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1956-1957年的中國（簡體書）

為什麼1956年的希望和期待會轉變成1957年的失望和消沉；為什麼中共八大在1956年確定了擴大民主、加強法制、集中精力搞建設的方針路線，到1957年卻反其道而行之；為什麼毛澤東已經看到了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種種弊端，到頭來還要重蹈斯大林的覆轍；為什麼中共一代精英百般思索卻做出了如此選擇，這一切究竟是怎麼發生的？《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1956--1957年的中國》試圖利用目前所能看到的文獻史料，描述這一歷史過程。

沈志華，著名歷史學家，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國際冷戰史中心主任，北京大學歷史系兼職教授，香港大學名譽研究員。
前半生，檔案砸掉了沈志華的飯碗；後半生，檔案成了他的精神食糧，人生中的大悲與大喜都與檔案密不可分。
主要著作有：
《新經濟政策與蘇聯農業社會化道路》（1994年）
《朝鮮戰爭揭秘》（1995年）
《毛澤東、斯大林與韓戰》（1998年）
《中蘇同盟與朝鮮戰爭研究》（1999年）
《中蘇同盟的經濟背景：1948-1953》（2000年）
《斯大林與鐵托——蘇南衝突的起因及其結果》（2002年）
《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2003年）
《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2007年）
《蘇聯專家在中國》（2009年）

序言：轉折還是選擇——如何估計1956-1957年的中國
第一章　知識分子會議：中共的認識和政策調整
中共對知識分子地位的再認識
動員全黨解決知識分子的問題
帶有功利主義色彩的政策調整
知識分子的雙重反應和精神訴求
第二章　非斯大林化：蘇共二十大及中共的反應
蘇共二十大路線的實質
非斯大林化現象的由來
中共對蘇共二十大的反應
第三章　反冒進：中共關於經濟建設方針爭論
毛澤東主張反“右傾保守”
周恩來提出反“急躁冒進”
中央決定改變經濟建設方針
來自莫斯科的意見支持周恩來
反冒進在中共全會的集中表現
第四章　中共八大：為什麼不提“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本人提出和贊同的建議
來自斯大林和蘇共中央的壓力
中共對反“個人崇拜”的態度
第五章　“波匈事件”：中國的反應及態度轉變
蘇聯要求中共協助處理東歐問題
中共對波蘭危機的看法和立場
毛澤東在匈牙利事件中的作用
第六章　周恩來穿梭外交：中國開始介入東歐事務
波蘭危機和匈牙利動亂的餘波
周恩來三國之行急需解決的問題
在新的基礎上鞏固社會主義陣營
第七章　人民內部矛盾：中共對東歐危機的思考
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的不同聲音
“波匈事件”和斯大林問題再討論
中國社會的反應和“少數人鬧事”
中共採取的各種讓步和安撫措施
毛澤東特別強調要注意思想動向
第八章　“開門整風”：毛澤東決心整頓共產黨
毛澤東著手解決“人民內部矛盾”
整風動員引起兩種根本對立的反應
劉少奇與毛澤東的不同關注
毛澤東決定提前進行“開門整風”
第九章　莫斯科會議：走到頂點的中蘇同盟關係
毛澤東主張開會解決問題
中共為開好會議所做的努力
毛澤東在莫斯科“指點江山”
後記
附錄一　徵引和參考文獻
附錄二　外國人名譯名對照表

毛澤東本人提出和贊同的建議

中共八大期間有一件事十分引人注目，就是在所有大會文件和發言中取消了“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把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共的指導思想，是從中共七大正式宣佈的。七大通過的黨章明確寫著：“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 然而，在中共八大黨章中卻刪去了“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只提“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 此外，在劉少奇的政治報告、鄧小平的修改黨章報告和八大決議中，都沒有出現“毛澤東思想”一詞，甚至所有的大會代表在發言時也不約而同地都不提“毛澤東思想”。
這個問題自然引起了各方人士的注意，很多人在學習中共八大文件時都提出了同樣的問題：新黨章為什麼未提“毛澤東思想”？為什麼沒有講中國的個人崇拜問題？現在黨章不提“毛澤東思想”，是否是反對個人崇拜？ 國外研究者也因此對毛澤東的地位做出了種種猜測。他們認為，新黨章根本沒有提到“毛澤東思想”，而是強調集體領導，這“進一步證實毛大權旁落”。“對毛澤東威信的真正打擊是從新黨章中刪節了兩處涉及‘毛澤東思想’的部分”。他們還猜測，“劉少奇可能的確試圖減少毛澤東的作用”，甚至斷定“把涉及毛澤東思想的部分從新黨章中刪去的提議，最初來自彭德懷”。 中國史學界的研究已經否定了這些判斷和推測。一般的看法是：中共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並非突如其來，而是有一個歷史過程的，而且這個決定是根據毛澤東本人的提議做出的。自1948年11月以後，毛澤東多次將送他審閱的文件中有“毛澤東思想”的字樣刪去，或改為別的說法。 從目前披露的大量文獻和史料看，這個結論是正確的，其過程也是清楚的。
自中共七大提出“毛澤東思想”的概念後，在中共黨內沒有提出任何異議。最早講到這個問題的，恰恰是毛澤東本人。1948年11月，華北大學校長吳玉章打電報向毛澤東請示，要把“毛澤東思想”改成“毛澤東主義”，並提出在教員和學員中，“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毛澤東給吳回電說：“那樣說法是很不適當的。現在沒有什麼毛澤東主義，因此不能說毛澤東主義，不是什麼‘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而是必須號召學生們學習馬恩列斯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經驗。這裡所說的‘中國革命經驗’是包括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也在內)根據馬恩列斯理論所寫的某些小冊子及黨中央各項規定路線和政策的文件在內。”
1949年1月，毛澤東在修改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章草案時指出：將草案中的“毛澤東思想”，一律改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將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改為學習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在1949年3月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又強調不要把他與馬、恩、列、斯並列，說如果平列起來一提，就似乎我們自己有了一套，而請馬、恩、列、斯來做陪客，這樣不好，我們請他們是做先生的，我們做學生。
1952年9月25日，毛澤東對《人民日報》送審的國慶社論提綱草稿作了兩處修改：將“這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無敵力量”一句中的“毛澤東思想”刪去；將“毛澤東思想使中國人民充滿著無限勝利的信心”一句改為“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同志使中國人民充滿著無限勝利的信心”，同時批示：“不要將‘毛澤東思想’這一名詞與馬列主義並提，並在宣傳上盡可能不用這個名詞。”
在1953年4月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中，凡有“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體系”用語的地方一律被刪去，其中有些就是毛澤東親筆刪改的。 1953年4月10日，毛澤東在董必武的一封信上批示：“凡有‘毛澤東思想’字樣的地方，均應將這些字刪去。”5月24日，毛澤東在中央軍委報送的內務條令等文件上批示：“凡有‘毛澤東思想’字樣的地方均改為‘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字樣。”8月14日，毛澤東又將中共中央給中國駐越南顧問團的電報稿中“毛澤東思想”字樣刪去。
這樣，由於毛澤東本人一再反對，中共中央終於做出了正式決定並通知全黨。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宣傳部根據中央書記處的指示起草了一個《關於毛澤東思想應如何解釋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通知》說：“黨章已明確指出：‘毛澤東思想’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它的內容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同一的。”《通知》還特別說明，“毛澤東同志曾指示今後不要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誤解。我們認為今後黨內同志寫文章做報告，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辦理。”毛澤東在審閱這個通知稿時加了一句：“在寫文章做講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澤東同志的時候，可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等字樣。” 這個《通知》的精神並沒有限定在黨內傳達，12月19日毛澤東在一次座談會上向與會的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打招呼說：“我們不提毛澤東思想。如果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並提，有人會以為是兩個東西，為了不使發生誤會，就不提毛澤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