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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序
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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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施塔姆勒》是馬克斯?韋伯對魯道夫?施塔姆勒（Rudolf Stammler）《歷史唯物主義的經濟觀念與法律觀念：一項社會哲學研究》一書第二版所作的細致評述與批判，也是韋伯繼《羅雪爾與克尼斯》之後又一重要的方法論（元理論）著作。
在對施塔姆勒的批判中，韋伯意在通過考察社會文化科學領域之一的法社會學的邏輯特征，來維護自己有關解釋性社會文化科學、也即秉持理解論題的社會文化科學的觀念。《批判施塔姆勒》揭示了許多關鍵聯系：《羅雪爾—克尼斯》專著與《經濟與社會》的問題意識之間的聯系；韋伯的方法論與當代諸多方法論之間的密切關系，包括彼此交疊的常人方法學、現象學社會學、詮釋社會學以及日常生活社會學等學說。
韋伯認為，任何科學研究或學術研究，在五十年內必然會過時。這是科學進步內在辯證的結果，也是科學分工日趨精細的結果。但韋伯方法論（元理論）著作背後的意圖，是要去發展一種“新工具”，一種新的社會文化研究邏輯，一種可以定義社會文化科學主題、問題、方法與理論宗旨的新范式或問題意識。
《批判施塔姆勒》譯自由重要韋伯研究專家蓋伊?奧克斯翻譯，自由出版社編輯出版的權威英譯本，是不可多得的韋伯研究譯著。
在對施塔姆勒的批判中，韋伯意在通過考察社會文化科學領域之一的法社會學的邏輯特征，來維護自己有關解釋性社會文化科學、也即秉持理解論題的社會文化科學的觀念。《批判施塔姆勒》揭示了許多關鍵聯系：《羅雪爾—克尼斯》專著與《經濟與社會》的問題意識之間的聯系；韋伯的方法論與當代諸多方法論之間的密切關系，包括彼此交疊的常人方法學、現象學社會學、詮釋社會學以及日常生活社會學等學說。
韋伯認為，任何科學研究或學術研究，在五十年內必然會過時。這是科學進步內在辯證的結果，也是科學分工日趨精細的結果。但韋伯方法論（元理論）著作背後的意圖，是要去發展一種“新工具”，一種新的社會文化研究邏輯，一種可以定義社會文化科學主題、問題、方法與理論宗旨的新范式或問題意識。
《批判施塔姆勒》譯自由重要韋伯研究專家蓋伊?奧克斯翻譯，自由出版社編輯出版的權威英譯本，是不可多得的韋伯研究譯著。
作者簡介
作者：(德國)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 譯者：李榮山 校注：李康
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1864－1920，是德國的政治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他被公認是現代社會學和公共行政學最重要的創始人之一。韋伯最初在柏林大學開始教職生涯，并陸續于維也納大學、慕尼黑大學等大學任教。他對于當時德國的政界影響極大，曾前往凡爾賽會議代表德國進行談判，并且參與了魏瑪共和國憲法的起草設計。
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1864－1920，是德國的政治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他被公認是現代社會學和公共行政學最重要的創始人之一。韋伯最初在柏林大學開始教職生涯，并陸續于維也納大學、慕尼黑大學等大學任教。他對于當時德國的政界影響極大，曾前往凡爾賽會議代表德國進行談判，并且參與了魏瑪共和國憲法的起草設計。
名人/編輯推薦
《批判施塔姆勒》是馬克斯?韋伯最重要的方法論著作之一！
序
前言
在馬克斯?韋伯的同事與朋友中，有一些氣質獨特、心氣高傲的人，比如恩斯特?特洛爾奇（Ernst Troeltsch）、海因里希?李凱爾特（Heinrich Rickert）以及格奧爾格?西美爾（Georg Simmel）。特洛爾奇是海德堡大學的歷史學家和神學家，在宗教史與宗教社會學方面與韋伯興趣相投，甚至在位于Ziegelhauser街、俯瞰內卡河的韋伯家中借住多年。李凱爾特是新康德主義學院派哲學家，與韋伯在孩提時代相識于柏林，後又在弗萊堡大學成為同事。李凱爾特是哲學編外講師，韋伯則在那里獲得了第一份正教授教席。後來，李凱爾特在韋伯之後去了海德堡，在那里他仔細研究了韋伯方法論著作的發展。西美爾是社會文化科學大師，社會學家、認識論專家、美學家及思想史家。但在其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里，他只是柏林大學一位沒有穩定職位的教師。他是韋伯海德堡家中的常客，兩人通信頻繁。為幫助西美爾在海德堡大學謀取一個教授職位，韋伯到處游說，但沒能成功。韋伯這三位朋友，在評價同代同行時，從不虛言客套，故作謙虛，也不隨意吹捧。但在威廉德國的思想文化〔氛圍〕中，這樣的美德顯然既不受到倡導，也沒什么回報。但這三位都把韋伯視為天才。
李凱爾特與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在許多問題上似乎并無共識，就連在雅斯貝爾斯是否應該被指派承擔海德堡哲學教席這個問題上也是如此，但他們都認為韋伯是那個時代德國最偉大的思想家。雅斯貝爾斯認為，就明晰性、原創性與歷史重要性而言，韋伯的方法論可以與伽利略論自然科學基礎的著作媲美。李凱爾特也拿韋伯的方法論著作與文藝復興時期自然哲學家們有關科學的哲學著述相比較。為澄清研究自然現象的新方法，培根、伽利略與笛卡爾研究了有關科學的哲學。他們的著作對後來的自然科學家至關重要，并且已被奉為經典。在李凱爾特看來，韋伯方法論著作背後的意圖，也是去發展一種“新工具”，一種新的社會文化研究邏輯，一種可以定義社會文化科學主題、問題、方法與理論宗旨的新范式或問題意識。
74年前，韋伯發表了他的第一篇方法論文章。 55年前，他的所有方法論著作都被結集出版。韋伯的方法論與我們有何關聯？韋伯認為，任何科學研究或學術研究，在50年內必然會過時。這是科學進步內在辯證的結果，也是科學分工日趨精細的結果。韋伯方法論的重要性有沒有得到理解與充分挖掘？其局限與缺點有沒有得到揭示與分析？社會文化科學是否已經把握、檢驗、批判、窮盡并超越了韋伯方法論的可能性？是否因為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比韋伯看得更遠？或者，用沙特爾的貝爾納（Bernard of Chartres）在論述 12世紀學者與古代哲學家之間關系時所用的比喻來說：我們都像坐在巨人肩上的矮子？要把握這些問題的修辭含義，無需借助有關社會文化科學史的高深著作。我們對待韋伯方法論著作的姿態遠為謙遜。遙遠的巨像巍然聳立，我們用侏儒的眼光來窺視它神秘莫測的面孔。貝爾納明白其同時代人的著作無法與古人的成就相比。但他也清楚，自己已經仔細地、批判地研讀過他們的著作。然而，韋伯很多重要的方法論著作，以及那些影響過他的人的著作，尤其是狄爾泰（Dilthey）、西美爾以及李凱爾特的著作，都還沒有翻譯成英文，英美的社會文化科學研究者至今仍無緣得見。
經自由出版社與主編查爾斯?E.史密斯（Charles E. Smith）的努力，作為“解釋性”社會科學之基礎的〔韋伯〕方法論，得以更為完整地呈現〔在讀者面前〕。1975年，自由出版社出版了韋伯的第一部也是最具雄心的一部方法論著作：《羅雪爾與克尼斯：歷史經濟學的邏輯問題》。隨後又出版了西美爾包羅萬象的社會文化科學哲學著作，也即《歷史哲學問題》（The Problems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的英譯本，這本書常常被韋伯當作重要參引來源。眼前這部《批判施塔姆勒》英譯本揭示了許多關鍵聯系：羅雪爾—克尼斯專著與《經濟與社會》的問題意識之間的聯系；韋伯的方法論與當代許多方法論之間的密切關系，包括彼此交疊的常人方法學、現象學社會學、詮釋社會學（hermeneutical sociology）以及日常生活社會學等學說。自由出版社的艾琳 ?菲茨杰拉德 ?德瓦爾德（ Eileen Fitzgerald DeWald）負責這些手稿，她的修訂使譯稿更為明晰，文字更為順暢，使這些譯著增色不少。這些譯著得到了蒙莫斯學院（ Monmouth College）三筆基金資助。
導論
蓋伊?奧克斯
韋伯的文本
以下譯文是馬克斯?韋伯對魯道夫?施塔姆勒（Rudolf Stammler）《歷史唯物主義的經濟觀念與法律觀念：一項社會哲學研究》（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Economy and Law: A Socio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1906）一書第二版所作的細致評述。韋伯寫作這些評論時，施塔姆勒（1856—1938）還是哈勒大學教授。隨後他被召至威廉德國最高學府柏林大學，并獲得一個在德國大學體制中聲望崇高的教席，成為當時最具影響力的法學家之一。幾部法學著作（Stammler，1902，1911，1922）奠定了施塔姆勒的學術聲望。《經濟與法律》（Economy and Law）初版于 1896年。施塔姆勒把這本書視為對社會科學基礎的認識論研究。他告訴我們，社會科學正處于搖擺混沌狀態。其不確定地位引出了如下問題：在社會生活中能否確立法則般 的規律，堪比于構成自然科學基礎的自然法則？抑或在社會生活與自然之間存在著根本差異？如果在自然與社會生活之間的確存在根本差異，那么在何種程度上有理由把自然科學的方法與概念工具應用到社會科學問題上去？施塔姆勒聲稱，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哲學研究是必要的，它可以解決如下問題： “人類社會生活基于哪些基本的形式法則條件？”（Stammler，1921，pp. 6—7）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知道，哪些概念和原則是社會科學得以可能的邏輯條件。根據施塔姆勒的看法，這種哲學研究必須分析“社會生活”這個概念，因為它是社會科學的“構成性概念 ”，也即“基本概念 ”（Grundbegriff）（Stammler， 1921，p. 10）。因此，一切為社會科學確立認識論基礎的嘗試，都必須從分析這個概念開始。什么是社會生活？其構成屬性是什么？在哪些條件下，一個既定事項可被視為社會現象？
在該書“導論”部分，施塔姆勒提出了這些問題。該導論題為 “Socialphilosophie”，或可譯為“有關社會科學的哲學”。在該書第二卷，即“社會科學的對象”中，施塔姆勒回答了這些問題。在第二卷第一章（“人類社會生活”）第16節（“社會概念”）中，施塔姆勒論述說：首先，人的社會共存這一概念，顯然“不同于”人的既定的、經驗的時空存在這個概念。相比後者而言，前者的“內涵更豐富”。社會生活這個概念指的是某種共存模式，不同于個別的人——被視為自然世界中的對象——在相同時空框架中的共存。後面這種共存——“純粹的物理共存”——與“集體社會生活”“在概念上”有何差別？
“這里，我們尋找的關鍵因素是某種標準，根據這一標準，社會生活被界定為知識的某種特殊對象。”（Stammler，1921，p. 81）這種標準是什么？社會生活的界定性特征是什么？“這種標準就是：人類根據自己制定的規則，來調控（regulation）相互交往與集體生活。”（Stammler，1921，p. 81）
在馬克斯?韋伯的同事與朋友中，有一些氣質獨特、心氣高傲的人，比如恩斯特?特洛爾奇（Ernst Troeltsch）、海因里希?李凱爾特（Heinrich Rickert）以及格奧爾格?西美爾（Georg Simmel）。特洛爾奇是海德堡大學的歷史學家和神學家，在宗教史與宗教社會學方面與韋伯興趣相投，甚至在位于Ziegelhauser街、俯瞰內卡河的韋伯家中借住多年。李凱爾特是新康德主義學院派哲學家，與韋伯在孩提時代相識于柏林，後又在弗萊堡大學成為同事。李凱爾特是哲學編外講師，韋伯則在那里獲得了第一份正教授教席。後來，李凱爾特在韋伯之後去了海德堡，在那里他仔細研究了韋伯方法論著作的發展。西美爾是社會文化科學大師，社會學家、認識論專家、美學家及思想史家。但在其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里，他只是柏林大學一位沒有穩定職位的教師。他是韋伯海德堡家中的常客，兩人通信頻繁。為幫助西美爾在海德堡大學謀取一個教授職位，韋伯到處游說，但沒能成功。韋伯這三位朋友，在評價同代同行時，從不虛言客套，故作謙虛，也不隨意吹捧。但在威廉德國的思想文化〔氛圍〕中，這樣的美德顯然既不受到倡導，也沒什么回報。但這三位都把韋伯視為天才。
李凱爾特與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在許多問題上似乎并無共識，就連在雅斯貝爾斯是否應該被指派承擔海德堡哲學教席這個問題上也是如此，但他們都認為韋伯是那個時代德國最偉大的思想家。雅斯貝爾斯認為，就明晰性、原創性與歷史重要性而言，韋伯的方法論可以與伽利略論自然科學基礎的著作媲美。李凱爾特也拿韋伯的方法論著作與文藝復興時期自然哲學家們有關科學的哲學著述相比較。為澄清研究自然現象的新方法，培根、伽利略與笛卡爾研究了有關科學的哲學。他們的著作對後來的自然科學家至關重要，并且已被奉為經典。在李凱爾特看來，韋伯方法論著作背後的意圖，也是去發展一種“新工具”，一種新的社會文化研究邏輯，一種可以定義社會文化科學主題、問題、方法與理論宗旨的新范式或問題意識。
74年前，韋伯發表了他的第一篇方法論文章。 55年前，他的所有方法論著作都被結集出版。韋伯的方法論與我們有何關聯？韋伯認為，任何科學研究或學術研究，在50年內必然會過時。這是科學進步內在辯證的結果，也是科學分工日趨精細的結果。韋伯方法論的重要性有沒有得到理解與充分挖掘？其局限與缺點有沒有得到揭示與分析？社會文化科學是否已經把握、檢驗、批判、窮盡并超越了韋伯方法論的可能性？是否因為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比韋伯看得更遠？或者，用沙特爾的貝爾納（Bernard of Chartres）在論述 12世紀學者與古代哲學家之間關系時所用的比喻來說：我們都像坐在巨人肩上的矮子？要把握這些問題的修辭含義，無需借助有關社會文化科學史的高深著作。我們對待韋伯方法論著作的姿態遠為謙遜。遙遠的巨像巍然聳立，我們用侏儒的眼光來窺視它神秘莫測的面孔。貝爾納明白其同時代人的著作無法與古人的成就相比。但他也清楚，自己已經仔細地、批判地研讀過他們的著作。然而，韋伯很多重要的方法論著作，以及那些影響過他的人的著作，尤其是狄爾泰（Dilthey）、西美爾以及李凱爾特的著作，都還沒有翻譯成英文，英美的社會文化科學研究者至今仍無緣得見。
經自由出版社與主編查爾斯?E.史密斯（Charles E. Smith）的努力，作為“解釋性”社會科學之基礎的〔韋伯〕方法論，得以更為完整地呈現〔在讀者面前〕。1975年，自由出版社出版了韋伯的第一部也是最具雄心的一部方法論著作：《羅雪爾與克尼斯：歷史經濟學的邏輯問題》。隨後又出版了西美爾包羅萬象的社會文化科學哲學著作，也即《歷史哲學問題》（The Problems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的英譯本，這本書常常被韋伯當作重要參引來源。眼前這部《批判施塔姆勒》英譯本揭示了許多關鍵聯系：羅雪爾—克尼斯專著與《經濟與社會》的問題意識之間的聯系；韋伯的方法論與當代許多方法論之間的密切關系，包括彼此交疊的常人方法學、現象學社會學、詮釋社會學（hermeneutical sociology）以及日常生活社會學等學說。自由出版社的艾琳 ?菲茨杰拉德 ?德瓦爾德（ Eileen Fitzgerald DeWald）負責這些手稿，她的修訂使譯稿更為明晰，文字更為順暢，使這些譯著增色不少。這些譯著得到了蒙莫斯學院（ Monmouth College）三筆基金資助。
導論
蓋伊?奧克斯
韋伯的文本
以下譯文是馬克斯?韋伯對魯道夫?施塔姆勒（Rudolf Stammler）《歷史唯物主義的經濟觀念與法律觀念：一項社會哲學研究》（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Economy and Law: A Socio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1906）一書第二版所作的細致評述。韋伯寫作這些評論時，施塔姆勒（1856—1938）還是哈勒大學教授。隨後他被召至威廉德國最高學府柏林大學，并獲得一個在德國大學體制中聲望崇高的教席，成為當時最具影響力的法學家之一。幾部法學著作（Stammler，1902，1911，1922）奠定了施塔姆勒的學術聲望。《經濟與法律》（Economy and Law）初版于 1896年。施塔姆勒把這本書視為對社會科學基礎的認識論研究。他告訴我們，社會科學正處于搖擺混沌狀態。其不確定地位引出了如下問題：在社會生活中能否確立法則般 的規律，堪比于構成自然科學基礎的自然法則？抑或在社會生活與自然之間存在著根本差異？如果在自然與社會生活之間的確存在根本差異，那么在何種程度上有理由把自然科學的方法與概念工具應用到社會科學問題上去？施塔姆勒聲稱，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哲學研究是必要的，它可以解決如下問題： “人類社會生活基于哪些基本的形式法則條件？”（Stammler，1921，pp. 6—7）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知道，哪些概念和原則是社會科學得以可能的邏輯條件。根據施塔姆勒的看法，這種哲學研究必須分析“社會生活”這個概念，因為它是社會科學的“構成性概念 ”，也即“基本概念 ”（Grundbegriff）（Stammler， 1921，p. 10）。因此，一切為社會科學確立認識論基礎的嘗試，都必須從分析這個概念開始。什么是社會生活？其構成屬性是什么？在哪些條件下，一個既定事項可被視為社會現象？
在該書“導論”部分，施塔姆勒提出了這些問題。該導論題為 “Socialphilosophie”，或可譯為“有關社會科學的哲學”。在該書第二卷，即“社會科學的對象”中，施塔姆勒回答了這些問題。在第二卷第一章（“人類社會生活”）第16節（“社會概念”）中，施塔姆勒論述說：首先，人的社會共存這一概念，顯然“不同于”人的既定的、經驗的時空存在這個概念。相比後者而言，前者的“內涵更豐富”。社會生活這個概念指的是某種共存模式，不同于個別的人——被視為自然世界中的對象——在相同時空框架中的共存。後面這種共存——“純粹的物理共存”——與“集體社會生活”“在概念上”有何差別？
“這里，我們尋找的關鍵因素是某種標準，根據這一標準，社會生活被界定為知識的某種特殊對象。”（Stammler，1921，p. 81）這種標準是什么？社會生活的界定性特征是什么？“這種標準就是：人類根據自己制定的規則，來調控（regulation）相互交往與集體生活。”（Stammler，1921，p. 81）
目次
前言
導論 蓋伊?奧克斯
——韋伯的文本
——韋伯的方法論問題意識
——理解主題與對施塔姆勒的批判
施塔姆勒對唯物史觀的“駁斥”
——緒論
——施塔姆勒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闡釋
——施塔姆勒的“知識論”
——對規則（rule）概念的分析：規律（regularity）概念、規范（norm）概念與準則（maxim）概念
——對規則概念的分析：“游戲規則”概念
——對規則概念的分析：法律規則概念
——對規則概念的分析：法律概念與經驗概念
“施塔姆勒對唯物史觀的‘駁斥’”補論
——施塔姆勒著作中的“因果關系與目的論”
——施塔姆勒的“社會生活”概念
注釋
——施塔姆勒對唯物史觀的“駁斥”
——“施塔姆勒對唯物史觀的‘駁斥’”補論
索引
導論 蓋伊?奧克斯
——韋伯的文本
——韋伯的方法論問題意識
——理解主題與對施塔姆勒的批判
施塔姆勒對唯物史觀的“駁斥”
——緒論
——施塔姆勒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闡釋
——施塔姆勒的“知識論”
——對規則（rule）概念的分析：規律（regularity）概念、規范（norm）概念與準則（maxim）概念
——對規則概念的分析：“游戲規則”概念
——對規則概念的分析：法律規則概念
——對規則概念的分析：法律概念與經驗概念
“施塔姆勒對唯物史觀的‘駁斥’”補論
——施塔姆勒著作中的“因果關系與目的論”
——施塔姆勒的“社會生活”概念
注釋
——施塔姆勒對唯物史觀的“駁斥”
——“施塔姆勒對唯物史觀的‘駁斥’”補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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