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史百家雜鈔（簡體書）

《經史百家雜鈔(大字線裝本)(套裝共10冊)》二十六卷，共分論著、詞賦、序跋、詔令、奏議、書牘、哀祭、傳志、敘記、典志、雜記十一類。相對于姚鼐《古文辭類纂》論辨、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志、雜記、箴銘、頌贊、辭賦、哀祭等十三類的分法，增加了「叔記」和「典志」兩類專論政事和制度的文章，刪去應酬性居多的「贈序」類，「頌贊」、「箴銘」、「碑志」則作了歸并。對此曾國藩自己在全書「序例」中有交待，在承認自己所編新書和姚氏書「論次微有異同，大體不甚相遠」之后，又特意強調了自己對經史類文章的重視，「余抄纂此編，每類必以六經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為歸，無所于讓也」。對于此種重視文中之「道」的觀念優勢，毛澤東在《經史百家雜鈔(大字線裝本)(套裝共10冊)》編成五十年后有準確的剖析，見于其《致蕭子升》：「國學者，統道與文也。姚氏《類纂》畸于文，曾書則二者兼之，所以可貴也。」毛澤東之所以把《雜鈔》作為研習國學的入門書，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雜鈔》中包含了「道」與「文」兩個方面的文章。這也緣于曾國藩與《類纂》編者姚鼐的編書眼光大有不同，曾國藩雖也著眼于文學辭章，但因他有政治家的胸懷與政治軍事實踐，因而在編纂《雜鈔》時，在相當程度上用的是政治家的眼光，選入了不少涉及古代政治經濟制度和軍事戰例的篇目，姚鼐則主要是以辭章家的眼光來篩選。毛澤東之所以看重《雜鈔》，說《雜鈔》優于《類纂》并向人推薦，也是因為他不僅僅著眼于辭章，而是以政治家的眼光來評罵二書。

經史百家雜鈔一
經史百家雜鈔二
經史百家雜鈔三
經史百家雜鈔四
經史百家雜鈔五
經史百家雜鈔六
經史百家雜鈔七
經史百家雜鈔八
經史百家雜鈔九
經史百家雜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