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這些人（簡體書）

但對世間的一切毀譽，張愛玲女士卻都能泰然處之。雖然好話聽著也高興，但她卻似立身于方外的，并不受到影響。
她又很真。在《傳奇》再版的序中，她寫著，“我要問報販，裝出不相干的樣子，‘銷路還好嗎？——太貴了，這么貴，真還有人買嗎？’啊，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么痛快。”
她的客觀、冷靜和敏銳的觀察力，不僅使她難以對人虛偽敷衍，對自己，她更是忠實，絲毫也不欺瞞。因而，她不愿，也無法介入。她說，她是在一切潮流與運動之外的。
她像是踢腳坐在云端，似正經，似頑皮，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而興趣最濃的，卻是由上眺望人間世，和那些她所寫的“三三兩兩勾搭住了，解不開的；自歸自圓了的；或淡淡地挨著一點，卻已事過境遷了的”各式各樣人與人間的相互關系。
有人錯以為她是絕情的。其實她的同情與慷慨已經是超個人與超主觀的。像納蘭性德所說，“人到情多情轉薄”，這只是因為她看得明白與透徹。
她對一切生活的點點滴滴都有著強烈的感受。一片梧桐葉的飄落，能使她駐足；一個化緣的道士，能使她在后面跟上半天。她喜好嘈雜的市聲，車馬的喧鬧，濃烈的色彩，甚至油漆和汽油的氣味。
“我喜歡紐約，大都市，”她說，“因為像上海。郊外的風景使我覺得悲哀。坐在車上，行過曠野，渺無人煙，給我的感觸也是一種荒涼。我還是喜歡走在人多的地方。”
她認為人生的結局總是一個悲劇，但有了生命，就要活下去。
“人生，”她說，“是在追求一種滿足，雖然往往是樂不抵苦的。”
寫作對于張愛玲或許也就是一種滿足。
“只要我活著，就要不停地寫，”她說，“我寫得很慢。寫的時候，全心全意地浸在里面，像個懷胎的婦人，走到哪兒就帶到哪兒。即使不去想它，它也還在那里。但是寫完后，我就不大留意了。”
她的寫作生涯或許要追溯到她孤獨的童年。在她四歲的時候，她母親就因家庭失和而遠走留學法國。父親是位典型的遺少，生活在舊朝習氣的陰影下。小時候，凡是能抓到手的一切書，這敏感而愛幻想的女孩，都熱心地看。
她記得在她一遍遍翻閱《水滸傳》后，竟起了學寫章回小說的野心。碰到不會寫的字，就咚咚地跑下樓，去問賬房先生。但是到底太麻煩了，認識的字也很有限，所以那第一回，翻來覆去地寫，卻總是沒法寫完。那時，她才六歲。
在十四歲的時候，她寫成了部《摩登紅樓夢》，訂成上下兩冊手抄本。一開頭是秦鐘與智能兒坐火車私奔到杭州，自由戀愛結了婚，而后來又有“賈母帶了寶玉及眾姊妹到西湖看水上運動會，吃冰激凌”。
她看的第一本英文小說，是蕭伯納的。那時她十三歲。從此她開始接觸到西洋文學。
她的《秧歌》，是先用英文寫的，曾獲美國文學批評界的各種贊譽。Library Journal的書評更提出說，“這本動人的書，作者的第一部英文創作，所顯示出的熟練英文技巧，使我們生下來就用英文的，也感到羨慕。”
雖然，她被稱贊為是將現代西洋文學手法，融入中國小說中最不著痕跡的一位作家，她仍自認，對她影響最大的，還是中國的舊小說。有一次她曾坦然地說，《紅樓夢》與《西游記》當然比《戰爭與和平》和《浮士德》好。
她又認為世界時時刻刻在改變，人的看法也隨時會變。因而她的小說，只有在剛完成時，她才覺得滿意，過久了，再看看，就又不喜歡了。
“以前在上海時，”她笑著回憶，“每寫完一篇小說，我總興高采烈地告訴炎櫻（她的斯里蘭卡女友）這篇最好。其實她又是看不懂中文的，聽我說著，總覺得奇怪——怎么這篇又是最好的啊？”
曾在《皇冠》上連載的《怨女》，是她根據《傳奇》中的《金鎖記》重新改寫的，原有的故事輪廓依稀可見，但風格、手法都已改變。《怨女》的英文本，也于去年（一九七○年）在倫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