中西融合的校園文化

三、處理中國“非基督教”運動和“收回教育權”運動

第九章 外籍校長的社會服務觀及其實踐

一、社會服務的出發點和理念

二、社會服務的種類和內容

第十章 外籍校長的辦學影響及其評價

一、辦學影響

二、評價

分析與結論

參考文獻

后記

中國近現代意義上的高等教育，始于19世紀中后期，下限大約在20世紀中葉，經歷了將近一個世紀。

這一個世紀，是中華民族內憂外患的時期，也是中國社會發生重大轉型的時期。“半封建”與“半資本主義”、“半殖民地”與“半獨立”、新與舊、中與西、前進與倒退、革命與反動，這些對立因素之間錯綜復雜的矛盾和斗爭，構成了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的社會大環境，決定了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在重大社會轉折期特有的矛盾，也決定了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特殊的發展道路。一方面，是近現代高等教育登峰造極的種種矛盾和亂象，例如舊北京的“八大胡同兩院一堂”，此起彼伏的校長風潮、校名風潮、索薪風潮、“脫部”風潮，當然還有軍閥政客對高等教育的恣意摧殘和蹂躪等等。另一方面，也正因為環境的艱險，反而映襯出近現代高等教育所取得的任何一點進步和成就，更顯得來之不易；篳路藍縷的先驅者們為當時中國高等教育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更顯得不同凡響。例如，為了維護大學自治和自由，儒雅的北大校長蔡元培面對北洋政府的淫威，挺身而出向全社會宣言：“我絕對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長，絕對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學校長。”又如抗戰期間，許多大學顛沛流離，師生饑寒交迫。西南聯大像梅貽琦、聞一多那樣的名校長、名教授也不得不靠售賣太太的女紅或是代人刻章以維持生計。然而，在那樣的艱難困苦之中，師生們卻“同艱難、盡笳吹”，修業樂道，弦歌不輟。難怪李約瑟盛贊，那些為避戰火而遷徙到深山里的大學，簡直就是“東方的劍橋”。在李約瑟看來，如此艱難環境中辦出如此成就的大學，不啻教育的奇跡！總之，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就是在這矛盾的兩極之間艱難地孕育和發展。在那里，我們既能看到忠君尊孔和“黨化教育”方針，又能看到“囊括大典網羅眾家”的學術綱領；既能看到戰火延綿、政局動蕩而造成的亂象，也能看到應規蹈矩、循序漸進的井然秩序；既能看到“封建、買辦、法西斯教育”的陰影，又能看到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看到科學、民主、自由力量的生長和種種教育奇跡的涌現。

環境動蕩艱險，道路曲折坎坷，內容豐富多彩，成敗涇渭分明；這就是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為后人留下的一筆獨特的歷史遺產。這筆歷史遺產，無論是“教育的奇跡”還是亂世的犧牲，無論是成功的經驗還是失敗的教訓，它都是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史上有意義的典型案例，也是中國近現代特殊社會性狀的真實縮影。然而，對這筆歷史的遺產，我們顯然尚未給予應有的重視，也沒有認真系統地加以總結，因而對它的本來面目我們還所知甚少。今天，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更多的是那個特殊年代大學內外的種種“故事”和“掌故”，還有許許多多的“奇聞軼事”。故事多，軼聞多，說明了這段歷史有豐富的內容，有流傳的價值，最起碼說明在今天看來還是很新鮮。但是，我們顯然不能僅僅停留在“故事”的層面上來繼承這筆歷史遺產，也不能僅僅以講故事的心態來對待它。這筆歷史遺產的珍貴意義在于，一方面，它構成了一個內容極為豐富並且極具挑戰性的研究領域，需要我們用科學的態度和理性的工具去爬梳整理、系統總結，並在此基礎上，還原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的本來面目，揭示世界高等教育史上這個特殊案例的真諦，以進一步豐富高等教育發展的理論。另一方面，近現代中國高等教育，是當代中國高等教育的昨天。不管我們是否正視它，也不管我們如何對待它，它都是歷史的存在，都是今日中國高等教育的一個前進路標，是今人可以對照的一面明鏡。因此，對于當下中國高等教育來說，研究這一段歷史，總結其成敗得失和經驗教訓，以弘揚優良傳統、避免重蹈覆轍，也不失其現實的意義。

正是出于這樣的考慮，我們以蘇州大學“高等教育學”博士學位點和省級重點學科為依托，組織相關方向的教師和博士研究生，撰著了這套“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研究”叢書。這套叢書肯定無力承擔系統總結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歷史經驗教訓這樣宏大的主題，它只是選擇了這段歷史中幾個具體的點或線作為研究物件，主要運用文獻研究的方法，旨在厘清事實，還原真相，描繪路徑，透視背景，分析因果，評價功過，論證意義。即便是這樣，對于大多側重于教育學背景的各位著者來說，仍然是一個充滿了挑戰性的高難度目標。但是，我們堅信“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的古訓，堅信了解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對于當下中國高等教育的深遠意義，同時我們也堅信：只要我們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本著以勤補拙的態度，發揚鉆堅研微的精神，愿花大力氣，肯下笨功夫，我們的這一工作就一定能取得鈍學累功的效果，也一定會產生積極的意義。因此，我們敢于不揣淺陋，將這套叢書奉獻在所有關心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問題的讀者面前。

二

謝竹艷博士所著《中國近代基督教大學外籍校長辦學活動研究（1892-1947）》，是一部研究近代中國基督教教會大學外籍校長辦學活動的專著，是著者在其博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修改完成的。

本書以近代中國13所基督教教會大學的26位校長為研究物件，比較系統地梳理、歸納了這些外籍校長的辦學思想和辦學業績以及他們的人格特征，探討了他們對于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影響，為我們描繪了這些外籍校長的一幅群像。

這幅群像的一個自然輪廓是：他們生長在19世紀中后期，都出身于基督教家庭，其中有23位美國籍，並有3位女性；他們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傳教士，出任校長之前都有在華傳教、任教的經歷；他們都接受過高等教育，擁有博士學位者有20人；所學專業涉及文學、醫學、理學、教育學、神學等門類；他們出任教會大學校長時的年齡，最年輕的只有32歲，最年長的已64歲；如此等等。

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這些外籍校長的形象曾被我們描繪得非常的陰暗、猙獰，有如惡魔一般。如今時轉世移，我們終于可以本著比較客觀的心態來重新認識這些外國人了。

最為國人所在乎的，是外人對待我們的態度。這些外籍校長，尤其是那些“傳一代”的校長，他們在初入這個古老的國度時，態度談不上友好，言辭也多有不恭。卜舫濟初入上海縣城，“第一印象”就是“骯臟”、“惡心”，他甚至懷疑“人怎么能適合住在這種地方”；狄考文的感覺是，中國人還處在“半開化”狀態。但是，他們在中國生活工作了一段時期之后，對中國的態度都不同程度地發生了轉變，最典型的莫過于頑固透頂的卜舫濟，后來竟非常留戀這個“不是人住的地方”。至于那些“傳二代”的外籍校長們，如司徒雷登、司徒華林、費佩德、香雅閣等，由于他們生在中國，長在中國，他們對中國的感情自幼形成，當然也就非同一般。

值得我們重視的，還有這些外籍校長在辦學宗旨方面的轉變。本書在這方面引用了豐富的資料，條分縷析，用功較深，給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這些外籍校長在來華辦學之初，多以傳教為目的，旨在“培養中國人當基督教的傳教士”，進而通過他們將中國人融入“基督教文明”之中。但實際情況是，他們的傳教並不成功，最起碼是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現實的困境，迫使他們放棄了傳教的初衷，而將工作的重心轉移到教育本身上來。包文“志在為中國興教育”；孫樂文主張“即將在中國建立的新教育體制必須是屬于中國的體制”，“新學”必須經過“本土化”改造，而不應仍舊保持其舶來品的“異國情調”。這些言論，都可以看作是其辦學宗旨轉變的證明。

要了解這些外籍校長，不僅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考察他們的所作所為及其實際效果。本書提供的許多史料，記載了這些外籍校長的辦學事跡，很能說明問題。例如，畢啟先后15次漂洋過海回美國，為華西協合大學籌款；卜舫濟1916年回美休假，作了116場演講，演講募來的款項全部用于圣約翰大學購地；司徒雷登為燕京大學的創辦，不屈不撓游說各路軍閥。又例如，狄考文1879年用自己的版稅為登州書院買了許多先進的儀器設備，建起了第一個車間實驗室；裘德生1886年給杭州城里帶來了第一臺蒸汽機和其他電氣設備；司徒雷登把燕京大學辦成了一個大家庭；等等。本書認為，盡管這些校長“因各種因素影響，所獲成就不一”，但他們“是一個充滿人格魅力和具備杰出能力的群體，他們領導基督教大學走向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的前列。”這樣的結論是通過對大量史料的分析得出的，信不信由你了。

本書的主要特點之一，是按照大學辦學活動的主要方面，從總體上概括了基督教教會大學外籍校長辦學活動的共性特征，探討了他們的辦學理念和辦學行為，歸納出這些外籍校長的群體特征，具有學術的價值和理論的意義。但是，這些外籍校長由于個人經歷、具體環境的不同，他們的辦學活動也有許多個別差異，這就需要在后續的研究中，作更深入的個案分析和研究，這也是筆者寄希望于作者的。

周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