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臺灣命運的兩百年間： 從荷蘭總督到日本總督之路

為什麼台灣在結束荷蘭、鄭氏的統治，被自稱「盛世」的清廷統治二百年後，又淪落為日本殖民地的命運呢？而在清末相繼打敗清廷的英國、日本，又是怎麼崛起的呢？船堅砲利的背後，動力何在？

時間進入十七世紀，當西方國家拋開中世紀的束縛，以理性、科學的方法開始探索世界時，東方中國的康熙帝卻提倡「西學中源說」，學問上還是自滿於「中華思想」支配的世界觀。
到了雍正帝時代，採取了有名的禁教措施，對照當時的日本德川幕府對漢譯洋書採取緩禁措施，逐步建立「蘭學」，開啟了通往強盛的大門。比起「西學中源說」，呈現一大「進化」！
光緒年間的甲午戰爭，決定了台灣的命運。時值慈禧太后過六十大壽，戰爭砲聲隆隆，她卻在北京看戲。戲班鑼鼓聲與戰場隆隆砲聲，場景對比，古今中外罕與倫比。
本書有如望遠鏡，焦點針對英、日的科技興起、研發精神的暢旺，學問上的「進化」、革新，對照看出構成興衰的分水嶺是如何形成的。顯然，善用歸納法，講究實證，國力自然有所精進！

本書特點

◎ 「身為台灣人，不可不知台灣史」，但讀台灣史，萬萬不可只在台灣裡面尋求答案，更應擴大視野，從世界的脈絡瞭解台灣的軌跡。本書有如「望遠鏡」，讓讀者對世界語台灣的瞭解更「一目了然」。
◎ 本書以「科學技術」的吸收、應用，來比較中、日、歐洲國家的「帝王學」，讓讀者從全新的角度切入，理解歷史發展的個中奧妙。
◎ 「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讀歷史的目的，除了瞭解過去外，也是讀者對本身所處時代的一種思考。本書希望作為一座橋樑，成為台灣人思考當下與未來的媒介。

司馬嘯青

本名廖慶洲，一九四七年生，台中縣人。
大同工學院工商管理學系畢業後，曾任職於大同公司。
一九七四年起，服務於《經濟日報》專欄組，歷任記者、專欄組副主任、採訪組副主任。一九九五年退休後，曾任《管理雜誌》編輯顧問、《自立早報》財經證券新聞中心主任；目前專事寫作。
著有《王永慶與企業英雄》（文經社出版）、《當代成功企業家的故事》（聯經出版）、《日本過台灣》（文硯出版）、《人情義理》（哈佛企管出版），以及《台灣世紀豪門——辜振甫家族》、《台灣五大家族》、《台灣新五大家族》、《台灣企業家的日本經驗》、《台灣企業家的美國經驗》、《台灣日本總督》、《台灣荷蘭總督》（以上由玉山社出版）等多部作品。

拙作《台灣日本總督》（二○○二年）、《台灣荷蘭總督》（二○○九年）相繼出版後，興起了我的思考：「為什麼台灣都是外來政權統治呢？其間的歷史、到底是怎麼演變？」
連橫把鄭成功趕走荷蘭人列為「台灣建國」篇。可是，鄭家政權沒維持多久，台灣就歸清朝統治了。這時候是清初，猶處在所謂「盛世時代」。可是，歷經二百多年，清朝衰敗了，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
為什麼清朝會衰落，以至於台灣又淪落為殖民地的命運呢？
清廷對外割地賠款，始於一八四二年把香港割讓給英國。半個世紀後，再割讓台灣給日本。香港、台灣對北京來說，都是孤懸在外海的小島，割給外人，毫無痛惜之感，因為滿清故鄉在中國東北，入關為王，普天之下，都是漢土，而「滿」、「漢」有別，割地根本無感。
那麼，英國、日本是怎麼崛起的呢？船堅砲利的背後，動力何在？本書試圖找出問題的答案。
康熙元（一六六二）年，英國剛好成立皇家學會，此後會務蒸蒸日上，與大英帝國的締造恰好互為表裡。同時，康熙帝卻提倡「西學中源說」，學問上還是「中華思想」在支配。
到了雍正帝時代，採取了有名的禁教措施，對照當時的日本德川幕府對漢譯洋書採取緩禁措施，加上「主體意識」的確立，逐步建立「蘭學」，開啟了通往強盛的大門。比起「西學中源說」，呈現一大「進化」！也從此擺脫「大化革新」以來，以漢醫、漢學為師的傳統。
乾隆帝曾經「第一手接觸」大英盛世文物，大可以探究一番，可惜，他不圖務此，卻興建皇家林園、南遊、請戲班子進京表演，從「新疆」帶回「香妃」……總之，「盛世」是指帝王級的享受無以復加，「避暑山莊」成為後代的「避難山莊」！唯一的遺產是，部分皇家林園、王府成為今日北大、清大（北京）各知名大學的用地。
再來的嘉慶帝，人未到過台灣，民間卻流傳「嘉慶君遊台灣」的說法：他跪拜過文昌君，從此文昌帝君大行其道。他的「帝王學」充滿「反科學」的成分。
道光年間，鴉片戰爭開打，皇家學會為英國科技發展注入動力，得到見證。大清的威嚴至此「倒光」（「道光」諧音）矣！
「京戲」起初是「帝王級」的享受，可是咸豐帝到「避暑山莊」，以避英法聯軍攻入北京之亂，猶樂此不疲，國事如戲，帝王學演出，真是荒腔走調！也只能在「裝腔作勢」的戲裡，滿足空幻「帝王學」！
同治帝是咸豐與慈禧所生之子，如此一來，給慈禧有了垂簾聽政的機會，起初她重用曾國藩，是為推動洋務運動的先聲。曾家由此成為最大贏家，家道昌隆，後人出任大學校長者，大有人在！
有清一代，朝廷官員昏庸是共通的毛病，連帶一些名家作學問也是不扎實，「嚴復與伊藤博文是留英同學」的說法，就是「經典」之作，至今猶如此流傳，誠令人感到不可思議。可見滿清「遺毒」深遠！
光緒年間，甲午戰爭爆發，也決定了台灣的命運。時值慈禧太后過六十大壽，戰爭砲聲隆隆，她在北京看戲、鑼鼓聲不斷。場景對比，古今中外罕與倫比。後來她還跟維多利亞女王自比一番，真是自討沒趣。
古諺云：「多難興邦」清末卻演變成多難興學，北大、清大的創校背景，莫不如此，日本的京都大學創校靠的還是《馬關條約》的部分賠款。累計至今，日本的諾貝爾獎得主（自然科學類）總計十六名當中，除一名出身東大、一名歸化美國籍，另一名外校出身外，其餘盡是與京都大學有關，更令人興歎！

本書有如望遠鏡，對台灣開發史上命運的演變、發展，做了回顧。焦點針對英、日的科技興起、研發精神的暢旺，學問上的「進化」、革新，對照看出構成興衰的分水嶺是如何形成的。顯然，做學問的方法對了，善用歸納法，講究實證，自然有所精進，最忌天馬行空式的演繹！
本書在撰寫的過程中，二○一二年首季，全球行動電話市場佔有率首度由韓國三星取代歐洲巨人Nokia，背後動力泉源即在於朴正熙總統時代締造了「漢江奇蹟」，注重科技研發人才培養。如今研究機構或大企業流行以英文為通用語文，國際化程度深刻，連日本有志之士都深感瞠乎其後。一時之間，「韓學」有如當年的「蘭學」，成為日本當前熱門的學習課題。
過去台灣也曾經締造經濟發展奇蹟，可惜「續航力」的勁道遠不如「漢江奇蹟」，以至於當年崛起的企業，如今衰落者有之，大同就是典型的例子，令人警覺到：奇蹟過去後，是否重蹈清初盛世之後的衰落呢？「奇蹟」的科技成分就是不如韓國？
以史為鑑，台灣千萬不要陷入清帝的窠臼，擅用望遠鏡，越能「顧後」；再經歸納，越能「瞻前」！
也許有一天，台灣統治者確立科技治國方針，與「科技之父」畫上等號，那麼就是台灣「進化」為世界強國的契機。本書正是探索個中機妙，足以為鑑的一面鏡子。

前言

序　章 望遠鏡是道具還是玩具？
一、望遠鏡是統治階層的禮物
二、日本對望遠鏡的開眼
三、從望遠鏡看美國科技的迎頭趕上

第一章 為什麼康熙帝不設國家科學院？
一、永續經營：皇家學會與情報機構
二、大英博物館的誕生
三、康熙帝錯失設立科學院的機緣

第二章 雍正禁教vs.吉宗催生蘭學
一、日本蘭學誕生的契機
二、日本近代天文學的系譜
三、從漢醫到西醫

第三章 乾隆帝錯過了什麼？
一、印度茶興起的科學見證
二、皇家林園vs.植物園
三、瑞典皇家科學院成就非凡

第四章 帝王學大不同
一、人參、大豆、甘藷
二、如果圓明園是葡萄園？
三、盛世與天花

第五章 文運昌隆用拜的嗎？
一、文昌祠為何香火鼎盛？
二、從詁經精舍、學海堂到台大
三、「上帝」、「瑪門」一起服事

第六章 鴉片戰爭的衝擊與省思
一、船堅砲利的背後
二、林則徐寫信給維多利亞女王？
三、「精神勝利法」其來有自

第七章 國事如戲
一、大英帝國如此君臣
二、巴夏禮家族的驗證
三、咸豐、慈禧愛看戲的心結

第八章 同治中興與洋務成敗
一、誕生大學校長的兩大世家
二、實地驗證的精神
三、嚴復與伊藤博文

第九章 多難興學
一、台灣重視醫學的歷史淵源
二、京都大學與北京大學
三、振興科技，接軌世界

後記
大事年表

序章 望遠鏡是道具還是玩具？

一、望遠鏡是統治階層的禮物

從望遠鏡發明開始，即成為獻給統治階層的禮物，後來的發展大致可以歸納成：凡是對它感到興趣者，必有鑽研之心，注入科技發展的動力，英、法、美、日崛起背後，莫不充滿這種故事；反之，先盛後衰的清朝，視為「奇計淫巧」，頂多當作把玩的藝品，從未正視它的科學功能。
西方早自十三世紀末葉，就有人試著利用鏡片製作望遠鏡，遲至十七世紀初的一六○八年，荷蘭人漢斯．理伯海（Hans Lipperhey）向最高總督（States-General）申請專利，而留下了正式紀錄。
這項專利申請並沒有獲得許可，原因是隨後立即有兩位提出類似的申請，因而最高總督判定：既然這項產品很容易模仿，就不應該給予專利保護。但是很有鼓勵意義的是，他撥了一筆小錢以示贊助。後來這位發明者，也接受官方的訂單，成為荷蘭獨立戰爭中，與原宗主國西班牙纏鬥的利器。
一六○九年，義大利的伽利略（一五六四～一六四二）風聞荷蘭人的這項發明後，研究其原理，將放大倍率從三倍提高到八倍、三十倍。開發出折射式望遠鏡。並於同年八月獻給威尼斯共和國總督。這時，義大利尚未出現統一國家，境內有拿坡里王國、托斯卡尼大公國、教皇領等等。
威尼斯從六九七年建立共和國起，一直是海運重鎮，也是競爭者虎視眈眈的港都，如有望遠鏡，可以遠望前來的船隻，提前預警敵人來襲。伽利略靠著如此的一獻，打響了名號。
一六一一年四月，羅馬的一場宴會上，這項新儀器獲得名稱：Telescope（望遠鏡，tele的字根有「遠程」之意）。
伽利略發明望遠鏡是在四十五歲，四年前的一六○五年，他曾擔任托斯卡尼大公之子、麥迪奇家族的科西莫二世（Cosimo II de' Medici，一五九○～一六二一）的家教。麥迪奇是佛羅倫斯最興旺的家族，自開基祖科西莫（Cosimo de' Medici，一三八九～一四六四）以來，便熱心推動文藝復興，一四三九年設立著名的柏拉圖學園，善盡「保護人」（Patron）的角色，成為家戶喻曉的事蹟。此後，家業一直由嫡系傳承到亞歷山德羅（Alessandro de' Medici，一五一○～一五三七）一代，才交由科西莫的弟弟羅倫佐（Lorenzo de' Medici，一三九五～一四四○）這一房第四代的科西莫一世（Cosimo I de' Medici，一五一九～一五七四），於一五三七年建立獨立共和國，一五六九年始稱托斯卡尼大公（Grand Dukes of Tuscany，托斯卡尼是省份，佛羅倫斯是其中的大城）。
科西莫二世是科西莫一世的孫子，在其父斐迪南一世（Ferdinando I de' Medici，一五四九～一六○九）過世後，承襲大公之位。同年伽利略成功製造望遠鏡，除了觀測月球外，也發現木星有四科衛星，於是翌年以「麥迪奇星（Sidera Medicae）」命名，獻給科西莫二世。從此，麥迪奇家族之名，與星星同受世人仰望。
伽利略靠著望遠鏡，為哥白尼的日心說找到實證，成就非凡。一六一一年，他獲選為羅馬炯眼人士學士院（Lincei Academy）第六位會員。該學士院創立於一六○三年，創會會員只有五位。至於伽利略之後的第七位會員，則是後來前往中國傳教的鄧玉函（Johann Schreck，一五七六～一六三○）。他是瑞士人，對伽利略崇拜有加。唯入會半年後，他加入耶穌會，因此喪失學士院會員資格。
麥迪奇家族繼科西莫二世之後，由斐迪南二世（Ferdinando II de' Medici，一六一○～一六七○）接任。他也常要求伽利略將最新研發出來的望遠鏡送來，對伽利略的文稿，也善盡保護者的角色。其弟雷奧托波（Leopoldo de' Medici，一六一七～一六七五）在伽利略身後，於一六五七年設立「實驗學園（Accademia del Cimento）」，由伽利略的高徒托利傑利（Evangelista Torricelli）主持，托利傑利在主持學園之餘，也發明氣壓計，成為義大利偉大的物理學家。

除了義大利外，當時的英、法皇家也努力推行「帝王學」。法王法蘭索瓦一世（François I de France，一四九四～一五四七）景仰義大利文藝復興的成就——達文西（一四五二～一五一九）晚年在法渡過，傳說便是死在他的懷裡——因此，他安排麥迪奇家族的凱薩林（Catherine de Médicis）為媳婦，所生的女兒瑪格麗特（Marguerite de Valois）後來嫁給納瓦拉的亨利，即後來的亨利四世（Henry IV，一五五三～一六一○）。
亨利四世在一五九八年發布有名的《南特詔書》（Édit de Nantes），揭示宗教自由。他娶的續弦也是來自麥迪奇家族的瑪莉（Marie de Médici），兩人所生的兒子就是後來的路易十三（Louis XIII，一六○一～一六四三）。路易十三治世內的一六三五年，在紅衣主教、宰相黎胥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一五八五～一六四二）的主導下，設置法蘭西學院（l'Académie française）。
在對岸的英國，查理一世（Charles I，一六○○～一六四九）在清教徒革命時遭到處死，兒子查理二世（Charles II，一六三○～一六八五）流亡歐陸，一六六○年始得復辟登基，兩年後英國皇家學會成立。四年後，法國成立科學院，影響後世深遠。

可是，在同時期的中國，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鄧玉函加入耶穌會最大的動機，就是想前往中國傳教，並在一六一八年成行。他在華重要的事蹟是一六二九年五月發生日食，事前朝中負責天文的欽天監曾加以推算，但不準確。曾隨利瑪竇學習西洋學問的徐光啟有感修曆的必要性，於是同年「開局理事」，「局」是指「曆局」，鄧玉函即是在該局內會同「翻譯著述」的成員之一。翌年，湯若望也到局共事。
徐光啟開曆局的同時，曾奏請明廷裝配望遠鏡，用來觀測。一六三三年，徐光啟辭世後，望遠鏡由湯若望監製，次年完成，明朝末代皇帝崇禎親臨驗收，成為最早使用望遠鏡的中國皇帝。一六三六年，伽利略的譯名「加利類曰」首次出現在傳教士的中文著述中，介紹其日心說。一六四○年，湯若望撰《曆法西傳》，第一次出現對伽利略歷史地位的評價，而《明史．和蘭傳》也記載和（荷）蘭此一「照海鏡，大徑數尺，能照數百里」。
可見，明代對望遠鏡的引進，並未落後太多。

清代康熙帝於一六八八年接見法王路易十四派遣來的傳教士白晉（Joachim Bouvet，一六五六～一七三○）等一行，收到的禮物之一即是望遠鏡。雍正帝曾回憶其父：「率同諸兄弟在乾清宮，用千里鏡驗測，四周以紙蔽日，然後看日。」由此可見，康熙帝的「帝王學」並不是以一國之君的制高點教化臣民，推廣天文，而只是對自家子弟施教而已。
最有趣的記載是雍正五（一七二七）年，太監李英傳旨：將造辦處收藏的千里鏡設在萬字房、蓮花館……等面對瀑布處……或流盃亭處……以便觀賞用。
對照西方望遠鏡是天文台必備裝備，清廷卻流於宮內賞玩道具，真是相差不可以道理計。
康熙、雍正、乾隆通常被史家形容為清初盛世，可是從三帝對望遠鏡態度，一點也不見「進化」的軌跡。尤以一七七一年法國有了新發明的望遠鏡，兩年後從巴黎送到北京，有鑑於過去傳教士的貢禮許多都被打入冷宮，於是傳教士特別安排望遠鏡的「御前表演」，先由宮內官員驗收，發現遠處宮殿的磚瓦都一目瞭然，令人大為驚奇，隨即向皇上奏明。乾隆帝也認定其性能，從此每當他外出，都交待兩名宦官隨身攜帶，長相左右。
乾隆帝樂於賞玩西洋器物，且偏愛在文物上留詩題字，成為故宮流傳的珍藏。對望遠鏡曾有〈千里鏡〉一首，詠其「能以遙為近，曾無濁混清。」
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既然皇帝如此喜愛賞玩望遠鏡，當然帶動風潮。乾隆帝以在位六十年後自動退位，成為歷史上著名的一幕。剛好就在乾隆六十（一七九五）年，廣州對外貿易往來的洋行當中，規模排名第三的而益洋行因積欠一百二十四萬兩外債而破產。乾隆帝獲知此事後，大為震怒，下令嗣後商欠金額不得超過十萬兩。洋行之所以債台高築，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在於，單單是為官府購買西洋鐘錶、望遠鏡等，就花了二十二萬兩。可見西洋器物是當時官府的熱門採購品，但也透露著官府文化的墮落，導致商家呆帳連連，可見清初盛世，實已埋下衰落的因子。
總計從康熙元年到乾隆六十年，在清初盛世期間，欽天監成為西洋傳教士掌握的局面，從湯若望、南懷仁……一脈相承，形成清廷很特殊的官場文化：他們隨侍在皇帝身邊，忙得不可開交，卻苦於沒有傳教的餘地。
也由於望遠鏡是皇家賞玩的器物，因而未能向下延伸普及。使得後代人批評：「中國並未養成以它進行觀察的習慣，天文學在有清一代始終停留在『前望遠鏡時代』。」一六七四年南懷仁在北京主持成立的觀象台，雖然裝置渾天儀、赤道經緯儀等六項儀器，但是仍屬「前望遠鏡時代」的產物，停留在第谷（Tycho Brahe，一五四六～一六○一）的時代，不敢接受日心說的思想體系。南懷仁主導欽天監的時代（一六七○～一六八七年），歐洲早已進入望遠鏡時代六十餘年。盛世尚有這種落差，往後就更加不堪了。

二、日本對望遠鏡的開眼

在台灣開發史上，一六二四～一六六二年間，荷蘭東印度公司以今天印尼的雅加達為亞洲總部，派遣總督駐在今台南安平。在稍前的一六○九年，該公司則在日本平戶開設商館，日、荷通商從此展開。
英國則於一六一三年至平戶開館，首任館長沙里士（John Saris）為了對日本統治當局示好，於是呈上了望遠鏡給德川家康。
到了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家康之孫），則是從荷蘭商館處得到望遠鏡。當時荷蘭人據有安平後，就地對往來的日本商船課稅，招致日商不滿，演變成一六二八年的「濱田事件」。經過五年的折衝，荷方送了這項珍貴的禮物，衝突始告圓滿解決。這位事件的主角濱田彌兵衛，據說也曾自製望遠鏡，唯詳情不得而知。
現在日本著名的觀光景點東照宮（德川家康墓園），是家光於一六三四年開始，花了一年半時間改建而來。家光一生景仰祖父成為其言行特色，每當他到東照宮參拜，望遠鏡成為隨身的配件，也形成特殊的景觀。
半個世紀後，以日本俳句表達笑話的始祖井原西鶴（一六四二～一六九三），於一六八二年發表《好色一代男》，奠定笑匠始祖的地位。該書中有一幅插圖，即主人翁以望遠鏡窺視女傭的畫面。
對照來看，望遠鏡流傳到日本後，從將軍的禮物，演進到民間偷窺的道具，可見接收外來文明的快速。
日本首製望遠鏡，是在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時代。他熱愛天文學，且親自觀察天象，尤其在一七三二～一七三八年間，進行長期間的太陽觀測，並留下紀錄。他曾交待幕府的御用眼鏡師森仁左衛門，進行研發天文觀測用的望遠鏡，且依吉宗本人的指示，對試作品的凸鏡劃上十字線，以利焦點的確定。由此顯露吉宗對應用器械的原理、光學知識等，已達專業水準，現在，神戶市立博物館、神戶商船大學附屬博物館等，都分別藏有森仁左衛門的作品，尤其鏡筒部分（以和紙捲成筒狀，再上漆），以日本傳統牡丹圖樣，再鑲上金箔，甚為豪華燦爛，唯性能仍比西洋製品拙劣。
望遠鏡是天文學發展的利器，在國家大事上，就是統治者用來「觀象授時」頒訂曆書。到了第十一代將軍德川家齊，治世從一七八七年起至一八三七年止，長達五十年，前半期啟用宗吉的孫子松平定信擔任「老中」首座——也就是幕府的最高行政首長——展開「寬政改革」。改革項目之一即天文方（從一六八四年創設即由澀川家世襲官位）改由擁有專業的高橋至時出任，從此日本曆書呈現大幅進化。
改曆作業的基本前提是精密的天文觀測，而觀測有賴精密的儀器設備，望遠鏡是基本裝備。在一七九五年高橋至時主掌天文方之前的一七九三年，岩橋善兵衛剛好完成新製品，性能比前述森仁左衛門的更好（最高放大倍率達二十六倍），且在京都組成「天體觀望會」，邀集天文同好進行觀測，甚為先進。
再說岩橋開發的國產品，比荷蘭製品便宜，於是製品大行其道，也凸顯「國產化」的重要性，對照前述清廷大肆採購洋貨，造成商行負債的情形，剛好成一對比。岩橋善兵衛身後，子孫克紹箕裘，一直到明治時代，猶從事望遠鏡事業。
高橋氏進行改曆作業時，由於茲事體大，成為當時備受注目的大事。連當時年逾半百、隱居江戶研究算術和天文學的伊能忠敬（一七四五～一八一八），也前來拜高橋為師，學習西洋天文學。
以當時的知識，江戶與蝦夷地（今北海道）緯度相差一度，如果能測出兩地間的距離，就可以推算出地球的大小。原本幕府高層對此理解有限，經過高橋的推薦後，伊能於一八○○年展開日本沿海的測量作業。當時，伊能帶著望遠鏡走遍全日本，前後長達十七年，始告完成。該實測圖《日本沿海輿地全圖》為日本首見，出版已是伊能身後事。一八二一年新圖呈獻給幕府，受到將軍家齊及幕臣的好評。
望遠鏡先有折射型（Refractor，伽利略），後有反射型（Reflector，牛頓），前者以透明玻璃聚光、折射；後者以面鏡（如化妝台鏡）聚光，大型天文望遠鏡多為反射型。
日本剛出現望遠鏡時，都屬前者。直到一八三二年，國友一貫齋（一七七八～一八四○）始見識到反射型望遠鏡。他向來以發明家聞名，曾成功開發空氣槍，此後精於反射鏡的鑄造（以高錫青銅為材料）與研磨，兩年後的一八三四年，完成一號機。再過兩年，日本發生飢荒，他義賣自製望遠鏡，投入救災。
如今日本各地的博物館、國友舊家分別收藏一八三四、一八三六、一八四二年製作的一～三號機，另有一機製作年份不詳。
從製作的年份來看，洽與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年的鴉片戰爭重疊。中國一向被日本奉為「老師」，如今居然被「蠻夷之邦」打敗，震撼非常大。當時幕府有有關鴉片戰爭的情報，掌握在重臣小野忠邦手中，後來也陸續為知識階層所知，推動改革的先知如高島秋帆、佐久間象山等，都由此警覺而呼籲日本採應變措施。可見，日本靠著荷蘭輸入先進的文明思想、器物，有了望遠鏡，更加強化危機意識，不像清廷大臣昧外又瞞上，演出荒腔走調。
回顧起來，國友一貫齋在開發望遠鏡史上，留下創世紀的一頁，加上他賴此利器，在天體觀察上，也留有成果。為此，一九九八年日本滋賀縣的民間天文台，將新發現的小行星第六一○○號，定名為「Kunitomoikkansai」，即「國友一貫齋」的拼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