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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內戰:1945-1949年的政治鬥爭(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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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內戰:1945-1949年的政治鬥爭(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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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中國的內戰:1945-1949年的政治鬥爭是美國著名學者、中國問題研究專家胡素珊(Suzanne Pepper)的代表作,是西方學者較早對“國民黨如何失去大陸政權”這一歷史命題進行全面系統、客觀中立研究的重要學術著作。關於國民黨失敗、共產黨勝利的原因,作者並不滿足于以簡單的因果關係進行解釋,而是在中國內戰的各個層面上對兩黨進行比較:與學生和知識份子的關係,土地改革的措施,對工業的管理,財政措施等等。作者的論述基於對政策檔的認真剖析和對政策實際實施及其影響的綜合考察,從而細微客觀地揭示出共產黨是如何抓住歷史機遇、獲得民心和政權的。

作者簡介

胡素珊(SuzannePepper),美國學者。1972年獲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博士學位。長期居住在香港,從事中國問題的研究和寫作。除本書外,著有:《中國的大學》(1984),《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教育改革》(1990),《激進主義與20世紀的中國教育改革》(1996)。《劍橋中國史》第13卷(中華民國部分)有關中國內戰的篇章便出於她的手筆,她還為《劍橋中國史》第14、15卷(中華人民共和國部分)撰寫了有關教育問題的三章。

名人/編輯推薦

編輯推薦
史學經典,絕版重譯。楊奎松、秦暉、雷頤 鼎力推薦
這是任何想要瞭解國共關係史,特別是想要瞭解當年執政的國民黨何以會短短幾年間就敗給了“革命”的共產黨的讀者,非讀不可的重要著作之一。作者的視野相當開闊,尤其是對1940年代後半期國共兩黨在社會政治層面的較量,做了很深入的考察與研究,給人深刻的印象。 ——楊奎松

媒體評論
這本出色的學術著作是對1945-1949年中國內戰期間國共兩黨政治衝突的權威記錄。作者將此書分為大致相等的兩部分。第一部分論述國民黨之所以在大陸崩潰的種種弱點,第二部分論述導致共產黨最終奪取政權的優勢所在……這本書是對我們有關中國現代史知識的最重要的補充,是這一領域的必讀著作。――美國《亞洲研究》
那些對內戰時期的中國,對中國的政治組織,對剖析政治權力的基礎感興趣的讀者,不可不讀此書。――美國《亞洲事務》
本書是一個重要的貢獻。胡素珊公允地、充滿智地分析了國民黨失敗和共產黨勝利的原因,她並不滿足於以簡單的因果關係進行解釋,而是在中國內戰的各個層面上對兩黨進行比較:它們與學生和知識份子的關係,土地改革的措施,對工業的管理,財政措施等等。她的論述基於對政策檔的認真剖析和對政策實際實施及其影響的綜合考察,因此產生了這樣一本對中國的內戰首次作全面的令人信服的記敘的著作。――美國《選擇》
胡素珊引人入勝地敘述了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如何在不到四年的時內間完全輸給共產黨的過程。這主要不是一段軍事鬥爭的歷史,這是一段政治鬥爭的歷史。國民黨的腐敗與無能最終使各階層的民眾起來反對它,在論述這一歷史黑白點的政治鬥爭方面,可能不會再有比這本更好的著作了。――《美國政治科學評論》

目次

推薦序(雷頤)
再版前言
第一部分 國民黨統治的最後歲月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內戰的開始:接管日占區
戰勝者與戰敗者
經濟
光復地區
第三章 學生的反戰運動
“一二•一”運動
抗議在華美軍暴行運動
學生運動以及內戰政治
第四章 經濟管理不善造成的政治損失
工人運動的復興
經濟管理不善和喪失民心
通貨膨脹造成的危害
第五章 林林總總的控訴:知識份子對國民黨的批評
知識份子對國民黨政府的批評
國民黨統治的表現:政策和工作
自由主義的理想: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
第二部分 共產黨的勝利
第六章 知識份子對中國共產黨的評論
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表現
共產黨的統治方式
1949年自由主義者和共產黨的聯盟
第七章 恢復土地改革
中共勝利的社會經濟根源
土地改革:抗日戰爭的經驗
總結:抗日戰爭的教訓
激進的土改:1946—1947年
作為階級鬥爭的內戰:戰略需要還是“左傾”過激行為?
總結
第八章 回到城市
張家口的實驗
中國共產黨城市政策的起源(1945—1946年)
重返城市:1947—1949年
從農村到城市:1949年的中國共產黨
第九章 一個新的開始:共產黨從國民黨手中接收城市
法律和秩序
經濟和金融
勝利者和其他人:最廣泛的聯盟
第十章 內戰的政治
城市
農村
徵引文獻說明
對增訂書目的說明
參考文獻
出版後記

書摘/試閱

第一部分
國民黨統治的最後歲月
第一章引言
在外界眼中,1945年至1949年中國的內戰使亞洲最大的國家從世界的一個力量集團轉移到另一個集團。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宣告成立引發了美國政壇持續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激烈爭論和相互指責。受到中國共產黨勝利的刺激,美國決定阻止共產主義在亞洲的擴張。這一決定將美國直接捲入了朝鮮和越南的戰爭。
在回顧這些事件時,西方學者將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軍事衝突以及美國試圖控制和影響國共衝突的努力上。西方歷史學家考慮的是西方讀者的興趣和關切。在美國——1949年之後,大部分有關中國的著作都是美國學者完成的——國民黨的失敗被迅速解讀為一種政治損失,共產黨則被視作一個不合法的執政黨。共產黨的勝利也被視作是美國的一次失敗。在討論“失去中國”這一問題時,人們不是在追究責任,就是在推卸責任。由此引發的一系列學術研究、政府出版物、政黨爭論都是以這一關切為基礎的。對於英語讀者而言,1945年至1949年的中國內戰歷史中國歷史學家把1945—1949年稱作“解放戰爭時期”或“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第一次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分別是1924—1927年和1927—1937年。在本質上仍然是有關戰爭勝負、美國提供或拒絕援助以及分析那些政策決策者動機的記錄。
但對我們而言,這一記錄是否是政治利益和意識形態偏見(由於麥卡錫時代的恐怖政策,這一偏見大大地加強了)的結果並不重要。幾個當時的美國記者和其他親歷者的描述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廣闊的視角,本書可被視作這種描述的延續。這其中最有名的作品有:鮑大可的《共產黨接管前夕的中國》、傑克•貝爾登(Jack Belden)的《中國震撼世界》、德克•布迪(Derk Bodde)的《北京日記:革命的一年(1948—1949)》、韓丁(William Hinton)的《翻身:一個中國村莊的革命紀實》以及約翰•F.梅爾比(John FMelby)的《天命:中國內戰錄(1945—1949)》。詳細書目可參閱本書最後的參考文獻。我試圖擴大1945年至1949年這段時期歷史記錄的範疇,為此本書花許多篇幅介紹了當時的政治情況,因為在我看來,軍事鬥爭歸根結底是由政治決定的。
00中國的內戰第一章引言00在許多方面,本書都只進行了初步的討論,並且顯示出了偏向性。在很大程度上,這是一篇對於許多仍然沒有得到充分研究的議題和問題的介紹。我可以得到的原始材料並不充裕。文獻方面的缺口是巨大的,在一些情況下,這種缺陷甚至是無法填補的。但本書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政治歷史。它並不是關於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政治思想或者政治組織沿革的記錄。本書關注的主要是國共兩黨在爭奪政治權力過程中的政策以及具體做法。更具體地說,本書對國共兩黨各自和他們想要統治的社會的關係進行了比較性的分析。
中國的內戰是為了爭奪國家權力而進行的一場軍事鬥爭。戰爭是另一種形式的政治,政治舞臺一定能為我們提供關於這場衝突本質和結果的線索。戰爭的政治背景不僅定義了戰爭雙方的身份,還定義了他們鬥爭的原因、他們承諾的性質以及他們可以利用的資源。從研究的角度而言,政治被定義為政府和被統治者互動和交流的過程。更準確地說,政治是那些掌握公共權力的人和受到這種權力管理的個體、集團、部門、階級之間的互動和交換。政治資源相當於交換的介質,政府和被管理者為了達到各自的目的,彼此之間會經常進行這種資源的交換。
雖然不同的社會群體可能脫離它所處的政權而生存,相反的情況卻顯然不能成立的:政權是由社會群體組成的,不可能孤立於社會群體而存在。就政權與不同群體交換關係的性質而言,它們是各不相同的。但這一定義假定,投身於政治的個人和黨派如果不進行這種交換,將無法掌握或保留權力。只有建立聯盟,採取一定的政策,實施計畫,才能獲得權力。
國共兩黨爭奪權力過程中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從現有的政權手中收回資源。很明顯,如果現政權有弱點可利用,這一目標實現起來將更加容易。現政權與不同的社會群體之間的關係越脆弱,“造反者”就越有可能利用民眾的不滿並最終贏得他們的支持。當然,政府與民眾之間的關係也可以通過另一些方式得到加強,例如制定政策、做出承諾,等等。“支持”和“反對”一樣,有多種不同的有形或無形的表現形式。政治資源也有許多種,例如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鬥爭中,維持軍隊必不可少的是糧食和兵員。中國民眾和兩個競爭對手之間各種資源的交換以及導致這種交換的條件,就是我們關注的主要問題。
一些政治學者已經接受了這樣一種概念,即政治是一種互動和交換的過程見沃倫•F.奇曼(Warren FHchman)和諾曼•湯瑪斯•烏普霍夫(Norman Thomas Uphoff )的《變化中的政治經濟》以及他們引用的資料。,但在其他學術領域,這一概念並不流行。因此,在研究革命變化中我們不熟悉的政治系統時,採用這種概念或許對我們是有幫助的。在一種我們十分熟悉的文化中,例如我們自己的文化中,當然沒有必要向人們解釋這些基本的政治概念。沒有哪一個美國記者或政治分析家會在不考慮可能影響美國南部、中西部農業區、黑人、普通工人、白領工人等社會組成的情況下,貿然預測總統的選舉結果。對美國人而言,這些社會群體和美國政府之間存在著再也明顯不過的交換關係。
然而,在研究不同形式和風格的政治時,我們不一定要使用同樣的假定。特別當政治競爭者是一個共產主義政黨,並試圖用暴力推翻現有政權時,我們尤其應避免拘泥於上述概念。的確,如果有人試圖對任何社會的這樣一段歷史進行政治分析,無異於將自己置於人們批評和質疑的“風暴眼”中。我們似乎不應將政治合法性看作一種固有的組織和“程式”模式的結果,並把它當作一種為人們普遍接受的政治行為的準則。這些模式和準則不僅被質疑,而且受到了有力的挑戰。在這裡,更重要的問題無疑是這種挑戰本身的性質以及讓這種挑戰變成可能的條件。這些條件的形成可以追溯到過去。但是在當前,政治競爭者一定會採取組織和程式的方法,充分利用這些條件。
但這種方法也不足以應付來自於史達林模式的組織和控制——西方學術界中有關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的另一個常見的主題——的挑戰。這一假設為人們的分析帶來許多困難,其中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包含在人們對“南越民族解放陣線”道格拉斯•派克(Douglas Pike):《越南共產黨:南越民族解放陣線的組織和技巧》,劍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1966年。的研究中。這本著作描述了在1954年至1963年間,吳庭豔政權是怎樣招致南越社會幾乎所有人的痛恨以及當吳的威信喪失殆盡後,這個政權是如何垮臺的。作者按照時間次序記錄了吳庭豔政權逐步失去各社會團體支持的過程,並得出結論:“你可以親眼看到整個社會結構是如何從最薄弱的地方開始撕裂的。”同上,第73頁。然而這本書餘下的部分在描述“民族解放陣線”這一時期形成的組織技巧時,對吳政權所處的社會環境——有一章專門介紹這部分內容——並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作者認為只有真正對社會不滿的人才能建立真正的革命組織,並這樣寫道:“‘民族解放陣線’正好相反。它剛形成時就已經成熟了,它需要補充的只是細節。它的政策並不真正代表不滿的群眾,更像是事後想起而臨時添加的應急產品。”道格拉斯•派克(Douglas Pike):《越南共產黨:南越民族解放陣線的組織和技巧》,劍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1966年,第76頁。
這種“對社會不滿的人才能建立真正的革命組織”的論斷產生了超越學術討論範疇的影響。它讓人們重新關注美國沒能阻止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的原因。就更大範圍而言,人們不僅利用這一觀點證明美國應該參加越戰,並且試圖用這一觀點來解釋美國在越南的失敗。儘管如此,現在看來,軍事干預的政治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因此,人們想要更深入地研究政治組織和政治議題之間的關係以及政治競爭者和民眾之間的關係的動機也是十分明顯的。
一位學者對馬基雅維利對於想要獲得和保住權力的有野心的統治者提出建議時寫道:

首先,新的統治者必須為國家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他本人能夠取代舊的統治者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的重要性。他必須採取比前任政府更有力和有效的措施,從而讓民眾感到更安全。被取代的前政權很少能夠做到這些……在這種情況下,民意的指向很容易發生改變。對原來政府的忠誠瓦解了……民眾開始尋找能為他們提供更多的安全、和平以及更好的法律的新的權威。查理斯•W.亨德爾(Charles WHendel):《有關權威本質的探討》,見卡爾•J.弗裡德里希(Carl JFriedrich)編《權威》,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58年,第10—11頁。

這一研究試圖確定國民黨或國家主義政黨在執政的末期是否真的,或在多大程度上“缺乏權威”。與此相對的,該研究的第二個目標是確定共產黨在奪取政治權力後,在多大程度上贏得了民眾的支持和忠誠。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是否真正被人們所擁戴,或者他們只是國民黨犯下的錯誤和日本人暴行的受益者。第二章內戰的開始:接管日占區
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日本的入侵對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政治命運產生了不同的影響。首先,日本的入侵在中國激起了強烈的民族主義反應,這種反應使蔣介石和中國共產黨能夠在統一的抗日運動中聯合起來,成為統一的抗日運動的領袖。在當時的中國,只有蔣介石具有足夠的聲望來領導抗日戰爭。詹姆斯•M.伯特倫(James MBertram)在他的《中國的危機:西安兵變真相》中提出了這一觀點。無論在朋友還是在敵人眼中,蔣和他領導的政府都被視作是中國抵抗侵略者的民族決心的真正象徵。
蔣介石想要保持這一形象,面對日本人的強大攻勢,蔣和他的政府被迫從華北和沿海地區撤退到中國西南部。汪精衛領導的偽政府接管了國民黨撤退後的大片地區。與此同時,以延安為根據地的中國共產黨充分利用了日本對中國北部的入侵。共產黨之所以能在日本的軍事壓力下發展壯大,是因為從1927年他們的農村根據地被摧毀後,他們就一直被迫進行遊擊戰爭和農民革命,並取得了豐富的經驗。日本人進入中國北部後,共產黨立即運用這些經驗在日本軍事前線的後方組織抵抗運動。結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共產黨逐漸發展為中國最具活力的政治勢力。到1945年4月,共產黨已經控制了包括大約9500萬人口的廣大地區了。
與此相對,國民黨政府卻沒能有效利用日本入侵為他們提供的同樣機會。在國際上,國民政府或許被視作“自由中國”的唯一代表,但在國內,到1945年,國民黨在政治力量和民眾的支持上幾乎沒有得到增強。的確,國民黨政府在日本佔領區也曾發展過遊擊隊和地下運動,但這些嘗試從未演變成廣泛的抗日運動。在撤退到重慶的歲月裡,國民黨並沒有完成什麼建設性的工作。國民黨政治體系中固有的弱點反而更加嚴重了。1944年中期,一位駐中國的美國外官員認為,國民黨要比之前10年的任何時候都更加虛弱。他寫道,“委員長正在失去中國民眾的支持。在對日戰爭的頭兩年裡,這個因外敵入侵團結起來的國家出現了一股人們未曾料到的新力量。國民黨內部的虛弱越來越明顯了,聯合的抗日陣線正在瓦解。”謝偉思:《中國白皮書》,第567頁。普遍的不滿、政治反對派、管理混亂以及政府和軍隊中前所未有的貪污腐敗,這種種跡象都預示著國民黨的最終垮臺。
00中國的內戰第二章內戰的開始:接管日占區00然而,1945年8月,日本的戰敗為國民黨提供了最後一次機會,至少有些評論家是這樣認為的。國民政府突然發現,它能夠在包含這個國家四分之三人口的地區——包括“自由中國”在內——重新建立統治了。《大公報》認為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敦促國民政府充分利用日本的投降,在人民心中重新樹立自己的統治合法性和道德正當性。《大公報》提出警告,“無論如何,我們都不應該讓光復區的人民喪失對政府的信心。”重慶《大公報》,1945年9月27日。《大公報》是當時中國最有名的報紙,與國民黨“政學系”有密切聯繫。
30年後的今天,當那一代的中國人回想起中國內戰或者當他們的孩子回憶父輩關於那個年代的記憶時,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認為,正是1945年秋冬之際國民黨對日本佔領區的接收讓普通城市居民對國民黨統治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中文裡的“接收”是一個中性詞語,相當於收到或收取。然而,當公眾親身體驗到國民黨接收人員的種種劣行之後,這個詞逐漸成為掠奪、公開搶劫或盤剝窮人這類詞語的代名詞。這些句子經常見諸報紙和媒體。例如錢邦楷:《東北嚴重性怎樣促成的?》,載於《青島日報》,1948年2月19日(1948年3月27日轉載在《觀察》上,第16頁);另見特別通訊:《重慶政聞》,載於《觀察》,1946年11月21日,第16頁。
城市地區最深切地感受到恢復時期的種種變化,城市居民對國民黨信心的削弱是最為明顯的。大量國民政府官員被派到各個城市接管敵方政治和行政機構以及敵方資產。這些官員的貪婪在他們接管的城市裡找到了最好的機會,他們實施的“恢復”政策對經濟生產造成了最大的破壞。因此,正是在城市裡,人們清醒地意識到了他們糟糕的處境,不僅是因為官員們明目張膽的腐敗和這種腐敗的規模,還因為城市的媒體並沒有完全受到官方控制。
日本投降後的幾個月裡,政府的公共形象發生了變化,這一點十分關鍵。國民黨政府回到了沿海地區,它本身並沒有發生變化。那些清楚國民黨缺陷的人預料到國民黨一旦返回敵佔區可能出現的問題,並就此向它提出了警告。例如,1945年8月18日,曾在倫敦經濟學院學習並在西南聯大擔任教授的親國民黨的經濟學家伍啟元在《世界日報》上發表了長篇評論,表達了這一觀點。1945年8月17日的《大公報》上也有類似的文章。但直到戰後的接管期之前,人們還沒有普遍認識到國民黨缺陷的嚴重性。當人民發現,八年以來一直象徵著民族生存意志的政府原來是這樣的無能和腐敗,他們的失望情緒就更大了。人們突然發現,他們無法用國民黨戰爭時期建立的聲望來衡量它戰後的行為了。
如果國民黨政府能在隨後的幾個月採取行動,改正恢復時期犯下的錯誤,公眾的記憶和這些錯誤做法的政治意義本來會迅速淡化的。不幸的是,對國民黨來說,在接管期間引起人們如此廣泛批評和抗議的大部分問題都未能得到圓滿的解決。因此,在中國內戰中,這件事的政治重要性在於,它是城市公共輿論開始背離國民黨的第一個轉捩點。同時,接管時期標誌著政府抗戰無能的最終發展形式。
公眾的批評和爭論主要集中四個問題上。第一個問題是政府在解除日本人武裝上的遲緩以及明顯不願懲治漢奸。第二個問題,也是最為人們痛恨的,是重慶派出接管日偽資產和機構的官員的貪污受賄行為。第三個問題是恢復時期經濟和金融管理的混亂。最後一個更為微妙,但同樣重要的問題是,接收官員對沒有跟隨國民黨撤退到內地,而是繼續生活在日占區的一般民眾採取了居高臨下的態度——至少在這些民眾眼裡是這樣。
戰勝者與戰敗者
無論出於怎樣的道德理由,抗戰勝利後,公眾普遍要求國民黨政府取消那些曾與日本支持的偽政權積極合作過的中國人的政治和軍事權力,並給予他們應有的懲罰。政府之所以遲遲不願採取行動,主要是因為在日本投降後,它要依靠日本人和“漢奸”——人們這樣稱呼那些與日本合作的中國人——來維持日占區的“法律和秩序”。當時政府主要擔心的並不是市民動亂,而是中國共產黨構成的更具體的威脅。政府缺乏充足的運輸工具將足夠數量的國民黨軍隊、維持和平的機關和行政人員立刻送到日本人佔領的廣闊地區裡。國民黨很快發現自己正和共產黨進行一場搶先接管長江以北日占區的競爭。國民政府的總部設在中國西南,在這一競爭中處於明顯的不利地位,因為共產黨早已經控制了華北的大部分農村地區。
不僅如此,有人指責政府對日本最後的投降幾乎毫無準備,也沒有為此制定相應的計畫。還有傳言說,國民黨內部的軍事建設上也存在著派系之爭,蔣介石不信任那些沒有向他個人效忠的指揮官。因此,在日本投降後的關鍵幾周裡,蔣介石無法有效地調動他的軍隊,從而獲取最大的優勢。無論如何,蔣介石在這一時期的主要目標是重建和加強自己的力量,盡可能摧毀他的政治對手在各地的基地。除了共產黨,蔣的對手還包括雲南省的龍雲和東北的張氏家族。因此,蔣介石願意與任何能夠説明他實現這一目標的人結盟,只要他們不對他的權力構成直接的威脅。例如,在東北,國民黨政府被迫與前偽政府成員合作,因為他們幾乎是蔣唯一可以依靠、既不支持共產黨也不支持舊軍閥張作霖的兒子張學良的政治勢力。蔣介石在雲南與當地軍閥的權力鬥爭見第三章中“‘一二•一’運動”一節,東北的政治局勢將在第五章和第六章有專門的描述。
中國的內戰第二章內戰的開始:接管日占區08月23日,國民黨與日本人公開“合作”。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向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甯次大將發佈命令,命令規定,日本軍隊必須有效地防守住他們原先佔領的地區,保持交通線的通暢,等待國民黨軍隊前來接收。日本人還要負責收回那些最近被“非正規部隊”——即共產黨——奪取的地區。根據這一命令,日本軍隊和偽軍採取了一系列針對共產黨的軍事行動。
儘管蔣介石於1945年8月11日下達了命令,要求共產黨軍隊在收到進一步指令之前,必須停留在他們現在所處的位置上。但共產黨堅稱,他們有權接受敵軍的投降。根據8月10日和11日延安發出的指令,為了迫使日本人投降,共產黨軍隊對日本人控制的關鍵據點和重要交通線發起了大規模的總攻。當何應欽將軍在8月23日向岡村寧次下達命令時,共產黨正在從日本人手中接管張家口市。從8月下旬到9月底,共產黨軍隊和日軍以及偽軍之間的戰鬥據報導超過了100次。日軍和偽軍成功地從共產黨手中收回了安徽、河南、河北、江蘇、山西、山東以及綏遠的20餘個城鎮。重慶《新華日報》,1945年9月17日和20日、10月5日、6日和22日。按照何應欽的說法,到11月底,仍有10萬日軍駐守在山西、察哈爾、河北這3個省。重慶《時事新報》,1945年11月30日。1947年1月,仍然有8萬名日軍留在中國東北,與共產黨軍隊作戰(梅爾比:《天命》,第183頁)。在閻錫山的要求下,直到1949年,還有一部分日軍留在山西與共產黨軍隊作戰。1949年4月,太原被共產黨攻克時,指揮山西的國民黨軍隊的原日軍軍官今村保作沒有投降,而是選擇了自殺。見唐納德•G.基林(Donald GGillin):《山西軍閥閻錫山(1911—1949年)》,第286—288頁;約翰•亨特•波義耳(John Hunter Boyle):《中日戰爭時期的通敵內幕》,第329—331頁。
如果政府對儘快在光復地區重塑自身威信的政治重要性有更清醒的認識,採取這種利用敵人的軍隊的方式引起的爭議或許會少一些。相反的,國民黨政府毫無必要地把權力交給聲名狼藉的“漢奸政權”,從而損害了自身的聲望和地位。其結果是,很長一段時間裡,在國民黨政府的授權下,日偽仍是他們所在地區的實際管理者。《大公報》認為國民黨最高當局要為此負責,並有些尖刻地將這種代管稱為“先簽署投降協定,再接管政府”。重慶《大公報》,1945年9月9日。
共產黨的媒體充分利用這一情況,它們特別提出質疑,在光復地區,為什麼仍然由偽政府官員,而不是國民黨政府官員發佈公告?為什麼在偽政府中身居高位的叛國者被國民黨授予同樣的官職?《新華日報》質問道,為什麼像偽上海市長周佛海這樣的漢奸以及南京的偽軍總司令可以發佈本來應該由重慶發佈的命令?重慶《新華日報》,1945年8月25日和10月3日。
第一批抵達南京——汪精衛傀儡政權的首都——的報社記者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除了能在街上看到少數幾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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