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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分類法 中國圖書法 簡體所有書 30日內新書
實錄毛澤東:第4卷(1956-1976)(簡體書)
實錄毛澤東:第4卷(1956-1976)(簡體書)
  • ISBN13:9787802048126
  • 出版社:長征出版社
  • 作者:李捷
  • 裝訂/頁數:平裝/551頁
  • 規格:23.5cm*16.8cm (高/寬)
  • 版次:一版
  • 出版日:2013/10/01
  • 人民幣定價:68元
  • 定  價:NT$408元
  • 優惠價: 87355
  • 可得紅利積點:10 點
  • 庫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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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介紹
  • 商品簡介
  • 作者簡介
  • 名人/編輯推薦
  • 目次
  • 書摘/試閱
  •   《實錄毛澤東》精選了毛澤東的老師、同學、戰友、身邊工作人員、親屬以及外國領導人、駐華大使等273人的回憶,全面、客觀、翔實地記錄了毛澤東的一生。 本書對各個時期的重大歷史事件都有詳細深刻的記錄,從歷史背景、內中原委、事實真相,以及當事人的親身感受等方面作了客觀生動的寫照,細節回憶,寓意深遠。
      《實錄毛澤東4(1956—1976)》為第4卷,由陳云、彭德懷、李銳、張玉鳳、赫魯曉夫、米丘諾維奇等人講述1956年—1976年毛澤東開展整風、反右、發動“大躍進”、召開廬山會議、與前蘇聯決裂、重提階級斗爭、發動“文革”、與尼克松握手、重病的日子等事件。

  •   李捷,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成員、副院長兼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黨組書記,曾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副會長。參加撰寫《毛澤東傳》(1949—1976),出版著作《毛澤東與新中國的內政外交》。
      于俊道,中央文獻出版社編輯一部主任,編審。參加編輯《朱德軍事文選》,參加撰寫《朱德年譜》《朱德傳》,主編《共和國領袖生活叢書》系列、《領袖交往實錄》系列、《元帥交往實錄》系列、《將軍交往實錄》系列、《毛澤東交往錄》等,著有《中國革命中的共產國際人物》《朱德紅扁擔》等。

  •   ★信息量巨大。226萬字,近兩千頁的篇幅,是最全面的毛澤東傳記版本,詳細記錄了毛澤東一生的所有事件。
      ★客觀。與其他毛澤東傳記最大的區別在于,本書絕對沒有作者的主觀評價,只是客觀記述,并且全文未做任何技術性的修整。
      ★細節。《實錄毛澤東》收錄了273人的觀察和描述,這些人曾在不同時期與毛澤東有過近距離接觸,細節回憶,寓意深遠。

  • 第七編 “桃花源里可耕田”

    一、從整風到反右
    發動全黨整風
    反右派斗爭

    二、在“大躍進”中
    發動“大躍進”
    吟就《送瘟神》
    北戴河會議前后
    視察大江南北
    金門炮戰

    三、反思與自責
    糾“左”的起步
    “壓縮空氣”
    五十六字訣
    提倡海瑞精神
    回韶山

    四、廬山會議
    “神仙會”
    一石激起千層浪
    巨星的隕落
    會見賀子珍

    五、主權之爭
    赫魯曉夫首次訪華
    蘇共“二十大”前后
    第二次訪蘇
    長波電臺和共同艦隊風波
    中蘇破裂

    六、“亂云飛渡仍從容”
    哲人的沉思
    同甘共苦
    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七千人大會

    七、重提階級斗爭
    八屆十中全會
    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意識形態領域的風波
    投了“不信任票”
    “山雨欲來風滿樓”

    第八編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一、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失誤
    炮打“司令部”
    “天下大亂”
    全面奪權
    中共“九大”

    二、驚心動魄的斗爭
    “大有炸平廬山之勢”
    批陳整風
    “彈指一揮間”

    三、開創外交新格局
    國際形勢座談會
    與尼克松握手
    “不要強加于人”

    四、重病的日子里
    出席陳毅追悼會
    “組閣”風波
    支持鄧小平工作
    最后的抉擇
    病逝北京

    附錄
    毛澤東生平大事年表

  •   巨星隕落
      1959年7月14日,在江西省廬山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彭德懷給黨的主席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陳述他對當時“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左”的錯誤的意見。23日,毛澤東在會議上發動了對彭德懷和同他意見一致的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李銳等人的批判。8月2日,毛澤東在廬山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批判彭德懷等人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和反黨分裂活動。16日,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撤銷了彭德懷的國防部長的職務。
      一顆巨星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隕落了。
      1959年,在經濟建設實行“大躍進”和農村實行人民公社化中,“左”的錯誤已十分嚴重,但后果尚未完全顯露出來。當時,深受人民愛戴的老一輩革命家大部分健在,在黨的濟濟人才中,在人民解放軍功勛赫赫的將帥中,減去一個彭德懷,似乎看不到有大的影響,然而就像天空上突然飄來一朵陰云,預示著一個黑暗的時期——10年“文革”將要到來。
      廬山會議后,彭德懷蒙受的惡名是令人生畏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反黨集團的頭子”、“里通外國分子”等等。但彭德懷這顆中國革命的巨星并未真正隕落,隨著“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民族災難日益被人們所認識,大膽的反思沖決樊籬,越來越伸向廬山會議這段歷史。在政治舞臺上隕落的那顆巨星從人們的心幕上重新升起。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終于為彭德懷昭雪平反,人民群眾對彭德懷表達了一種特殊的敬仰和懷念之情。
      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的《意見書》和其后由中央委員會作出的關于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不僅僅是被批判的彭德懷等人的悲劇,也是批判者毛澤東晚年的一幕悲劇,盡管當時是以勝利的喜悅結束的;聯系到它和以后十年動亂的內在歷史因緣,它同時又是一場時代的悲劇。這個悲劇在廬山會議上發生有其偶然性,而就彭德懷個人來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即使不上廬山,也難以逃脫悲劇的命運。
      廬山會議之初,主旨是在糾“左”。參加會議的人許多也是抱著這個態度而來的,但糾“左”的指導思想是很不徹底的,是在基本肯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前提下來糾“左”的,鋼鐵和糧食生產指標仍然過高,仍然在鼓吹大辦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因為盲目樂觀地估計“形勢大好”,會議開得也比較輕松,缺乏對當時已經十分嚴峻的經濟形勢的嚴肅認識。
      會議預定15日結束,彭德懷正是看到這個問題,感到許多同志包括毛澤東本人對“左”的錯誤認識不足,糾“左”措施不力,擔心“左”的錯誤會造成更大的危害,才在14日給毛澤東送去了那封著名的《意見書》。
      彭德懷在黨內素稱直爽,剛正敢言,毛澤東曾稱他是張飛,他也常以張飛自況。他與毛澤東有31年“生死與共”(彭德懷語)的歷史。1928年平江起義后,他即率部上井岡山,此后一直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戰斗。在長期曲折、復雜的革命斗爭中,他受到過毛澤東的批評,也受到過毛澤東的高度贊揚。毛澤東的詩句“誰敢橫刀立馬,惟我彭大將軍”,是何等熱情,又何等真實。彭德懷個性倔強,參加革命之初,思想尚不成熟,對毛澤東的正確思想有的認識不夠深刻,有的認識較遲,但在革命的曲折發展中,他對毛澤東的敬佩之情越來越深厚而不可動搖。在蘇區,在遵義會議上,在反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中,他都堅決擁護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他能夠向毛澤東坦然表示自己對問題的看法,常常向毛澤東提出對工作的建議,也和毛澤東發生過一些爭論。
      抗日戰爭期間,彭德懷在1937年中共中央12月會議上,曾不贊成毛澤東提出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會后和毛澤東繼續爭論。毛澤東一方面批評并說服彭德懷,指出八路軍的戰略方針必須基本的是游擊戰,同時也考慮彭德懷等意見中的合理因素和華北抗戰的實際經驗,在基本的是游擊戰后又加上一句“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從而使八路軍的戰略方針更臻完善。
      在西北解放戰爭中,1947年4月,毛澤東根據青化砭之捷,指示彭德懷采取在敵人“正面及兩翼三面埋伏”的作戰部署。彭德懷和副政委習仲勛等認真研究,根據敵情變化,復電提出這種部署“已不可能”,對敵應采取長期疲困、消耗,尋找弱點、打其分散和增援之敵的戰術。毛澤東不僅同意彭德懷的意見,而且贊許他這種善于根據敵情變化獨立做出判斷的態度。
      在抗美援朝時期,為解決第四次戰役的指導方針問題,彭德懷曾從朝鮮緊急回國,不顧毛澤東已經就寢,警衛人員阻攔,闖門而入。毛澤東也立即披衣起坐,仔細聽取彭德懷的報告,接受了彭德懷的意見。彭德懷在黨中央的核心領導人物中確是爽直敢言,能夠和毛澤東展開爭論的一個具有鮮明個性的人物。彭德懷的這個特點,在長期的共同革命斗爭中,雖不免有使毛澤東不快之處,但毛澤東對他仍然總是委以重任。從1945年“七大”整風以后,彭德懷常說,他對毛澤東的認識經歷了一個三部曲:開始把毛澤東視為革命隊伍中的一位大哥,以后認為他是自己的老師,到抗日戰爭中逐漸堅定地認識到毛澤東是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袖。彭德懷在廬山會議后回顧自己和毛澤東的關系時說,這是“真誠的,發自內心的”。
      建國后,這種關系有了變化。在毛澤東因其思想和領導使中國革命獲得輝煌的勝利而成為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偉大領袖的同時,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漸漸產生了。毛澤東曾經規定不給領導人做壽送禮,不以人名來命名地名、工廠、學校等,這是十分英明的。但《東方紅》的歌聲在其后28年中響遍中國大地。1951年7月1日,彭德懷在朝鮮聽到志愿軍慶祝建黨30周年時唱了《國際歌》和《東方紅》,他“感到《東方紅》這歌中有一句——‘他是人民大救星’,這同《國際歌》的——‘全靠自己救自己’(原歌詞譯文——編者注),似乎有些抵觸”。他覺得改為“他是人民的好領導”,“領導我們向前進”更好些(見彭德懷筆記)。盡管這個想法他并未向別人談起過,僅僅在以后的關于唱歌的建議中透露了這一心跡,竟成為他后來受批判的罪狀之一。他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都住在中南海,但去見毛澤東需要先打電話約定時間,日常的接觸割斷了,稱呼也起了變化,過去是老彭、老毛,現在“稱呼主席,覺得不習慣”(據彭德懷回憶)。毛澤東1959年4月在上海會議上號召在座的中央委員提意見時,要他們學習海瑞給皇帝提意見的榜樣。事情在發生變化,毛澤東在黨內處于至高無上的地位,而和過去的戰友拉開了一個大的距離。彭德懷感到了這樣一種趨向,內心不贊成、不習慣。他認為,毛澤東是英明的領袖,但也是人。“毛澤東同志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是正確的,難道就沒有百分之零點一的錯誤嗎·”這是彭德懷在延安整風時說過的一句話。
      在廬山會議上,他看到要真正扭轉當時的局面,關鍵在毛澤東,他決定寫一封信把意見提給毛澤東。毛澤東對彭德懷的信的處理方式完全出乎彭德懷意料之外。3天后,這封信被冠以《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的標題發到各組討論。討論中多數人基本同意彭德懷的看法,完全同意和基本反對的都只有幾個人。23日,毛澤東召集會議,說:“現在黨內外夾攻我們。”黨外之攻指1957年的“右派”言論,黨內之攻是指彭德懷的《意見書》和那些同意彭德懷看法的發言。
      毛澤東23日的發言,除批判彭德懷的意見外,把問題提高到“你獨裁,不如我獨裁”,“人民解放軍跟你走,我就上山打游擊”的與彭勢不兩立的程度。他還提出,反“左”必出右,現在不是反“左”而是反右。于是形勢急轉,會議轉入批右,批彭、黃、張、周,并為此而舉行了八屆八中全會。
      在23日被召上山的林彪,提出要“相信黨,相信毛主席”,“只有中央和毛主席的一套正確”,“只有毛主席能當大英雄。”
      為了維護黨的團結,彭德懷做了違心的檢討。
      廬山罷官后不久,在北京,毛澤東邀彭德懷共餐,并希望彭承認錯誤。彭德懷默默不語。
      “彭德懷也是海瑞”(毛澤東語)。1959年因此而批判彭德懷,今天人們卻因此而懷念彭德懷。海瑞的剛直不阿是值得景仰的。不同的是,海瑞是中國歷史上忠君的榜樣:“文死諫”。彭德懷卻是對“忠君”思想的反叛,他基于對人民和黨的高度責任感,敢于與正在一步步被神化、“君”化了的領袖據理力爭。
      1959年10月,彭德懷從中南海遷居北京西郊吳家花園,一邊讀書、反省,一邊開荒種地,心情處于極度的痛苦與矛盾之中。
      在八屆八中全會上,彭德懷做了檢討,承認自己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檢討自己在7月14日寫的信是向總路線“進行了攻擊”,“打擊了廣大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損害了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威信”,是“對轟轟烈烈的建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大潑冷水”。然而這個檢討是違心的。他在一則筆記中寫道:“其實,這些檢討是言不由衷的”,“我在小組會上作了言不由衷的檢討后,心情十分不安,多么難過呵!真如萬箭穿心似的。”使他更加難過的是,他清楚地看到:“廬山會議時‘左’的現象雖然糾正了一些,但浮夸、虛報、對群眾的強迫命令,不僅存在,而且還在發展,蒙蔽著真象,使一世英明偉大的毛主席也難以洞察。這一下不僅在政治上要打死一些人,而且會打出一個大馬鞍形”(見彭德懷筆記)。而毛澤東的看法是:“采納你的意見,會混亂一個時期,又要來糾正。”
      彭德懷的這種心情,和一些關心他的同志對他的勸告南轅北轍。這些戰友勸告他,為了大局——黨的團結、毛澤東的威信,不僅要任勞,而且要任怨。而他的苦惱卻在于:“今天不是耐怨的問題,而是是非問題。”這個是非是關心著他的戰友們尚未深刻意識到的另一個大局:國民經濟的災難性前景。然而為了防止這種災難前景的一封信,引出了“團結”或“威信”這樣的另一個大局。為了引出的問題,又不得不犧牲本意要解決的問題。真理只得向謬誤低頭了。
      在吳家花園,彭德懷更加焦慮地看到,毛澤東在全國進一步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全黨全國都在批判彭德懷,從中央機關到地方各級,揪出了大大小小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1960年4月,在全國繼續“大躍進”的聲浪中,彭德懷重讀了八屆八中全會的決議。
      經過半年的學習與反省,他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的是,大反右傾使本來已經存在的“左”傾錯誤更加嚴重。他滿腔憤懣,違心檢討、委曲求全對黨對人民并沒有帶來好的結果。他的許多看法,無處可訴,無人可訴,只能訴之筆端,訴之未來。他無保留、無顧忌地寫下了對那個曾被譽為具有“重大意義”的八屆八中全會決議的看法。今天讀來,他寫下的這個看法,竟是我們迄今看到的對那個已被歷史證明錯誤了的決議的第一個直接的批判。
      他寫道:1958年北戴河會議,對于發展工礦企業、農業交通運輸和文化教育事業等,都是高指標的,超過了客觀的可能性,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是對糧食、棉花、鋼鐵這樣的基本產品的估產過高而導致“全民大辦鋼鐵”等各種“大辦”和“吃飯不要錢”,到廬山會議時,比例失調已成為突出矛盾,既不正視事實之嚴重,又不懸崖勒馬,進行有效調整,而想從反右傾機會主義打開一條出路。結果事與愿違,愈陷愈深,人民付出很大代價,然后才能改正這個錯誤。第二是對社會主義建設缺乏經驗,在取得偉大勝利后驕傲自滿。他認為:我們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嚴重的教訓是,關于社會主義經濟法則,即對有計劃按比例的法則重視不夠。1958年以后,在某些問題上忽視了這一法則,恰當地說,理論上承認它,實際對有計劃按比例重視得很不夠。第三是對“一窮二白”的現實情況缺乏全面認識。在窮字方面的反映,即窮則思變,應是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的行動要求,人民群眾這種要求是正確的,共產黨應當積極領導群眾盡可能以快的速度發展國民經濟,適當地滿足群眾的要求。同時也應當看到我國工業落后,科學技術落后,因此工農業生產水平都很低。要改變我國落后面貌,無疑需要幾十年,至少也需要五個五年計劃的時間,才能改變國民經濟的全部落后面貌,而不是什么三年苦戰就可以做得到的。這可以說明,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資金積累、物資分配必須適當,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必須相適應。他認為,從1958年下半年起,我國生產關系的變革遠遠地走在了生產力發展的前面。這是錯誤的。
      在彭德懷的筆記中可以看到,他對當時盛行的許多錯誤口號和作法都提出批評,如對“三年苦戰改變落后面貌”、“‘左’比右好”、“‘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矯枉必須過正”、“成績和缺點只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問題”等。對于當時各種大辦、大搞群眾運動,他尖銳指出:“這不是群眾運動而是運動群眾。”對于要求工人勞動不計報酬,取消計件工資,商店實行無人售貨,農村推行公共食堂,把富隊和窮隊拉平,等等。他都認為是政策上的“左”的蠻干,是“黨的各級機關的有些領導同志一意孤行,脫離群眾,違反社會主義階段現在時期的經濟法則,企圖跳進共產主義的主觀主義的問題。”
      當我們讀到彭德懷當年寫下的這些看法時,不禁要想,如果他的這些意見當時能為毛澤東所接受,能夠及時糾正當時的錯誤,我們的國家就會少受多少損失,我們的人民就會少受多少痛苦!不幸的是,彭德懷當時卻處在舉國上下黨內黨外的批判之中。
      有人說,廬山會議本來是要反“左”的,因彭德懷突然向黨中央進攻,因此中央不能不調動力量,反對以彭德懷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彭德懷在重讀八屆八中全會決議后寫道:“這真是一種奇怪的邏輯。如果真的當時中央是反‘左’,那么我的《意見書》和在西北小組會上一開始就有一些發言,也是反‘左’,那末我同中央意見就是一致了。為什么把我的《意見書》當作右傾機會主義反黨綱領來反對呢·”
      事實是,廬山會議初期,毛澤東的本意雖是要反“左”,但在毛澤東說來,是不心甘情愿的。他認為:“群眾興高采烈,叫下馬,血淋淋的。”他當時已對需要降低經濟指標感到不快,看作是一種“泄氣”。他提出的對當時形勢的總看法是:“成績偉大,問題不少,經驗不少,前途光明。”而其中的“問題不少”,不過是十個指頭中的一個指頭問題。盡管會議初期毛澤東和彭德懷都反“左”,但確實存在著原則性的分歧,這種認識上的分歧也可從當時兩個人的心情上看出來。
      1958年和1959年,毛澤東和彭德懷都有故鄉之行。盡管時間相去不遠,地點都在湖南,其感受是大不相同的。毛澤東在《回韶山》詩中寫下了“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的名句,他看到的是故鄉的一片豐腴和大搞群眾運動的景象。彭德懷不是詩人,但深深印在他腦海里的是另一首詩中描繪的景象:“谷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獲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過·請為人民鼓嚨胡。”(鼓嚨胡,《古詩源》注:“不敢公言,私咽語。”)這是平江縣一個紅軍殘廢戰士在遞給他的一張紙條上寫的。在重讀八屆八中全會的決議的筆記中,彭德懷引錄了這首詩,并深深感嘆說:“這是群眾多么沉痛的呼聲!”
      在烏石、韶山兩個公社和平江縣參觀之后,彭德懷就“為人民鼓嚨胡”,小聲說了一點話。他發現這幾個地方實際收獲的糧食沒有公布的數字多,有的作了假。他感到:“這樣的造假數字真是令人可怕的。”(彭寫的《八萬言書》中的話)在株洲與薄一波討論之后,彭就給中央寫信建議,把當年的征購糧從1200億斤減到900億斤。廬山會議上的《意見書》已是他第二次“為人民鼓嚨胡”了。他是在對“左”的錯誤造成的嚴重局面深懷憂慮中登上廬山的。而毛澤東稱第一階段的會議為神仙會,即興吟詩:冷眼向洋,熱風吹雨,追思陶令,問詢桃源。兩者也是大異其趣的。
      其實,1958年9月,彭德懷開始到各地視察時,他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是十分熱衷的。走的地方多了,才漸漸發現了問題。到了湖南,他就有意識地尋根究底,弄清真實情況。而他一旦采取了求實的態度,就完全同情群眾遭受的“大躍進”、“共產風”之苦。群眾也把心里話和事情真相通通傾瀉在他的面前:為實行“共產主義”,新居民點還沒建立起來就拆房子;為放“衛星”,生產指標層層加碼;打人成風;勞動中不照顧婦女生理特點,等等。不少農民到彭德懷處申訴告狀。
      彭德懷在《意見書》和重讀八屆八中全會決議的筆記中,對“左”的錯誤能具慧眼,就是本著這種徹底的求實態度和對人民疾苦不能忍受的切膚痛感。說起來簡單,歷史卻為此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價!
      1960年11月,黨中央發布了《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同時提出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開始糾正“左”的錯誤。1962年形勢迅速好轉,彭德懷感到由衷的高興,認為這封信的精神基本上是好的,只在公共食堂等問題上解決得還不徹底。1962年9月,他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回鄉做一段調查,得到批準。為革命征戰辛勞半世,他實在不堪忍受閑居隱逸的生活。他認為,他和毛澤東的意見已在實踐中趨向一致。
      他沒有料到,在經過一段短暫的經濟復蘇之后,一個更大的“左”的狂潮席卷全國,又造成十年災難。他終于沒有能夠活到我們黨徹底糾正“左”的錯誤的那一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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