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最後十年（簡體書）

魯迅的使命在於要使“黑暗的動物”現形，使“鐵屋子”裡的人們無法昏睡和假寐，使大家看見事實的實在性，使真理自明。可以說，魯迅的全部努力，幾乎都在於揭示時代的真相。而林賢治作“一個人的魯迅”系列叢書，則在於發揚和傳承魯迅這一精神。他的筆墨重在描摹作為思想家的而非文學家的魯迅，更加突出了他是如何用一生來履行自己作為知識分子的天然使命，如何在其最後的十年與國民黨政府、左聯、新月社以及青年進行論戰，其中包含了他對各個派別的抨擊，對諸如專制、集權、書籍審查制度、人權、國家、民族等一系列理論的冷靜思考，以及他對知識分子價值體系的構建與申訴。

林賢治

當代著名學者和魯迅研究專家，著有散文隨筆集《平民的信使》，評論集《胡風集團案：20世紀中國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劄記》《自製的海圖》《時代與文學的肖像》，自選集《娜拉：出走或歸來》，傳記《人間魯迅》《魯迅的最生十年》等。

主編“20世紀外國文化名人書庫”“曼陀羅譯叢”“曼陀羅文叢”“流亡者之旅譯叢”“流亡者叢書”“世界散文叢編”;《散文與人》《讀書之旅》《記憶》等叢書、叢刊多種。

選編《絕望的反抗》《野百合花》《魯迅檔案：人與神》等數十種。

林賢治的文字既有盧梭式的憤激與直白，又有培根式的犀利與明澈。——摩羅 談到魯迅，除卻《狂人日記》《阿Q正傳》《吶喊》這些文本我們還知道什麼？而“當我們重溫魯迅的文本時，就會詫異地發現：被揭露出來的一個又一個未曾改變——魯迅傾其一生都在促進其改變——的事實，已然包含了一種貓頭鷹式的洞見，猶如先知的預言”。林賢治也正是站在這一高度，在《魯迅的最後十年》中不僅展現出魯迅作為思想家，作為知識分子與專制集權的鬥爭，與各大派別的論戰的鬥士形象，也賦予了魯迅思想的歷史跨越性，證實了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我們都將重讀魯迅的一生，接受魯迅思想的鞭策與引導。 ☆“一個人的魯迅”系列經廣西師大出版社全新精裝版精彩面世。精選魯迅一生中的生活舊照、書影、手稿、信件，圖文混排，內文版式疏朗而靈動，極富衝擊力。 ☆★另給讀者精心準備500套裸背函盒典藏本，純手工製作，裸脊部位鎖紅線，配以酒紅進口裝飾布，照片用超白雅梭紙裱於中灰草香紙，將民國書籍的古樸雅緻展現得淋漓盡致。

引言
魯迅死於20世紀而活在21世紀。這是一個奇異的生命現象。然而，他並不像別的偉大人物那樣，帶給世間的唯是靜止於歷史的或一階段的炫目的光輝；與其說，他帶來的是“欣慰的紀念”、凱旋門、繽紛的花束，毋寧說是圍城的缺口、斷裂的盾、漫天無花的薔薇。作為現時代的一份精神遺產，它博大，沉重，燃燒般的富於刺激，使人因深刻而受傷，痛楚，覺醒，甘於帶著流血的腳踵奮力前行。
1881年魯迅出生的年頭，正好臨近帝國的懸崖，是時間的斷裂帶。中國現代化，在民族的屈辱中蹣跚起步，許多陌生的事物，陸續出現在大隊蠕動著的辮子和小腳之間。隨著經濟的萌動，政治改革的一次嘗試——戊戌變法——旋起旋滅，蒙受血光之災。中國向何處去？成為橫亙在官員、士子和百姓面前共同的問題。
漢學家費正清用“沿海中國”和“內陸中國”的概念，闡述中國近代的兩大傳統。魯迅的出生地，恰恰落在沿海中國的一個不大不小的城鎮：紹興。它是古老的，又是年輕的；它是越王報仇雪恥的故地，又是新書報最早流布的地方。在它四周，毗連大小村落，具有明顯的邊緣色彩。
魯迅的大家庭過早敗落，對應於古老中國的命運，很有點同構的意味。由於祖父下獄事件的牽連，他曾經在鄉下度過一段短暫的“乞食者”生活。祖父被判“斬監候”，由最高統治者於頃刻間的“欽點”決定一個人的生與死，這是荒謬的，但在當時卻又是天經地義的。權力的這種不測之威，使他自小便為一種無法言說的焦慮、恥辱和仇恨所抓攫。父親的長期臥病和後來的亡故，無疑加劇了他的精神創痛，而作為長男，又不得不從中擔當沉重的責任。家庭的兩次變故，把他無情地推落到社會底層；從小康而入困頓，終致自我放逐，遠走異鄉，“把靈魂賣給鬼子”。生活的巨大落差，構成了他日後反抗現存秩序的廣闊而深刻的背景。
可以說，魯迅來自傳統中國的黑暗的深部，來自現代的源頭，來自東西方文化衝突的第一波，來自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專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轉型的粗糙的摩擦面。魯迅及其時代的關係，就整個現代化進程來說，帶有某種“原型”性質。由於改革的緩慢，在一個長時段內，前前後後會產生許多彼此類似甚至雷同的事件；也就是說，在無限張開的現實當中，將仍然不斷遭逢以往的幽靈。這種“同義反复”的東西，是最本質的東西。魯迅始終抓住這東西，對於這個前現代社會，則抓住其中的死結：“吃人。”所謂“吃人”，即作為個人的從生存到發展的各種權利，全然遭到剝奪；用馬克思對專制社會的概括，就是“輕視人，蔑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然而，人們已經習慣於奴隸的非人的處境，麻木、苟且、逃避自由。對於現實，一是不敢正視，二是善於遺忘。魯迅所作的鬥爭，不但在於揭露黑暗的事實，還要暴露各種企圖掩飾黑暗的行為。可怕的是，這期間，除了官方的佈置，還有“同人”的合謀，以及民眾的參與。魯迅天生敏感，激烈，不能容忍有害的事物。他極力使司空見慣的東西陌生化，使隱蔽的東西公開化，使穩定均衡的東西極端化和尖銳化，總之，他要使“黑暗的動物”現形，使“鐵屋子”裡的人們無法昏睡和假寐，使大家看見事實的實在性，使真理自明。魯迅的全部努力，幾乎都在於揭示時代的真相。所以，當我們重溫魯迅的文本時，就會詫異地發現：被揭露出來的一個又一個未曾改變——魯迅傾其一生都在促進其改變——的事實，已然包含了一種貓頭鷹式的洞見，猶如先知的預言。
我們是誰？人還是奴隸？我們是否具備自由的意志和權利？
魯迅的存在，對於活著的人們來說，無疑是一種折磨。這不僅僅因為他揭露了為人們所不樂於接受的世界的真實，而且還在於他總是以一種與人們相悖的態度和方式對待這真實。無須鬥爭，或者簡直厭惡鬥爭，應當算得上是幸福的吧？可惜事實上並非如此，無視鬥爭的存在，往往出於奴隸的自欺。魯迅終其一生，確實不曾背棄青年時期構築的“人國”烏托邦；但是在現實中，除了確信自己作為奴隸以至奴隸的奴隸的經驗，他懷疑一切。他把幾千年的“東方文明”等同於殭屍，不相信一直為統治編修的中國歷史，說是“家譜”，不相信正統意識形態控制下的霸權話語。那些故作激烈，“左”得可怕的革命者，也是他所憎惡的。他反對蒙昧主義，而對中國的學者又往往抱不信任的態度，大約在他看來，其中多是“假知識階級”，是喜歡給權勢者幫忙或幫閒的。對於底層階級，雖然一直是精神皈依的對象，卻同樣反對“迎合”，作“大眾的新幫閒”。他承認自己的“多疑”，而且為多疑作過辯護。然而，這絲毫無改於鬥爭的確定不移的目標。準確一點說，魯迅的敵人，都不是迎面而來的，而是來自上層、背後、內部，來自周圍，帶有“圍剿”性質。所以，魯迅的鬥爭也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鬥爭，而是反叛、反抗、突圍。他反叛社會，反叛所在的階級，反叛集體，直至反叛自己。他清醒地意識到，中國的每一個人，既被吃也曾吃人；而他自己，也幫助著排筵宴，做“醉蝦”的幫手。因此，他不斷地使自己從權力和罪惡中分裂出來，脫離出來，成為相對於權力系統的密集網絡的一個活躍的反抗點。
自從為革命的夢境所放逐，魯迅選擇了上海作為鬥爭的最後一道壕塹。從20年代到30年代，中國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兄弟鬩於牆”，國共兩黨聯合破裂。中央集權制度經過長期鬆弛以後迅速收緊，年輕的民國在一次大清洗中蛻變成為“一黨專政”的“黨國”；隨著民族戰爭的臨近，專制與奴役在國家主權的庇護之下進一步合法化。作為反抗者，魯迅加盟了反對政府的爭取自由和人權的各種組織，其中包括“左聯”。然而，就在這組織內部，產生了新的權勢集團。魯迅從中意外地遭遇了“奴隸總管”，“自有一夥”的壓迫、孤立和打擊。對此，他曾使用“橫站”一詞，表達後來面臨的複雜而艱難的處境。正如自命不凡的才子所嘲笑的那樣，這時，他寫作的唯是不能進“藝術之宮”——自然也不能進“學術殿堂”——的雜文。僅從魯迅最後十年的雜文所取的材料，形式和風格的演變來看，鬥爭的情勢，顯然要比北京、廈門和廣州時期更為嚴峻而急迫。
這是一場絕望的抗戰。那結果，魯迅不但不曾絲毫動搖黨國，反而成了黨部呈請通緝之人；不但沒有奪過“工頭”的鞭子、“元帥”的軍棍，這樣的人物卻照樣掛帥，照樣“以鳴鞭為唯一業績”，他的幾個較親近的青年朋友，都是給“實際解決”了的。而且，還有不斷糾纏他的文痞、文氓、文探，種子綿綿不絕。魯迅一生傲然獨立，卻是遍體鱗傷，過早地耗盡了體內的全部燃料。鬥爭的無效性，不免使人們又多出另一種折磨，就是——魯迅的存在，其價值僅僅在於反抗本身嗎？

引 言

國民黨“一黨專政”

反文學：“革命文學”

自由與人權

書報審查制度

專制與改革

知識份子的內戰

國家、民族、統一問題

1.他在大屠殺後寫作的大量文字，都在揭露一個黨的流氓性，虛偽性。他繞不開流血事件。這是他的最大的傷口所在。他告誡說：“自稱盜賊的無須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稱正人君子的必須防，得其反則是盜賊。”這是“推背圖”式的方法，是由悖謬的生活邏輯推導出來的方法；在這裡，他以特有的“世故”語言，為中國的政治倫理劃分了限界。
2.脫胎於中國政治傳統的“朕即國家”的專制主義，部分接受蘇聯和德國模式，加以經受中國本土的殘酷的政治、軍事鬥爭的訓練，以及大獨裁者蔣介石的個人作用，國民黨成為一個極權專制的政黨是必然的。由於前期更多地受到西方，其中主要來自法國大革命——這是與蘇聯十月革命不同性質的另一個革命系統——的影響，一批元老人物，多少算得是信仰自由主義而非集權主義者，可以抵消一點黨內的獨裁傾向；此外，軍事割據的現象仍然存在，對於政治大一統的形成，客觀上存在一定的障礙。然而，時間離辛亥愈遠，國民黨愈加暴虐和腐敗，國內自由民主的處境也隨之變得愈壞。當民族問題變得十分嚴重的時候，終於演變到“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全盛局面，那是一個“頂峰”。
3.由於國民黨政府的文化專製過於嚴酷，他唯以一個原始造反者的勇氣和現代啟蒙戰士的智慧，創制一種文體，一種便利於戰鬥的武器：雜文。這種文體的最大特點，還不是諷刺和反語的運用，不是敘述風格學的，而是知識社會學的，是魯迅在最廣闊的歷史語境裡，把官方加以嚴密限制的信息、事件和思想，通過知識的相關性，使之神兵一般地在最需要的時刻出現。雜文是由專制主義所造就的一種反專製文體，是文體學上的“壕塹戰”和“散兵戰”。
4．他既否定了已經發生的革命，未來的革命如何呢？從革命文學者的本身，他看到，革命被演變成為一種“流氓”行為，其一是“將革命使一般人理解為非常可怕的事，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兇惡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著恐怖”；其二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並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這樣的“將為將來柱石的青年”，自己沒有堅定的信仰，又不容異己，“惟我是無產階級”，那情形是可怕的。他說，倘使他們真像列寧一樣掌握了政權，地位將要飛躍又飛躍，而像他自己一類的人物，則將被劃到更反動的階級裡，那樣至少也得充軍到北極圈內去。這並非是魯迅在駁難時使用的誇張的語言，無論是作為個人主義者，還是作為人道主義者，對於未來的革命，他都懷有一種根本性的焦慮。
5.左聯集合的是進步的文學青年，也可以說是反叛的青年知識分子。美國社會學家科塞在其關於知識分子的名著《理念人》中論述過這類知識分子，說：“大體上說，反叛就像個受苦受難的請願團。這些反叛者傾向於聚在一起，以便得到相互支持與增援，志同道合的反叛者的伙伴關係，支撐著從事鬥爭的疏離的知識分子。這就是激進的政治宗派為那些摒棄他們時代主流觀點的知識分子提供道德和感情支持的重要性……政治宗派經常表現出相當古怪的特徵，但這是不足為奇的。與周圍社會的隔絕和疏離的痛苦、孤獨感，即使因同伴關係而有所緩解，也經常是十分強烈的，這會導致一種——在這個世界安分守己的居民看來——近乎病態的生活和思想作風。這類宗派的成員之間的密切關係、高度的使命感，和為世界驅除邪惡的秘密教義的高尚意識，也時時強有力地激發著創造性的想像力。”左聯可能增強了魯迅的集體抵抗的意識，但是，他與集體的關係並不密切，仍然一如既往地做著他的“散兵戰”。然而，左聯盟員柔石等人的被殺害，把他推向極度的悲憤之中。有詩為證：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裡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6.關於人權問題，魯迅確實在著作中形成了一套反理論形態的理論。第一，中國的人權問題其實是奴隸權問題，奴隸的解放權問題。他從來不是抽像地談說人權，或照搬西方的人權理論，包括與此相關的系統憲政理論，而是從做奴隸這個未曾改變的事實出發來討論問題的。生命是窮人的唯一的資本，這個觀念在他那裡是最基本的，十分堅牢，所以，他的那個著名的公式，即生存、溫飽、發展的“三階段論”，要把生存擺在首要的位置。在他的大量的著作中，常常結合著文化傳統批判，揭露中國是一個隨意誅戮的死地。當然，所謂的“生存問題”，還不能被僅僅化約為“活著”。魯迅同時指出：“人固然應該生存，但為的是進化；也不妨受苦，但為的是解除將來的一切苦；更應該戰鬥，但為的是改革。”他決不會在奴隸仍然未曾擺脫生命安全遭到威脅的境況下，奢談諸如保護財產權之類的問題。第二，魯迅肯定的人權是人的自然權利，是“自然法”這一更高的法律所承認的，而不是不合法的政府的法律，不是屠伯們及其御用學者所製定的法律。在魯迅那裡，人權其實是“天賦”的部分，不是統治者賦予的部分，這裡包含著一種最原初、也是最根本的博愛，一種高尚而有吸引力的信仰。他認為“王道”在中國是不存在的，對政府的政治運作充滿不信任感，不相信在一個暴力、說謊的政府的統治之下會有所謂的“法治”。既然政府和法律不堪信任，身為奴隸的唯一辦法就是反抗。所以，第三，在魯迅看來，現今的政治、法律、文化、道德，都是不一律的。魯迅的“法哲學”，不是源自哪一家的主義和理論，而是奴隸的道德哲學，說到底是對壓迫的反抗。
7集團要解散，我是聽到了的，此後即無下文，亦無通知，似乎守著秘密。這也有必要。但這是同人所決定，還是別人參加了意見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後者，那是潰散。這並不很小的關係，我確是一無所聞。
…………
……我希望這已是我最後的一封信，舊公事都從此結束了。
這是一封絕交信，是魯迅對周揚們所做的最後決裂的表示。至此，左聯的活動，以及他與左聯的關係都由彼此先後畫上了句號。
……
就像對待蘇聯問題一樣，我們看到，對於左聯，魯迅也並不看重機構設置和工作制度之類，注重的仍然是人，是人的品質、人格、那為自己也為社會而不息地勞作所表現來出的誠實和熱情。這是對於一個人，或一個團體的基本的要求，也是他一貫堅持的“思想革命”的根本性所在。
8.對於逝者，具體的時間是沒有意義的，連意義也沒有了意義。但是，對於活著的人們來說，記住這個逝去的年代並非多餘。由此可以得知，唯有到了一場民族戰爭即將全面展開的危急的時刻，關於民族的聯合和鬥爭兩個對立方面的意義，才同時在同一個人的身上得到發掘和利用。這是一個反對民族主義的“土生子”，一個反對“愛國主義”的愛國者，一個反對傳統文化的叛逆者，一個反對一切壓迫和奴役的解放者，一個反對集體霸權的個人主義者，在他的靈柩之上，從此永久性地蓋235國家、民族、統一問題上了一面旗幟：“民族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