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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1，決戰熱蘭遮：中國對西方的第一次勝利（簡體書）

ISBN13：9787510828737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作者：(美)歐陽泰
裝訂／頁數：平裝／268頁
規格：23.5cm*16.8cm (高/寬)
版次：一版
出版日：2014/06/24
關鍵字： 1661，決戰熱蘭遮：中國對西方的第一次勝利（簡體書）、 1661、決戰、熱蘭、中國、西方、勝利、簡體、九州出版社、 (美)歐陽泰、簡體書、歷史傳記、中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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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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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荷蘭成為全世界最強大的殖民帝國，不但在與英國的競爭中勝出，還取代了昔日的殖民霸主西班牙。當時荷蘭的對外貿易額甚至占到了全球的一半。
1624年，荷蘭在臺灣南部海岸修建了熱蘭遮城堡，福爾摩沙（即臺灣）也逐漸發展成為荷蘭最富有的一座殖民地。而這時，在與清朝對抗中遭遇挫敗的鄭成功也將目光瞄向了臺灣，他將成為荷蘭人在遠東最強勁的對手。
1662年初，經過九個月的激戰，鄭成功以其杰出的軍事才能，帶領手下將領戰勝了如日中天的荷蘭人，拿下了臺灣。鄭成功是如何做到的？《1661，決戰熱蘭遮》詳盡地敘述了這一過程，對傳統上認為西方軍事比中國先進的論點提出了質疑，指出中國人擁有更豐富的軍事思想傳統，鄭成功領導更有方，中國士兵的戰斗力更強，這是中國人在這場“中西第一戰”中贏得全勝的原因。
《1661，決戰熱蘭遮》是近年西方中國研究新秀、史景遷弟子歐陽泰的第二本關于臺灣的專著，被西方媒體認為是今年中國歷史方面的必讀之作。

作者簡介

 歐陽泰（Tonio Andrade） 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師承西方漢學巨擘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和17至18世紀歐洲史專家帕克（Geoffrey Parker）。現任埃默里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史、全球史以及殖民主義比較研究。著有《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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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巨擘史景遷弟子、西方中國研究新秀最新全球史、軍事史杰作，全面描寫中國與歐洲之間的第一次武力交鋒
自從哥倫布時代以來，為什么是歐洲殖民了世界，而不是中國？本書還探究了世界歷史上這一最大的未解之謎

人物介紹
前言

第一章
情緣難割
海盜戰爭
“兵者，詭道也”
上天之怒
異國童年
為將之道
海王
天未厭亂

第二章
一場猛烈駭人的風暴人物介紹
前言

第一章
情緣難割
海盜戰爭
“兵者，詭道也”
上天之怒
異國童年
為將之道
海王
天未厭亂

第二章
一場猛烈駭人的風暴
霧氣彌漫的早晨
鄭成功的連番勝仗
談判與投降協定
城堡
一場攻擊
悲慘的夏季
來自海上的援助

第三章
增援艦隊
愚蠢的襲擊
叛降人士
鄭成功步步進逼
意外的使節
窩里炮
最后一戰
投降
發瘋而死

后記
致謝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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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試閱

情緣難割 我們初次“瞥見”國姓爺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是在他還是個小男孩的時候。當時他一如往常，正在搗蛋。據說他和他的兄弟總是在家鄉泉州的街道上到處玩耍，他們的父親則在泉州府知府的手下擔任基層官吏。當時一定是5月或6月，也就是荔枝成熟的季節—這種水果的白色果肉富含水分又甜美，還帶點花香。鄭家兄弟一伙看到一串荔枝垂掛在一根長出圍墻外的樹枝上，便開始丟擲石塊，想把那串果實打下來。不料其中一顆石頭飛越圍墻，擊中了知府的頭。男孩們一哄而散，卻都被抓了回來，押到知府面前。由于鄭芝龍長相清秀討喜，知府看了他一眼，便微笑著說：“汝當貴，且封侯。”就這么放他走了。 這段記載也許不是真的，但如同中國歷史上許多杰出者的逸聞一樣，這則故事也鮮明地捕捉了人物的性格。真實的鄭芝龍就像故事里的小男孩一樣：四處闖蕩、摘取樹上的水果、惹上麻煩，結果反倒因禍得福。他的崛起速度極快，令人嘆為觀止又難以置信，以至于讓人不禁覺得命運必然在其中插了一手。他的命運和荷蘭人緊密交纏，至少這是一名痛恨荷蘭人的中國官員后來提出的說法。“情緣難割。”他寫道。我們后續將會看到，這名官員也未能拆解這段情緣，自己反而遭到罷官。 要了解鄭芝龍的命運是如何與荷蘭人牽扯上關系的，我們必須從他兒時的家鄉福建談起。這是一個山多田少的省份，貧窮又孤立，因此孕育了許多到海上追求財富的冒險家，包括漁夫、商人與海盜。鄭芝龍最早的傳記作者寫道：“閩俗羞貧而輕死，故其富者以通番為業，貧者即劫掠為事。芝龍徒眾既盛，二者兼行。” 我們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迫使鄭芝龍到海上謀生的。一份史料指稱他將手伸入繼母裙下調情。其他史料沒有明確記載他犯了什么過錯，只描述他父親在街道上持棍追打他，結果鄭芝龍跳上了一艘船。 他有許多船只可供選擇。閩人是中國最杰出的航海家。我們慣于聽聞歐洲貿易航線，但在遠東地區，福建的船運量與商品價值都超越了歐洲各國，甚至世界各國都比不上。龐大的福建帆船向北航至日本，向南航至越南、暹羅（今泰國）、爪哇、蘇門答臘與馬六甲海峽（圖3、圖4）。這些福建商人每到一個地方，就在當地建造住宅與寺廟，許多人也選擇在海外定居下來。在1500至1945年的歐洲殖民期間，住在亞洲海外的閩人比歐洲人還多。實際上，即便在歐洲殖民地里，閩人也比歐洲人多。鄭芝龍的一個舅舅就住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門，距離福建約一個星期的航程。鄭芝龍到了澳門后與他同住。 澳門是個充滿異國風情的地方，充滿了廣場、教士與響亮的鐘聲。一座宏偉的大教堂矗立于城鎮中央的山丘上，日本工匠雕刻著其正面的石墻，刻出船只、獅子、身穿長袍的人像、吹奏著號角的天使。在其中一幅雕刻畫里，一名女子飄浮在一條多頭蛇的上方，旁邊的中文圖解寫著：“圣母踏龍頭。”這位“圣母”有些類似明代的航海保護神媽祖，而且必定有哪些特質吸引了鄭芝龍，才會促使他選擇在此受洗。他信奉天主教的虔誠程度并無定論。有些葡萄牙人在多年后指稱他“要不是褻瀆神，就是無知至極，竟然一致焚香敬拜耶穌基督及其他偶像”。不過，另外有些史料則指稱他終其余生都定時參加正式彌撒。 他的舅舅要求他運送貨品到日本，因此他才會在平戶上岸。這是一座小海港，擠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船只，分屬葡萄牙、西班牙、英國、荷蘭與中國。當時日本人民尚未被禁止出海，英國人尚未離開，西班牙人與葡萄牙人尚未遭到驅逐，荷蘭人與中國人也尚未被限制只能在長崎的一座小島（出島）上活動。 在平戶，鄭芝龍引起了李旦這名富有的福建老翁的注意。他們也許有性方面的關系。鄭芝龍現存最早的傳記指出：“芝龍少年姣好，以龍陽事之。”這份傳記的作者是鄭芝龍同時代的人，但我們對他所知不多，因此無法判斷這段文字的真實性。福建人對于同性戀行為并不掩藏，鄭芝龍家鄉那個地區的航海人更是如此。后來的一份史料探討了“納男妾”的行為，以不以為然的語氣指出，許多縉紳都納有俊童仆役，俗稱“契弟”。這位作者寫道：“甚有良家子弟亦不免為匪人所誘，以致失身者。殷富之家，大都以販洋為業，而又不肯以親生之子令彼涉險。因擇契弟之才能者，驅之危地，利則歸我，害則歸人。在貧者則借此希圖致富。”鄭芝龍是否自愿擔任李旦的契弟，利用這樣的關系致富呢？ 如果是的話，至少他不受李旦獨占—他還結識并迎娶了一位日本女子，名叫田川松。他們婚后生下了鄭成功，但鄭芝龍沒有留在家里等待兒子出生，而是拋下懷孕的妻子，和李旦一同與荷蘭人會面。 李旦與歐洲人關系緊密。他原本與英國人相處友好，直到英國人發現他暗中侵占他們的錢財，才因此決裂。現在則是荷蘭人需要幫忙—鄭芝龍隨同李旦到澎湖與他們會面的時候發現了這一點。澎湖是一組地勢低矮的多巖群島，位于臺灣海峽（圖5），距離大陸海岸80英里，距離臺灣海岸30英里。荷蘭人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堡壘，位于一個深水灣上，在一座寺廟旁邊。他們逼迫中國俘虜在炎熱的太陽底下從事建造工作，疲累而死的人不知凡幾。他們原本希望把這座堡壘當成參與中國貿易的基地，但明朝官方在工地附近集結了數千人的部隊，與荷蘭人發生了數次沖突。不過，中國部隊的指揮官不想對這群“紅毛番”過度進逼，于是同意讓李旦和他那名俊美的徒弟介入調停。 他們說服了荷蘭人離開。荷蘭人拆除了他們的堡壘，航行至臺灣，在臺灣南岸外海的一片狹長土地上另外興建了一座堡壘，稱為熱蘭遮城堡（圖6）。 荷蘭人需要翻譯，于是給了鄭芝龍這份工作，以葡萄牙語和他交談。他與這群荷蘭人共同生活了一段時間，目睹了這塊殖民地的興起：他們在距離一個漢族村落不遠的熱蘭遮城底首先建造了倉庫，接著在海灣對面的臺灣本土上建立了另一個聚落，然后說服前來墾殖臺灣的漢族移民在這個聚落定居下來。此外，他們與住在臺灣內陸寨子的獵頭族展開爭斗，又與滿懷戒心的日本商人互相競爭。 鄭芝龍對于荷蘭人如何處置那些以臺灣為基地的明朝海盜尤其感興趣。荷蘭人沒有驅離這些海盜，也沒有把他們抓來當奴隸，而是邀請他們定居在熱蘭遮城堡附近的城鎮，并且雇用他們為武裝民船，鼓勵他們攻擊航向澳門或馬尼拉的商船。 對于荷蘭人而言，利用海盜獲利堪稱順理成章，因為荷蘭人本身也是海盜。實際上，“低地聯省共和國”這個新國家的創立，有一部分必須歸功于“海上乞丐團”—一群向西班牙爭取獨立的武裝民船人員。1602年，荷蘭政府成立聯合東印度公司，目的不只在于賺取財富，更在于攻擊西班牙與葡萄牙。政府允許該公司招募部隊，標舉紅、白、藍的旗幟（其中的紅色原本采用奧蘭治王室的象征顏色橘色，借以向王室致敬），并可采購品質精良的火槍與大炮—這些武器產品在荷蘭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政府將船艦與大炮借給該公司使用，甚至為其賦予代表國家宣戰及講和的權利。至于征戰中取得的戰利品，則算是公司的利潤。 因此，荷蘭人與明朝的海盜打交道，只不過是依著他們的本性行事而已，而明朝的海盜也非常愿意合作。就連李旦自己也請求標舉橘白藍的旗幟出海擄掠，但他的要求遭到了拒絕，原因是荷蘭人這時還不愿得罪中國官員。不過，在李旦于1625年去世之后不久，荷蘭人就開始大肆發放旗幟。他們那名俊美的翻譯也想分一杯羹，于是辭去翻譯的工作，回頭當起了海盜。 鄭芝龍可能一直都是個海盜。實際上，有些中國史料指稱他協助創立了一支以臺灣為基地的海盜團。這個海盜團的創始成員原本結識于日本，他們共同對天發誓相互效忠：“雖生不同日，死必同時。”鄭芝龍有可能為這群海盜擔任臥底，向他們通報荷蘭人的活動。這樣的猜測并不牽強。就在同一時期，另外還有一名中國翻譯暗中與海盜合作，荷蘭人直到事后才發現。 荷蘭人不但沒有反對鄭芝龍辭去翻譯職務，還鼓勵他發展海盜事業，并且在他遭遇麻煩的時候給予協助。1626年年初，鄭芝龍的船只緩緩駛向停泊處，只見船上桅桿斷折，船殼也破洞漏水。荷蘭人允許他航經岸邊大炮，進入港口接受維修，而荷蘭官員則數著屬于他們的戰利品。“我們接收了半數，”荷蘭長官寫道，“一如當初的協議，約960枚銀幣。”這是一筆不小的金額，差不多等于今天的15萬美元。但相較于另一次收獲，卻又是小巫見大巫了。那一次，鄭芝龍向他們繳付了他俘虜而來的9艘中式帆船及船上的貨物，總值超過2萬兩白銀。換算成今天的幣值，大約是500萬美元。 荷蘭人認為鄭芝龍只是個平庸的翻譯，沒想到他還是個杰出的海盜。到了1627年，他手下已有400艘中式帆船與數萬名水手。他們在中國沿海恣意劫掠、俘虜商船、侵襲城市，甚至擊敗明朝官軍。中國官員緊張了起來。兩廣總督如此上奏北京： 鄭賊固甚么么，而狡黠異常，習于海戰；其徒黨……三萬余人矣。其船器則皆制自外番，艨艟高大堅致，入水不沒，遇礁不破，器械犀利，銃炮一發，數十里當之立碎。 這名官員接著寫道，政府本身的船只相較之下則是數量少，船體小又脆弱，大炮朽鈍不堪，抵擋不了鄭芝龍的攻勢。 特別令官員感到擔憂的，是鄭芝龍與荷蘭人的關系：“至芝龍，則所資者皆夷艦，所用者皆夷炮。”有些人甚至發現了他雇用歐洲人與日本人的證據。 當然，他們知道鄭芝龍的成功不只是因為荷蘭人的幫助。他是個狡黠的戰術家，擅長以計謀取勝。有一次，他與部屬假扮成地方上的民兵部隊，潛至官軍后方，打了一場決定性的勝仗。另一次，他利用一小支誘餌船隊引誘明朝艦隊駛入埋伏地，結果絕大部分的明朝船艦不是被擊沉，就是遭到俘虜。 他也善于公關，所以盡管他靠著搶劫與收取保護費營生，卻為自己打造了劫富濟貧的“海上羅賓漢”形象。他的追隨者大幅增加，也有證據顯示他努力阻止部下劫掠鄉村。一名兵部尚書寫道：“芝龍能不妄淫殺、不妄焚掠，以假竊仁義之名，故附之遂以日眾。”許多人也為饑荒所迫，因而投入他的麾下。一份中國史料指稱他曾一度在十天內新增數千部眾，這些人都是逃避饑荒的難民。 最令人震驚的是他崛起的速度。如同一名官員所寫：“夫芝龍初起，亦不過數十船耳；當事不以為意，釀至百余。未及一年，且至七百；今且千矣。此莫非吾民，何以從賊如是之多？……歸之如流水也。” 明朝官員意識到他們抵抗不了鄭芝龍的兵力，于是開始考慮其他辦法。自古以來，政府就習于招安德行良好的反叛分子。這種做法背后的理論認為，賢良的皇帝與正直的官員可以感化叛亂人士，讓他們改邪歸正。這種做法通常是不得已之下所采取的手段，而且通常是在朝代衰頹的時候。 官員紛紛上奏北京，提議采取此一做法。鄭芝龍家鄉泉州的知府王猷寫道：“芝龍之勢如此，而不追、不殺、不焚掠，似有悔罪之意，今剿難猝滅，撫或可行。不若遣人招諭，許立功贖罪。”鄭芝龍鼓勵這樣的上疏，至少中央政府的官員這么認為：“在芝龍，實無一日忘撫；地方士民苦賊，亦群上書撫、按，代芝龍求撫。” 到了這個時候，北京其實已別無選擇。朝廷的海軍毫無用處，沿海地區更已陷入動亂。福建饑荒現象嚴重，越來越多的當地人都投入了海盜的陣營。一名官員思量當下的情勢，認為終究還是“不得不出于撫”。 海盜戰爭 如果沒有中國的科技，普特曼斯率領的艦隊就不可能存在。中國人發明了火藥、大炮與槍支，還有羅盤。普特曼斯的海圖所使用的紙張，也是中國人發明的成果。長久以來，中國一直是世界的“科技發電廠”，而這些工具在中國出現之后，即傳播至西方，數百年后受到歐洲人的采用。然而，普特曼斯的船只面對鄭芝龍陣容龐大許多的艦隊，會有什么樣的后果？他的船艦會比鄭芝龍的更有威力嗎？ 世界史的修正主義學派通常不愿評斷歐洲的技術、科學或經濟能力與亞洲相比孰優孰劣，而寧可將焦點放在全球性的比較上。的確，世界史課程中經常提到中國的航海技術不僅不遜于歐洲，甚至猶有過之，而且歷史的發展大有可能翻轉過來，由中國人殖民世界各地，而不是歐洲人。為了證明這個觀點，歷史教師通常會以鄭和為例。 鄭和下西洋的壯舉無疑是歷史上的一項巨大成就。普特曼斯率領的船只與鄭和相比便不免失色。鄭和的艦隊堪稱空前絕后，有如一座座漂浮于水上的城市，載運了2.8萬人。這些艦隊搭載的人數恐怕比當時倫敦的人口還多。鄭和的艦隊踏勘了澳洲，航行至印度與非洲。他們在途中的每個大港口幾乎都入港停留，以其聲勢威嚇各地的國王、王公及酋長。30年后，這樣的航海活動卻戛然而止，主要是因為政府認為這么做只是浪費金錢。每一本世界史教科書都有介紹鄭和的章節，而且通常都會提出這項結論：中國擁有稱霸海洋的技術，只是選擇了不這么做。 不過，事情當然沒有這么簡單。根據軍事革命論的觀點，歐洲的舷側炮帆船（一種堅實的船只，兩側架設著一排排大炮）相較于亞洲的戰船具有決定性的優勢。軍事革命論學派的長老帕克提出一項細膩的論述，指稱歐洲船只雖然具有優勢，但亞洲人也懂得采用歐洲科技，有時候也得以在海上擊敗歐洲人。另外有些人則認為歐洲其實不占有多少優勢，甚至指稱在工業革命之前，歐洲的航海技術相對于亞洲并沒有顯著的優越性。更有人指稱科技不是歐洲得以建立海洋帝國的主要因素，歐洲國家愿意以海軍力量輔助貿易活動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尤其這種態度在世界史上乃是一種不尋常的現象。此外，歐洲各國在亞洲的海洋侵略活動之所以能夠成功，原因是他們根本沒有遭遇抵抗。 然而，這一切爭論都缺乏實質根據。歐洲列強之間的海上戰爭雖然留下了大量文獻，卻沒有什么人研究過帆船時代的歐洲與非歐洲國家之間的海上戰爭，特別是1750年以前的時期。歐洲與中國之間的沖突更是如此，中國看起來應該是個理想的比較對象，因為中國曾經控制了亞洲海洋的海上強權，而且在過去數千年來一直是全球的科技領袖。 即將爆發于普特曼斯與鄭芝龍之間的斗爭，包括了中、歐之間規模最龐大的一場海上武裝沖突。這場海上沖突比起鄭芝龍的兒子30年后攻打荷蘭人的任何戰役都還要龐大，而且此一紀錄直到200年后才被鴉片戰爭打破。此外，這場沖突也記載于荷蘭與中國雙方的史料當中，因此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機會，可讓我們試圖回答有關歐洲海軍力量的問題。 世界史學家都不太敢宣稱歐洲具有科技方面的優越性，但17世紀的中國人沒有這方面的顧慮。明朝一名官員寫道：“彼舟如山，我舟如垤。”由于荷蘭船只非常高大，因此難以攻打，更幾乎不可能強行登船。此外，荷蘭船只看起來也異常堅固。鄭氏家族自己出版的一本杰出的著作就指出：“紅夷所造巨艦大如山，而固如鐵桶，堅不可破。……終莫能當之者，縱橫海外，不患破損。”（見圖7） 這種堅固的船只可以搭載重武器。明朝的官方歷史記載是一部由朝廷學者精心編撰的史書，其中指出： （荷蘭人）所恃惟巨舟大炮。舟長三十丈，廣六丈，厚二尺余，樹五桅，后為三層樓。旁設小窗置銅炮，桅下置二丈巨鐵炮，發之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 中國史料里有許多提及荷蘭船艦優于中國的文字，但我只再引用一段就好。痛恨荷蘭人的福建巡撫鄒維璉以類似于《明史》當中的描述文字指出： 其舟長五十丈，橫廣六七丈，名曰夾板，內有三層，皆置大銃外向，可以穿裂石城，震數十里，人船當之粉碎，是其流毒海上之長技有如此者。 紅夷究竟是怎么學會建造這種令人望而生畏的“夾板船”的呢？中國的一則故事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答案。鄭和的艦隊曾經停泊于荷蘭，當時綠眼鉤鼻的窮困的荷蘭人沒有船只，便向鄭和詢問他那些神奇的海上載具是如何運作的。鄭和沒有回答，心知這些蠻夷要是有了船只，就有可能渡海前來劫掠中國。不過，荷蘭人鍥而不舍地一再追問，鄭和只好取出一支老舊的毛筆和一張紙，畫了一個大大的橢圓形。他在橢圓形中央畫了三條橫線，接著散開筆毛，在紙上涂抹了幾個污點，然后把紙張交給對方。他認為自己這么亂涂亂畫會讓荷蘭人摸不著頭腦，但他錯了。他們利用這張圖自行設計出了船只。鄭和畫的三條橫線成了三層甲板，因此他們的船只比中國船只來得更高又更堅固，而且每層甲板都裝設了巨大的火炮。鄭和涂抹的污點成了一套繁復的索具，用來控制十幾面帆，而中國的船只只有簡單的繩索控制稀稀拉拉的幾面船帆。這則故事指出，這就是為什么后來荷蘭人來到中國的時候，他們的船艦比中國船只堅固了許多倍的答案。 當然，這則故事不是真的。鄭和從來不曾到過歐洲，荷蘭人也自古以來就懂得航行。然而，這則故事揭示了當時中國人多么害怕又欽佩歐洲人的船只。 必須指出的一點是：中國的觀察家并不認為荷蘭人的優勢在各種狀況下都有效。《明史》指出：“然以舟大難轉，或遇淺沙，即不能動。而其人又不善戰，故往往挫衄。”普特曼斯必然不會同意這段話。實際上，他認為他與他的艦隊能夠迫使中國“遵從我們的意思行事”。 但他不知道的是，鄭芝龍已開始打造一支新的艦隊。正如歐洲人采用了中國的科技，鄭芝龍也采用了荷蘭的科技。當然，他這么做已有好幾年之久，但在1633年，他將這種做法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層次。 他這支新艦隊的主力是30艘按照歐洲式設計建造的巨大船只，每一艘都有兩層經過強化的大炮甲板，可以架設30或36具大型火炮，與荷蘭戰艦一樣多，而大部分的中式帆船只能架設6至8具小型火炮（圖8）。這些新式的戰船甚至具有歐式炮門，并且設有滑動炮架，上面裝有環釘與繩子，能夠拉向后方以裝填炮彈。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創新。如果帕克的說法沒錯的話，那么西班牙無敵艦隊在1588年之所以會被英國擊敗，就是因為西班牙的戰艦缺乏這樣的構造。無論如何，普特曼斯對此深感驚艷。“在這個國度，”他后來寫道，“從來沒有人見過這樣的艦隊，有著如此精美、巨大而且武器犀利的中式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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