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奇未完：張愛玲(增訂本)（簡體書）

張愛玲自言“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被目為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然而，當童年的狂想逐漸褪色的時候，我發現我除了天才的夢之外一無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點”。 從文壇的倏起倏落、與胡蘭成不幸的婚姻，到被迫離開心系的上海，遠走他鄉，這一切的一切都驗證了張愛玲內心的那份悲涼。即使在名噪一時之際，她也沒有將自己從悲涼中隔絕出來。 《傳奇未完(張愛玲增訂版)》作者蔡登山本著研究精神，從《流言》、《傳奇》、《對照記》等作品文本，再加上親友的旁述、學者的評論，試圖勾勒出一個張愛玲的身影，希望讀者能從《傳奇未完(張愛玲增訂版)》上重新認識張愛玲，藉此更深入了解這個行蹤神秘的女作家的感情與內心世界。

一九九五年中秋前夕， 張愛玲以她獨特的方式，告別人世。 一時間“滿城爭說張愛玲”。 一篇錦瑟解人難，重讀張愛玲亦非易事， 從史料或文本上重新地“發現”她， 該是一個窗口，藉由此你才能看到無邊的風景！ 不知從何時開始起沉迷于茫茫史海中，尋逡那碎瓦殘片。只想從那零星的史料中，去認識那歷史的原狀，去觸摸傳主當年的脈搏，去感受他們的歲月煙云。尤其是在從事多年的影像工作後，對于昏黃的照片、蒼老的往事，頓時能感受到歷史斑駁的殘影。 于是用文字、用影像，捕捉著、記錄著這些人和事就成了揮之不去的夢魘，時時纏繞著我。“今天不做，明天就晚了”的聲音一直回蕩在耳邊，如影隨形。于是我屈服了，帶著成堆的資料，帶著紙和筆，也帶著攝影機和錄影帶，從北國到江南，從東瀛到歐美，我們如一群狩獵者，追蹤著半世紀前傳主走過的足跡，記錄下他們當年的點點滴滴。時光仿佛回到了從前，我們看到他們的身影，如斯地鮮活！如斯地動人！ 一九九五年中秋前夕，張愛玲以她獨特的方式，告別人世。“臨水照花人不見，滿城爭說張愛玲”，整整一兩個月的時間，報章雜志、電視電臺爭相報道憑吊，當代中國作家的死後哀榮，莫過于此了。 而早在一九九三年我們籌拍“作家身影”一系列中國現代作家的傳記紀錄片時，張愛玲就成為我們的傳主之一，“采訪到她本人”就成為我們無時無刻揮之不去的誘惑，盡管是驚鴻一瞥或寥寥數語，只要能夠留下她悠悠的身影，就已彌足珍貴了。 于是我們透過《皇冠》雜志社的協助，轉寄上我們的企劃書以及一封長信。經過了數個月，我們突然接到來自洛杉磯西木給導演雷驤的傳真，內容如下：雷驤先生： 收到尊函，感到非常榮幸。苦干體力精力不濟，自己的工作時間都已經縮減到實在無法交代的程度，電視影集只好援引制片家高爾溫那句名言：“把我包括在外。”仔細看了您寄來的企劃書後又充分考慮過，所以沒能照您所囑從速答復，希望沒太晚耽誤計劃的進行。您節目內要用《對照記》里的圖片文字，本來不成問題，可徑與皇冠接洽，當然光用它根本用不上。惟有遙寄最深的歉意。 匆此即頌 大安 張愛玲 傳真的日期是一九九四年的八月十八日，雖然張愛玲婉拒我們的采訪，但我們從來就不曾放棄這念頭，我們一直“遙寄最深的希望”，直到一九九五年九月初，張愛玲被發現在寓所去世的數天前，也是她真正告別人間的三天後吧，我們在臺北和莊信正先生碰面，面對我們的懇求，他答應回美國後一定打電話給張愛玲，希望能促成“張愛玲入鏡”這件事。對于莊信正的承諾，我們寄予最深的厚望，因為他是張愛玲晚年最接近的人。 當然這希望後來是落空了，因為就在當時，張愛玲的亡魂正在竊笑我們的“多情”呢。 當然張愛玲還未完，一九九四年冬我們在上海拍下張愛玲的住所和她所描寫的十里洋場，即使半個世紀之後，景象仍歷歷在目：公寓的陽臺、夜營的喇叭、回家的電車以及那“像朵云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糊”的月亮。然後在上海檔案館——那放租界建筑圖的地方，我們意外地找到一九三七年聖瑪麗亞女校的年刊《鳳藻》，看到了張愛玲的高中畢業照，還有她的性向測驗。于是我們知道十七歲的張愛玲，最喜歡吃“叉燒炒飯”，最喜歡“英王愛德華八世”，最怕“死”，最怕“一個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結婚”，最常用的口頭禪：“我又忘啦！”最拿手的好戲是“繪畫”。因此當我們後來再翻到《傳奇》小說集，看到那些出自她親手繪制的插圖時，我們已不再感到訝異了，因為在十七歲時，早熟的天才，已露鋒芒。 柯靈先生在《遙寄張愛玲》中提到：“偌大的文壇，哪個階段都安放不下一個張愛玲；上海淪陷，才給她機會。”是的，張愛玲確是只在那幾年間閃了一下光，倏起倏滅。柯老談到他初見張愛玲及與她交往經過，如數家珍，娓娓道來；相對于柯老的侃侃而談，桑弧卻以“因為幾十年沒通音信了，我很難發表意見，我不準備談”輕輕帶過。一九四六、四七年間，張愛玲與桑弧合作《不了情》、《太太萬歲》兩部影片，一編一導，合作愉快，如今卻多所隱諱，個中的信息，終究令人難以索解。 在香港，宋淇(筆名林以亮)夫婦，與張愛玲的交往最深，那是一九五二年張愛玲由滬來港後，“晤談之下一見如故，終于成為莫逆之交”，四十余年如一日。因此宋淇的《私語張愛玲》、《張愛玲語錄》等文章，就真實地刻畫出張愛玲的另一個面影，而能訪問到宋淇夫婦，就成為我們每經香港時的最深期待。因為在這之前透過友人的相告，得知宋淇先生長期臥病，甚至得借助氧氣罩維持生命，于是我們只有一次一次地等待奇跡出現，但最後還是落空了。在張愛玲辭世的一年後，宋淇先生也因慢性肺氣腫病逝于香港，享年七十八歲。 而在一九九四年冬，我們在北京擬采訪夏衍先生，請他談談一九五。 年七月在上海召開第一次文學藝術家代表大會，張愛玲在他關照下應邀出席的景況。拍攝前一天，秘書告訴我們夏衍先生身體有點不適，要我們下次再拍；沒想到兩個月後夏衍先生就因病去世，當然也來不及告訴我們，當時他的愛才、惜才之情。 “快，快，遲了就來不及了，來不及！”這是張愛玲心中經常的催促聲，又何嘗不是我們的催促聲！若時間能夠暫時停止，讓我們拍下夏衍、宋淇的旁述，那張愛玲的身影，無疑地將更加鮮活起來。 從《流言》、《傳奇》、《對照記》等作品文本，再加上親友的旁述、學者的評論，我們試圖勾勒出一個張愛玲的身影，即使只像她在《流言》一書的自畫像一般，或可稍解張迷“看張”的欲望！斯人已逝，傳奇未完，曲終不見，只留下蒼涼的手勢！ 一九九七年中秋前夕，為紀念張愛玲逝世兩周年，寫下上述的部分文字，原以為從此作別張愛玲；怎知再重讀張愛玲的作品文本時，在文字與文字、行距與行距的“縫隙”間，發現許多先前所忽略的訊息，而這些訊息又構成解讀張愛玲的“符碼”，于是狠下心來撕碎了前人為張愛玲所繪的畫像，再重新拼貼，發現了另一個張愛玲！ 人們常說“文如其人”或“人如其文”，但在這“文”與“人”之間，仍有著千絲萬縷的糾葛。不論過去、現在或未來，不論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掌握“文”，只能無限地走近；至于“人”之相知，難也。作家的自白、親友的旁述、評論家的月旦，似乎只能得到一個側影，而非全貌。 當然，就一個歷史人物而言，一旦他進入傳記領域，他的“真實”，永遠不會是絕對的，這種“真實”，只能是傳記作者在各自的創作過程中，所表現出的“真實”。不同的作者，可以寫出不同的傳記，但它們都不可能是傳主唯一的真實。因此從作品中去探求作家的內心，有時反而更可靠些，因為創作常常是作家內心隱情的抒發，那些在實際生活中遭受壓抑的情節，那些被埋在心腑而無法實現的欲望，那些直面人生時軟弱卑怯的剎那，常常會從他們的筆端不經意地流露出來。尤其是像張愛玲這種不斷地改寫自己作品的作家，在歷次增刪之中，又常常偷渡自己的靈魂，甚至可從此窺探出她感情的陳跡殘影。惟有抓住作家的這種內心的隱秘之處，我們才能逼近他們的靈魂。 另外“還原傳主的歷史現場”亦是探求真相的不二法門。我們常發現諸多論者常“以今視昔”，因此盡管他們夸夸其談，但總不得要領，更無法探驪得珠。逝者如斯，但每一過往的江水，都不同于以往，正如燦爛的陽光，每天都閃爍不同的光芒。 在歲月的淘洗中，往事已蒼老，浮云也滄桑。簡單的、無意識的、偶然為之的某一歷史瞬間，也許被後人解說得無比復雜而意味深遠；錯綜復雜、影響巨大的事件，卻又可能被視為林問隨意飄過的一陣清風。歷史的解索本非易事，因此重回故紙堆中，翻尋悠悠的往事，回溯過往的恩怨情天，探本究源，才可以逼近他們的真實生命！一篇錦瑟解人難，重讀張愛玲亦非易事，從史料或文本上重新地“發現”她，應該是一個窗口，藉由此你才能看到無邊的風景！

開場白 撕碎了又拼貼 第一幕 最後貴族的記憶與鞭笞 第二幕 幾番風雨海上花 第三幕 通俗園圃的荷蓮 第四幕 英雄與凡人的對話 第五幕 在香江與許地山的相遇 第六幕 完不了的“林語堂夢” 第七幕 當張愛玲遇上胡適 第八幕 舊作新魂的感情殘影 第九幕 游走文字與光影間 第十幕 《色，戒》的背後 第十一幕 繁華過眼盡蒼涼 尾聲 噢，你也在這里嗎？ 附錄 張愛玲文壇交往錄(一九四三—一九五二，上海) 一篇散佚半世紀的《郁金香》再度飄香 張愛玲創作大事記

此時姑姑剛在年初被英商怡和洋行裁員，到電臺工作了一段時間後，在上海大光明戲院做翻譯工作。她無力負擔張愛玲再轉入上海聖約翰大學讀完最後半年的學費。于是張愛玲因學費問題而回到逃離四年多的父親的家和父親商談。但這一次父女相見，卻成為他們最後真正的訣別。張子靜說：“那是姐姐最後一次走進家門，也是最後一次離開。此後她和我父親就再也沒見過面。” 後來母親曾在難挨的困境中回到上海，那是張愛玲已經成名後，但又被上海小報攻訐為“文化漢奸”的一九四六年，當時張愛玲不僅喪失了發表文章的機會，更遭受丈夫胡蘭成因漢奸逃難又外遇的精神創傷。在如此雙重的打擊下，張愛玲對母親的艱難處境，想必有著感同身受的諒解。 據張子靜的回憶說：“我母親回國那天，我表哥陪我姑姑及我姐姐去碼頭接船。表哥看到我母親走下船，戴著墨鏡，很瘦，形容憔悴。我姑姑在一旁說：‘哎唷，好慘！瘦得唷！’我姐姐在一旁不作聲，只是眼眶紅了。” 但一九四八年，母親再次離開中國，臨走時帶走了張愛玲的一張照片，從此直到一九五七年她孤獨地在英國病逝，她沒有再回到中國，當然也沒有任何機會再和張愛玲見面。而一九五二年張愛玲向香港大學申請復學獲準，七月持港大證明從廣州坐火車經深圳赴香港，以繼續完成學業為由離開大陸。次年張愛玲的父親在上海因肺病去世，享年五十七歲。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張愛玲搭“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離港赴美，從此到一九九五年中秋節前在美國洛杉磯去世，四十余年問，她再沒有見過那“像朵云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的上海月亮。 張愛玲不幸的童年，卻成了她創作上的大幸。因為童年的“缺失性”經驗所引起異常認知和想像力的活躍，都轉化成為她創作力的泉源。童年的經驗對她而言是刻骨銘心的，雖然因為成長和生活的變化已經“自組織”和“再創造”過，在記憶和回憶之間更有著遺忘的篩選。但在相關的情感、心境為中介之下，在偶然機遇的觸發下，它就直接地進入作家的筆下。這正如作家巴金在談到他寫《家》時的情形，他說：“我一個字一個字地寫下去，我好像在挖開我的記憶的墳墓，我又看見了過去使我心靈激動的一切。在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就常常目睹一些可愛的年輕的生命遭摧殘，以致于到悲慘的結局。那個時候，我的心由于愛憐而痛苦，而同時又充滿憎恨和詛咒。” 巴金只是目睹，對張愛玲而言卻是切膚之痛，因此當她發而為文時，那就不僅是詛咒而已，簡直是鞭笞。鞭笞這個被封建主義的腐朽和現代文明兩相沖擊而顛覆了的家族。 在這沒落的貴族中，論者梁鴻指出，“祖”雖有時仍能顯示其權威，但實質上已經“缺席”。張愛玲晚年在《對照記》中，雖然花很多篇幅去回憶她的祖父母，但她卻說： 我沒趕上看見他們，所以跟他們的關系僅只是屬于彼此，一種沉默的無條件的支持，看似無用，無效，卻是我最需要的。他們只靜靜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時候再死一次。 祖父、祖母甚至李鴻章帶給張愛玲的，只是貴族的血液而已，雖然這種身分是她需要的，但跟隨而來的卻是更多“最後貴族”的腐爛窒息的氣味。在張愛玲的《花凋》、《茉莉香片》中祖父祖母處于缺席位置；在《金鎖記》、《傾城之戀》中的老太太，雖仍掌握著代表權力的鑰匙，但父輩和孫輩在她們面前貌似尊重，背後卻各行其是。何以如此，只因這沒落的舊式大家庭都是逃往租界避難的，它意味著某種斷裂和接受。斷裂的是他們將失去了祠堂、宗廟，他們沒有了祖先的象征，也就失去了使他們氣定神閑、驕傲自大的依靠；而接受的是中西文化交融最快、最繁榮，各種新生事物最多的十里洋場，他們被完全地隱在歷史的背後，遭受著被遺棄的痛苦。 學者宋家宏認為《茉莉香片》是張愛玲小說中“自敘傳”色彩最為濃厚的一篇。盡管有論者指出其主人公聶傳慶是張愛玲柔弱的弟弟張子靜，但就如張愛玲一貫的拼貼做法，其間更有著她自身的投影。這篇小說可以看做是張愛玲主體心靈的告白。 故事開頭聶家是已衰頹的舊式家庭，除了一些死錢外，就只剩下了黑沉沉的荒涼，傳慶自幼生長在這荒涼的氣氛中。他很清楚父親之所以還可以關起門來耍威風，是因為還有些臭錢。當他還在十二三歲那個漸醒人世的年齡時，他就盼望將來以“錢”來彌補自己的渺小。他要取代父親，他在廢棄支票上練習簽著“聶傳慶”的名字，也因此觸動了父親暗藏的恐懼，他挨了父親的耳光。父子問的敵意已昭然若揭，但他還得無可奈何地萎縮在父親的高壓下生活。 他漸漸醒悟，等他可以取代父親，擁有他的天下時，他可能已被作賤得不像人了。于是他在尋找著一切可能的逃離方式，然而他無法逃離。為了生存與學業，他還得終日忍受著羞辱與奚落，膽顫心驚地在父母治下討生活。每日向他的父親與繼母請安，為他們燒煙泡。更為可悲的是“他發現他有些地方酷肖他父親，不但面部輪廓與五官四肢，連步行的姿態種種小動作都像。他深惡痛疾那存在于他自身內的聶介臣。他有方法可以躲避他父親，但是他自己是永遠寸步不離地跟在身邊的”。逃不了，他已經像繡在屏風上的一只鳥，打死了也不能飛下屏風去。 從零星的傳聞和推測中，他得知，二十多年前，也就是他還沒有出世的時候，他有脫逃的希望。他的母親當時若是嫁給了言子夜教授，他就有可能是言子夜的兒子——一個積極、進取、勇敢而有思想的人，一個幸福的人。言子夜成為他畸形傾慕的對象，成為一個完美的化身。 但言子夜的一聲斷喝，擊碎了他的夢，也摧毀了他的精神家園。“他父親罵他為‘豬，狗’，再罵得厲言些也不打緊，因為他根本看不起他父親。可是言子夜輕輕的一句話就使他痛心疾首，死也不能忘記。”于是他恨那個健康、活潑、充滿青春朝氣的言子夜的女兒言丹朱。他瘋狂地認為言丹朱是奪去自己“真正父親”的敵人，他咬牙切齒地喊叫道：“告訴你，我要你死！有了你，就沒有我。有了我，就沒有你。”P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