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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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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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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本書是韋伯最知名的著作。韋伯提出了一個知名的論點:那就是清教徒的思想影響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一般宗教的傳統往往排斥世俗的事務,尤其是經濟成就上的追求,但為什麼這種觀念沒有發生在新教里發生呢?韋伯在這本書里解釋了這個悖論。

書摘/試閱

新教教派與資本主義精神[1] 馬克斯?韋伯作為一項原則的“政教分離”,在美國已經存在多時了。這種分離貫徹得非常嚴格,那里甚至沒有官方的教派統計,因為國家要去詢問公民屬于什么教派,可能會被視為違法。我們這里不打算討論宗教組織與國家關系的這個原則有什么實際的重要意義[2]。我們更關心的是這一事實:就在僅僅25年前,美國的“無教派人士”據估計只占6%,[3]盡管這里并不存在當時絕大多數歐洲國家某些有特權的教會給予教派的所有那些非常實際的獎賞,盡管有大批的移民涌入美國。 另外,應當看到,美國的教派所承受的財政負擔之重——特別對于窮人來說——是德國的任何地方都無法比擬的。那些公之于眾的家庭預算就證明了這一點,而且我也親自了解了伊利湖畔一個城市的教徒的負擔情況,那里的居民幾乎全是從德國移民過來的伐木工。他們出于宗教意圖的正常捐款一年差不多會達到80美元,而他們能夠得到的年收入則約為1000美元。人人都知道,哪怕這是財政負擔的很小一部分,在德國也會導致大批教徒退教。而且,除此之外,在15或20年前,就是說,在美國開始歐洲化過程之前,凡是到訪過這個國家的人都會看到,所有那些尚未涌進歐洲移民的地區,全都彌漫著強烈的教會意識[4]。每一種舊時的旅行手冊都會表明,和最近幾十年相比,從前美國的教會意識都是得到公認的,而且遠為強烈。我們這里特別關心的是這種情況的一個側面。 僅僅在一代人之前,商人們一到這里安家落戶并開始新的社會交往,他們就會碰到這樣的問題:“你屬于哪個教派?”問題會問得很謙和,而且看上去像是順便一問,不過顯而易見那絕不是偶然問問的。即使在紐約的姊妹城布魯克林,這種悠久的傳統也一直保持著,在那些不大受移民影響的共同體中則會強烈得多。這個問題會使人想起典型的蘇格蘭套餐會(Scotch table d?h?te)上的問題,要是25年前的星期日,在這樣的場合,一個歐洲大陸人幾乎總是會碰到一位夫人向他提問的局面:“今天您做禮拜了嗎?”或者,假如這個歐洲大陸人作為熟客碰巧坐在了上首,侍者在上湯時就會要求他:“先生,祈禱吧,請。”一個美好的星期天,我在(凱斯島的)波特利(Portree)就遇上了這個典型的問題,而且不知道還有沒有比這樣更合適的回答:“我是浸禮會教徒,但在波特利沒有找到我們教派的教堂。”夫人們對這個回答感到很高興并且表示滿意:“噢,除了他自己教派的禮拜,他不做其他禮拜的!”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新教教派與資本主義精神如果更加貼近地觀察一下美國的情況,人們就會很容易看到,社交與商業活動幾乎總要涉及宗教的教派歸屬問題,它決定著能否建立長期的信任關系。然而,一如上述,美國的政府卻從不提這樣的問題。為什么? 首先,(1904年的)一些親眼觀察可以用來做出說明。筆者曾經乘火車在當時還是印第安人的領地上做過一次長途旅行,鄰座的是一位“殯儀金屬件”(墓碑用鐵字)行銷商,他很不經意地談到了教會意識,其強烈程度至今令人難忘。這位商人說,“先生,不管是誰,相不相信我都由他去好了,但是如果我看到一個農夫或者一個商人不屬于任何教派,我連一半也信不過他。如果他什么都不信,他會給我付賬嗎?”這里表明的還是一個有點模糊的動機。 如果聽聽一位德國出生的鼻喉科專家的故事,事情就會變得更清楚一點。他定居在俄亥俄河畔的一個大城市里,他對我談到了接診第一位患者時的情形。按照這位醫生的要求,患者躺在床上接受[用]鼻腔反射鏡進行的檢查。患者立刻坐了起來,并且很鄭重地強調說:“先生,我是浸禮會教徒,教會就在外面大街上。”由于弄不明白這件事情對于鼻子的病癥和治療具有什么意義,這位醫生便小心翼翼地請教了他的美國同行。同行笑著告訴他,病人聲明自己的教派成員身份只有一個意思:“不用擔心酬金問題。”但是為什么它會確切表達這個意思呢?第三件事情大概就能使人看得更清楚。 在10月初一個明媚的星期天下午,我參加了浸禮派會眾的一個洗禮儀式。陪同我出席的是我的幾位親戚,他們是北卡羅來納M.[縣城]幾英里以外窮鄉僻壤的農民。儀式在一個水塘邊舉行,一條從遙遙可見的藍嶺山上順勢而下的小河注滿了那個水塘。水很冷,夜里還會結冰。許多農民舉家來到這里,全都圍立在山坡上,他們都是坐著兩輪輕便馬車來的,有的來自很遠的地方,有的則是鄰居。 身著黑袍的傳道士站在齊腰深的水塘中。做好了各項準備之后,10名盛裝的男女魚貫涉入了水塘。他們宣明了自己的信仰,然后整個浸入了水中——女性則是在傳道士的懷抱中入水的。他們上來了,衣服透濕,渾身發抖,走出水塘之后,每個人都向他們致了“賀辭”。他們接著裹上了厚厚的毯子,然后便往家趕。我的一個親戚評論說,“信仰”可以永遠制止噴嚏。站在我旁邊的另一個親戚已經按照德國的傳統被革出了教門,他小心地露出了輕蔑的惡意。他對受洗者之一說道,“嗨!比爾,水還不算太冷吧?”這時他得到了真誠的回答:“杰夫,我想的是到了某個熱烘烘的地方(見鬼!),我沒覺著水冷。”其中一個年輕人入水的時候,我的親戚驚得跳了起來。 “你看,”他說,“我告訴你他會的!” 儀式之后我問他,“為什么你認為那個人會受洗?”答曰,“因為他想在M.開銀行。” “這附近都是浸禮派教徒,他能開得下去嗎?” “根本不可能,不過,受洗之后他就會得到整個地區的庇護,而且能夠競爭得過任何人。” 進一步的問題是“為什么”和“靠什么手段”,于是引出了如下結論:只有經過最循規蹈矩的“見習”,并且對于一直追溯到早年的行為進行了最為嚴格的調查之后(有無違反法紀的行為?是不是經常泡酒館?跳不跳舞?看不看戲?打不打牌?是不是很早就借債?有沒有其他輕薄行為?),才能得到當地浸禮派會眾的接納。這些會眾仍在嚴格堅持著宗教傳統。 得到會眾的接納等于是公認一個紳士的道德品質——特別是商業事務所要求的那些品質——有著絕對保證。受了洗禮就可以保證那個人得到整個地區的儲蓄,以及沒人可以匹敵的無限信任。他是一個“成功的人”。深入的觀察可以進一步證實,這些——或至少是非常近似的——現象反復出現在絕大多數不同的地區。一般來說,唯有屬于或循道宗、或浸禮會、或其他各個教派以及教派式秘密宗教集會的人,才有可能獲得商業上的成功。一個教派成員遷徙他鄉,或者假如他是個行銷商,他會帶上會眾為他開具的證明,從而不僅能使他很容易地和教派成員建立聯系,而且至關重要的是,能使他到處都受人信任。如果他并非由于自己的過錯而陷入了經濟困境,教派就會幫著料理他的事務,為他在債權人那里提供擔保,并且常常根據“要借給人不指望償還”(《路加福音》,六:35)的圣經原則給予他一切幫助。 債權人能夠指望的是,那個債務人所屬的教派會顧及自身的聲譽,不可能為了一個教派成員的利益而讓債權人蒙受損失。然而,這對于那個人的命運還不是決定性的。具有決定意義的是這一事實:一個享有崇高聲譽的教派僅僅接納這樣的成員——他的“為人”使他看來能夠無可懷疑地從道德上證明合格。 關鍵就在這里:成為教派成員意味著證明了個人在道德上——特別是商業道德——的合格性。這一點和一個“教會”中的成員身份形成了對照,一個人入了教會就是有了“出身”,而教會則是讓恩寵普照的,對好人歹人都一視同仁。實際上,一個教會就是一個法人團體,它把恩寵加以條理化并支配著恩寵的宗教授予權,好像這是一種天賦的職能。大體上說,教會中的派別是強制性的,因而根本不去證明教徒品質的優劣。但是,一個教派卻是那些根據原則能在宗教上和道德上證明合格的人們自愿組成的聯合體。雖然一個人會發現他的成員身份是通過宗教見習才得到自愿接納的,但他仍是自愿加入教派的。 當然,這里有一個確鑿的事實:恰恰是在美國,這種選擇往往會受到非常有力的抵消,因為教派之間的競爭常常導致靈魂的改宗,而這種競爭在一定程度上是深受傳道士的物質利益決定的。因此,競爭的教派中間常常存在一些限制改宗的協議。例如,某人離了婚,但是按照宗教觀點來看,他的離婚理由極不充分,為了阻止他輕易地再婚,就會形成這樣的協議。能夠為再婚提供便利的宗教組織有著極大的吸引力。據說,某些浸禮派共同體在這方面有時就很寬松,而(密蘇里的)天主教以及路德教教會則因為實行嚴格的限制而得到了贊譽。不過,據說這種限制卻導致了這兩個教會的減員。 由于道德過失被革出教派,就意味著在經濟上喪失了信譽,而且在社會上也將難以立足。 幾個月的大量觀察證實,盡管(在1904年時)教會意識仍然相當重要,但是正在迅速衰微,而剛剛提到的這一特別重要的特性卻明顯更為牢固。在一些大都市,若干場合的人們都自發地告訴我,一個房地產開發商通常都會先行建造一座教堂,往往是極為樸素的教堂;然后到各種神學院物色并雇用一個候選人,付給他500—600美元,給他提供一個極令人滿意的謀生位置,條件是他能夠招集來會眾,從而鼓動人們把建起的房子“住滿”。人們指給我看了一些破敗的教堂模樣的建筑,說那是失敗的標志。不過據說絕大多數傳教士都獲得了成功。對于新來的居民而言,睦鄰關系、主日學校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但至關重要的是周圍的鄰居應當“在道德上”值得信賴。 此外,教派之間還在會眾的晚茶會上進行著激烈競爭,盡力滿足會眾的物質與精神需求。上流社會的教派成員則是借助音樂演出進行競爭。(一個波士頓三位一體教派的男高音,據說只在做禮拜時演唱,那時的收入是8000美元。)盡管競爭如此激烈,但是教派之間仍然保持著非常良好的相互關系。比如說,在我參加過的一次循道宗禮拜活動中,前述浸禮會的洗禮儀式就被用作對每個人進行啟示的場景。大體上說,會眾完全拒絕聽講“教義”說教并完全無視教派差別。只有“道德觀”可以登堂入室。我曾聽過一些對中產階級做的布道,宣講的內容都是那種可敬而牢固——當然也是極為親切而莊重——的典型的資產階級道德觀。但是這些布道顯然都是出于內在的信念;傳道士往往也為之感動。 如今,[一個人所屬]教派的性質已經沒有多大意義了。他是不是共濟會[5]、基督教科學派、基督復臨派、貴格會等等的成員,這都無關緊要。關鍵在于從德行角度經過審查和一種道德見習之后能夠經由“投票”被接納為成員,在新教的入世禁欲主義、因而也是在古代清教傳統看來,這才是彌足珍貴的東西。因此,人們這才看到了同樣的結果。 更切近的觀察可以使人看到,獨特的“世俗化”過程正在穩步推進,一切源于宗教觀念的現象在現時代全都匯入了這一過程。不光是宗教聯合體——因此還有各個教派——對美國人的生活產生了這種作用。毋寧說,各個教派發揮的這種影響衰落得相當緩慢。稍加留心(即使在15年前)就能看到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美國的中產階級(除了非常現代的都市地區和移民中心以外)有那么多人都在紐扣孔上別著一個小徽章(各種顏色的都有),很容易使人想起法國榮譽軍團的玫瑰形紋章。 如果去打聽一下這是什么意思,人們通常都會提到一個聯合體的名字,有時還是一個具有冒險意味的古怪名字。顯然,它的意義和目的就在于表明,聯合體除了提供各種大量的幫助以外,它幾乎始終發揮著安全保障的作用。但是,這種聯合體——特別是在極少受到現代裂變影響的那些地區——大都給它的成員提供了從每個有能力的同胞那里要求得到兄弟般援助的(道德)權利。如果他碰上了并非咎由自取的經濟困境,他就可以提出這樣的要求。我已經在若干場合注意到,這種要求一再遵循的正是“要借給人不指望償還”的原則,充其量也只是一種普遍極低的利率。不言而喻,互助會的成員無不樂于享受這種權利。此外,在這種情況下至關重要的是,通過調查并對道德品質做出判定之后,還可以經由投票重獲成員身份。因此,紐扣孔上的徽章也就意味著,“我通過了調查和見習,我的成員身份足可以證明我是一個紳士。”而且,這還意味著已被證明值得信賴,這在商業活動中乃是至關重要的。人們可以看到,商業機會往往會受到這種正當化的決定性影響。 所有這些似乎正在迅速瓦解——至少是宗教組織正在迅速瓦解——的現象,基本上僅限于中產階級的范圍。某些有教養的美國人常常簡單地拒絕考慮這些事實,而且有些惱怒地把它們蔑稱為“胡扯”或者落后,要么就干脆否認;威廉?詹姆斯肯定地對我說,他們許多人實際上根本就不理解這些事實。然而,這些遺風仍然在許多領域蕩漾,不過有時顯得有些怪異罷了。 特別是,這些聯合體是使社會成員向上進入積極創業的中產階級行列的典型媒介。它們有助于在中產階級(包括農場主)的各個階層,擴散和保持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商業精神氣質。 眾所周知,為數不少的(完全可以說大多數老一代)美國的“創業者”、“工業巨頭”、千萬富翁和托拉斯大王都是各個教派,特別是浸禮會的正式成員。然而,從實際情況來看,這些人往往只是出于傳統的原因而成為教派成員的,正如在德國一樣,只是為了在私人與社會生活中取得正當性,而不是為了取得作為商人的正當性。在清教徒時代,像這樣的“經濟超人”并不需要這樣一種支柱,當然,他們的“宗教虔誠”的真實性往往也很令人生疑。中產階級,尤其是那些隨著并且由于中產階級才向上走的各個階層,乃是特定宗教信仰取向的載體,的確,人們肯定會提防他們當中的一些人,認為他們只是機會主義地隨波逐流[6]。然而,人們也不會看不到,如果這些條理化生活方式的品質——它們正是通過這些宗教共同體而保持下來的——和原則沒有得到普及,資本主義就不可能是今天這個樣子,即使在美國也不可能。世間任何經濟區域的歷史上,[除了]那些完全僵化的封建制或家產制,沒有一個新紀元會沒有皮爾龐特?摩根(Pierpont Morgan)、洛克菲勒(Rookefeller)、杰伊?古爾德(Jay Gould)一類的資本主義人物。惟一發生了變化的是他們用來獲取財富的技術手段。(當然了!)他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站在“善惡之彼岸”。然而,無論人們對于他們在經濟變革的其他方面的重要作用給予多高的評價,但在決定一個既定時代和既定區域,應當由什么樣的經濟心態起支配作用這方面,他們從來就不是關鍵因素。至關重要的是,他們既不是獨特的西方資產階級心態的開先河者,也沒有成為它的載體。 美國的各教派以及眾多類似的排他性聯合體和俱樂部,都是根據投票結果吸收成員的,關于它們的政治與社會重要性,這里不是進行詳細討論的地方。一個典型的上一代美國人,他的整個一生都是在一系列這樣的排他性俱樂部中度過的,開始是學校里的男生俱樂部,接下來或是體育俱樂部,或是希臘字母會,或是其他某種性質的學生俱樂部,然后進入眾多著名的實業家和資產階級俱樂部之一,最終是都市富豪俱樂部。獲準進入就等于拿到了上升的入場券,特別是得到了展示自我感的證明書;獲準進入就意味著“證明了”自我。一個大學生如果沒有被接納進入任何俱樂部(或者準社團),通常就會淪為棄兒(我注意到了一些由于未被接納而自殺的情況)。一個商人、職員、技師或者醫生,如果從業能力受到懷疑,一般來說也會面臨同樣的命運。如今,眾多這樣的俱樂部都表現出了走向貴族性身份群體的趨勢,這成了當代美國的發展特性。這些身份群體并駕齊驅,而且應當充分注意到,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和那些赤裸裸的富豪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在美國,只靠“金錢”本身也能買來權力,但卻沒有社會榮譽。當然,這是一種獲得社會聲望的手段,在德國和其他地方同樣如此;不過在德國,獲得社會榮譽的恰當途徑是購買封地,乃至創下一份限嗣繼承遺產,進而為子孫后代被接納進入貴族“社會”提供便利。在美國,從傳統上就更加看重靠個人奮斗獲得成功的人,而不是繼承人,獲得社會榮譽的途徑就在于晉身一個上流社會的同好團體,這需要上一個名牌大學,從前則是加入一個著名教派(比如長老會,在紐約的長老會教堂里就可以看到座位上放著軟靠墊和扇子)。在今天,加入一個著名俱樂部乃是必由之路。另外,住宅也很重要(任何一個中等規模的城市幾乎都不缺少“露宿街頭”的現象),還有禮服和消遣。只是在最近,清教徒前輩移民、波卡洪塔斯或者其他印第安女士等人物的血統才變得重要起來。這個問題此處不宜詳論。已經有大量五花八門的翻譯作品再現了富豪們的家族史。所有這些現象——往往非常怪誕——都發生在美國“社會”歐洲化的廣闊天地中。 一直以來,特殊的美國式民主并沒有產生出一個由無數個體組成的不定型沙丘,而是產生了一個由嚴格排他而又自愿的聯合體組成的熱熱鬧鬧的綜合體,這恰恰是它的獨特之處。就在不遠的時間以前,這些聯合體還并不賞識由出身和繼承的財產,以及官職和教育文憑所帶來的聲望,至少他們把這些東西看得很輕,這在世界其他地方還是極為罕見的。然而,盡管如此,這些聯合體也遠不是張開雙臂一視同仁地接納任何人。實際上,就在15年前,一個美國農場主還不會帶領客人從一個正在田間犁地(出生在美國!)的農業工人旁邊走過,除非他給雙方做了正式介紹并且客人與工人“握了手”。 以前,在一個典型的美國俱樂部里,誰也不會想起——比如說——兩個一起打臺球的成員是老板和職員的關系。這里絕對奉行的是紳士間的平等。[7]當然,一個美國工人的妻子在隨同這位工會會員出席午餐時,也完全會進行自我調適,會仿照資產階級女士的樣子著裝和交際,盡管有點樸素且比較笨拙。 一個人要想在這種民主制度下獲得充分的認可,無論他處于何種地位,都要遵行資產階級社會的慣例,非常嚴謹的上流社會也不例外,不僅如此,作為一項規則,他還必須能夠表明他已經成功地獲得了某個教派、俱樂部或者互助會的投票接納,不管那是什么團體,只要它被公認為具有充分的正當性即可。而且,他在社會上必須始終能夠證明自己是個紳士。相應地,在德國被看重的則是為了“交易資格”與“通婚資格”而加入Couluer[8]和獲得預備役軍官的任命,以及有資格接受決斗挑戰所具有的重大身份意義。同樣的事情,但方向和實際結果卻大相徑庭。 如果一個人沒能入圍,那就不是紳士;如果不屑于這樣做——這在德國人當中很常見[9]——那就只好去艱苦掙扎,特別是在商業活動中。 不過,前面已經提到,這里不去分析這些正在經歷著深刻變化的環境的社會意義。我們首要關心的是這一事實:通過投票吸納成員的非宗教俱樂部和會社,它們在現代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乃是一個世俗化過程的產物。它們的地位源出于這些自愿聯合體的原型——教派——遠更排他的重要性。實際上,它們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地道的美國人的祖國——北大西洋沿岸諸州——的各個教派。我們首先應當記得,美國民主制度下的普遍平等的公民權(白人的公民權!因為黑人以及所有混血人種甚至到現在也還沒有事實上的公民權)以及“政教分離”,都是很晚近的時候——實際上是從19世紀開始——才獲得的成就。我們還應當記得,在殖民時期的新英格蘭中心地區,尤其是在馬薩諸塞,要想成為那個州的正式公民,(除了某些其他前提以外)先決條件是在教派會眾那里獲得正式的公民身份。這實際上是宗教教徒在決定著準不準許獲得政治公民的身份。[10] 做出這樣的決定要看一個人是否通過品行——就這個詞的最廣義的用法而言——證明了自己的宗教資格,所有的清教教派都是如此。直到獨立戰爭之前不久,從任何次要方面來說,賓夕法尼亞的貴格會都不是這個州的主宰。實際情況就是這樣,不過,形式上他們不是惟一正式的政治公民。他們是憑著不公正劃分的廣大選區才成為政治主宰的。 獲準充分享有教派會眾的各項權利,特別是領受圣餐的特權,對于培育各教派的禁欲主義職業道德有著極大的社會意義,而這種職業道德正是現代資本主義發端時期所需要的。事實可以證明,若干世紀以來,禁欲主義教派的宗教虔誠在所有的地方——包括歐洲——都發揮了同樣的作用,前述我在美國的親身經歷就表明了這一點。 如果集中了解一下這些新教教派的宗教背景,[11]就會發現他們的書面文獻、特別是整個17世紀的貴格會和浸禮派文獻都在津津樂道于這樣的事實:有罪的“塵世之子”在生意上相互猜疑,但他們信任虔信者在宗教上堅定不移的正直。[12] 因此,他們只給虔信者提供信用貸款,只到虔信者那里存錢,而且只到虔信者的商店購物,因為在那里,且只有在那里,他們才會得到誠實而固定的價格。眾所周知,浸禮派始終都在聲稱是他們首先要求把這種價格政策上升為一種原則的。除了浸禮派以外,貴格會也提出了這種要求,愛德華?伯恩斯坦先生使我注意到了下面這段引文,可以作為說明:這不光與國家的法律有關,這些早期的成員都把自己的諾言和約定視為神圣。可以說,他們在生意場上也是如此。他們最初形成一個社會時,作為商人他們蒙受了損失,因為其他人不喜歡他們的獨特做法,不去光顧他們的商店。然而時間不長,人們就對著他們大喊大叫,抗議他們操縱了國家的貿易。提出這種抗議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不滿他們絕對免除了與他人的一切商業協議,因為他們從不為他們出售的商品定出兩種價格。[13]眾神喜歡虧本銷售或者行為善良的人,他們會保佑這樣的人發財,這種觀念在世界各地確實屢見不鮮。但是,新教各教派卻是自覺地把這種觀念與宗教行為的性質聯系了起來,他們遵循的是早期資本主義的一個原則:“誠實乃是最上策。”這種聯系在新教各教派當中都能看得到,雖然不是他們所獨有,但僅僅在他們當中才能看到那種特有的連續性和一致性。 全部典型的資產階級倫理觀一開始就是所有禁欲主義教派和秘密宗教集會所共有的,這與直到很晚近的時候美國各教派所踐行的道德觀完全一致。例如,循道宗就認為,應當禁止(1) 發生買賣口角(討價還價) (2) 經營未付關稅的商品 (3) 以高于國家法律所允許的利率收取利息 (4) “聚斂塵世的財寶”(意指將投資資本轉為“有固定利息的財富”) (5) 借錢而又不能保證有能力償還債務 (6) 一切奢侈品這種倫理觀已經詳細討論過了[14],但是,能夠追溯為各禁欲主義教派早期起源的,不光是這種倫理觀。尤其是,包括在那些起源中的,還有社會的獎賞、紀律手段以及影響到所有分支的清教宗派主義的組織基礎。當代美國遺存的都是一種宗教生活規范的派生物,而這些規范曾經以令人難忘的效率發揮過作用。我們不妨作一下簡要考察,以澄清這些教派的特性以及它們的運作方式和取向。在清教內部,“信徒的教會”原則最早顯然是在1523—1524年間蘇黎世的浸禮派信徒中產生的[15]。這項原則限定會眾只接納“真正的”基督徒。因此,它意味著一種由真正圣潔、與世無爭的人們自愿組成的聯合體。托馬斯?閔采爾反對為嬰兒洗禮;但是他沒有邁出下一步,即要求成人像嬰兒時那樣重新受洗(再洗禮)。托馬斯?閔采爾去世后,蘇黎世的浸禮派信徒于1525年實行了成人洗禮(大概也包括再洗禮)。四處飄游的熟練工匠是浸禮派運動的主要載體。每次遭到鎮壓之后他們都會把它攜往新的地區。這里不再詳論老浸禮派、門諾教派、浸禮會、貴格會那種自發的入世禁欲主義具體表現形式,也不再描述每個禁欲主義教派——包括加爾文宗[16]和循道宗——是怎樣一再被迫殊途同歸的。 這里產生的結果是,成為教會主宰的,要么是教會內部模范基督徒(虔信派)的秘密集會,要么是被證明為無懈可擊的宗教“正式公民”的共同體。其余成員只是作為一個被動的身份群體,作為遵守紀律的較次要的基督徒而處于從屬地位(公理會)。 從茨溫利到克伊波與施托克爾(St?cker)的幾個世紀中,新教教義一直經歷著兩個組織原則的外部和內部沖突,一是把“教會”看做施與恩寵的強制性聯合體,一是把“教派”看做宗教上合格的人們的自愿聯合體。我們這里要考慮的只是在影響人的行為方面具有重大實際意義的自愿原則產生的那些結果。另外,我們只需記得,保持圣餐的純潔性、因此要把不潔之人排除在外這一決定性的觀念,也引導那些未能形成教派的宗派找到了一種對待教會紀律的方式。探討過各教派紀律的得救預定論清教徒尤其如此。[17] 對于基督教共同體來說,圣餐的核心社會意義在這里得到了證明。對于教派本身來說,圣餐禮的純潔性觀念在他們的發起時刻是決定性的[18]。第一個始終如一的自愿主義者布朗(Browne),在他的“Treatise of Reformation without tarying for anie”(“論宗教改革的刻不容緩”,可能作于1582年)一文中,直接強調了被迫與“惡人”在圣餐上共同行禮就是反對圣公會和長老會的主要理由[19]。長老會竭力想平息這個問題,但卻白費了氣力。在伊麗莎白時代(旺茲沃思會議[Wandworth Conference])這已成了關鍵問題。[20] 誰能把一個人從圣餐上排除出去,這個問題在英國革命時期的國會中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開始時(1645年),新教的牧師和長老——也就是平信徒——都是隨意地裁決這些問題。議會則試圖確定哪些情況下可以進行排斥。所有其他情況都要視議會是否同意而定。這意味著實行“埃拉斯都主義”Erastianism,瑞士神學家、醫生托馬斯?埃拉斯都(1524—1583)的主張,他支持茨溫利的圣餐理論,反對加爾文宗運用教會權力判人異端罪而處以刑罰,認為宗教應受國家支配。——中譯者注,對此威斯敏斯特會議進行了激烈反對。 公理會則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它只許持有入場券的人以及公認有著良好聲望的本地居民領受圣餐。外地教徒要想得到入場券,必須經過合格成員的推薦。給遷居或旅行的人出具的資格證明(推薦書)也出現在17世紀[21]。在官方教會內部,巴克斯特的秘密集會(聯合體)1657年被引入了16個郡,并被確定為一種義務性的審查機構。這些都有助于牧師確定成員的資格并將惡人逐出圣餐禮[22]。威斯敏斯特會議“不奉國教的五兄弟”——住在荷蘭的上流社會避難者——也希望達到類似的目的,他們建議允許在教區以外存在自愿結合的會眾,并授予他們選舉代表參加宗教會議的權利。新英格蘭的整個教會史都充滿了有關這類問題的斗爭:誰可以被接納參加圣事(或者比如說成為一名教父),被劃入另冊的人的子女能否受洗[23],在什么條件下后者能得到接納,等等。這里的難題不僅在于誰有資格獲準領受圣餐,而且在于他不得不接受它[24]。因此,如果信徒懷疑自身的資格并決定離開圣餐,那么這種決定就不能消除他的罪孽[25]。另一方面,會眾則要共同對上帝負責,為了保證純潔性,要堅持把那些沒有資格、特別是被上帝摒棄的人[26]驅離圣餐。這樣,通過一個有資格處于恩寵狀態的牧師,會眾尤其要對施行圣事共同負責。于是,古老的教會體制問題又復活了。巴克斯特曾提出,至少在緊急情況下,可以接受一個沒有資格的牧師、因而也可以接受一個品行可疑的人參加圣事。他想以這種妥協性建議進行調和,但卻毫無成效[27]。 在早期基督教時代,古代多納圖教派(Donatist)奉行的個人超凡魅力原則,寸步不讓地強硬反對把教會視為管理恩寵的機構這一原則[28]。天主教會通過教士的不可磨滅性(character indelebilis)徹底確立了頒授恩寵的原則,但是它也支配著宗教改革時期的官方教會。公理派觀念世界那種毫不妥協的激進主義,憑藉的是全體會眾作為一個整體的宗教責任。這為牧師和教友們提供了獲準參加圣事的資格。而這是無論如何都要堅持的原則。 眾所周知,荷蘭的克伊波派最近幾十年間已經有了遍布各地的政治分支。這是以如下方式產生的:阿姆斯特丹一個教派的長老們——因此是些平信徒——反對尼德蘭歸正宗宗教會議實行教會統治的主張,他們在后來成為首相的克伊波(他也是一個普通的平信徒長老)帶領下,拒絕承認持有外間傳道士開具的批準證書也可以讓教徒參加圣事,假如他們認為那些傳道士沒有資格或者不可信任的話[29]。事實上,這正是16世紀長老會與公理會之間的那種對抗,因為會眾的共同責任產生了最為重要的后果。就是說,按照自愿主義的原則,可以自由接納有資格的人——僅僅是有資格的人——成為會眾的成員。由此我們看到了本地圣事共同體享有主權的原則。只有本地宗教共同體能夠判斷一個成員是否具備了資格,因為他們熟悉人頭,容易調查。但是一個跨地區聯合體的教會當局就做不到這一點,無論你可以多么自由地選擇這樣一個教會當局。只要成員局限在一定的數量范圍內,地方會眾就不乏辨別力。所以,從原則上說,只有規模相對較小的會眾才是恰當的。[30] 凡是共同體過于龐大的地方,要么會形成一些秘密宗教集會,比如在虔信派那里,或者成員們被組織成一些團體,它們轉而又成了教會紀律的載體,比如在循道宗那里[31]。 自治性會眾有著特別嚴格的道德規范[32],這構成了第三個原則。由于事關圣事共同體的純潔性(或者像貴格會那樣事關祈禱者共同體的純潔性),這是不可避免的。禁欲主義教派的紀律事實上遠比任何教會的紀律都更為嚴苛。在這方面,教派倒是很像修道院。教派的紀律也類似于修道院的紀律,因為它確立了見習的原則[33]。和官方的新教教會原則不同,因道德過失而被革出教派,往往就被斷絕了和會眾成員的一切交往。因此,教派招來了毫不猶豫的聯合抵制,包括在商業活動中。除了絕對必要的情況以外,教派有時還避免和非教友發生任何關系[34]。而且引人注目的是,教派把實施紀律的權力授予了平信徒。在上帝面前,沒有任何精神權威能夠承擔共同體的共同責任。即使在長老會信徒中間,平信徒長老的影響也非同尋常。然而,公理會——浸禮會更是——通過神學家明確表示要與會眾的統治進行斗爭[35]。這種斗爭的直接結果自然是平信徒成員的教權主義化,他們現在已經通過自治、警告、可能的話還有開除教籍而接掌了進行道德控制的職能[36]。平信徒對教會的支配,從某種程度上說,其表現方式就是追求平信徒布道的自由(發布預言的自由)[37]。為了使這種要求獲得正當性,有人提到了早期基督教共同體的情況。這種要求不僅動搖了路德教的圣職觀念,也動搖了長老會的神賜秩序觀。平信徒的支配在某種程度上還表現為反對任何職業神學家及傳道士。只有既非培養亦非官職的超凡魅力才會得到承認。[38] 貴格會始終堅持這樣的原則:任何人都可以在宗教集會上講道,但只有受到圣靈感動時才應當講道。因此,這里根本就不存在職業牧師。誠然,今天大概沒有什么地方能夠徹底做到這一點。正式的“傳說”是,會眾根據經驗認為在禮拜時最易于接近圣靈的那些成員,被安排坐在面對會眾一張特設的長凳上。在深長的靜默中,人們等待著圣靈在他們其中之一(或者會眾中的其他某個成員)那里附體。但遺憾的是,我的期望落空了,在賓夕法尼亞一個大學的禮拜過程中,圣靈并沒有降臨在長凳上一個著裝素美、其超凡魅力得到了高度頌揚的老婦身上。相反,人們一致肯定,圣靈降臨的對象是一位勇敢的大學圖書館管理員,他就“圣徒”的概念發表了極為博學的演講。 無疑,其他教派并沒有得出——或者至少沒有一勞永逸地得出——這種激進的結論。然而,牧師的活動并非主要作為“傭工”[39]僅僅擔任榮譽職位,他還要籌集自發表示敬意的捐款。[40]而且,他的牧師業務可能是個副業,只是為了償還他的開支[41];或者他隨時都可能被免職;或者是一種巡回傳道士居多的傳教組織,他們只是偶爾在同一個“巡回區”工作[42],就像循道宗的情況那樣[43]。凡是維護著職責(就其傳統意義而言),因而也維護著神學資格的地方[44],這種技能就被認為是一種純粹的技術和專業前提。然而,真正決定性的品質還是恩寵狀態的超凡魅力,這就需要官方來識別它。 當局——比如克倫威爾的審查者(辦理宗教資格證明的地方機構)和驅逐者(行政處罰機構)[45]——必須審查牧師們是否稱職。據認為,共同體成員身份的超凡魅力特性所在之處,同樣也是權力的超凡魅力特性所在之處。克倫威爾的圣徒軍只許宗教上合格的人通過圣餐禮加入進來,所以克倫威爾的士兵才會拒絕在一個不屬于具備了宗教資格的圣事共同體的軍官率領下投入戰斗[46]。 在教派成員中間必定會盛行早期基督徒的博愛精神,至少在早期浸禮會和衍生派別中間是這樣;或者至少會要求力行兄弟仁愛[47]。某些教派還把提起法律訴訟視為禁忌[48]。在必需的情況下,相互援助是強制性的[49]。自然,他們并不禁止與非成員做生意(在極端激進的共同體中偶有例外)。 然而,一個人要想加入教派,需要有些自知之明[50]。一開始他就會碰到(關于成員身份和品行的)證書制度[51],那種證書是為遷往別處的成員開具的。貴格會信徒的兄弟之愛曾經到了高度發達的程度,他們大力進行的宣傳所招來的責任終于使他們在經濟上不堪重負。這些會眾的內聚力非常強大,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說,它是新英格蘭拓居者能夠一往無前的因素之一。與南方相比,新英格蘭拓居者大都聯系緊密,而且從一開始就有著濃厚的都市特性[52]。顯而易見,在所有這些方面,本文開頭提到的美國各教派和類似于教派的聯合體,它們的現代職能,都可以在曾經遍及所有禁欲主義教派和秘密宗教集會的那些環境中,找到直接的源頭、萌芽和遺傳。如今它們正在衰微。摩西十誡從一開始就是為教派那種極其孤傲的“社會地位的自豪感”而存在的。[53] 現在,整個這項發展的哪個方面,還對我們的問題有著實際的決定意義呢?中世紀的開除教籍仍然有著政治和民事后果。從形式上說,這一點要比存在著教派自由的地方嚴厲得多。此外,在中世紀,只有基督徒才能成為正式的市民。在中世紀還有可能通過教會的懲戒權力去對抗一個不能償還債務的主教,正如阿洛伊斯?舒爾特(Aloys Shulte)絕妙證明的那樣,這種可能性給予主教一種遠遠高于世俗君主的信譽度。同樣,一個普魯士代理官員如果不能償還債務就會受到指控,這一事實也使他有了更高的信譽度。對于加入了兄弟會的德國學生來說,情況同樣如此。中世紀時的口頭懺悔以及教會的懲戒權力也為有效強化教會紀律提供了手段。最后,作為合法權利的保障,宣誓也是可供利用的機會,以確保債務人被開除教籍。 然而,在所有這些情況中,由于這些條件和手段而得到鼓勵,或者被視為禁忌的行為方式,都完全不同于新教的禁欲主義所培育或壓制的那些行為方式。例如,對于代理官員或者兄弟會的學生——大概也包括主教——來說,提高信譽度的途徑毫無疑問并不是培養適用于商業活動的個人品質;對此可以直截了當地指出:盡管這三種情況都想產生同一個方向的效果,但是解決辦法卻截然不同。中世紀——比如路德教——的教會紀律,首先是操縱在行政官員手中;其次,這種紀律——完全就其效力而言——是藉助權力手段來貫徹的;第三,它是對具體的個人行為進行獎懲。 新教以及各教派的教會紀律,首先是——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但往往是全部——掌握在平信徒手中。其次,它是通過一個人必須有立足之地這一需要而發揮作用的。第三,它培育的是一些品質,或者說,如果一個人愿意,他會選擇這些品質。最后這一點至關重要。 教派(或者秘密宗教集會)的成員必須具備某些品質才能進入共同體的圈子。正如《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所展示的,具備這些品質對于理性的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甚為重要。為了在這個圈子中保持不墜,成員必須反復證明自己已經具備了這些品質。它們得到了他的堅持不懈的培養。因為,像在彼岸的天堂一樣,他在此時此地的整個社會存在都要依賴于“證明”自己。比較而言,天主教的認罪懺悔——再說一遍——是一種減輕個人巨大內心壓力的手段,而教派成員的行為卻始終處于這種壓力之下。至于中世紀某些正統和異端宗教共同體是如何成為禁欲主義新教教派之前驅的,此處不贅。 根據全部經驗來看,沒有任何培養品質的手段能比一個人必須在同道圈子里保持不墜更有效力了。因此,那種持續不斷而又不露鋒芒的教派道德規范,也就意味著權威的教會紀律,而理性的培養和選擇就意味著有序和禁忌。 就像在幾乎所有其他方面一樣,清教教派在這方面也是入世禁欲主義最獨特的載體。此外,它們是世界主義的天主教會這一管理恩寵的強制性組織最始終如一的,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惟一始終如一的對立面。清教教派把最強有力的個人關切——對社會自尊的關切——貫穿到對品質的培養過程中。因此,個人動機和切身的自我利益也被它的所有分支用來維護和傳播“資產階級的”清教倫理。這對于它的深入人心和強大影響有著絕對的決定性意義。 再說一遍,這不是一種宗教上的道德教義,而是能夠得到獎賞的道德行為方式,這才是關鍵所在[54]。這種獎賞是通過各自努力得救的方式和狀況而體現出來的。這種行為構成了“個人”的獨特“精神氣質”——就該詞的社會學意義而言。對于清教來說,這樣的行為就是一種條理化的理性生活方式,在某些特定環境下,這種生活方式便為現代資本主義“精神”鋪平了道路。由此得到的獎賞就是能夠在上帝面前“證明”自己獲得了救贖(這在所有清教教派中都能看到),以及在同胞面前證明自己在清教教派內部保持住了社會地位。這兩個方面互為補充,并在同一個方向發揮作用:它們有助于產生現代資本主義“精神”,有助于產生它的獨特精神氣質——現代資產階級的中產階級精神氣質。 禁欲主義教派和秘密宗教集會形成了現代“個人主義”最重要的歷史基礎之一。尤其重要的是,他們徹底打破了家長制和威權主義的束縛[55],并且獨辟蹊徑地闡釋了這一觀念:應當更多地服從上帝,而不是更多地服從人。 最后,為了理解這些倫理影響的性質,還需要做一下比較評論。中世紀的行會往往控制著成員的一般道德標準,類似于禁欲主義新教教派的教會紀律所實行的那種控制[56]。但是,行會和教派對于個人經濟行為的影響,顯然有著不可避免的差異。 行會把同一種職業的成員聯合在一起;因此它是把競爭者聯合在了一起。它這樣做的目的就是限制競爭,限制通過競爭而理性地追求利潤。行會培養的是“市民”美德,在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資產階級“理性主義”的載體(一個要點,這里不再詳論)。行會是通過一種“糊口政策”和傳統主義來實現這一點的。就行會經濟管理的效率而言,它的實際結果早已為眾所周知。 然而,教派則是通過選擇與培養道德上合格的志同道合者把人們聯合在一起的。他們的成員身份并非基于師徒關系、或者某項職業中具備技術資格的成員的家庭關系。教派僅僅從循規蹈矩的正直和條理化的禁欲主義角度去控制和規范成員的行為。它沒有物質上的糊口政策的目的,那會有礙于發展對利潤的理性追求。一個行會成員的資本主義式的成功會瓦解行會的精神,英格蘭和法國的情況就是這樣,因此行會就要回避資本主義式的成功。但是,一個教派教友的資本主義式成功——如果是合法取得的成功——則會成為他的價值和恩寵狀態的證明,而且會提高教派的聲望,提供宣傳良機。因此,這樣的成功是受歡迎的,前面引用的若干事例可資證明。毫無疑問,西方中世紀式的行會自由勞動組織不光是一個障礙,而且與它們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馳,還是資本主義勞動組織的——或許是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57]。當然,行會不可能產生現代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精神氣質。只有禁欲主義教派的條理化生活方式,才能使現代資本主義精神氣質的經濟“個人主義”動力成為理所當然,并且使它熠熠生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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