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歷史(第七卷)（簡體書）

《中國的歷史》（全七卷）是一部中國通史，也是陳舜臣規模最大的一部作品。與傳統歷史學家的寫史方法有所不同，陳舜臣以時間為軸，以影響時代進程的事件或人物為中心展開描寫，講述上古時期到近代數千年中國王朝的歷史興衰及所湧現的典型人物。 陳舜臣對史料採取中立的態度，沒有先入為主的主觀性，沒有隨波逐流、人云亦云的弊病，他所講述的事件都有史可查，絕不杜撰，但又不盲信史料，通過比較不同史學家的記載、論述，經過條分縷析，得出自己的歷史判斷，在不少歷史事件以及歷史人物的評價上都提出獨到的觀點。

陳舜臣，日籍華裔歷史作家。1924年生於日本神戶，祖籍中國臺灣。通曉印度語、波斯語、漢語、英語、日語五種語言。數十年來筆耕不輟，著作等身，創作領域涉及小說、歷史、隨筆、遊記等。
1961年開始推理小說創作，並先後榮獲江戶川亂步獎、直木獎、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是推理史上的首位三冠王，從而奠定了他在日本推理文學界的地位。1967年開始創作以中國歷史為內容的作品，先後有《鴉片戰爭》《小說十八史略》《甲午戰爭》《秘本三國志》《太平天國》《耶律楚材》《秦始皇》《鄭成功》《成吉思汗》《諸葛孔明》等名作問世，至今暢銷不衰。

斜陽和黎明
海陸的裂痕
宣南詩社的人們
廣東風雲
鴉片戰爭
《南京條約》之前
反叛者
太平天國的旗幟
軍閥誕生
光榮與挫折
火燒圓明園
外患艱深
中華的飛躍
甲午之年
北洋敗北
屈辱之地
變法與革命
蒙難與潰滅
義和團
激情的季節
辛亥風暴
動亂不已
五四前後
十五年戰爭
年表
後記

光緒二十八年（1902）十月，清政府任命汪大燮為“日本遊學生總監督”。三年後，汪大燮任駐英國公使，清國滅亡的時候，他是清國最後一任駐日公使。如此高官被任命為留學生的監督，說明留學生對於清國是一個重要問題。戊戌變法後亡命日本的梁啟超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等，發表文章。孫中山也以日本作為革命基地積極開展活動，另外，還有章炳麟也在日本鼓吹反清運動。日本是完成近代化進程的榜樣，而且即使不會說日語，文字也大體能看得懂，所以留學要比歐洲、美國更方便一些。留學日本的中國青年逐漸增加，清政府覺得在日本可以學習近代化的技術，但同時也害怕他們走向反體制，因此認為有必要對留學生加以監督，或者說是監視。汪大燮赴任日本，不僅僅是監督學業，更帶著監視、取締反清活動的任務。
章炳麟學習清代學術的精粹考證學，尤其深入研究《春秋》的《左傳》。他曾加入康有為的強學會，在《時務報》擔任編輯。不過，他性格剛烈，與梁啟超意見不合，很快就離開編輯部。對孔子編纂的《春秋》自古以來有三種解說本，即“傳”。這些解讀本的題目都取作者的名字，稱為《左傳》、《公羊傳》、《谷梁傳》。《春秋》言簡意賅，深層次隱藏著孔子的本意，不同的“傳”進行各自的理解，解說各異。梁啟超學的是《公羊傳》，章炳麟學的是《左傳》，學統不同。朱子說《左傳》是史學，《公羊傳》和《谷梁傳》是經學。一般地說，學統不同對人際關係的影響不是很大，但大概由於章炳麟性情激烈，梁啟超實在難以忍受。戊戌變法遭受挫折的時候，章炳麟不在《時務報》，但由於也是變法派一黨受到通緝，先是逃到臺灣，後到日本。
義和團事變那一年，他剪掉長辮。長辮是順從滿洲族的清王朝的標誌。他主張排除滿洲族，推翻清王朝政權，建立漢族政權，所以被稱為“種族革命”路線。
魯迅（本名周樹人）留學日本是一九零二年二月（陰曆是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三月，章炳麟試圖在東京召開“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被日本當局阻止。他想向年輕的留學生髮出號召：中國現在是亡國，國家滅亡（指的是明朝滅亡）已經二百四十二年，大家要牢記這個恥辱。這一年魯迅二十二歲，三十二年後回顧自己留學時代的事情，在《病後雜談之餘》中這樣寫道：

我生長在偏僻之區，毫不知道什麼是滿漢，只在飯店的招牌上看見過“滿漢酒席”字樣，也從不引起什麼疑問來。

留學生大抵只是這樣的感覺，魯迅自稱生於“偏僻之區”，但紹興雖不是大都市，卻也是縣城，以釀酒業和才子輩出而聞名全國。紹興一帶大概很少見到滿人，而且滿洲族幾乎都已經漢化，甚至在宮廷裡也只使用漢語，即使附近有滿人居住，恐怕也不為人知吧。魯迅生長於浙江省的縣城，卻對滿漢之別一無所知。這因為沒有感覺到漢族受歧視的緣故吧。街頭巷尾人們閒聊中所提到的大官也就是李鴻章、張之洞這樣的漢人。
同樣也是浙江人、比魯迅大十二歲的章炳麟為什麼主張如此激進的種族革命、具有強烈的排滿反清意識呢？大概因為他鑽研學問喚醒了自己沉睡的民族意識的緣故吧。清政府派遣留學生監督官正是害怕這一點。一年後，魯迅剪掉辮子。比魯迅低一個年級的同鄉、魯迅的終生朋友許壽裳（此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擔任臺灣的大學教授，據說後來為盜匪所殺）早在半年前就已經剪辮子了。許許多多的中國青年在日本喚醒了民族意識。在日本可以自由地閱讀國內的禁書，民族青年的誕生勢所必然。魯迅在上述文章中這樣繼續寫道：

對我最初提醒了滿漢的界限的不是書，是辮子。

中國人在二百四十多年裡的形象就是拖著一條長辮子。通過廣義上的學問才知道這是順從的象徵、是屈辱。魯迅剪掉辮子後照了一張相，贈送給弟弟周作人和朋友許壽裳。照片上還題有一首詩：

靈台無計逃神矢，
風雨如磐暗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薦軒轅。

靈台，郭象注《莊子》為“心”。據此可以判斷魯迅指的是“自己的心”，但如果按字義“靈妙之地”解，也可以解釋為“祖國”。我的理解取後者。我的祖國無法逃避被神矢射中，風雨如磐石般沉重壓在頭頂，故鄉一片黑暗。我將熱忱之心寄託與寒天的星辰，卻無人知道我的憂國之情。屈原《離騷》有“荃不察餘之中情兮”句，哀歎戀人（指君王）不能理解自己一腔熱烈激情之心。屈原的“荃”暗指楚王，魯迅詩中的“荃”指的是什麼呢？既然他已經剪辮表明反清之志，所以可以肯定不是指光緒帝。朋友許壽裳與他志同道合，當然可以理解魯迅的心情。是希望許壽裳更深入地瞭解自己嗎？我認為還是把“荃”理解為指的是“尚未覺醒的人們”比較合理。
“薦”原意為沒有擺設供品的祭祀。軒轅是黃帝，中國人將其視為人文始祖。在這裡也可以解釋為“祖國”。以自己的鮮血祭祀黃帝，意為將自己的生命奉獻給祖國。這實在是一首激情澎湃的詩歌，可以真切感受到二十三歲的魯迅的年輕心臟的跳蕩。
魯迅比許壽裳晚半年剪辮，大概因為他所在的江南班裡有一個名叫姚甲的令人討厭的監督官。姚甲不是汪大燮那樣的高官，是下級官吏。當時有一所招收留學生、教習日語的學校——弘文書院，附屬于東京高師。著名的講道館柔道創始人嘉納治五郎當時是東京高師校長，弘文書院就是在他的提議下創辦的，留學生在這裡學習兩年日語，然後進入自己想去的學校深造。由於學生人數多，分成幾個班，魯迅在江南班，姚甲也在這裡。姚甲發生一起男女關係問題，受到五個留學生圍攻責問，他的長辮也被留學生剪下來，懸掛在留學生會館的天花板上。這件事發生在魯迅剪辮之後不久。

亡命日本的梁啟超初期的文章相當激進，在魯迅來日這一年創刊的《新小說》上連載《新中國未來記》，描繪中國成為共和國的政治構想。這部小說設想一九一二年成立大總統制度的“大中華民主國”。梁啟超並非描繪遙遠未來、而是十年以後的中國藍圖。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制的中華民國恰恰就在一九一二年。後來，梁啟超對自己預言的準確十分自豪。不過，他的這部小說最終沒有寫完。
梁啟超還寫有題為《破壞主義》的激進的文章，論述必須徹底推翻清王朝。宮崎滔天讀後，感覺可以與孫中山合作，曾斡旋兩人會晤。但因梁啟超的老師康有為的反對，未能實現。
後來，梁啟超的思想出現倒退，反對孫中山的“革命”，主張建立日本式的君主立憲制。接著，他的思想再次倒退，認為君主立憲制也不符合中國國情，創造出一個“開明專制”的怪詞。就是開明的君主實行的專制。他反對革命的理由是擔心列強各國趁亂瓜分中國。
以日本為據點的中國反體制派分為康有為、梁啟超的“保皇派”與孫中山的“革命派”兩大派。革命派的孫中山自然屬於行動型，孫中山在倫敦蒙難後研究歐洲民主主義理論期間，陳少白在香港通過《中國報》開展宣傳活動，鄭士良、史堅如等與秘密結社頻繁接觸，建立關係。
義和團事變的前一年（1899），菲律賓發生獨立戰爭。八國聯軍中，美國向清國提出要求不如其他國家那麼積極，是因為它為菲律賓問題所苦惱。孫中山具有國際眼光和國際連帶感，對殖民地菲律賓的獨立革命表示同情，予以支援。菲律賓獨立戰爭領導人阿奎那多寫信給孫中山，委託購買武器。孫中山讓宮崎滔天辦理，國會議員中村彌六 具體負責購買武器，並裝載在布引丸輪船上，可是該船在海上沉沒。這就是所謂的布引丸事件，留下諸多未解之謎。阿奎那多再次委託孫中山購買價值六萬五千日元的武器，這在當時是一筆鉅款。但不久菲律賓獨立戰爭失敗，對方表示已經購買的武器交給孫中山自由使用。
一九零零年義和團暴動的時候，孫中山認為正是發動革命的好時機。從前一年開始，鄭士良就在惠州附近的三州田與廣東的秘密結社頭目接觸，聚集人馬。此時本是用於菲律賓獨立戰爭的武器轉讓給了孫中山，所以發動革命具有更好的條件。
孫中山為指揮革命，從日本前往香港，但香港的英國當局不許他上岸，無奈之下，只好在舢板上召開會議，派遣鄭士良、史堅如分別前往惠州、廣州，準備與三州田舉兵相呼應。陳少白和李紀堂留在香港，負責後勤補給，孫中山將兩萬元軍事資金交給他們帶去。
宮崎滔天在《三十三年之夢》中生動地詳述當時的經過。宮崎在新加坡被拘留，當時他打算說服在新加坡的康有為與孫中山合作。但康有為的手下認為宮崎一行是清國派出的刺客，向新加坡的英國當局報案。其實康有為和宮崎相識，應該知道他不是刺客，這樣做不過是一種敬而遠之的手法。
孫中山返回日本，接著前往上海。事情的進展不如人意，他想尋找革命的突破口。但由於當時唐才常的自立軍剛失敗不久，上海戒備森嚴，孫中山只好經長崎去臺灣。
唐才常是譚嗣同的盟友，在湖南巡撫陳寶箴手下參加變法運動，對報刊的創辦發行做出啟蒙性的貢獻。北京的變法失敗，唐才常失去盟友，便跑到日本，得到康有為提供資金援助的承諾後，回到上海，成立自立會，並在漢口策劃以激進派留學生為主體的武裝暴動。然而，康有為承諾的資金遲遲未能到位，暴動只好延期，就在等待的日子裡，事情敗露，遭到湖廣總督張之洞的鎮壓，與十幾個同志一起被捕處死。據說這是與康有為直接有關的唯一的武裝鬥爭。
“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 是南進論派，但支持孫中山的舉兵，答應予以援助。“民政長官”後藤新平 從日本的國家利益出發，也認為支援孫中山對日本有利。孫中山看到勝利的希望，指示宮崎滔天將菲律賓獨立戰爭購買的槍彈運往廈門，發出武裝起義的信號。
然而，事出意外，那個受委託購買武器的中間人中村彌六從六萬五千日元的資金中貪污一萬五千日元，而且從一個名叫小倉的人那裡買來的槍支彈藥完全是無法使用的廢物。同時日本十月發生內閣更迭，山縣下臺，伊藤博文第四次組閣，伊藤首相聲明不援助中國的革命運動。“臺灣總督”由於支援孫中山受到國內的指責，結果惠州起義成為騎虎難下之勢。武器彈藥都是廢物，寄予厚望的児玉的援助也是竹籃打水，而惠州那邊，和清軍的戰鬥已經打響。孫中山萬分焦急地派人前往惠州，通知他們形勢陡變。鄭士良接到這個通知後，立即解散部隊，帶領數百同志退到香港。儘管起義軍英勇善戰，但根本沒有武器彈藥補充的希望，無法繼續打下去。日本人山田良政 陣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