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的邊界：一個菜鳥人類學家的行與思

報社裡的人類學家，
帶你走在亞洲的邊界上，看見台灣

為什麼我們能如數家珍地說出西方的文化點滴，
卻不熟悉時時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東亞文化？
越南、柬埔寨、寮國、緬甸、泰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
這些離台灣這麼靠近的國家，我們為什麼卻感到陌生？
我們有多少成見，使得我們不願意甚至迴避於認識這些地方？
而只把他們歸為｢外籍」或｢陌生」的一類，這些邊界是誰畫出來的？

從事媒體工作，具有人類學背景的阿潑，效法人類學家的精神，到東亞各國旅行時不忘田野調查，尋找邊界如何具體而微地作用在不同國族的人群之中；而阿潑也以與當地人同桌吃飯為目標，在深刻交流的過程中，發現了東亞並非想像中陌生，台灣和他們也同樣有著因邊界而造成的憂鬱情景，而他們和台灣之間有各式各樣的關係。

她沿著邊界行走，一路追索著每條國界上那些難分難解的認同與曖昧的身分：
她在越南古芝地道體驗越戰的烙印，也前往南北韓38度線理解韓戰的寒冷；
她到澳門不住豪華酒店，而住進木板隔間的破舊旅館，看見城市嫖賭不分的難堪過去；
她從中國與北朝鮮邊境乘坐廉價巴士前往北京，體驗底層中國的生活；
她進入泰緬邊境小鎮探訪，甚至在越南火車上被警察誤以為是中國偷渡客。
一般旅客不敢做的事情，她都勇於嘗試，原因在於，她想要更深入當地，重新越過憂鬱的邊界，找出認同為何困惑的答案。

「印尼華人幾乎不搭火車、巴士，他們只搭飛機。在他們的想像中，這些便宜的陸路交通工具滿是危險，又因為沒搭過，恐懼更被無限放大。但實際上不然，從吉隆坡到萬隆的『恐怖火車』，卻擁有空中巴士一般高級享受。沒有他們所說的壞印尼人。」這類刻板印象與文化偏見的打破，書中比比皆是。

阿潑站在東亞各國的邊界上，對每一個性鮮明但又揹負著跟台灣類似殖民歷史的國家，作出關於邊緣、身分、認同這幾個主題深刻且生動的描述，而她也點出了新一代人關於認同的想法。透過一次次邊界的旅行，阿潑勇往直前，她讓我們理解：在邊界之外，還有更多的邊界。
而這些邊界，在當今的社會與人心之中，始終曖昧地作用著。

翠容 專文推薦

余佳璋（公視全球現場節目主持人）
柯裕棻（作家、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
張 正（四方報總編輯）
張瑞昌（中國時報執行副總編輯）
馮建三（政大新聞系教授）
楊宗澧（社運工作者，曾任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秘書長）
賴樹盛（NGO工作者）
簡美玲（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羅正心（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
各方推薦 (按姓氏筆劃遞增排序)

記者阿潑不是一般的背包客，僅以經濟克難的方式踏行每個景點或聚落，而是透過強烈目的性與有計畫地在走訪他堅持關心的城鄉，且那些路線多半鮮少出現在旅遊書或遊記式部落格上。也因此她的文章，多了些來自記者專業調查訓練與深度訪談結果得出的人文味，不僅具閱讀趣味性，還帶些特有視角。
余佳璋（公視全球現場節目主持人）

再遠也不怕，再荒僻也不退懼，帶著遠闊的眼界和胸襟氣度走到山巔海角，她的旅行是尋找而非放棄，不是流浪或放逐，而是尋找問題與答案。
柯裕棻（作家、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

我覺得，阿潑不只把旅行當作跑田野，更把整個大東亞當成巨型遊樂場，抱著破關的頑皮心情一關闖過一關。無奈心思太細密敏銳，冒險玩樂之際，又克制不住地認真起來哀傷感嘆兼反省。當然，阿潑沒有辜負記者與人類學家的身份。多年奔波，以她一如其名時而活潑時而潑辣的文字，累積出這本百轉千迴的田野筆記，帶領讀者進入謎一般的世界。
張正（四方報總編輯）

這是一部深情的邊境流浪史，作者從島嶼出發，在國界的交會發現，那位處大陸邊緣的家鄉，竟是如此深情。
張瑞昌（中國時報執行副總編輯）

我總用抽象的方式認識東南亞、韓中港澳，而阿潑則用具體的行走認識。作者揉合人類學式的、旅行書寫的、新聞題材的風格，任何習於從閱讀過程中增益認知與樂趣的人都會發現，本書讓人開卷有益。
馮建三（政大新聞系教授）

面對台灣與東南亞社會之間的這麼難以撼動的文化藩籬，一本學術教科書難以完全這樣的距離，但是一本人類學家的旅行筆記，也許就此扭轉你對東南亞的認同想像。
楊宗澧（社運工作者，曾任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秘書長）

不算意外地發覺她連一般人最放鬆想好好享受的遠行，竟也能藉著街頭巷尾的哈拉閒聊寫下了這令人著迷的田野筆記。關於這位菜鳥人類學家觀看世間的獨有視角，以及對文化與社群的無盡關懷，絕對值得大夥好好捧讀此書盡情享受。
賴樹盛（NGO工作者）

雖然阿潑說她沒有繼續人類學研究，但是這本書記錄幾年來她旅行亞洲國家的所聞所思的主軸：邊界、身分與認同，卻是目前人類學極為重要的議題。
簡美玲（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邊界」是個無法避免的專有名詞，如果沒邊界，如何講模糊曖昧的地帶？然而有邊界，也正是情感無法安歇的因素！不得以而用「邊界」一詞，只好是「憂鬱的」。我們在書中看出，有政治的邊界、國家的邊界、文化的邊界、情感的邊界。原來在現實生活中，邊界並非單數。阿潑以人們的複雜處境，描繪出流動的、變化的、雜揉的邊界，並詳述在其中安身立命的故事。
羅正心（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

推薦序
邊界時空中的記憶與真實 張翠容∕作

直到我執筆，寫這篇序言時，我似乎還未有機會與阿潑見一面。但，我們通過好幾次電郵，源起於她在我的部落格留下了一些感言，字裡行間充滿她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掙扎，卻又不失對世界的熱情、好奇與關懷。

她告訴我，她唸的是新聞糸，在記者這個行業徘徊不定，有志難抒。相信這是多少鍾情於新聞工作的同行的心聲。當年，我不也與阿潑一樣嗎？！

那不如自己走出去吧！

想不到，我在書中曾提及到波蘭記者卡普欽斯基的事跡及其作品，對阿潑有如此深刻的影響。事實上，我們在部落格上的談話，就是從卡普欽斯基開始，並在談話中不知不覺跨越了一個又一個的邊界。

「越過自身經驗的邊境，就是世界。」
這是卡普欽斯基的《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中文版書腰一句很醒目的說話。

就這樣，卡普欽斯基也拖著阿潑走出自身經驗的邊境。有趣的是，今次，阿潑所走過的亞洲地方，這包括越南、柬埔寨、寮國、緬甸、泰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可能反過來，令卡普欽斯基更有所好奇。他本來對東方一直抱有很大的好奇心，因此他跑進印度與中國。

「在我們這個星球上，多少個世紀以來，歐洲一直處於主導地位，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多元文化的時代、歐洲大陸以外的社會和文化在人類大家庭中，將會享有自己的尊嚴並得到應有的尊重。」

卡普辛斯基還說：「那些令你著迷的國家會激起你對生活的激情，那些剛剛崛起的新大陸，盡管那裡還存在著貧困和飢餓，但這一切都與對美好明天的憧憬相隨。」

卡普辛斯基或許有一個遺願，就是有機會多往亞洲其他地方，感受該地區的歷史、種群、文化的多樣性。阿潑好像明白了卡氏的心底渴望。我把她的書稿一路讀來，竟然看到卡氏的身影。

例如，阿潑在書中處處對歷史作深思：

「我們對過去政治疆界的想像和理解經常被現代國家（nation）的概念所綑綁，所以有時候很難理解東南亞國家歷史的推演，因為他們的國界隨著權力中心的轉移而變化，權力中心衰弱時，遠處的城邦就會效忠於其他王國。因此，每當學者談論舊東南亞王國時，都會談到『曼陀羅（mandala）』，這個梵語有『權力圈』的意思。」

但，也有與當地文化互動時所產生的趣味：

「只是，我們對政治觀察的興趣還是比不上『尋找鬥雞』，儘管最終的收穫只是發現街頭幾隻受傷的公雞，但伊斯蘭教斷食日和殺牛宰羊的慶典我們倒是在爪哇的第二早就遇上了。在分食的前天，整個雅加達街頭巷尾都可以看到被拴綁在路邊的羊，我避之不願參與，以為繞過清真寺就好，不料早晨才走出門，就看到一群嚇得腿軟的羊咩咩，還有另一角聚集的人們及地上清楚的血跡，嚇得我拔腿就跑，趕忙回去，而這也是我在印尼唯一一次奔跑——當然跳進的，還是自家旅館的院子。」

更有對不同族群命運的探討：

「賴樹盛提到一個克倫族菁英的故事：他的父母是公職人員，推崇緬甸政權，但當他獲知自己因克倫族的身分而未能分發到醫學院時，便開始反思族群問題，最終放棄學業投身反政府運動。而後，便不停出入牢獄，最後只得避走他鄉，進入叢林，並加入了克倫獨立國武裝部隊，大半生都和死神搏鬥著。一次在泰國克倫人的協助下，他來到了泰國，躺在醫院裡休養期間，恰巧遇到皇太后巡視邊境，幸運取得居留權，不過，卻得用三個條件來交換：不能碰毒品、不能違反法律，不能碰政治，否則要驅逐出境。」

這不正是卡普欽斯基所善用的寫作手法？！當然，卡氏是位報導文學的高手，已屬大師級；在他面前，我和阿潑只是後輩與學生，可幸我們找到了座標。

與卡氏的文學書寫不同，阿潑寫來尤如人類學者式的報導，原來她的確也曾唸過人類學。

作為人類學畢業生，她對邊界有一種複雜的情感。站在邊界上，她有那些「魂牽夢繞要做的事」：去跨越一下國境，探究一下國界的那邊究竟能看到什麼？，

她巨細無遺一一記錄下來，為的是讓真實說話，以抗衝人類的無知與遺忘；同時也免於我們陷入狹隘的地方主義。一般而言，地方主義所指的是地理空間，即是人容易把自己的思維受身處的物質空間影響，並誤將之普及化。但，有另一種地方主義是屬於時間上的，在這裡， 歷史成為一個時代某些生存者的財產。

只有不斷行走，走出我們經驗與人為的邊界，才能對抗遺忘與狹隘的地方主義。

阿潑是不一樣的旅者，這本書亦是不一樣的旅行札記。

後記

「旅行所能帶給我們的所謂逃避，除了讓我們面對我們歷史裡面比較不幸的那面外，還能提供些什麼呢？我們偉大的西方文明創造這麼多我們現在享受的神奇事物，但在創造這些神奇事物的同時，也免不了製造相應的病象出來。」 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在《憂鬱的熱帶》當中書寫了他的旅行和田野紀事，他批評了所謂的旅行文學，卻也反思旅行所見：「我們在世界各地旅行，最先看到的是我們自己的垃圾，丟擲在人類的臉面上。」

《憂鬱的熱帶》這本書瀰漫著濃重的悲觀主義，感嘆著全球化帶來的問題，而許多族群文化也因而慢慢消失、溶解。法國的戰後情緒和故事，也影響著李維史陀，所以他又說：「旅行，那些塞滿各種夢幻似的許諾，如魔術一般的箱子，再也無法提供什麼未經變造破壞過的寶藏了。一個四處擴伸、興奮過度的文明，把海洋的沉默擊破，再也無法還原了。」

二次大戰後，許多非西方文化從帝國的靴子底冒了出來，許多著名人類學家都在此刻大展拳腳，成為這些族群文化的見證者，他們的田野地都在帝國邊陲，而這些地方的人們在被殖民多年後，聲音慢慢浮現，世界的多元性也才躍然在人們的見聞中。當然，這樣的異文化或許暫時像個舞台上的丑角一般，被媒體扭曲呈現，但人類學家的工作就是去哪裡，召喚出一群人、一種文化。這是人類學家旅行的必要。

我第一次在發展中國家自助旅行，是進入人類所之前的暑假。那是九一一發生快滿一年之際，當時文明衝突論仍不斷被討論著，杭亭頓談「全球化和文明衝突論」與薩依德的「東方主義」像是對立一般辯論著，但國家和國家、區域和區域的爭鬥，不會因此越辯越明，我也因而感到悲觀，雖不覺得重拾書本就能帶來解答，但至少遁入研究中，可以躲避塵世。

我在讀研究所期間，學到了邊界理論（boundary），這似乎解釋了族群紛爭何以不停發生在你我周邊。社會人類學家巴斯（Fredrik Barth）認為，族群界線的維繫可讓一個族群團體和其他群體分開來，並使該族群延續下去，而任何族群團體的內涵和文化素材是明顯存在著的，換句話說，和血統、地理、親族、語言等等看似原生且根本的族群分別方法比起來，源於文化和歷史記憶的群體意識，才是族群自我認同和延續的原因；然而，標示界線的文化特徵會改變，群體的文化特質也會被轉化，甚至群體的組織形式也會被改變，但只要持續將群體成員和外人二分，就可以繼續標示出這個延續性的特質，並探究變動中的文化形式和內容。再更白話地說，只要區分「自我」和「他者」的界線維繫著，那麼這個族群團體就會繼續存在下去。

這不禁讓人想到小時候，我們總和鄰座同學在書桌上畫線，彼此警告：「不可以跨線！」我們各自守著自己的勢力範圍，但偶爾仍會偷偷將鉛筆盒挪過去一點、書包推過去一點，或利用手肘「偷跨」，也會在對方稍微侵犯領域時大叫：「你跨過線了！」就像瞪仇人一樣，狠狠瞪對方一眼。

很多時候，「國家」是區分你我的那條界線，但國家和國界，能解釋你我的差別和爭鬥嗎？希臘電影大師安哲羅普洛斯在電影《鸛鳥踟躕》中，藉著一位電視台記者亞歷山大到希臘邊境採訪，引出了邊界的問題──阿爾巴尼亞和希臘的邊界線是一道由紅白藍三個顏色畫成的線，駐守邊防的上校對亞歷山大說，「跨過這條線，你要不就是出了國，要不就是死亡了。」

因為對面警衛持著機關槍，隨時可以格斃私自越境的人。兩岸的軍隊，隨時都要防止對面的人過來，但兩岸的人卻透過河流分享彼此的音樂，甚至舉辦一場隔岸對望的婚禮──這對新人是從小一起長大的青梅竹馬，參加婚禮的人是同個村子的人，但國界一畫，各自屬於不同國家，連結婚都要靠想像。

然而，跨越國界了又如何呢？可能也面臨死亡，但也可能活著到達另一個國家。順利活著逃到希臘的難民，都在希臘邊境小鎮聚集著，他們以為逃離戰禍，卻又遇上了「死亡邊界」──看到一樁因族群衝突而起的謀殺，上校無奈的說，「我根本弄不明白，人們越境而來，只為找到自由。

這是上帝的棄地，世界變得很小。沒有人搞清楚是不是基督徒和穆斯林的衝突，還是庫爾德人和土耳其人的衝突，還是革命者與投機分子的衝突。他們在這裡稱作投機分子。」在難民營裡大家都沉默活著，因為不同信仰和民族差異讓他們之間衝突一觸即發，他們每天都避免碰觸到族群和生死界線，否則可能又會遇上死亡。

「他們好不容易逃出邊界，又遇上邊界。」

邊界，是無所不在的，就像我們的影子一樣。身分邊界就是我們的影子。

身分邊線是不斷變動著的，要確定「我是誰」，往往都需要先知道「我不是誰」。而這些故事往往都從旅行或移動開始。旅行或是移動（移民或移工），是一種改變原本狀態的行為，它強迫你離開原來的位子、接觸生活範圍之外的人群，因為變化，感官格外敏銳。而跨越國界的旅行，更會讓人意識到國家和自己的關係──畢竟，得帶著一本合法申請的護照，而那證明你具有自由跨越國境的身分，你得拿著這本護照去宣告你是誰。

而我，就在國界裡裡外外擺盪了十餘年後，生成了這麼一本關於邊界、身分和認同的書。

「揹著人類學旅行」構築了我的智性世界，我不曾想像自己投身枯燥的學術研究工作，實在難以妄稱是個人類學家，但學術訓練卻琢磨了我尖銳的稜角，讓我敏感於所有街頭巷尾的訊息和口語動作，對每一個相遇毫無防備，打開感官接受每一個異文化的刺激，去傾聽而後真正理解這些庶民的小感嘆，其實都能拉出來一段大敘事。每個人類，每個生命，每個生活，都由微觀構成，關注這些微觀，那些宏觀敘事才能真正發生意義。

當我對全球化乃至於文明衝突感到疑惑時，這些旅途中聽到的故事，給了我不少反饋。請恕我再次引用《憂鬱的熱帶》：「人類學家自己是人類的一分子，可是他想從一個非常高遠的觀點去研究和評斷人類，那個觀點必須高遠到使他可以忽視一個個別社會、個別文明的特殊情境的程度。

他生活和工作的情境，使他不得不遠離自己的社群一段又一段長久的時間；由於曾經經歷如此全面性、如此突然的環境改變，使他染上一種長久不癒的無根性；最後，他沒有辦法在任何地方覺得適得其所；置身家鄉，他在心理上已成殘廢。」李維史陀這段話說明了，為什麼我總是想離開台灣，離開熟悉的地方，一次又一次到不遠的他方旅行，我總覺得，在那裡，我才能知道自己是誰，才知道故鄉的位置。

我所去的這些國家，都和台灣有著類似的文化和歷史，包含宗教、米食還有語言，甚至是移民、殖民和日軍入侵等等印記。可惜的是，當許多台商前進東南亞經商，而許多東南亞的人民嫁來台灣或在此工作，原本應該互有交流相互認識，但彼此之間卻仍像陌生人一般，有著莫名所以的隔閡、防備或緊張。明明他們離我們很近，我們卻不了解他們，但如果我們不了解這些鄰近國家，我們又怎麼認識自己呢？我開始意識到對這些國家在我們的認知中竟如此蒼白貧乏。

當我累積越多次旅行、學習越多語言，才了解這些國家和台灣有或近或遠的關係，也才知道台北的古地名有許多甚至是菲律賓文（Tagalog）和馬來文，甚至那些國家發生的大大小小歷史事件，也影響了台灣。這些故事和相互影響，反反覆覆出現在我的所見所聞中，形成一個共振的頻率，擊打著我，我突然了解，越是怯於認識他人，越是會複製偏見和仇恨言論，也越是加強心裡的邊界，衝突自然就存在了。

就在越南「邊界的誤會」發生後幾年，我在台北聽到類似的故事：一位申請來師大學中文的越南人，剛來台灣還沒拿到學生證，當他和一位在台大讀書的馬來西亞人同在一家餐廳打工時，卻被惡意舉報為「大陸偷渡客」，兩個人都被抓到警察局盤問。那時，警察明顯善待擁有台大學生證的馬來西亞華人朋友，卻對語言不通的越南人極不友善，最後，不僅將他關了起來，還遣返回國。

當這位馬來西亞朋友說起這段經歷時，熟悉感油然而生，我立刻想起那段不分青紅皂白就被逼得在越南文件上簽名的經歷，於是也能同理那位越南朋友有口難言的屈辱。當我們對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異鄉人包持著懷疑或者偏見時，難道不需要想想自己在異鄉時能否忍受同樣的眼光？很簡單的同理心而已。

即使區分你我他的這種邊界，並不可能在心理消除，但我們可以讓這些邊界不那麼霸道的存在，可以允許它暫時消融，所以，請試著讓自己跨出國界、跨越歷史和心理的邊界，認識其他國家、其他族群、其他原以為不同的人，那麼你很快就會發現，他們就是我們，我們也會是他們，然後，我們才會是我們。

各方推薦
推薦序 邊界時空中的記憶與真實 / 張翠容
第一部 曖昧的邊界
越南──邊界的誤會
柬埔寨──沒落的古國
寮國──湄公河的故事
印尼──模糊的他者
泰緬──失去身分的異鄉人
新加坡────馬來之海中的華人島嶼

第二部 歷史的迷途
沖繩──是不是日本人？
韓國──北緯三十八度線的悲劇
中國──我是朝鮮族
越南──他人的戰爭
婆羅洲與馬來西亞────雨林裡的戰士

第三部 身分的岔路
香港──成為香港人
澳門──三本護照的身分認同
馬來西亞──別叫我華僑
緬甸──哪裡是我的國家
越南──日久他鄉是故鄉
後記

印尼──模糊的他者

進入人類學研究所不到一個月，我便意識到自己需要一張完整的世界地圖，因為老師指定的讀物當中，總是充斥著美拉尼西亞、初步蘭島、努爾島等無法辨識的地名，我記不清楚它們，更不知道它們在地球的哪一方。不久一張簡單地圖便掛在我的床頭，每當我閱讀一個人類學家的研究時，就會在那張大地圖上多添個標記。

在我就讀人類學之前，我的世界觀一如這張地圖──不論邊界劃分如何有爭議，不管領土主權爭奪如何炙烈，世界都由各個主權國家（state）或稱是民族國家（nation-state）無縫隙地拼圖而成。不過，對人類學者而言，晚近生成的「國家」概念並不是構成世界的基本單位，「對公民來說，公民權是個新觀念，但認同卻不是新的：我們雖不是一直都有政府，要不就是分裂成許多國家；但自有稻田和婆羅浮屠（Barabudur），伊斯蘭與阿拉伯入侵以來，即使不是永久，我們還是我們。」人類學家紀爾茲（Clifford Geertz）在書寫印尼的田野筆記時，這麼提到。

因為一個研究機會，印尼這個剛獨立不久的國家，成為紀爾茲進入人類學研究的田野地，他在一九五○年代，踏入了風雨欲來的中爪哇，見證到一個國家日漸成形。而我，也因為讀完他的研究《深層的遊戲：關於峇里島鬥雞的記述》，決定追尋紀爾茲的研究之路。聽到我的計畫後，研究所老師同學也熱切響應，於是，在二○○四年寒假，我們組了個小小的「鬥雞團」，前進爪哇島——盡管鬥雞的研究是發生在印尼峇里島。

紀爾茲在峇里島的田野經驗彷彿經典，每每說來總是讓人興奮：一九五八年四月，身患痢疾、缺少自信的紀爾茲夫婦到了峇里的一個五百人小村莊，那是個偏遠、自成一個小世界的地方，面對這兩個西方「闖入者」，村民們以一貫面對不速之客的態度相應：視而不見，彷彿他們是幽靈一般不存在於此。

當時印尼才剛獨立不久，共和國政府明令禁止「鬥雞」，因為鬥雞太「不進步」太「原始」，和一個具有雄心壯志的民族太不相稱，菁英們擔心貧窮又不知節制的農民會把錢賭光，也擔心外國人的眼光，更認為這是浪費了原該投入國家建設的時間。於是，村民們只好在隱密角落裡，秘密舉行鬥雞活動。紀爾茲意外參與了其中一場為興建學校籌募資金的鬥雞比賽，還遇上了警察突襲，參與者二話不說，拔腿就跑。

遲疑了片刻，紀爾茲夫婦決定跟著逃跑，還跟著其中一個逃難者閃進了一座院子——原來那是他家。這位逃難者的妻子顯然「訓練有素」，立即搬出桌子鋪上桌布，擺好三張椅子和三杯茶，讓這三位氣喘吁吁的人能坐下來，他們幾乎沒有說話交流，鎮定等著警察上門。當警察為了追查組織者來到這個院子，便因看到「白人」而楞住，但仍盤問了起來。

這個院子的主人隨即熱切報告了這兩位客人來這裡的故事和目的，準確而詳細，反而讓紀爾茲吃驚：原來他們並非「視而不見」。隔天，紀爾茲彷彿置身在鏡子後頭一個平行相異的村莊，村民們對他們熱切了起來，追問他們當時的細節，模仿他們甚至取笑他們，他們這兩位外來者就在這麼一夕之間，變成了這個村莊的「自己人」，不需證件資料說明自己，便已「置身其中」。

人類學是一門西方產製的學問，服膺著殖民者而生，目的是為了探究那些西方強權已然插滿旗子或即將插上旗子的「異族文化」。研究者和「他者」之間，永遠存在著一條看不見的界線，因此紀爾茲說我們只能夠去「深描」它——因為人類是懸掛在由他們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他強調了「土著觀點」，也就是要從當地人的角度來理解他們對政治、文化乃至於國家世界的看法，這恰恰是別於過於濫用西方術語或觀點來解釋自己和他人的方式。

透過紀爾茲的描摩，印尼諸島有著別於政治敘述外的文化歷史風貌：印尼是由三千座島嶼、數百種語言構成，每個島嶼都有自己的族群和故事，如爪哇北方是海洋貿易眾邦、葡萄牙佔領了馬來半島的麻六甲後，步步逼近「滿是國王和香料」的摩鹿加群島、蘇門達臘亞齊有個好戰的穆斯林王國、峇里則有頑強的印度教王國……。

某個荷蘭歷史學家曾說，海上貿易在印尼是「歷史的常數」，亦即貿易強化了這個國家的區域特性，「讓印尼成為今日印尼的，就是以貿易串起諸島的荷蘭。為了生意上的方便，荷屬東印度公司不得不整合一個又一個東印度民族，最後以霸權消弭印尼群島原有的多元競爭性，讓爪哇獨佔鰲頭。」

紀爾茲說，將絕對地圖所畫出的空間裡的文化、地理、政治與自我，視為國家的相關問題這種傾向，導致了將過去視為序曲、未來是結局的想法，「這種想法多稱為國族主義，」對他來說，國族主義並沒有錯，但卻是遭到濫用的範疇，把無法歸類的歸在同類，模糊了內在的感受。而在各族群島嶼中「獨佔鰲頭」的爪哇，也就成為孵育國族主義的溫床，帶領印尼獨立的蘇卡諾，正是出生於爪哇。蘇卡諾是教師之子，二○年代投入反殖民運動，在日本支持下，完成他的「大印度尼西亞」之夢。

在印尼諸多群島當中，爪哇島算是「老大哥」，地質年齡最長，文化歷史最久，於是掌握了整個國家的政經方向，首都雅加達便在這座島的西側。儘管如此，整座島上冒煙的活火山，都以噗嚕噗嚕的聲響提醒著我們：「這還是一個年輕又精力十足的島。」正如印尼自身也是個年輕的國家一般。

我們在蘇卡諾之女梅嘉瓦蒂在任總統的最後一年（二○○四），來到這個印象中貧窮、暴亂貪汙頻傳的國家的首都雅加達，只差一個月，就是總統大選，我們雖無法立即感受政治情勢轉變的氣氛，但二十多組候選人一字排開的陣容，讓號稱來自民主國家的我們「印象深刻」。

只是，我們對政治觀察的興趣還是比不上「尋找鬥雞」，儘管最終的收穫只是發現街頭幾隻受傷的公雞，但伊斯蘭教斷食日和殺牛宰羊的慶典我們倒是在爪哇的第二早就遇上了。在分食的前天，整個雅加達街頭巷尾都可以看到被拴綁在路邊的羊，我避之不願參與，以為繞過清真寺就好，不料早晨才走出門，就看到一群嚇得腿軟的羊咩咩，還有另一角聚集的人們及地上清楚的血跡，嚇得我拔腿就跑，趕忙回去，而這也是我在印尼唯一一次奔跑——當然跳進的，還是自家旅館的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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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每個發展中國家的首都樣貌，雅加達有高聳的大樓觀景塔，也有著讓高級轎車能堂而皇之地擺飾在大廳的高級百貨公司，強烈的冷氣宣告這棟大樓正處在赤道帶的「北極」，以致於我們只能捧著熱咖啡抖縮著在星巴克取暖──這是個產咖啡的國家，我們手裡的咖啡卻來自千里之外的非洲大陸，這就是所謂的全球化。百貨公司旁的高架橋在日落時分排滿了車，車燈炫出澄黃，此區的豪宅別墅都透著光，聽說那裡大多住著有錢的華人。

這是個魔幻時刻，差點讓我們遺忘早先頂著赤陽，經過城市貧民窟心頭那一凜，也將碼頭的冷清蕭條拋在腦後。雅加達城郊的碼頭，曾經是殖民者運送香料咖啡和資源的出入口，一度熱鬧而喧嘩，但如今鏽黃的貨輪無所事事地靠著岸，如同不遠處鐵道上躺著一排的那些工人一般，等候著活兒。

「他們如果等到工作，一天可以拿到八十元台幣的收入。」途徑此地時，我們的司機Buddy告訴我們：大多數人在鐵道旁睡了又睡，可能也無法賺到那八十塊。之後，我們在火車經過的鐵道上，看著那些擠身在車廂旁或發呆或吸菸或抱著孩子的臉孔，我不免想起故鄉火車站前那些聚集著的「外勞」，但卻記不起他們的表情，只是，此刻，我方能體會不惜離家遠走，到異鄉掙得一份工，是不得不然。

次日，我們搭上火車到萬隆，火車從雅加達開進萬隆，不過只是兩三個小時車程，便轉成另一種氣氛。週日的萬隆空蕩沈靜，清真寺傳出低穩虔誠的呼報聲，撫平了城市慣有的噪動。我們揹著行李在這鴿白般輕巧之地走著，如果無人提醒，絲毫不覺這裡曾經寫過一頁重要歷史，而這一筆，則影響了我的國家至今。

一九五五年，包含中國在內的亞非國家在印尼的萬隆舉行第一次亞非會議。位在亞洲大陸、澳洲和西太平洋十字路口的印尼，是歐美、蘇聯、中國、伊斯蘭等各勢力的角力點，因此，蘇卡諾領導的印尼在這幾種勢力之間的歷史焦點上，取得了區域領導權，在會議上，他以「讓新的亞洲和非洲誕生吧」為題演講，宣稱「第三世界」從此建立。彼時，冷戰正炙，美國協防台灣，防堵共產勢力擴張。詭譎的情勢提醒曾經的殖民地，應否定「一切形式的殖民主義」，他們達成經濟互助的共識，也同意不干預他國政治，第三世界的友誼和認同從此建立。

人們或許仍悲憫著這些前殖民地，或者嘲弄這些新興國家什麼都沒有；他們將歐美強權看成大象，將這些亞非國家視為螞蟻，然而近代戰爭史上，時常有著螞蟻扳倒大象的結局。

這是一個「國家」大量蹦生的時代，在這之前，聯合國有五十八個會員國，絕大多數都是西方國家，一九五○年到一九八○年代，聯合國會員國增為一百五十八個，絕大多數不是西方國家。族群各自重組構成「國家」這個單位，躍上國際舞台，尋找自己的位置。參加萬隆會議的這二十九個國家，佔據了當時世界人口的一半──中國總理周恩來出席了萬隆會議，亦即表示中國與這世界人口的一半發生關係，也和聯合國內迅速增加的會員國建立友誼。不久，這些會員表決同意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而後，蔣介石政府宣布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台灣因此成為今日國際位置上的台灣。

我們特意來到了昔日舉辦亞非會議的會場前，望著掛著二十九面國旗的旗海壯闊。改寫台灣歷史的這個會場看起來就是個普通的商業旅館。我端詳著旗杆，試著搜索一下熟悉的國旗，一如預期，懸掛的旗幟中不會有青天白日。我們連照相都懶，繼續往前邁進。歷史的偉大與我們無關，只有旅途上的體驗才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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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小心他們。」婦人將頭從掛滿洗髮粉和料理包的小攤口探出來，朝背包客棧門口的幾個男人比一比，悄聲對我說。我們剛走出萬隆車站，將行李放進背包客棧，便急著出來買香菸。我沒有聽到華語的心裡準備，突然被這句不標準的華語驚嚇到，愣了幾秒，回問她原因，「因為，印尼人很壞。」這個婦人將菸和這個答案遞給我後，取走放在檯上的錢，頭便收回去了。

這個賣香菸的婦人是我在印尼遇到的第一個華人，不知幸或不幸，她也成為第一個傳遞恐懼給我的當地人。她的善意提醒對我來說卻成了困惑：「她難道不也是印尼人嗎？」或許她在對我說華語的那一刻，便把我當成「我們」，而她口裡的印尼人，就是我們之間共同的「他者」。

此時梅嘉瓦蒂當政末期，離一九九五年發生的排華暴動還不到十年之遠，街頭時而流洩出華語流行歌曲和文化，華語學習熱也當頭，反華氣氛已經明顯下降，只是，陰影和驚駭仍瀰漫在華人社群之間，我在印尼旅行期間，不論我到哪個城市，總有華人店家警告我：「別和印尼人打交道。他們很壞。」

印尼首次排華，起於一九六五年，當時蘇卡諾的親信策動政變，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蘇哈托組織軍隊平息動亂，但也順勢推翻親共的蘇卡諾政權，隨後又展開「反共大清洗」。蘇哈托政權指控華人社群中隱藏著心懷中國的共產黨員，排華運動於是開始。

但距離我們最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九九八年的「五月暴動」，當時有諸多華裔婦女被凌辱，華人商店被砸毀焚燒，生命財產被威脅。最後，蘇哈托因此事步下政壇，結束他三十一年的統治。排華，發生在他接掌權力開始，卻也是讓他走下權力的終途。

蘇哈托的排華，源於政治，終於經濟。在他任內那段「新秩序時期」（一九六六至一九九八），給予華人擴展國家經濟和財富的特權，卻也同時將他們推到政治、文化和社會上的邊緣：華人不具公民權，即使擁有公民權，也無法和其他族群享同等待遇，甚至被迫改名換性，不可組織團體和媒體，不能加入軍隊和公務員之列。

連唯一的華文報紙都是印尼軍方控制，華人只能當翻譯，華裔學者雲昌耀便曾在《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一書中提到：「由於華人擁有薄弱的政治基礎且處於易受傷害的地位，允許他們主宰經濟並不會對軍事統治構成政治上的威脅。」然而，正是因為一小群華人財閥與當權者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金融風暴發生後，蘇哈托政府將責任推給這群華人，所有華人因此共同承受貧富不均的惡果。

印尼人口超過兩億四千萬，族群數量也多於三百個，其中以佔約四成多的爪哇為最大族群，華人只佔百分之二到三。因為族群數量龐大，這個國家獨立建國之初，便以多元文化原則來統一二十七個省的大小島群，不論先來後到，都被視為是具有本土性的「土著」（ 印尼語：asli），也被認可為原住民 （印尼語pribumi，亦即「土地之子」），但那些即便十七世紀便已移入的華人，卻始終被視為「外來者」（asing）。

華人和原住民之間那條不可抹滅的邊界線，早從荷蘭殖民時期刻下，當時的殖民者在印尼群島實施了種族隔離政策，將所有族群分為：屬於上層的歐洲人，位在中層的外來東方人，以及底層的土著。當時華人獨佔經營不道德性商業活動的特權，因而造成長久以來印尼其他族群對華人控制經濟的刻板印象。然而，一九○○年起，荷蘭人實行「土著改良政策」，為了扭轉族群結構，向華人抽稅，還限制其居住通行，華人地位因此改變，他們於是認清唯有鞏固自我才能得到「他者」尊重。

不論政治如何變動，印尼華人在歷史洪流中，始終被強綁在一個邊緣位置。「華人是來自印尼邊界外的土地」一直是印尼社會中無法扭轉的印象偏見，在蘇哈托時期便流行著「華人沒有民族觀念」的說法，整個社會都認定華人對祖先土地的忠誠高於國家，於是，當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後，華人的族群性也就被本質化為共產主義。一直到今天，印尼族群和華人之間的邊界線，仍明顯可見，但這條線對我這個同為華人身分的外來者而言，卻也是困惑：我似乎應該同情印尼華人長期的處境，但聽到他們嘲弄批評「印尼人很懶、很落後」，總讓我也恨不得聽不懂他們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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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人很壞——賣香煙的婦人對「印尼人」的看法，。似乎驗證了舉世皆有的族群仇恨和偏見，這樣的偏見不斷複製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他者」有時和國家無關，也並非同個族群就沒有異己。

排華暴動發生後，印尼華人紛紛外逃避難。他們的祖輩曾為躲避戰禍逃難至此，他們的後代又因為政治往外逃。因為印尼和馬來文化、語言相近，所以許多逃難學生到了馬來西亞。有個馬華朋友便回憶，中學時代曾和這些逃難的印尼華人學生一起上課，午餐時間總看見他們睜著驚恐的眼睛，不知所措地坐在學校食堂裡，「我當時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道他們從印尼來的。其實我對學校湧進這麼多外國人，也是很害怕。」即便在「族群」上，他們都是「華人」，但終究是「他人」。

在台灣，我的同胞也和「印尼人」保持遠遠的距離，稱呼他們是「外勞」或「外籍新娘」，即使他們身上也有華人血液，終究還是「外人」。但那些印尼華人又怎麼看待台灣呢？《外籍新娘在美濃》這部紀錄片中提到，印尼政局不穩定致使華人生存受到影響，年輕華人女孩紛紛嫁來台灣，他們的母親說過去從不覺得需要國家保障，如今認為女兒嫁到中國跟台灣沒什麼不好，「回自己的國家嘛！」在她們的眼中，台灣和中國都是自己的國家。

國族邊界的就這麼反反覆覆地在「我們」和「他們」之間游移擺動，彷彿擔憂著那些因疏忽而無法被過濾掉的警戒。但為什麼需要這些警戒？

父親朋友的家中，僱傭一名印尼移工，名叫瑪利亞。他們一家人視瑪利亞如家人一般，假日讓她多休息一會兒，偶而也會帶她一起參加飯局餐會，我就是在飯局上認識瑪利亞的。「你假日會和朋友們出門逛街嗎？」我好奇她工作之外的台灣生活，但瑪利亞只是搖搖頭說她在台灣沒有印尼朋友，多半獨自在家看電視，她喜歡台灣連續劇，因而說得一口比我還流利的台語。父親的友人打斷了我們的話：「她很乖，她都不和其他外勞鬼混。這樣好，才不會和那些印尼人學壞。」我又看到「我們」和「他們」之間的警示燈閃閃發亮。

警示燈無所不在，我們從吉隆坡計劃搭火車前往萬隆時，它也曾出現。一位曾在日惹（Yogyakarta）擔任華語教師的朋友勸我別搭火車，「因為當地華人也阻止我搭火車。」印尼華人幾乎不搭火車、巴士，他們只搭飛機。在他們的想像中，這些便宜的陸路交通工具滿是危險，又因為沒搭過，恐懼更被無限放大。

事實上，從吉隆坡到萬隆的「恐怖火車」，擁有空中巴士一般高級享受，火車上提供枕頭、毛毯、飲水熱茶和空調，長程列車還有電視螢幕和食物。如果奢侈一點，還可以點「鐵路便當」，不到台幣四十元就有一盤熱騰騰的印尼炒飯在你桌上。儘管票價和台灣鐵路差不多，在印尼卻只有中產階級才負擔得起，但已是我所有旅行經驗中最物超所值的交通服務了。

「還好，我沒聽那些華人的話。」看著盤中的新鮮荷包蛋，我忍不住慶幸，這種「無視警告」以及衝破我們和他們的邊界線而得到的驚喜，讓我在爪哇的旅程一路唱反調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