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商人：人文浙商的10張面孔（簡體書）

如何處理在社會責任問題上，企業家們“想做，但又不能過分”的微妙關系？王文正所著的《大商人(人文浙商的10張面孔)》認為要從人文關懷人手。沒有人文關懷，社會責任的承擔就是一句空話。事實上，《浙商社會責任倡議書》中的後四項，無論是關愛員工，還是保護環境，無論是熱心慈善，還是修身立業，都是《大商人(人文浙商的10張面孔)》“人文”一詞的重要內涵。而“人文”一詞，所不同于“社會責任”的，其根本在于，前者是發乎內心的自覺，是一種主動的行為；而後者，更多的是來自社會輿論的要求，是一種被動的行為。而稍具心理學知識的人都明白，自覺主動的行為更具長久性，更加真實也更有效果；而被迫的行為，就往往會在仃為過程中大打折扣，甚至被扭曲而走向相反的方向。

做企業的終極目的是什么？勞動與資本究竟應該是一個什么樣的關系？如何有效處理與政府的關系？什么是既符合當下現實又符合未來社會的管理理論？這些一直困擾著企業家們的問題，王文正所著的《大商人(人文浙商的10張面孔)》在“人文”的視角下解讀浙商的小書，都提供了一些可供參考的答案。

數年前，由于一期雜志商業人物的采寫需要，我采訪了華立集團董事局主席汪力成。那時，汪力成因收購美國飛利浦CDMA核心技術部門而被譽為“第一中國商人”已經3年之久，其聲名早已遠布中國。但是，由于長期浸淫于人文社科的世界，我對“商人”的理解和觀察，也形成了一種習慣，就是更加側重從“人”的角度而不是“商”的角度來觀察其所言所行，而汪力成正是我第一個從“人”的角度近距離觀察的重量級企業家。
令我欣喜的是，汪力成不僅以博聞強記、出口成章贏得人們的佩服，還以其悲天憫人的人文情懷，對社會使命的勇敢承擔而贏得人們的尊敬。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我開始了對“人文浙商”的尋找。巧合的是，2005年春開始，錢江晚報社與浙江圖書館聯合舉辦了每周一講的“人文大講堂”。4月18日，來“人文大講堂”演講的，正是汪力成。兩個多小時，數十次熱烈的掌聲，在這次堪稱經典的“浙商轉型：從經濟到文化”的演講中，汪力成從“勞務型—知識型”、“經驗型—學習型”、“實惠型—理想型”、“本土型—國際型”、“富家型—富國型”、“企業型—事業型”六個方面對浙商的轉型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而其中許多觀點和論述，正與我所尋找的“人文浙商”的概念相契合。因此，更增強了我對“人文浙商”這一概念進行挖掘的信心。
2006年夏，在成為《浙商》雜志的一名記者後，由于采寫封面文章的需要，我有了更多接觸“浙商”這一群體的機會。在工作之余，也總是在思考著“人文浙商”的內涵和“理論建設”。幸運的是，在采訪中，我先後遇到了凌蘭芳、倪捷、周曉光、莊啟傳、竺福江、徐文榮、李書福、郭廣昌、倪良正等我所要尋找的“人文浙商”，他們不僅給我提供了鮮明而有個性的案例，還或多或少地表達了自己對“人文”的理解，為本書提供了有價值的素材和觀點。
什么是“人文浙商”？
簡單地說，“人文浙商”也就是“以人為本”的浙商。而所謂“以人為本”，也就是以尊重人的價值為出發點，和諧地處理各種關系。
在哲學的意義上，它追問做企業的終極目的；在經濟學的意義上，它追求公平與效率的統一；在社會學的意義上，它提倡做一個社會企業家；在政治學的意義上，它是建設和諧社會的踐行者；在文化學的意義上，它提倡企業家個人、員工與企業整體的文明素質的提升。
“人文浙商”的“以人為本”，至少具有三個維度，需要處理三種關系。
第一個維度是人與自我，即以我為本。提升人生境界，創造有意義人生的途徑，找到自己在社會歷史中的人生坐標，是人文浙商在“自我”這個層面上的目標。
第二個維度是人與企業，即企業以員工為本。企業家與企業、企業家與員工、員工與企業，這三者之間的關系究竟應該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人文浙商的理念不認同企業家與員工的關系是一種簡單的雇傭關系，而是一種合作共贏關系；不認同企業家與企業的關系是一種附屬關系和私有關系，在人文的理念下，它應該達到以下效果，即當企業家與企業相分離時，這兩者都能夠得到健康的發展，都能夠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歸宿。這是人文浙商在“企業”這個層面上的目標。
第三個維度是人與社會，即以天下之人為本。人文浙商認識到做企業的終極目的是為了社會上的每一個人，為了促進社會文明的進步，因而注重企業對其社會責任、而不僅僅是經濟責任與法律責任的主動承擔。在這個意義上，人文浙商就會站在一個更高的高度上選擇自己企業的產業方向和發展方向，就會顛覆那些“做大做強”等陳詞濫調的企業理念，而致力于企業的社會投資，以贏得世人尊敬為目標。這是人文浙商在“社會”這一層面上的目標。 而在這三種關系的處理中，一以貫之的是對人的生命價值、知識理性和人格尊嚴的關懷與尊重——這就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內容：對人的價值的尊重。
事實上，“人文”一詞，在中西方文化的語境中是有所不同的。在西方，“人文主義”本來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在反對中世紀宗教神學世界觀中興起的一種思潮，其基本精神是：肯定人的價值，要求享受人世的歡樂，主張人的個性解放與自由平等，主張人有理性，并用知識來造福人類。
在中國古代，“人文”一詞最早出現在《易經》中的“賁卦”中。它說：“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人文”指社會活動中的人倫秩序、精神文化現象及其規律，它具有禮義化、道德化、文明化的特征。具體來說，就是以“人”為中心，與其他各事物的和諧相處。
我一直固執地認為，只有從“人文”的角度人手，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當前困擾著浙商內外部經營環境的諸多問題。
比如誠信問題。在中國目前的市場經濟環境中，許多商人認為，最大的問題是誠信問題，由于誠信的缺失而導致了在中國進行商業運作的成本非常高。有一個做外貿生意的浙商曾經很坦率地告訴我，近年來，由于人民幣升值、國外反傾銷、出口退稅率下調等原因，國外生意越來越難做，但他依然不愿意開拓國內市場，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人不按規矩辦事，缺乏誠信保障，交易成本太高。
誠信、信任，這個市場經濟中最基礎的要素，為什么在中國就成為了一個“問題”呢？這恐怕跟中國文化里缺少“人的尊嚴”這個觀念有關。事實上，“誠信”就是對自己的承諾負責，以贏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而這就是一種自尊，是人文精神中對人的價值的尊重，對人的知識價值和精神價值的尊重。所以，如果打交道的雙方沒有一種共有的尊嚴意識為基礎的話，就很難有誠信可言。
比如社會責任問題。2007年6月，在浙商大會上，由《浙商》雜志作為發起機構，由汪力成作為代表宣讀了《浙商社會責任倡議書》。這份“倡議書”向天下浙商發起倡議，作出了五項承諾：一是改革創新，做強做大；二是關愛員工，誠信守法；三是保護環境，節約資源；四是扶貧濟困，熱心慈善；五是修身立業，傳承文明。
發起這一倡議的，有宗慶後、樓忠福、郭廣昌、李書福、丁磊、王振滔、南存輝等17名耀眼的浙商明星。細心的人可以發現，在上述五項“責任”之中，除了第一條“改革創新，做強做大”外，其余四條與企業經營都沒有直接關系。可見，至少在起草者的眼里，“社會責任”更多的是對企業之外的“社會”負責。然而，就在隨後的記者招待會上，當與會的記者問及發起者對“社會責任”一詞的理解時，有不止一位的發起者卻將論述的重點，放在了將企業“做強做大”上，他們認為：做好企業，依法納稅，解決就業問題，就是企業最大的“社會責任”。
商人可以說是社會上最精明的一個群體，這種精明，不僅體現在做生意上，也體現在語詞的運用上。將“社會責任”理解為“做好企業，依法納稅”之類，正是對這一概念精明的偷換。然而，我無意指責他們的這種精明。事實上，這種精明多多少少也是被逼出來的——輿論、政府、社會，不顧他們自身能力，逼迫他們無邊界地承擔本該是政府承擔的責任，只會增強他們的抵觸情緒。
如何處理在社會責任問題上，企業家們“想做，但又不能過分”的微妙關系？我認為依然要從人文關懷人手。沒有人文關懷，社會責任的承擔就是一句空話。事實上，《浙商社會責任倡議書》中的後四項，無論是關愛員工，還是保護環境，無論是熱心慈善，還是修身立業，都是本書“人文”一詞的重要內涵。而“人文”一詞，所不同于“社會責任”的，其根本在于，前者是發乎內心的自覺，是一種主動的行為；而後者，更多的是來自社會輿論的要求，是一種被動的行為。而稍具心理學知識的人都明白，自覺主動的行為更具長久性，更加真實也更有效果；而被迫的行為，就往往會在仃為過程中大打折扣，甚至被扭曲而走向相反的方向。
此外，諸如做企業的終極目的是什么，勞動與資本究竟應該是一個什么樣的關系，如何有效處理與政府的關系，什么是既符合當下現實又符合未來社會的管理理論，這些一直困擾著企業家們的問題，這本在“人文”的視角下解讀浙商的小書，都提供了一些可供參考的答案。
最後，說一下本書的題目：“大商人”。相信很多讀者看了這個題目會不以為然，原因很簡單：書中有些主人公的企業規模或個人資產，還遠未達到他們心目中“大”的標準。但我之所謂“大”，本來就不是以其外在標準衡量的，而是以其精神心靈與人文關懷為尺度的。在我看來，沒有一種對他人與世界的慈悲之心，沒有一種對德性與自然的敬畏之情，沒有一種對民族與國家的赤子之愛，無論其企業的規模有多大，其個人的資產有多少，都是與“大”扯不上邊的。看看“大”字的結構吧，就是一個“人”，挑著“一根扁擔”。這根“扁擔”，就是擔當，就是責任。

徐文榮：“太陽城”締造者
“橫店的資產并不是我個人的”
“我就是一條蚯蚓，要用自己的身體拱出一條路來”
圓明園情結
致富不能忘了徐主席
附錄
徐文榮語錄
徐文榮資料
李書福：叛逆者的孤獨
從陳勝邁向漢武
中國企業家的三種原型與李書福
叛逆與孤獨
金錢的價值是短暫的
收購沃爾沃的秘密
附錄
李書福語錄
李書福資料
凌蘭芳：“倜儻非常之人”
“善商”的五重境界
湖絲傳人
說不盡的凌蘭芳
附錄
凌蘭芳語錄
凌蘭芳資料
郭廣昌：知識分子的第三種形態
從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說起
哲學：郭廣昌商業智慧之源
文化尋根與“兩個輪子”
企業家應該代表理性和建設性的力量
匯聚成長力量
重建商業文明
附錄
郭廣昌語錄
郭廣昌資料
汪力成：文人俠客
我以我血薦軒轅
企業乃社會公器
文人亦有俠客夢
附錄
汪力成語錄
汪力成資料
倪捷：民主與科學的雙重變奏
激情燃燒的歲月
“五四精神”繼承者
“商人”成為“企業家”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思想
讓人類走向更正確的道路
附錄
倪捷語錄
倪捷資料
周曉光：仁者雍容
苦難是成功人生的底色
“和”的五重境界
以誠待人，贏得高人指點
唯有學習是不斷前行的動力
一夜成名之後的全國人大代表
附錄
周曉光語錄
周曉光資料
竺福江：平民企業家
“外婆影響了我的一生”
做一個負責任的企業
關注社會，關注民生
附錄
竺福江語錄
竺福江資料
倪良正：老板不能搶員工的錢
稻盛和夫的啟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無德、無苦，怎做聖奧人？
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要素
附錄
倪良正語錄
倪良正資料
莊啟傳：思想者
戰爭文化思維
從歷史中尋找啟示
人強不如國強，國強還須人強
位卑未敢忘憂國
思想的價值
成熟與從容
附錄
莊啟傳語錄
莊啟傳資料
後記

認識徐文榮
如果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以1978年安徽鳳陽小崗生產隊18個農民血紅的手印作為一個“紅色”源頭的話，那么在浙江，重大的經濟事件早在1978年之前就已經躁動于母腹了：1969年，蕭山的魯冠球成立了“寧圍農機廠”；1975年，橫店的徐文榮創辦了東陽縣橫店絲廠——這事實上成為當代浙商崛起的兩個源頭。
30多年後的今天，當初多少風云際會的改革者都已成為過往云煙，但魯冠球和徐文榮仍然是中國企業界的兩棵“常青樹”。盡管他們最終的路向不同：魯冠球的萬向集團從鄉鎮集體企業變身為徹底的“民營企業”，而徐文榮的橫店集團則通過“社團經濟”的模式依然保持著“集體”的基因。
而在我看來，從“人文浙商”的角度，徐文榮顯然更有代表性。這不僅僅是因為他生于新中國成立前，創業于改革開放前，其生活和創業的過程分別跨越了整個共和國的歷史和改革開放的歷史，還在于他在物質、精神和文化上所達到的高度：在物質層面上，他不但創立了一個中國頂尖的民營企業集團，還創造了“社團經濟”的所有制模式，帶領橫店農民實現了共同富裕；在精神上，他不與流俗為伍，不與時尚的企業管理觀念為伍，一直堅持并踐行著自己的社會理想——被人們懷疑已久、廢棄已久的“大同理想”；在文化上，他無中生有創造出的橫店影視城，業已成為中國著名的旅游勝地，成為當代中國文化建設史上重要的一筆——這三者，在實踐上奠定了徐文榮的人文品質。
對“草根浙商”的一個經典的總結是他們的“四千精神”。那么，究竟誰是“四千精神”的最早提出者？我曾查閱了各種資料，一直未能求得真解。後來，在我詳細閱讀徐文榮的兩本文集《經營之道》與《一個企業家的心聲》時，竟然驚奇地發現，早在1996年，徐文榮就在《培育文化力 發展生產力》一文中說到：“……在困難的情況下，我們變沒有‘計劃’的劣勢為市場經營的優勢，想千方百計，說千言萬語，跑干山萬水，經千辛萬苦，使企業滾雪球一樣地越滾越大。”這是我所看到的關于“四千精神”的最早描述。
不僅如此，在2005年前後，“執行力”被大力提倡之後，管理學書籍中各種“力”都開始跟風炒作，其中就有“文化力”的說法。不過，在徐文榮那里，早在1994年，“文化力”就已經被上升為一種理論：“根據我個人的理解，企業文化力表現為企業精神文化、企業制度文化和企業物質文化三個層次，代表著企業整體文化的不同側面，同時又互相制約、互相滲透、互相影響，三者密不可分。”而諸如“社會企業家”概念的提出、對國有資產流失的警惕等等，這些日後一度為全社會所關心的話題，早在很多年前，就被徐文榮提出。
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史，在經濟領域其實就是產權和所有制改革的歷史。在這段歷史中，中國經濟社會取得了巨大進步，但同時也由于權力與資本的糾葛而造成了諸多的社會問題。大浪淘沙，誰能最終經得起市場經濟和道德人性的雙重考驗？看看幾個曾經與徐文榮一樣享有盛譽的村鎮企業家吧：天津大邱莊早已變了臉，莊主禹作敏如過眼煙云，在1999年保外就醫中去世；華西村仍受熱捧，但質疑鋪天蓋地且與日俱增，2003年吳仁寶兒子吳協恩接班之後，華西村疑云更重：南街村同樣爭議不斷，特別是2008年開始，《南街真相》等報道揭開了王宏斌的面紗，海外媒體稱，“王宏斌變身紅色資本家”……
也正因為上述種種，我選取徐文榮作為本書的開篇，作為人文浙商的一個源頭，該沒有什么不當之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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