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聞雞起舞夜不寐,
誰解攻書個中味?
勿嘆朝露能幾何,
中流擊水氣方銳。
──李醒民〈攻書〉
(一)
當我抄下1977年所寫的這首題記詩時,心裡不由自主地萌動著一種難以名狀的情感。記得那個時候,大到中國的命運,小至個人的生涯,都處在關鍵性的十字路口。所幸的是,時隔僅僅一年,百年來經磨歷劫的中國,終於挪動了沉重的腳步,走上了改革開放的正道。我本人也把握住了歷史的機遇,考取了于光遠教授等招收的自然辯證法研究生,於1978年10月進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現亦稱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功讀科學哲學和科學思想史專業。其時,已人到中年。
十年動亂過去了,而十年動亂在每一個正直的中國人身上投下的陰影,恐怕不是短時間就能磨滅的。在文革三十週年的今天,每一個有思想的過來人怎能不撫今追昔、思絮萬千。文革留給我們這一代人的是已學知識的遺忘和未學知識的空白,是肉體的折磨和精神的摧殘。不過,它也磨鍊了我們這一代人百折不回的意志、忍辱負重的性格和吃苦耐勞的毅力。我們這一代人中的有良知者和有良心者,命中注定當不了「玩的就是心跳」的浪子,「過把癮就死」的賭徒,「不求天長地久,只求一時擁有」的紈褲。歷史感、緊迫感、責任感、使命感無時不縈繞在我們心頭,鑄就了我們終生的夙願──「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人早已過「而立」之年,也不能絕對地斷言一事無成,但真正意義上的事業確實沒有「立」起來。做為一個不甘沉淪、半途出家的學子,人們就不難想像其三年研究生苦讀的情景了。在備考期間寫下的〈攻書〉一詩,也是其後幾年寒窗生活的真實寫照。功夫不負有心人,1981年7月,我在許良英教授的指導下,終於完成了〈彭加勒與物理學危機〉的碩士論文。這篇論文依據翔實的材料、嚴密的論證、中肯的分析,澄清了科學史和哲學史上一個被普遍誤傳和曲解的問題,並逕直對列寧(V. I. Lenin, 1870-1924)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中的諸多武斷提出批評。恕我直言:這篇論文的價值不僅僅在於它的學術意義,它也震撼了當時還在盛行的教條主義的馬列主義及其盲目追隨者的迷夢,給還未完全解凍的中國理論界和思想界的湖面投下了一粒石子。可以預期,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思想啟蒙和思想解放中所起的微薄作用,將會逐漸地被學人和國人認識。
(二)
就在作碩士論文前後,我被愛因新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的思想和人格所吸引,分出部分時間研讀了有關愛因斯坦的文獻。此後十餘年,我一直把該課題作為我的研究對象之一,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和著作。1982年10月,我在寫成的處女作中專用一章論述了愛因斯坦及其相對論。兩年後,我分析、評論了愛因斯坦關於科學理論評價的雙標尺標準──「外部的確認」和「內部的完美」。接著的四年,有九篇論文接連發表。〈哲學是全部科學研究之母〉對愛因斯坦創立狹義相對論的過程進行了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分析。〈善於在對立的兩極保持必要的張力〉揭示了愛因斯坦所謂哲學「機會主義」的精神實質,澄清了流行的誤解和曲解,引起學術界的關注和讚賞。其他的依次涉及到愛因斯坦的科學觀、教育思想、經驗約定論、後愛因斯坦物理學、探索性的演繹法、相對論發現的社會和文化背景,其中的文獻部分內容精煉後,於1988年10月提交給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舉辦的「分析哲學和科學哲學研討會」,收入該系主編的論文集。進入1990年代,我先後撰寫了論述愛因斯坦的科學信念、綜合科學實在論、宇宙宗教、科學創造個性、科學理性論的論文,拓廣了研究的範圍和深度。其間,我還於1984年9月和1992年12月撰寫了兩部著作:前者歷經磨難,直至十年後才得以轉社面世;後者拖了三四年,才姍姍來遲。
(三)
愛因斯坦無疑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思想家和人,他被視為智慧的化身、力量的源泉、人性的奇蹟、道德的楷模、人類的良心、理想的象徵、時代的希望。這一切,鑄就了愛因斯坦的「三不朽」──貢獻的不朽、思想的不朽、人格的不朽,也大大影響了人類歷史的進程和人類本身的自我完善。面對這樣一位舉世無雙的精神巨人,任何贊頌和評價似乎都顯得蒼白和多餘。不過,在這裡,我還是引用一下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 1924-)給紀念愛因斯坦誕辰一百週年學術討論會所發的賀詞: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是一位深刻地影響了科學形式和歷史進程的人物。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為將近一個世紀的物理學定下基調。他超越了不再能夠通過牛頓概念說明現象的科學,並大大擴展了它的觀點。他的洞察形成了我們二十世紀的許多理解和控制物質和能量的基礎。我們還正在遵循他勾勒的路線前進,他的天才對未來的科學發現來說依然是強有力的激勵和指導。
但是,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以比他的傑出科學成就更多的東西在人們心目中留下他的印記。由於他的生活的簡樸,與他的才幹珠聯璧合的謙卑和心甘情願的服務,以及他追求全人類利益的最大獻身精神,他將被我們大家銘記。
愛因斯坦的生涯是在兩個層面展開的:私人生活的層面和思想的層面。在愛因斯坦看來,前者是低層次的,僅僅從外部影響他的命運,而後者才是他真正迷戀和傾心的──他的真正世界是精神自由馳騁的思維的世界。愛因斯坦這樣說過:
像我這種類型的人,其發展的轉折點在於,自己的主要興趣逐漸遠遠地擺脫了短暫的和僅僅做為個人的方面,而轉向力求從思想上去掌握事物。像我這種類型的人,一生中的主要束西,正是在於他所想的是什麼和他是怎樣想的,而不在於他所作的或者所經受的是什麼。
正是出於這個理由,愛因斯坦不顧《偉大的活著的哲學家叢書》編者希耳普(P. A. Schilpp)的力促,拒絕為該叢書寫他的傳記。在希耳普的反覆勸說下,他才同意寫他的思想「自述」,而非通常例行格式的「自傳」,他戲稱其為他的「訃告」。
照此看來,要理解愛因斯坦,最重要的是要理解他的思想;而理解他的思想,也就是理解二十世紀的世界,因為愛因斯坦的思想成就和精神氣質,已經內化為我們的世紀和我們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的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只要我們的文明存在,愛因新坦就會被仿效、被研究。在本書,我擬分三編剖析愛因斯坦的思想,比較全面地論述一下他的科學哲學、社會哲學和人生哲學。關於愛因斯坦的枓學哲學,我以前涉及頗多。這次動筆前特地研讀了較多的新資料,尤其是霍華德(Don Howard)教授從美國肯塔基大學寄來的最新研究成果,使我獲益匪淺。我相信會在原有的基礎上有所拓展、有所深化,而且對先前的不甚成熟的觀點會有所修正。至於愛因斯坦的社會哲學和人生哲學,我以前所論不多,這次基本上是從頭做起。後兩編對於完整而深入地理解愛因斯坦也是至關重要、必不可少的。
談到方法問題,我擬把愛因斯坦放到廣闊的歷史與境和思想文脈之中,主要通過實證的資料證明和理性的分析綜合方法提出論點,展開論證。當然,我也想在適當的時機和地方結合運用一下心理傳記分析方法或心靈史方法,這對於研究一位科學家和思想家來說也是卓有成效的。愛因斯坦本人在談到科學史時也認為,有一種內部的或者直覺的歷史,還有一種外部的或文獻證明的歷史。後者比較客觀,但前者比較有趣。使用直覺是危險的,但在各種歷史工作中卻都是必需的,尤其是要重新描述一個已經去世的人物的思想過程時更是如此。愛因斯坦覺得這種歷史是非常有啟發性的,儘管它充滿危險。(E1, p. 622)
(四)
當前在中國大陸,經濟改革已逐漸步入市場經濟的軌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效;儘管還有諸多法制有待健全,諸多困難尚待克服,諸多問題急需解決。但是,政治改革卻瞻前顧後、舉步維艱。這不僅嚴重地拖了經濟改革的深化和拓展的後腿,而且直接阻礙了社會的民主化、自由化、多元化、世俗化的進程。貪污腐敗屢禁不止,假冒偽劣屢打不絕,不能不說與此有關。政治上的禁錮和意識形態的僵化也直接反映到學術理論界:官方哲學依舊君臨一切,容不得自由討論和批評;指令性的計劃機器照常運轉,迫使或誘使一批學人研究那些沒完沒了的假問題;一兩篇「莫須有」的「革命大批判」檄文或照貓畫虎的官樣文章就能獲得青睞而平步青雲;形形色色的官方或半官方評獎使得那些人云亦云、毫無新意的所謂成果成為新聞「喉舌」爆炒的對象和某些大人物厚愛的寵物。哲學乃至整個學術的政治化色彩還未來得及褪色,巿場經濟固有的負面效應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給其打上商業化的印記。一時間,攤煎餅似的文化快餐紛紛揚幡開張,穿時裝式的學術商品成批量地隨行就市。更有甚者,一小批學人也「入鄉隨俗」,幹起了(變相)「傍大款」的營生,把哲學和學術當成乞討殘羹剩汁的飯缽或撈取外快的手段。為哲學而哲學,為學術而學術,為思想而思想或被視為異端,或被看作蠢行。
這是哲學的墮落!這是學術界的不幸!這是學人的悲哀!愛因斯坦所注重的先輩哲學家叔本華(A. Schopenhauer, 1788-1860)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
沒有一個時代能這樣可恥地濫用哲學、傷害哲學:一面把它當作政治工具,一面把它當作搖錢樹。
在叔本華看來,做為真正的哲學,應該是沒有顧慮,不提供生活條件,深入沉思的哲學。它的北斗星僅僅是真理,赤棵裸的、無償的、孤獨無偶的、每每被迫害的真理。它不左顧,也不右盼,而是對準這星辰直奔過去的。為此,他猛烈抨擊可資為生的大學講壇哲學,揭露這種哲學背著百般意圖、千種顧慮的包袱,小心翼翼地蹣跚而來,心目中無時不存在著對天主的惶恐,無時不考慮著政府的意向、國教的規程、出版人的願望、學生的捧場、同事們的良好友誼、當時政治的傾向、公眾一時的風尚等等。
當然,叔本華也覺得先顧生活後談哲學這一基本原則無可厚非,也明白那些講壇哲學的先生們要生活,而且是靠哲學來生活,他們和他們的妻孥都得指靠哲學。但是,他還是贊同佩脫拉克(Petrarch, 1304-1374)的看法:「哲學啊,你是貧困地、光著身子走進來的。」儘管叔本華本人因缺乏德行及言行不一而受到指責,可是他的下述見解無疑是言之有理的:
只有那些純粹為了一吐為快、不得不奮筆疾書的人,才會寫出有價值的東西。似乎寫作之業,實為對金錢詛咒之業:任何一個作家一旦為掙錢而寫作,他的寫作就會陷入一塌糊塗之境地。最偉大的作家寫出的最傑出的作品,一概屬於這樣的時候:此時他們的寫作一無所獲或只有一點報酬。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那位西班牙諺語甚為妥貼:名譽和金錢並非裝在一個皮包裡。
在革命口號喊得震天響的時節,在一條時髦襪帶比一打哲學理論吃香的時代,哲學時而被當作官方的御用工具,時而被用作私人的謀利手段,這在從權力社會向財力社會過渡的社會轉型時期也許是難以避免、無可奈何的事。值得暗自慶幸的是,自1980年代以來,我始終沿著自己的研究邏輯和思想軌跡運行,未被外界形形色色的誘惑所動,未為承風希旨而淪為契柯夫(A. Chekhov, 1860-1904)筆下的小公務員。我也說不清,這究竟是天命、本能使然,抑或良知、良心支使?也許是各種因素兼而有之。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為學術而學術,為思想而思想,已經內化為我的科學良心,外化為我的生活形式──淡的、寧靜的、詩意的生活。在我的耳邊,時常回響著尼采(F. Nietsche, 1844-1900)的名言:
我們必須像母親一樣不斷地從痛苦中分娩出我們的思想,同這種思想一起分享我們的熱血、心靈、激情、快樂、情感、痛苦、良心、命運和不幸。生活對我們來說意謂著,將我們的全部,連同我們所遭遇的一切,不斷地化為光明和烈火。
可能有人會說,這是閉門造車,理論脫離實際。然而竊以為:凡是有理論(思想)意義的東西必定會有實際意義,而有實際意義的東西卻未必有理論(思想)意義;而且,真正的思維產物並不是象牙塔內的專利品,它肯定能為樂於思維的精神所把握、所共享。何況叔本華的下述言論也可做為我的辯護詞:
然而在哲學的深思中,卻有這樣一種奇特的情況:凡是往後對別人有所裨益的,偏是那些各人為自己精想,為自己探討的東西,而不是那些原來是為別人已經規定了的東西。前者首先是在其一貫誠懇這個特徵上看得出來的;因為人們總不會故意欺騙自己,也不會把空殼核祧挑送給自己。所以,一切詭辯和一切廢話就都剔除了,結果是寫下去的每一段落都能補償閱讀它之勞。
拙著《彭加勒》、《馬赫》出版後,引起海峽兩岸有關學人和讀者的讚譽。這既使我感到慰藉,也使我多少有些誠惶誠恐。當我提筆撰寫《愛因斯坦》時,還真覺得有點「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感呢。我唯有一絲不苟地寫好書,才能對得起讀者的厚愛,對得起編者和出版社的一片苦心,也才能對得起自己的科學良心和學術人格,尤其是才能對得起我所崇敬的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人──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李醒民
1996年5月16日於北京中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