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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凡三編，共分八冊，彙集了賓四先生六十年來討論中國歷代學術思想而未收入各專書之單篇散論。上編（一～二冊）自上古迄先秦，中編（三～四冊）自兩漢迄隋唐五代，下編（五～八冊）自兩宋迄晚清。先生治學主通不主專，是以能於歷朝歷代諸子百家中，梳理其學術流變，闡發其思想精微。三編一貫而下，中國歷代學術思想之脈絡自然呈現。
本書乃上編之第一冊，共收論文七篇。首先推論中國上古之時，北方農作物及山居實情與今日所知之大不同，其中援史證經，多發前人所未發。再論周公對中國文化之影響與意義，探求《詩經》之源流意蘊，考辨〈西周書〉之文體，發明《易經》之旨趣，皆於理舊之中見其萌新。最後引經據史，以春秋時代人之行為事例驗證中國文化之特殊精神－－道德精神，深細剖揭民族文化之生命內涵。凡此種種，皆為研究中國學術思想指引出具體路徑，有志於此者可踵之入門，一窺中國文化至善至美之堂奧。
錢穆（1895～1990年），字賓四，江蘇無錫人。年十八即任小學教師，歷中學而至大學。先後於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師範大學、西南聯大、齊魯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雲南大學、江南大學等校任教。1949年，赴港創辦新亞書院。曾先後獲香港大學、美國耶魯大學頒贈名譽博士。1967年，來臺定居，膺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並任中國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教授。1986年，受聘為總統府資政。
賓四先生治學，大抵以史學為核心，廣涉諸經諸子之學，從而擴及中華學術與思想文化諸多領域；其中又以理學最為深刻，自云「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其成就，直接反映了中國近代學術史之變遷。畢生心力鑽研中國古典文獻，即使晚年苦於眼疾，仍著作不輟，冀以喚醒中華民族文化的靈魂，儼然為晚清以來西方文化洪流的中流砥柱。所著《先秦諸子繫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秦漢史》、《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朱子新學案》等八十餘種，俱享譽中外學術界。
本書乃上編之第一冊，共收論文七篇。首先推論中國上古之時，北方農作物及山居實情與今日所知之大不同，其中援史證經，多發前人所未發。再論周公對中國文化之影響與意義，探求《詩經》之源流意蘊，考辨〈西周書〉之文體，發明《易經》之旨趣，皆於理舊之中見其萌新。最後引經據史，以春秋時代人之行為事例驗證中國文化之特殊精神－－道德精神，深細剖揭民族文化之生命內涵。凡此種種，皆為研究中國學術思想指引出具體路徑，有志於此者可踵之入門，一窺中國文化至善至美之堂奧。
錢穆（1895～1990年），字賓四，江蘇無錫人。年十八即任小學教師，歷中學而至大學。先後於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師範大學、西南聯大、齊魯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雲南大學、江南大學等校任教。1949年，赴港創辦新亞書院。曾先後獲香港大學、美國耶魯大學頒贈名譽博士。1967年，來臺定居，膺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並任中國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教授。1986年，受聘為總統府資政。
賓四先生治學，大抵以史學為核心，廣涉諸經諸子之學，從而擴及中華學術與思想文化諸多領域；其中又以理學最為深刻，自云「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其成就，直接反映了中國近代學術史之變遷。畢生心力鑽研中國古典文獻，即使晚年苦於眼疾，仍著作不輟，冀以喚醒中華民族文化的靈魂，儼然為晚清以來西方文化洪流的中流砥柱。所著《先秦諸子繫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秦漢史》、《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朱子新學案》等八十餘種，俱享譽中外學術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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