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亡黨二十年祭（簡體書）

2001年，一本《蘇共亡黨十年祭》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十多年來暢銷不衰。十二年過去了，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人們對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關注和思考卻從未停止過。著名反腐專家黃葦町繼《蘇共亡黨十年祭》後推出的《蘇共亡黨二十年祭》，將極大地滿足社會各界讀者的需求。較之「十年祭」，《蘇共亡黨二十年祭》對蘇共敗亡教訓作了更加系統精深的思考：權力過分集中、民主缺失，是蘇共垮台的總病根。只有科學、深刻地反思，以史為鑒，歷史悲劇才能以歷史的進步來補償。作者以深刻的分析和思辨能力，對照前蘇聯和中國當前及世界形勢，全方位解讀和研究蘇共的失敗，同時也是尋找我們黨肌體上可能潛伏的「病灶」，具有很高的理論指導意義和執政參考價值。 黃葦町，以研究隱形經濟著稱的中國經濟學家。1947年生，1975年畢業於長春光學精密機械學院。1982年調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做編輯工作，撰寫思想評論。1985年任紅旗雜誌社事業部主任。現任紅旗出版社副總編輯。主要著作有《當代中國的消費之謎》、《中國的隱形經濟》、《世上有真情》、《失落的尊嚴——懲腐備忘錄》等。曾獲「全國首屆十佳經濟讀物」獎等5個獎項。作者多次應邀出國講學，《中國的隱形經濟》等三種專著已被譯成英、日、韓、德等多種文本在國外出版發行。

黃葦町，以研究隱形經濟著稱的經濟學家及反腐專家。1947年生，1975年畢業于長春光學精密機械學院。1982年調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志擔任編輯。后任紅旗出版社副總編輯。現為《求是》雜志研究員。主要著作有《蘇共亡黨十年祭》《中國的隱形經濟》《失落的尊嚴--懲腐備忘錄》等。

《蘇共亡黨二十年祭》緊扣近10年來國際國內形勢變化，對蘇共亡黨進行更加系統精深的研究，暢銷書《蘇共亡黨十年祭》作者黃葦町再出新著。

《蘇共亡黨二十年祭》自序
中國會不會成為“下一個”？
從以《蘇共亡黨二十年祭》為題在國家行政學院做首場報告到成書，已過去兩年多了，準確講，本書應該叫“二十二年祭”了。首先要向讀者和約稿的江西高校出版社致歉。
22年來，人們對劇變原因的探究從未停止過，最龐大的研究群體在中國。這不奇怪。同為世界上兩個最大的、執政時間最久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之一，研究蘇共的失敗，也是尋找我們黨肌體上可能潛伏的“病灶”。因此也與其他歷史問題的研究，表現出一個很大不同。即參與者中不僅有專家學者，還有各條戰線的黨員干部、各種職業的黨內外人士。這正是“常懷憂黨之心，恪盡興黨之責”的憂患意識的體現。
有種觀點認為，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是蘇聯由盛到衰的轉折點；戈爾巴喬夫背叛馬克思主義，導致蘇共垮臺。他們說，西方反斯大林，攻擊的其實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隨之起舞，很容易落入陷阱。
這種政治警覺十分可貴。但如果因為一些西方人士別有用心，就把斯大林模式與科學社會主義劃等號；因為戈爾巴喬夫提出“民主化”“公開性”，搞亂了人們思想，便認為“反其道而行之”就能長治久安，同樣會誤入歧途。
斯大林是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的名字，是與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鞏固和發展，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聯系在一起的。但遺憾的是，他沒有始終以馬克思主義者的科學態度，來發展完善自己創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模式，而是將其凝固化、神圣化，視為各國共產黨都要遵循的“普遍經驗”。他最嚴重的錯誤，就是上個世紀30年代開始的“大清洗”，種下蘇共亡黨的禍根。最有力的證明，就是1996年俄羅斯總統選舉時，蘇聯已經解體5年，物價上漲6000多倍，絕大多數俄羅斯人畢生的積蓄被一卷而空。面對葉利欽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人們照理應把票投給他的對立面、俄共候選人久加諾夫。但葉利欽的競選班子，讓電視臺滾動播放“大清洗”的鏡頭和紀錄片，以此告訴大家，誰投俄共的票，就是準備回到自己和家人不知何時會失蹤的年代。選舉結果表明，人們更害怕回到蘇聯的舊體制中去，因為幾乎每個蘇聯家庭或其親屬，都有“大清洗”的受害者，幾十年后仍積怨不消。如此來攻擊俄共，最能激發群眾情緒。
同樣，把一個執政70多年、擁有近2000萬黨員的大黨的崩潰，歸罪于“兩個叛徒”，也有些簡單化。恩格斯在總結1848年革命失敗教訓時說：“當你問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時，你卻到處聽到一種現成的回答：因為這個先生或那個公民‘出賣了’人民。從具體情況來看，這種回答也許正確，也許錯誤，但在任何情況下，它都不能說明任何東西，甚至不能說明，‘人民’怎么會讓別人出賣自己。”顯然，“這些原因不應該從一些領袖的偶然的動機、優點、缺點、錯誤或變節中尋找，而應該從每個經歷了動蕩的國家的總的社會狀況和生活條件中尋找”，“如果一個政黨的全部本錢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①問題出在少數領導人身上，但深層原因，還是要從體制和機制、從這個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變化中去尋找。
當年的布爾什維克黨，本質上是被人民群眾的革命浪潮推上歷史舞臺的。1905年前后，沙俄爆發了爭取面包與土地的農民革命。沙皇政府總理斯托雷平迷信警察統治,提出了“先安定，后改革”的口號，將行刑隊和“戰地法庭”派往各地，審判并立即處死參加“土地恐怖”的骨干，以至絞索在俄國被稱為“斯托雷平的領帶”。失地農民涌入城市打工，造就了一個一貧如洗、看不到希望的產業工人階級。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占農村男勞動力一半的1300多萬農民和200多萬城市居民被征召入伍，驅趕向帝國主義戰爭的絞肉機。惡劣的后勤條件導致全線潰敗，大批“帶槍的人”結伴返回內地。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羅曼諾夫王朝于1917年2月垮臺。政權更迭的直接原因竟如此微不足道：首都的幾家商店，因進貨不足出現面包脫銷。在徹骨的寒風中排隊很久卻未買到面包的居民，一怒之下砸、燒了商店，引發大規模騷亂。派去鎮壓的首都衛戍部隊嘩變，工人和士兵逮捕了朝廷大臣、將軍。僅僅7天，沙皇就被迫退位了。時任彼得格勒第一屆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委員的蘇漢諾夫說：“沒有一個政黨直接參加了革命的準備工作，當時誰也沒有把這一天當作革命的開始，因為這種騷動在人們面前已經出現過幾十次了。”此時還流亡國外的列寧，兩個多月后才趕回國內。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到達得更晚①。
由于臨時政府要求人民繼續忍饑挨餓、付出生命和鮮血進行帝國主義戰爭，引起廣大工農兵群眾強烈不滿。于是，經過暴力革命，政權再一次被轉移到以“和平、土地、面包”為口號的布爾什維克黨和工兵代表蘇維埃手中。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與布爾什維克黨領袖列寧的努力分不開,但十月革命能在幾小時內便取得決定性勝利，與其說是列寧和彼得格勒革命軍事委員會作戰指揮部的杰出領導才能，不如說是強烈的、爆炸性的社會情緒強力推動的結果。因為在那個混戰的夜晚，即使斯莫爾尼宮的作戰指揮部中，也沒有誰能準確說出攻入冬宮的有哪些部隊。
在短短8個月時間里，一個橫跨歐亞兩大洲的世界大國，竟先后有兩個貌似強大的政權，如此戲劇性地被人民群眾的革命浪潮所掀翻。“國家興亡取決于人心所向”在這里獲得最深刻的詮釋。布爾什維克黨的執政資格，與其說是通過武裝斗爭奪取的，不如說是因為提出了正確口號和政策，贏得了俄羅斯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獲得的。十月革命作為社會主義開天辟地的事件，作為全世界共產黨人的教科書，“始終和人民在一起”，是其中最需要永志不忘的一條。但遺憾的是，在蘇共執政的70多年間，恰恰這一條被淡忘了，甚至丟棄了。
客觀地講，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實現全民就業和發展教育、科學、文化、社會福利事業等方面曾取得巨大成就，并被全世界勞動者所向往。1929—1933年的世界資本主義大危機期間，申請移居蘇聯的美國失業工人就在蘇聯使領館前排起長隊。但令人遺憾的是，在大危機過后，當西方資產階級政府不斷調整政策，包括為緩和階級矛盾，將蘇共建設社會主義的一些經驗為己所用，使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獲得更大發展空間時，蘇共本身卻日漸脫離群眾。包括一些改革先驅者利國利民的重要探索，也被那些眼中只有自己和家人、卻看不到人民疾苦和社會危機的強勢利益集團所扼殺。
還有，蘇共①是以人民的名義取得政權的，并把實現“人民當家做主”作為自己的旗幟。蘇共執政的合法性，就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的。但在后來的執政實踐中，卻逐漸演變成替人民當家做主、以人民的名義為少數人獲取利益的政黨。特別是長期實行自上而下的干部委任制，黨內外群眾不僅無法按自己的意愿選舉領導者，甚至不能監督和批評他。這種對民主的懼怕，歸根結底還是蘇共對自己缺乏信心、對群眾缺乏信任，特別是既得利益者怕失去權力的心態在作怪。
于是，一個在血與火的戰爭中依靠人民支持獲勝的黨，變成和平年代被絕對權力腐蝕的黨；一個用先進理論武裝、團結和引領群眾前進、不斷改革創新的黨，變為落后于時代要求、思想僵化、鼠目寸光的黨；一個與群眾保持血肉聯系、生死與共的黨，變成與群眾疏遠、隔離甚至對立的黨；一個為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而犧牲奮斗、奮不顧身的黨，變成被既得利益集團所把持、以權謀私的黨。而“心中沒有人民，必被人民拋棄”。當這個執政黨早年積累的人氣和人脈、信心和信任，被逐漸耗盡，甚至透支，當人們對這個黨的期待，從滿懷希望變為一次次失望，最后變為絕望，它也就走到了自己生命的盡頭。而建國時在各方面遠遠落后于蘇聯的中國，卻在我們黨領導下，通過改革開放，創造了人類社會和中華民族歷史上新的輝煌。這種歷史分野是如何發生的？與這兩個民族的文化傳統、與這兩個黨漫長的發展軌跡有何聯系？本書就是循著這樣一條歷史主線展開的。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的改革，就是要改掉過去仿照蘇聯建立的傳統社會主義制度模式的弊病；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不再把蘇聯特色社會主義奉為經典，而要探索適合中國國情和時代特點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蘇共的失敗，不僅是對中共成功的反證，也是對社會主義道路上可能還隱藏著發展陷阱和兇險的警示。因此，對這兩種不同發展結局的比較和思考，也是共產黨人的重要歷史財富。
2011年12月26日的《人民日報》，曾刊登了一篇署名國紀平的評論——《主動把握歷史的未來》。評論談到，1991年蘇聯解體時，有些西方政客把持不住心頭的興奮，提出了一個醒目的命題：中國會不會成為“下一個”？當時他們就宣稱：“發源于20世紀的共產主義制度，必將終結于20世紀。”也就是說，即使按最“樂觀”的估計，他們認為社會主義中國最長也“撐不過”10年。
如今，20多年過去了。不僅到2011年底我們黨已擁有8260萬黨員，超過歐洲第一大國德國8180萬的人口總數。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也超越德、日等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國際金融危機、歐洲債務危機接連上演，西方社會一片焦頭爛額之際，是中國與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共同承擔起保障全球經濟穩定增長的“火車頭”和“防波堤”作用，避免了經濟危機、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的全球化惡性擴散。即使蘇東劇變時最唱衰中國的西方預言家，也不得不在無可辯駁的事實面前，承認當初可能“看走了眼”。中國會不會成為“下一個”的咒語，已在很大程度上淪為人們的笑談。
但作為一個成熟的執政黨，成就再驕人，也要保持冷靜清醒的頭腦。不僅因為導致蘇東劇變的隱患在中國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我們黨還面臨一些當年蘇共也未遇到過的風險和挑戰。
蘇東劇變前，社會主義已在占世界1/3人口的國家取得勝利，二戰后新獨立的國家中也出現“社會主義熱”，民族解放運動此起彼伏，西方國家在政治上總體處于守勢。如今，國際共運跌入低谷，西方則借助全球化及互聯網優勢，從經濟和金融領域打壓，到思想和意識形態上滲透，對他們眼中“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共產黨國家”發起全面圍攻。還有，蘇聯曾是與美國平起平坐，還略占優勢的軍事超級大國。核彈頭超過美國50％，陸海空軍已從防御體系變為世界范圍內的進攻體系，在很多地區和領域與美國爭霸。而中國原來的科技和工業基礎比蘇聯薄弱得多，且長期堅持和平發展方針，相比二戰后幾乎一天都沒有停止過局部戰爭的美國，軍事實力上存在明顯差距。隨著中國的崛起，各種遏制活動也愈演愈烈。從支持“藏獨”“疆獨”勢力制造分裂祖國的暴力事件，到慫恿周邊國家對我國一半以上海域提出主權要求。有人說，當年西方靠軍備競賽拖垮了蘇聯，今天還想用同樣方法拖垮中國。這注定今后若干年內，我國周邊都不會平靜。因此，胡錦濤在2012年“7?23”講話中指出：“來自外部的風險前所未有”。如何既抓住發展機遇、堅持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目標不動搖，又努力強國強軍、應對各種外來威脅，也是對我們黨執政能力的一大考驗。
還有，蘇聯地大物博，是占世界陸地面積1/5的幅員最遼闊的國家，也是極少的能在境內滿足發展所需全部資源的國家之一。中國則是世界大國中人口最多、人均資源相對最貧乏的國家。按照理論計算，中國的自然資源只能承載9.５億人口，可現在已近13.5億之眾。高度“超載”的中國，如果繼續沿用蘇聯的粗放式發展道路，發展越快，對外部資源依賴越大，對內部環境透支越嚴重。不久前曾席卷十幾個省市的重度空氣污染，就是一個明顯的警號。能否在保持必要的增長速度的同時實現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已直接關系人民的健康和民族的未來。
要應對這些風險和挑戰，關鍵在于我們有沒有一個團結統一、有強大戰斗力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在于我們黨能否把13億中國人集聚在自己的周圍，團結奮斗、共克時艱，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而要保持我們黨密切聯系群眾的政治優勢，既要認真汲取蘇共歷史教訓，又要及時消除現實生活中任何可能危及黨群關系的隱患。
改革開放以來的1/3世紀，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的10年，是中國發展最快、人民群眾得實惠最多的10年。這個基本事實，決定了我們的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干部隊伍，總體上做到了“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是得到人民群眾的擁戴和支持的。這是我國能取得全世界矚目的巨大成就的基本條件。但也必須看到，發展以后的問題，并不比發展以前少。尤其是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發展不平衡，體制機制障礙多，收入分配差距大，一些黨組織軟弱渙散，消極腐敗現象易發多發，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這6個方面的問題，是最遭致群眾不滿、也最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因素。特別是隨著皆大歡喜的普惠式改革越來越少，有得有失的利益整合性改革越來越不可避免，阻力必然越來越大。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來自黨內的阻力，很多還屬于“左”和“右”，是圍繞改革是與非的觀念之爭。現階段改革面臨的阻力，更多的已不是是非之爭，而是利益之爭。這種利益的分化和沖突，也反映到黨的領導層中，使改革的復雜性大大增加。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需要沖破的主要是思想禁區，那么今天更需要沖過的是利益雷區。沖過利益雷區的困難和危險程度，遠超過思想禁區。為什么改革深入到今天，有些地方和部門的改革，還一直在謹慎地繞開敏感或要害之處？為什么絕大多數人都感到迫在眉睫的有些改革，卻“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為什么打著“改革”名義“甩包袱”甚至“劫貧濟富”現象仍時有所見？為什么說改革已進入機遇期、關鍵期和攻堅期？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改革也在日益逼近一些改革者自身的利益。改革的推進，越來越取決于我們黨的意志、勇氣和毅力，取決于能否始終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
還有，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沖擊，保就業、穩增長、維持發展后勁的重要途徑。但在現行財政體制和干部考核機制尚未根本改革的情況下，靠賣地彌補地方財政缺口，靠舉債上公共工程創造GDP，也是一些地方政府無奈的選擇。但有些地方先以低地價拿走農民的土地，再以高房價挖光居民的積蓄，這個差價又會在房地產商和有關部門之間層層分配。而大規模舉債建設帶來的流動性過剩、貨幣貶值，使工薪階層的儲蓄和退休老人的“保命錢”進一步縮水。這種難以遏制的建設沖動，不僅導致很多嶄新的低齡建筑被拆除，很多社會財富和文化遺產被毀滅，也成為對社會分配的“重新洗牌”。尤其在公共工程大干快上，卻對公權力監督不到位的情況下，很容易滋生腐敗。有些城市的大拆大建，表面上為政績，其實也隱含著制造腐敗機會的強烈動機。一方面許多建設資金被層層剝離、流入某些人的私囊；另一方面為壓低造價而偷工減料和無資質施工，又導致橋斷、路毀、樓塌、地陷、隧道爆炸等飛來橫禍，不知會在何時何處降臨。曾掌握了巨額鐵路建設投資的原鐵道部長劉志軍和作為他的“提款機”“洗錢機”的女老板丁書苗，涉案金額之巨，更沖擊著人們的心理承受能力。這些轉化為個人非法收入的巨額建設資金，是隱蔽和公開的億萬富翁迅速增多的重要原因。
因此，在我國的經濟生活中，既有比科技創新、比經營管理水平、比勞動者素質的公開的合法的競爭；也有比權力背景、比社會關系、比賄賂手筆的暗中的非法的競爭。而公共權力一旦變成資本，其最大的神奇處，就是能在極短時間內完成一個海外家族企業幾代人才能完成的積累；商場上難免有賠有賺、有哭有笑，但他們永遠只賺不賠、大小通吃。這個資本積累還會隨著掌權者的升遷而加速膨脹。這也決定了能攀上中國財富金字塔尖的，除了熟諳商場與國情的“經營奇才”外，還有另外兩種人：一種是依靠權力和靠近權力致富的“隱形富豪”，即吳敬璉所說的“權貴資本主義”；另一種是依靠收買權力，即對權貴者進行利益輸送而暴發起來的“草根富豪”。有些“草根富豪”本來是受“潛規則”敲詐、綁架的受害者，后來也歷練成害人者，用錢鋪路，用錢買權，靠錢“闖關”，導致“一個富豪出了事，上百個干部倒下去”的亂象一再出現。大批市場主體在權力競爭而不是市場競爭中被淘汰，使財富集中的速度大大加快。極少數人窮奢極欲的生活方式，更使這種收入差距被最大限度地彰顯出來，刺激著人們敏感的神經。“飽則思飚”，把非法聚斂的巨額財產轉移到海外避風港，也成為腐敗分子和不法富人迫不及待地在做的事。于是便出現了這樣一種具有諷刺意味的情景：一方面各地黨和政府耗費大量人力、物力招商引資，以各種優惠條件來爭取每筆幾億、十幾億美元的外來投資，并提供很多土地建廠，在國際分工體系產業鏈的低端掙點辛苦錢，包括為全世界生產手機，每部只掙幾十元；另一方面每年有數以千億元計的“黑錢”、“灰錢”，通過各種途徑外逃，導致國民經濟大量失血。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字，衡量社會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在中國已遠超過0.4的國際公認的警戒線，接近0.5。有報告顯示，中國41.4%的財富掌握在1%的家庭手中，已經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
20世紀80年代的一項調查表明，在世界各國中，蘇聯、東歐、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公眾，對收入差距過大和“以權謀私”的腐敗活動的承受能力最低。這與共產黨長期進行的人民群眾當家做主、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主義宣傳教育已深入人心、成為全社會的道德制高點分不開。因此，對人民利益和社會公正的忽視，是導致蘇共垮臺的關鍵原因之一。即使在資本主義國家，極少數人過多地占有社會財富，損害絕大多數群眾利益，也會帶來巨大的政治風險。兩年前在美國發生的反金融資本的“占領華爾街”活動，示威者喊出的最令某些人心悸的口號，就是“他們是1%，我們是99%”！
其實，當年的我們黨，就是靠發動“99%”的群眾為自身利益而奮斗起家的。很多有產階級出身的老一代共產黨人的犧牲精神尤為感人。我們黨最早的5位農民運動領袖，除廣州農講所第二任所長毛澤東出身富農家庭外，其他都是大地主家庭出身。這不奇怪，如果當時家里沒有幾個錢，他們很難外出讀書，也沒有機會接觸馬克思主義。有歷史記載的中共最早的農運領袖叫沈玄廬，是建黨時53名黨員之一。他父親家財萬貫，在浙江蕭山一帶擁有大量土地和房產。但沈玄廬回到家鄉后，公開站到土地廟前講演，號召農民起來斗爭，并多次表示自己不向農民收租，還要把家里從農民身上得來的錢，用回到農民身上。家里人以為他瘋了，農民也以為他瘋了。廣州農講所第一任所長彭湃家的佃戶超過1500人，他留學回來已當到縣教育局長，卻毫不猶豫地拋棄了榮華富貴的前途，發動農民起來革命，甚至親自帶人分自家的土地，把父親氣個半死，卻被農民呼為“彭菩薩”“農民王”。廣西的韋拔群，家里也是當地首富，村村都有他家的糧倉，牛群之多，到了有牛因擁擠踩踏致死、許久都沒被發現的地步。但他也創辦了農講所，還變賣家產為農民自衛軍購買武器，被壯族同胞親切地稱為“拔哥”。湖南的夏明翰則出身豪紳家庭，世代為官，后來卻當了全國農民協會秘書長。那首大氣磅礴的“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的詩句，便是他就義前的絕筆。這5位當時都很年輕的共產黨人，是我們黨聯系農民群眾最早的紐帶。除了沈玄廬后來加入“西山會議派”，1928年被蔣介石派人暗殺，結束了毀譽參半的一生外，其他4人都成為堅定的革命家。當時的中國農村，文盲要占90%以上，且絕大多數祖祖輩輩生活在閉塞的鄉村，除逃荒要飯外，很少有人知道外面的世界什么樣。無論是對他們講馬克思主義，還是講勞工權利，他們都很難聽懂，更別說理解和接受了。而且，中國農民整日在土里討生活，非常務實。他們不僅要聽你怎么說，更要看你怎么做，從中琢磨你這個人值不值得他信任。因此，真正吸引住農民的是這些共產黨人極其“另類”的表現：他們家境優裕卻無紈绔子弟作風，富家子弟卻為窮人謀解放，甚至不惜散盡家財、變賣祖產，直至為貧苦農民的翻身解放獻出年輕的生命。是什么使他們變成如此與眾不同的人？人們才開始認真地聽他們講的道理，開始琢磨道理在哪里，琢磨他們的“主義”為什么有這么大的力量？如果說，在中國城市，是先有馬克思主義，而后有共產黨人；那么在中國鄉村，更大的程度上是先有共產黨人，而后有馬克思主義。億萬沒有文化甚至不識字的群眾，正是從這些共產黨人身上，從他們的所作所為中，第一次認識我們黨的，認識到共產黨人是為他們的利益奮斗的，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是“窮人的真理”。這也是大革命失敗后，盡管到處都是一片白色恐怖，但彭湃、韋拔群振臂一呼，就有成千上萬農民響應的根本原因；是廣州暴動失敗后,他們的家鄉廣東海陸豐和廣西左右江能夠成為共產黨人的棲身地和新的出發地的重要原因。
列寧有一句名言：“共產主義者的心，至少有一半生活在未來。”他們的精神世界之豐富，遠超過現實的物質世界。而他們在物質世界里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這個精神世界的實現。領悟這一點就可以明白，為什么他們看到人民的苦難會止不住感情外露，面對高度物質化的世界的誘惑時，卻能夠心如止水；而在奔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目標時，又會屢犯急性病錯誤。因為，這就是他們畢生的追求、他們的精神世界。作為一群為理想而生、為“夢”而活著的人，在對敵斗爭中，他們從沒有把個人的生死安危放在心上，即使在黨內斗爭中被暗箭所傷，也依然九死無悔、癡心不改。因為當一個人的心中充滿了純真的理想和信念時，不可能有任何私心雜念的容身之所。他們對祖國、民族和人民的摯愛，是發自肺腑、相伴終生的。記得“文化大革命”后期，祖父祖母的湖南華容同鄉好友、井岡山斗爭的領導人之一何長工同志，曾對我談到大革命失敗后他的全族人被“滿門抄斬”的情景。當時有個只有四五歲的男孩，抱著劊子手的腿央求：“叔叔別殺我！”話音未落，孩子的頭已滾出老遠。盡管同時遇難的妻兒，是深埋在何老心中永遠無法平復的痛，他卻并未多談及。但講到這個遠房小侄時，老人眼中仍閃現著淚光。他說，我當共產黨，你們殺了我的老婆孩子也就罷了，為什么連這么一個和我幾乎沒有關系、僅僅是姓何的小孩也不放過？他為無辜群眾因自己而遇害感到內疚。據中共六大的不完全統計，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者達31萬人，其中共產黨員26000余人,90%的遇難者是靠近黨的群眾。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的血是流在一起的。因此，始終和人民在一起，始終為了人民的利益而奮斗，是黨在革命年代獲得人民支持的根本原因，也是黨最根本的執政資格所在。今天的中共是如此，當年的蘇共也是如此。
現在，我們已建黨92年了。國際上一般把25年作為一代人。算上創立黨的一代，現在的中層以上領導骨干，大多數屬于黨的第四代。與第一代、第二代共產黨人相比，在知識結構、世界眼光、開拓精神上，無疑具有很大優勢，稱得上“長江后浪推前浪”。但也有一個突出問題，就是有些人和群眾的感情聯系不如老一代。對群眾感情淡薄的現象，在一部分黨員干部中相當普遍地存在。更有少數黨員干部，在所謂“官場潛規則”浸染下，變成除了關心個人利害之外，對任何人都沒有感情的人。對群眾沒感情，是因為群眾不能決定他升遷；對同事沒感情，是因為同事可能成為競爭對手；即便對自己曾經千方百計進行感情投資的主要領導，也不會有真感情，他們常說的“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就是其內心的真實獨白。他們認為，“眼睛向上才能上去，眼睛向下只能下來”“領導喜歡的會進入領導層，群眾喜歡的會留在群眾中”。因此只怕上級批評，不怕群眾反對，以作秀來代替做事，勢必涼了廣大干部群眾的心。還有一些領導干部，以權謀私，侵害群眾利益，導致某些地方干群矛盾非常尖銳。粉碎“四人幫”時，曾奉葉劍英元帥之命率隊接管新華社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耿飚，曾在回憶錄中談到“一件非常令人痛心的事”。他退下來以后，曾重返半個世紀前戰斗過的陜甘寧隴東某縣。晚飯后，他住的招待所外忽然人聲鼎沸，黑壓壓地來了一大群“告狀”的老百姓。原來人們聽說“中央來人了”，紛紛前來訴說他們對一些縣鄉干部的不滿，耿飚和身邊的工作人員怎么勸說也不肯離開。這個縣干群關系的惡化，使耿飚感到震動，也深為痛心。耿飚召集省地縣的同志講了一次話——不批評、不責備，卻講了一件往事，提了一個問題：50年前，耿飚任副旅長的129師385旅就駐扎在這里，一個戰士損害了當地群眾的利益，而且還很嚴重，旅部決定按紀律槍斃他。老百姓知道了，也是“黑壓壓”來了一大群人，為這個違紀的戰士求情。耿飚對父老鄉親們說，紀律是必須堅決執行的。于是老百姓都跪下了，哭著說共產黨都是好人，就饒了這個戰士，讓他戴罪立功吧！耿飆反復說明八路軍的軍紀，可老百姓一個也不起來，最后，耿飆只得流淚接受了群眾的要求。故事說完了，耿飆激動地大聲問道：“現在，我要問問在座的你們這些人，不管哪一個，如果犯了事，老百姓還會替你們求情嗎？”耿飚一問驚人，全場鴉雀無聲，很多人都面有愧色……①
是的，如果有些黨員干部動輒侵害群眾的利益，群眾還會為我們說話嗎？更嚴重的問題在于，如果一個黨員干部眼中看到的，不是群眾的疾苦和自己的責任；聽到的，不是人民對社會公正的呼喚，而是一些人通過不正當或不法手段暴富后一擲千金、驕奢淫逸的生活方式；是有的領導干部的子女親屬利用其權力影響批地、經商、拿項目，賺取了幾代人都花不完的億萬家財。那么，就很容易產生一種攀比心態：有的國企老總可以心安理得地拿著幾百萬元年薪卻認為與國際接軌還不夠；有的地方官員只會有“有權不用，過時作廢”的緊迫感，而不會有“邑有流亡愧俸錢”的羞恥感，不去想想權力到底是誰給予的。如果這個輿論場繼續擴大，“中國會不會是下一個？”的咒語，并非絕對不可能變為現實。習近平同志在十八屆政治局第一次學習會上說:“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我們要警醒啊！”這一振聾發聵的語言，說明了黨中央對反腐敗斗爭嚴峻形勢的清醒認識。當然，遏制腐敗最根本的措施不是道德教化，而是法律的威懾力和制度的執行力，是“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嚴懲腐敗的力度和“把權力關進籠子”，從體制、機制上預防腐敗的有效舉措。有人說得好，現在“改革是在和腐敗賽跑”。賽跑的結果，將決定黨與人民群眾關系的走向，決定我們黨、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
蘇共亡黨、蘇聯解體，是社會主義事業最大的悲劇，蘇聯黨和人民，已付出慘痛代價。如果不能從中汲取足夠深刻的、真正的教訓，歷史悲劇就無法以歷史的進步來補償，甚至會重蹈覆轍。作為親身經歷過半個多世紀政治風云的一代人，與年輕同志比，我們對許多復雜的歷史事件有更直觀的感受；與老一輩比，則更多地見證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巨大變化。即使沒有條件親身經歷的事件，在求真務實之風得到大力倡導的今天，也有機會更真實、客觀、理性地認識歷史問題。這是我們的歷史機遇，也是我們的歷史責任。
2013年2月16日修改定稿于三亞

葉利欽是戈爾巴喬夫一手提拔起來的。1985年3月，剛剛就任蘇共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前往烏拉爾山以東的斯維爾德諾夫斯克州視察工作，對全程陪同的時年53歲的州委第一書記葉利欽的果斷能干和改革魄力留下深刻印象。他視察結束一個月后，便將葉利欽調入莫斯科任蘇聯建設部長。5個月后，葉利欽又被火箭式地提拔為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候補委員、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當時誰都不會想到，后者會成為蘇共和蘇聯這個大黨和大國的掘墓人。
莫斯科人很快發現了新任市委書記與他所有前任的不同。他不像他們中的一些人那樣不茍言笑，語速緩慢，沉穩中透著傲氣，讓人敬而遠之。他看起來更像個率性而為、在酒桌上無話不談的爽快漢子。為了體察民情，他經常微服私訪，一會兒乘上公共汽車、電車或者地鐵，了解居民出行的情況；一會兒跑到商店或者門診部，查看城市食品供應情況和醫院服務情況，于是第二天這條新聞便把莫斯科攪得滿城風雨。針對當時日用消費品緊缺的狀況，葉利欽籌建起一批食品、肉類加工廠和乳品生產廠，并公開向民眾許諾，將在最短時間內解決諸如香腸和酸奶長期短缺等老大難問題。他逛商店時發現有的商店經理私藏貨物到黑市賣高價，就亮明身份當場予以免職。年過半百的葉利欽，甚至還不時下車間與小伙子們一起裝卸貨物。有人還在購買副食品的長隊中，驚訝地發現了裹著厚厚的呢大衣、圍著毛圍巾、在雪后的街道邊默默地跟著前面的人挪動腳步的市委第一書記的妻子——按照內部供應制度，作為排在蘇聯領導人前幾十名之一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和中央書記，同時又是首都最高首長的家人，她完全不必排隊，甚至不必出門，就可以派服務員或司機，開車到全市最好的特供商店去，簡單地在記賬單上簽個名，就能把各種進口的美味佳肴直接裝運回家。
葉利欽特別重視和善于利用正在開放的輿論工具。莫斯科首批關于改革的報道之一，是在電視上直播了查處公車私用的報道。一個周末，在通往鄉間的大道上，從城里開來的黑色的“伏爾加”牌公車受到攔路檢查。查明其中大部分乘客并不是去辦公事，而是去別墅。面對從車里走出的倉皇失措的體面男子，軍官在電視臺記者的攝像頭前建議他，今后在類似的情況下乘電氣列車。隨后莫斯科就出臺了一項政策——減少公車數量，領導人的妻子、親戚不得將公家的汽車用于私人需要。第一書記本人也象征性地乘坐公共汽車上班，為其他人樹立榜樣。他還向“特供點”“專門醫院”療養院等發起進攻，他下令取消了莫斯科市的高干特供商店，建議莫斯科黨的機關干部回憶“列寧的樸素生活”，像所有普通蘇聯人一樣生活。而同在莫斯科的屬于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各部門管理的這種商店就有100多處。
后來葉利欽在《我的自白》中是這樣揭露蘇共上層的嚴重特權現象的：“全莫斯科享受各類特供商品的人總共有4萬人”，“你在職位的階梯上爬得越高，歸你享受的東西就越豐富……如果你爬到了黨的權力金字塔的頂尖，則可享有一切——你進入了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完全可以在一個單獨的國家里為那些獲取權位的少數人而實現”。他認為，要改革首先要消除這些特權現象，葉利欽公開號召首都新聞界將其曝光。一時間，莫斯科《真理報》、莫斯科《共青團報》、莫斯科電視臺的社會專欄里洶涌澎湃，形成一股內幕報道熱潮，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葉利欽認為，老百姓最不滿意的是他們能直接看得到的高級干部的食品特供、公車私用、保健醫療、專門服裝加工部和劇院為領導干部預留座位等做法。這些盡管都是小事，但在他之前，還從未有人敢于觸動這些黨和國家的“內部待遇”。可他這樣做了。當時的考慮是，“成千上萬的人都是這場斗爭的見證人”①。從這些問題入手，可以使他迅速獲得那些沒有特權，并經常感受到特權妨害的普通人的政治支持。
葉利欽首先選擇蘇共領導干部的“特權”作為改革的突破口，是他的提攜者戈爾巴喬夫沒有想到的。應該說，戈爾巴喬夫主政后，也曾批評過特權現象。他在1986年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指出：“應該從自身做起。宴會、禮品、招待會——我們曾鼓勵所有這一切，而且自己也參加過，各級領導有自己的食品供應基地，他們的妻子連商店都不用跑了。在每個區、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基地和內部供應商店，在那里分配著進口商品。我們自己在所有這些問題上都有錯。感謝上帝，我們自己沒有走上犯罪的道路。這一切應該好好地反省一下了。”也就是說，戈爾巴喬夫并非沒有看到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對蘇共干群關系和領導干部形象造成的嚴重損害，如果他上臺后能夠積極、穩妥地采取措施，動手逐步消除這些特權，是可以在群眾中為他的改革政策贏得很多加分的。但戈爾巴喬夫講歸講，并沒打算真的馬上動手去做。他能夠當上蘇共第一把手，就與擔任“療養院書記”期間，能夠精心地為領導人提供特權享受而獲得青睞分不開，他知道觸動這個問題的利害關系。但他沒有想到的是，葉利欽一上臺就在莫斯科把“反特權”搞到如此大張旗鼓，甚至鳳聲鶴唳的地步，打亂了他的改革全盤計劃。這樣做盡管使改革派的形象迅速得到絕大多數普通人和知識分子的認可，但在黨的領導層中卻引起軒然大波：這個從斯維爾德諾夫斯克來的鄉下人到底要干什么？他怎么可以為了沽名釣譽而打破幾代人傳下來的老規矩，威脅所有人的利益呢？是誰在背后支持他？因為這不僅會影響到每個領導干部正常的家庭生活，還會直接損害他們的地位和尊嚴——如果要求每個領導干部也都加入大街上凍得前胸貼后背的普通人的長隊的話。對葉利欽這些“出格的”政治秀，首先感到惱火的是戈爾巴喬夫。當自己的改革急需排除種種阻力、爭取各級領導干部支持時，他不希望葉利欽一下子把領導層所有人都得罪完。而且，這一系列讓人眼花繚亂的“組合拳”，使葉利欽在風頭上甚至蓋過了戈爾巴喬夫本人，成為媒體聚光燈和攝像鏡頭無可爭議的聚焦點，也使總書記從內心感到不快。因此，當莫斯科的地方媒體對葉利欽的這些舉動報道得熱火朝天時，蘇共中央的媒體卻悄悄地減少甚至停止了這類報道。因為真理報總編輯接到戈爾巴喬夫的電話：對葉利欽的報道要“淡化處理”，《真理報》不要鼓動葉利欽去進行他的“煽情行為”。令戈爾巴喬夫沒有想到的是，中央媒體對葉利欽明顯的視若無睹甚至抵制，反而在“逆反心理”很強的社會氛圍中，幫助他樹立了與“官僚集團”斗爭的“反特權”旗手形象。有關葉利欽的事跡在民眾中口口相傳，使他很快成了莫斯科乃至全蘇聯的傳奇式人物，并被賦予英雄般的品德。
葉利欽所觸動的的確是蘇聯領導干部的核心利益之一——從斯大林時期就開始的各種公開和隱蔽的特權。不過,當時享有特權的人數較少，對群眾心理的沖擊還不是很大。斯大林對各級干部的不斷清洗，使得缺乏安全感的領導干部也不敢肆意妄為。而赫魯曉夫上臺后對干部特權制度的“十次打擊”，特別是關于干部輪換的硬性規定，領導干部像走馬燈一樣不斷更換，也難以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特權階層。但等級特權既然已成為合法制度，就潛藏著蔓延的危險。羅·亞·麥德維杰夫在《讓歷史來審判》一書中說：“黨的機構的某些工作人員開始遠不是為勞動人民的利益去使用自己的影響，黨內機構的個別環節也出現了腐化因素，完全沒有什么理由使一些黨的干部享有特權，這些特權后來又變成了目的本身，成為一種拜物教。”而蘇聯現實的體制機制系統中“缺乏任何比較有效地防止濫用權力的措施”。
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尤其在其執政后期，一方面由于體制僵化和干部隊伍高度穩定；另一方面由于腐朽思想對干部隊伍的侵蝕及黨內外長期缺乏民主監督，“特權階層”終于形成。“特權階層”有以下主要特征：第一，他們掌握著一些黨政軍領導機構和企事業單位、集體農莊的絕對領導權，是自己權力所及范圍內的“老大”。第二，他們基本都受過高等教育，有高級專業技術職稱，經常去西方國家訪問。第三，他們不以享有高級干部的特殊待遇為滿足，而且以各種方式侵吞國家財產。第四，他們還盤根錯節、拉幫結派，聯合起來反對任何有損自己利益的實質性改革。第五，他們已經擁有現行體制下能夠得到的一切，因此主觀上并不想搞垮蘇共和蘇聯，但正因為存在這樣的既得利益集團，才為后來的改革夭折和蘇聯解體埋下了禍根。
如果說，腐敗的本質是以權謀私。在蘇聯的政治機體中，實際上存在兩種形式的腐敗。一種是明顯非法的腐敗，包括利用手里掌握的公共權力貪污受賄、走私、侵占國有資產等要受到蘇維埃法律追究的行為。另一種是貌似合法的腐敗，就是利用手里掌握的公共權力為自己制定各種超過履行公職需要的特權。什么是履行公職需要的合理的特殊待遇，什么是超過需要的特權？很難細分。但有兩種做法明顯屬于不合理的特權，人們是有共識的。一種是把特殊待遇“泛化”，為了使自己和一般群眾隔絕開來，而把這種“身份性消費”延伸到所有的消費領域，出現領導干部和老百姓完全“雙軌制”的消費。另一種就是把領導干部的特殊待遇不合情理地全面延伸到他們的親屬子女身上，進而發展到后者可以借此謀取政治上、經濟上的特殊地位和長遠利益，甚至進行資本積累。
葉利欽選擇“反特權”作為他實現政治抱負的突破口，是經過精心考量的。“公開性”日益深入人心，在經濟形勢不斷惡化、物質匱乏、供應緊張的情況下，人民群眾對官僚階層的各種特權越來越反感，而葉利欽的每個不同凡響的舉動，都可以通過媒體得到充分放大，把他推向鏡頭的中心，進而發展到他的“政治秀”也不斷升級。在中央全會討論戈爾巴喬夫紀念十月革命70周年講話稿時，葉利欽為展示直言作風，也對講稿挑了一通毛病，提了20多條修改意見，其中包括對蘇聯過去70年歷史的基本評價和黨的現行改革政策的措施等原則性問題。他特別提出尤其強調要警惕正在興起的吹捧總書記的壞風氣。于是，一個充滿斗爭性的“熱血中年”的形象在葉利欽身上躍然而出。對葉利欽來說，這么做并不奇怪，但沒想到戈爾巴喬夫的反應是失態的：從沒人敢這樣批評他！中央委員們對這個破壞“規矩”的莽撞家伙也群情激憤，爭先恐后發言抨擊葉利欽。最激烈的是有名的民主“改革家”雅科夫列夫，稱“葉利欽是從背后給了黨一刀”。全會當場決定解除葉利欽各項職務。后來葉利欽寫信要求保留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職務，遭到戈爾巴喬夫拒絕。經受不了刺激的葉利欽用剪刀自殺未遂，次年1月被降職為部長級的國家建委副主席。戈爾巴喬夫口口聲聲講“民主”，但當“民主”指向他時，卻受不了。大家親眼看到戈爾巴喬夫度量太小，此后身邊的人再沒有敢講話的了。
葉利欽因為直言而被撤職的消息，在全蘇引起巨大震動。莫斯科市民乃至整個蘇聯人民都同情他，使他無形中戴上了殉難者的悲壯的光環。整肅和拋棄葉利欽，標志著戈爾巴喬夫將反腐敗、反特權的大旗拱手讓出。葉利欽雖然下臺了，卻在民間輿論中，由戈爾巴喬夫麾下的反腐先鋒，上升為獨立的反腐主將。許多人都記得，在解除葉利欽職務的中央全會上，戈爾巴喬夫講過一句話：“我再也不讓你從政了……”如果在勃列日涅夫時代之前，黨的一把手的這句話，就等于宣判一個人的政治死刑。但在大力提倡“民主化”“公開性”的新的形勢下，從最初的精神崩潰中冷靜下來的葉利欽，很快地從失敗中嗅出了翻身的機會。他被降職后，仍繼續自己的“政治秀”。他生了病不去專門給領導干部看病的醫院，而是跑到社區的門診部去，卻在病歷上寫了自己的職務是部長，讓老護士驚詫不已，逢人便說自己這輩子從來沒有看見過部長會到社區醫院看病。他休假也不去蘇共領導干部的別墅，而是到鄉下租農民屋，在村里和人們熱情地打招呼。有人說，葉利欽并不需要進行通常意義上的競選，隨著蘇共對他的敵意越來越公開化，他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也如日東升。戈爾巴喬夫放棄了葉利欽，實際上讓他把反腐敗、反特權的大旗也扛走了。先從臺上帶到臺下，又從黨內帶到黨外，民意也漸漸被他帶走了。結果，蘇共中央后來掀起的反葉利欽運動不僅無效，還成了他最強大的政治資產。葉利欽發現，每當他受到蘇共中央排斥時，就會感受到莫斯科人對他的支持不斷增加。以致后來排斥愈激烈，他愈需要這種支持，“并更加積極地刺激這一過程”①。
結果，1989年3月26日蘇聯人民代表選舉進行第一輪投票時，在有600萬選民的莫斯科，葉利欽獲得了89.4%的選票，而莫斯科黨組織推薦的候選人勃拉科夫只獲得了6.9%的選票。1991年3月，民意調查機構在莫斯科進行的一項調查表明：莫斯科市民對戈爾巴喬夫的信任度只有12％，對內閣和總理的信任度已經低于10％，對葉利欽的支持率超過50％。1990年5月，葉利欽當選為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再過一年，1991年6月，在俄羅斯聯邦首次大選中，已退出蘇共的葉利欽又以57.3%的選票，成功地當選為俄羅斯總統。而他的競爭對手、剛剛卸任的前總理雷日科夫得票率不到17%，戈爾巴喬夫提名的候選人巴卡京得票率僅有3%，與葉利欽獲得民眾巨大的支持相反的，是蘇共失去了民心。
葉利欽成為蘇共的掘墓人是多方面復雜因素作用的結果，但無可否認的是，“反特權”的確成為了他重要的起家資本。
客觀地講，葉利欽大張旗鼓地“反特權”,并非他從心底厭惡“特權”，他擔任俄羅斯總統后所享有的特權，一點不比歷任蘇聯領導人少。而在放縱她的女兒與寡頭們相勾結、利用自己的特權攫取巨額財產并轉移到海外這一點上，則達到了歷屆蘇聯領導人都無法企及的地步。1998年，本書作者到美國一家國際反洗錢研究機構訪問時，主人曾給我展示了一幅涉及葉利欽家人的“洗錢圖”，洗錢網絡幾乎覆蓋了歐洲、美洲的大多數地區和離岸金融中心。以致他選定的接班人普京一上臺就要宣布，作為“俄羅斯首任總統”的葉利欽及其家人，享受“不受法律追究”這一最大的特權。因此，葉利欽的“反特權”表演達到了極致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一個政治野心家贏得人心、顛覆蘇共的一種政治手段而存在的。他反蘇共的特權，卻不反自己的特權，反掉蘇共的特權，也是為了自己取而代之。這就是問題的實質。
客觀地講，在任何社會制度中，完全消滅特權都是一種不現實的平均主義的理想。戈爾巴喬夫稱葉利欽的反特權活動從一開始就具有“平民黨的性質”，并非全無道理。在一些物質生活豐裕、各種消費服務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政府領導人和高級公職人員的“特權”很少，絕大部分沒有公家提供的住房和別墅，沒有帶司機的公車，也沒有特殊的醫療待遇。但他們按照職務高低領取的高于普通人十幾倍的薪酬，足以保證自己過上與身份相稱的體面生活。這種“貨幣性消費”的差別與排他性的“身份性消費”相比，顯然是一種進步。但在生產力發展比較落后、消費資料不可能同時滿足所有人需要的社會主義國家，為了保證公共權力的行使者能夠履行其遠超過一般人的重大職責，在各種物質需求、醫療、生活條件上予以一定的保證，解除其后顧之憂，使他們不必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于解決一些生活瑣事上，是可以理解的。其實這在奪取政權的戰爭年代就已形成了。作為領導者本人來說，當時最重要的也不是直接拒絕所有的特殊待遇，而是要記住這一切安排都是為了使自己能集中精力為人民做事，即使不講“公仆”意識、“宗旨”意識，用老百姓的話講，自己也是“欠”了黨和人民的一份很大的“情”的，應該用更加努力地、能夠為人民群眾帶來更多利益的工作來償還的。
還有，像有些西方學者那樣，把蘇共領導干部統統歸入特權階層，也并不科學。例如長期作為蘇共意識形態掌門人的蘇斯洛夫，思想的僵化保守是出名的，但他的個人生活一直保持著苦行僧式的潔身自好。他生活儉樸，也從不為家人謀取好處。他不愛露面，不尚虛榮，不追求勛章，不出個人著作，不貪圖財物。據說，他每次出差，都主動交伙食費。每年年底都要把會計叫到辦公室，把自己工資剩余的一部分作為黨費上繳。這種品質和作風，在蘇聯當時腐敗成風的環境中，也確實讓人贊賞、敬佩。還有柯西金，也是從不追求物質享受和個人榮譽，比蘇斯洛夫更高一籌的是他一直致力于改革，始終把自己的全副精力撲在工作上。
但必須看到的是，在一個權力過度集中的政治體制中，特權本身也會按照不斷膨脹的規律來發展。從蘇共中央到各級黨政機關，都存在這樣一類以“為領導服務”為工作重心的行政主管。他們挖空心思、絞盡腦汁的全部工作，就是如何揣測領導的喜好，想方設法取得領導的歡心。因為在主要領導人個人決定干部升遷的干部體制下，為領導服務的質量如何，是他們邀寵和獲得晉升的主要手段之一。結果，即使領導者本人沒有提出過任何特殊要求，經過這些行政部門的努力，也必然是讓領導者更加特殊化，更加脫離群眾。事實也證明，這的確是一條獲得提升的捷徑，以致很多專業科技人員，寧可放棄專業，也要努力擠進這種“伺候人”的崗位。勃列日涅夫的大總管契爾年科還因此當上了蘇共總書記，更是一個非常壞的示范。利加喬夫曾回憶道，他剛從中央組織部長升任中央書記時，蘇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就提出，要為他更換更高級的轎車。利加喬夫說，現在的車已經很不錯，不必換了。想不到作為戈爾巴喬夫心腹的中辦主任，竟然板起臉來教訓他說：“大家都這樣，難道您要搞特殊化？”這讓他啼笑皆非，只好順從了后者的要求。應該說，在蘇共領導人和領導干部的特權化和脫離群眾問題上，這樣一批人的存在，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他們對于推動蘇共的等級化、進一步強化官本位觀念，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可是，在一個宣稱“人民當家做主”“真正做到了人人平等”的社會主義國家，還保留著很多排他性的“身份消費”，就會在普通人中，尤其是在視界較寬，公民意識和民主平等的要求也比較強烈的知識階層中引發很大反感：“當人們了解到這令人憤怒的社會不公，并看到黨的領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黨的高層人物對財富的這種不知羞恥的掠奪，就會失去最后一丁點的信任。”
這里需要注意的是蘇聯知識階層在蘇共垮臺中的作用。列寧時期,為了吸收專家參加生產,規定給工程師和技術員以高額工資。斯大林雖然宣布蘇聯知識分子“是同工人階級和農民骨肉相連的完全新的知識分子”,“是蘇聯社會中享有平等權利的成員”。但是,“在工人和農民一變成有文化有知識的人以后,他們就有被列入第二等人的危險”。蘇共領導人經常在文化科學領域中對新思想和新流派采取主觀武斷的粗暴態度，在各個科學和文化領域中對具有新思想和新見解的專家、學者、文學家、藝術家等不斷進行批判和清洗。嚴格的書報檢查制度進一步激化了黨和知識分子的矛盾,產生了持續十幾年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蘇聯知識分子不僅在政治上常常受到歧視，經濟待遇也不高。上個世紀70年代,蘇聯醫療、教育和文化部門的工資都低于工人的工資,也使他們時常不能維持體面的、有尊嚴的生活。因此，他們對蘇共領導干部的各種特權更敏感也更反感，很容易和葉利欽一拍即合。而隨著蘇聯科學文化事業的迅速發展，他們的人數又迅速增多，到20世紀60年代末,蘇聯知識分子所占人口比例超過農民,成為僅次于工人的一個階層。到了80年代中期，蘇聯從事腦力勞動的人員已占到總人數的1/3，且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由于受蘇共壓制加上受西方影響，很多知識分子首先變成了反叛力量。80年代末舉行人民代表選舉時，蘇共首先在莫斯科、列寧格勒等大城市中失去陣地，絕非偶然。
反過來講，如果當時的蘇共沒有把那些知識分子視為異己的力量，而是真誠地聽取他們作為人民一分子的批評意見和呼聲，并努力推進社會公平，歷史也許會是另一個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