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上/下冊)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在中國大陸發生了一場歷史上罕見的大饑荒，從1958年至1962年期間，據不完全統計，中國餓死了三千六百萬人，因飢餓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估計為四千萬上下，餓死人數加上飢餓而少出生人數共計七千多萬人，這不僅是中國歷史上所發生的災荒中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巨災，也是人類當代史中最為慘痛的空前大悲劇。

究竟這是一場天災還是由「人禍」所造成的大災荒呢？官方對此或含糊其詞，或有意掩蓋，竭力淡化這一歷史事實。然而，劉少奇當年曾對毛澤東說過：「餓死這麼多人，歷史上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可是，時至今日，在中國內地仍未能見到有一本紀錄這一場大災難的信史問世。
本書作者從事新聞工作數十年，他窮數年之功，跑遍了當年災難最嚴重的十幾個省份，親自查閱無數公開或秘藏的檔案與記錄，訪問當事人，反覆查證，以史筆之心與新聞記者的良知，數易其稿，真實地再現了這段慘絕人寰的人間痛史，並以大量的事實和數據，條分縷析造成這場大饑饉的主因並非天災，而是在氣候正常的年景，在一個沒有戰爭、沒有瘟疫的和平發展年代裏所發生的慘劇，作者還深刻地指出，這個中國當代史上的大饑荒的成因及結果，也間接引發了另一場浩劫 ── 文化大革命。

本書篇幅宏大，材料豐富，許多史料乃為首次披露，內容震撼，觸目驚心，有令人不忍卒讀之概。現在還活着的五十多歲以上的中國人對這場大饑荒應還記憶猶新，這是一本承載了許許多多老百姓的集體記憶之書，亦是為那三千六百多萬受難者所立下的紀念「墓碑」之墓誌銘。

楊繼繩，新華社高級記者，著名學者。1966年畢業於北京清華大學。在新華通訊社任記者、編輯35年。現任《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第五屆理事。發表新聞、通訊、評論數以千篇計。出版專著有：《技術商品與技術市場》、《技術貿易學》、《社會奧秘之門》、《鄧小平時代》、《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等。1984年被評為全國優秀新聞工作者。作爲有突出貢獻的專家，1992年開始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前言：永久的墓碑 5

上篇：各地情況展現　

第一章禍起中原 33

第二章甘肅不甘 119

第三章天府飢魂 179

第四章安徽不安 255

第五章糧倉裏的餓號 339

第六章富饒的饑饉 363

第七章嶺南風雲 399

第八章齊魯之難 431

第九章浙江之折 463

第十章大饑荒中的雲南 487

第十一章燕趙悲歌 523

第十二章黑色的貴州 559

第十三章各省饑荒縱覽 577

第十四章大饑荒期間的城市生活 613

 

下篇：綜合 專 題　

第十五章罪不在天災，也不在蘇聯 647

第十六章大饑荒的禍根是這樣釀成的 671

第十七章人民公社——大饑荒的組織基礎 705

第十八章公共食堂 737

第十九章「五風」肆虐 771

第二十章執政者對危機的反應 809

第二十一章廬山之變 847

第二十二章糧食問題 919

第二十三章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 971

第二十四章大躍進狂瀾中的國民經濟 1007

第二十五章大饑荒年代的社會震動和社會控制 1039

第二十六章大饑荒的制度背景 1061

第二十七章集體信仰——共產主義宗教 1087

第二十八章大饑荒對中國政治的深遠影響 1109

有關大饑荒的大事記 1155

參考文獻 1177

第一章

禍起中原

河南省位於中國中原地區。在20世紀60年代，這裏紅旗舉得最高，「經驗」出得最多，飢餓也十分嚴重。河南的饑荒是從政治運動開始的。1957年7萬人被打成右派分子，佔全國右派分子總數55萬人的12.73％，佔河南省幹部總數的15％。1 1958年又開展了揭批「潘楊王右傾反黨集團」運動。政治運動造成了恐懼和狂熱，造成了浮誇和殘忍，也造成了一系列慘絕人寰的悲劇，其中，「信陽事件」最引起人們的關注。

 

信陽事件

據當年中共中央監委（即中紀委的前身）派往河南調查的李堅對我說，河南餓死人最多的有三個地區，一是信陽，二是南陽，三是許昌。當時信陽影響最大，成為震動一時的「信陽事件」。2

信陽地區位於河南省東南，與湖北的孝感、黃岡和安徽的安慶、六安、阜陽五個地區接壤。在1958年，信陽地區轄信陽、息縣、固始、潢川、新縣、羅山、淮濱、商城、光山、確山、西平、汝南、新蔡、泌陽、遂平、上蔡、平輿、正陽18個縣和信陽、駐馬店兩個市鎮（當時駐馬店為鎮）。全區面積28,000平方公里，850萬人口。這個區的一大半面積曾是大別山、桐柏山老革命根據地，戰爭年代為革命犧牲了數十萬人。當地的老人說：「對共產黨來說，大別山樹有功，草也有功。」這裏是河南省的重要糧棉產區，還盛產茶葉、木材、毛竹、油桐、藥材，素有「青山綠水」、「魚米之鄉」的美稱。著名的雞公山風景區就在信陽。人們說河南省「三陽開泰」（信陽、南陽、洛陽），是指這三個地區是河南經濟條件最好的三個地區。就在這樣一個地區，在1959年冬到1960年春，至少有100萬人因飢餓而死，餓死的人佔總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然而，多年來，這個重大事件一直秘而不宣，時隔40年，外界還不知其中內幕。

1999年9月，為了解「信陽事件」真相，我專程赴信陽調研，陪同我的是新華社河南分社高級記者顧月忠和大饑荒年間常駐信陽的新華社記者魯保國（後在中共駐馬店市委宣傳部長的位置上退休）。由於顧月忠在當地有着良好的關係，信陽市委對我們接待十分熱情，但得知我們這個調查題目以後感到為難，他們讓宣傳部把我們送到雞公山，希望我們在這個著名的旅遊勝地玩幾天就打道回府。我們在山上呆了一天後就下山，並利用一個多星期的時間完成了調查任務。

我們在所住的獅河賓館召開了幾個「信陽事件」當事人（健在的當年地委和縣委幹部）的座談會，同幾位關鍵人物進行了個別交談，還下鄉訪問了一些農民。回到鄭州後，又查閱了歷史資料，終於弄清了信陽事件的基本情況。

1. 政治高壓下的胡言亂語

在中國這樣的政治體制下，上行下效，上面有甚麼政治鬥爭，下面也會搞同樣的政治鬥爭，而且越到下面鬥爭越擴大、越殘酷。

河南省在批判「潘、楊、王」（見後文）之後，接着是反右傾運動。

我們可以從信陽地區光山縣看到河南省反右傾鬥爭的殘酷性。

1959年11月11日，光山縣召開縣委擴大會議批判縣委書記處書記張福洪。張福洪被扣上了「右傾」和「蛻化變質分子」兩頂帽子。在批判會上，縣委書記馬龍山帶頭踢了張一腳，其他人就一擁而上，揪頭髮，打耳光，踢膝蓋。12日以後的縣委擴大會議上，對張鬥爭了兩天，打得他鼻子，嘴巴，耳朵流血，頭髮也被揪掉了一塊，身上的黃軍裝被撕得一條一條的，行走很困難。13日又把張交給縣委機關幹部批鬥。馬龍山又在鬥爭會上打了張兩個耳光，鬥了一天，張已經不能走路了。14日又鬥了一天，是縣直屬機關鬥的。15日交給公社幹部鬥，這時張只能趴在地上，鬥他的人用腳踢，頭髮一塊一塊地被拔光了。16日張福洪又交給公社鬥了半天，張快死了，才拉回住室，大小便失禁，不吃不喝。17日說張裝病，又鬥了一次。

18日說張盼望蔣介石來，組織幹部又把張從床上拉下來鬥一次，張要喝水沒人給，19日中午張福洪死了。3據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後來的回憶中說，1959年春天，為了解決農民飢餓問題，馬龍山曾讓張福洪到一個生產隊搞包產到戶試點（當時其他地方也這樣做，中共中央沒有批評）。廬山會議以後，把包產到戶當作右傾機會主義的罪行。馬龍山不承擔責任，說是張自己搞的。張不服，堅持說是馬書記派他搞的。4在專制制度下，官大一級壓死人。所以，張福洪落得這樣悲慘的結局。

其他各縣的反右傾鬥爭也很殘酷，如息縣批鬥縣委副書記豐佩然，說他否定三面紅旗。縣委書記徐錫蘭主持。徐錫蘭坐在上面，手槍放在旁邊。豐佩然站在下面，有人按脖子，有人用拳頭打，有人用腳踢。

據信陽地委副書記、專員張樹藩回憶，全區為此挨批鬥的大約有12,000人次。5在政治高壓下各級幹部不得不胡言亂語。1958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第二生產大隊5畝小麥平均畝產2,105斤的新聞，消息傳開之後，6月12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第一大隊2分隊平均畝產3,530.75斤的消息。7月12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西平縣城關公社出現了小麥畝產7,320斤，是更大的浮誇典型。

這三顆「大衛星」6都是信陽地區放出來的，是反右傾保守的「碩果」。在高壓的政治氣氛中，誰要對高產提出懷疑，就給誰戴上「給大好形勢抹黑」、「懷疑派」等政治帽子，誰要說高產典型是假的就要挨批鬥。

1959年信陽出現旱災。在當時全國一片狂熱的情況下，信陽地委提出「大旱大豐收」的口號。明明受災減產，卻要說產量超過1958年。主管農業的地委副書記、專員張樹藩在8月初開了一個各縣負責人會議，讓大家實事求是地估計形勢，認識災情，及早採取措施如多種蔬菜等，預防饑荒。這個會議引起不同看法。不久，廬山會議精神傳了下來，政治壓力越來越大，地委讓各縣報秋收預計產量。

在這樣的氣氛下，產量越報越多，後報的比先報的多，各縣領導不敢先報，怕報少了挨批。據當時大會工作人員余德鴻40年後向本書作者回憶，開始報了300億斤。當時張樹藩和邱進敏二人不相信這麼多，讓大家再報，報了150億斤，最後落實到72億斤。地委常委討論時，9名常委中有8名認為1959年比1958年更豐收，1958年是56億斤，1959年72億斤也是很正常的。但張樹藩只相信30億到40億斤。

8 月底9 月初， 中共河南省委召開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擴大會議，信陽由張樹藩帶領縣委書記出席（地委書記路憲文沒有出席）。會議一開始就讓各地委書記報產量。張樹藩先報了地委常委討論的72億斤，然後又講了他自己的意見（30億到40億斤），省委對張樹藩很不滿意，問地委書記路憲文：「你們信陽是怎麼搞的？」在省委的迫壓下，路憲文又召集到省裏開會的縣委書記重新報產量，縣委書記們都低頭不說話。在路憲文的一再逼迫下，有人不得不大膽地反問：「不是在家裏都報過了嗎？」路憲文說：「有人對家裏報的產量有看法。」「有人」就是指張樹藩。接着，召開擴大會議，按照省委的意圖要各地區找右傾典型，並對右傾典型開展批鬥。對說過實話的平輿縣長曹明展開了批鬥，隨即撤了曹明的職務。7

 

２. 根據胡言亂語確定徵購指標

浮誇不是數字遊戲，最終要由農民來承擔實實在在的惡果。高產量必然帶來高徵購。河南是糧食大省，糧食徵購的壓力很大，對所屬地縣，能多徵購就多徵購。張樹藩在上引回憶錄中寫道：

 

擴大會議以後，我回到地區抓秋季糧食徵購任務。省委仍按1958年大豐收的標準徵購，我們地區又完成了16億斤，將農民的口糧、種籽糧都交了徵購。秋收剛完，很多地方就沒飯吃了，開始出現逃荒要飯現象。很多公共食堂開不了伙，群眾無奈，就在家裏以紅薯葉、野菜充飢。

中央和省委工作組1960年6月18日《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人口死亡和糧食問題的調查報告》中講的徵購數比張樹藩說的16億斤少一些，但也認為徵購過多帶來了嚴重的問題：

 

1959年信陽旱災。全區糧食產量32.58億斤，比1958年減產46.1%。而當時信陽地委把產量估計為64.27億斤。省裏根據這個產量安排信陽徵購任務為9.6億斤，比1958年多徵4,300萬斤。地委又向各縣加碼5%，徵購任務總共10.49億斤。全區完成徵購任務之後，除了種籽、飼料之外，剩下的口糧每人平均全年只有164.5斤（原糧）。按每人每月35斤計，可吃4個月。當時沒有副食，沒有油，35斤原糧只有25斤左右糧食，也是半飢半飽。加上全區有180萬人搞水利，吃掉了相當一部份糧食。8

 

中共河南省委事後檢查說：「去年信陽全區秋季糧食總產量估計只有20多億斤，卻誇大為64億斤，省裏給信陽地區分配的徵購任務是9.6億斤，而地、縣、社又層層加碼，比省裏任務又多了20％以上。10月中旬徵購任務完成了7億多斤，就有3,751個食堂停伙（37萬人），在這種情況下還搞反瞞產，認為瞞產私分具有普遍性，幾乎社社有，隊隊有。」9從而進一步加大了反瞞產私分的力度，加劇了飢餓。

 

註

1 張林南：《關於「反潘、楊、王事件」》1993年2月，載河南黨史工作委員會編《風雨春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張文說，河南右派這麼多，是因為「潘楊王」事件以後「反右鬥爭補課」所致。

2 2001年3月9日，在李堅家中（北京萬壽路甲15號2-301），李堅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3 信陽事件專案審查組：《關於馬龍山的問題》，1960年11月20日。

4 張樹藩：《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教訓》，載《百年潮》1998年第12期。

5 同上。

6 1956年蘇聯放了全世界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中國人也倍受鼓舞，把取得重大生產建設成就稱為「放衛星」。

7 張樹藩：《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教訓》，載《百年潮》1998年第12期。

8 中央辦公廳、河南省委工作組于桑、武人文：《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人口死亡和糧食問題的調查報告》，1960年6月18日。

9《中共河南省委對信陽事件的檢查》，1960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