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
中國學業相傳,向分經、史、子、集四部。經學最早,但實惟有《詩》、《書》兩部。《詩》三百,迄今猶存。《書》則惟商、周兩代少數幾篇政治文件,或最先當起於盤庚以後。至唐、虞、夏代,如〈堯典〉、〈禹貢〉之類,皆出戰國後人撰寫,非孔子前所有。至於禮,《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則禮非成書,故稱「執禮」,與《詩》、《書》不同。《儀禮》僅屬士禮,乃孔子以下人所造。〈周官〉更屬後起,當在戰國之晚世,或當在〈虞〉、〈夏書〉之後。樂則無專書記載。即孔子時,鄭、衛之聲,已非古樂。孔子在齊聞韶,韶樂乃自陳達齊,但亦決非傳自舜代。惟在孔子時,已屬南方之樂之稍古僅存者。至孟子時,古樂今樂已顯相分別。《易》雖古代相傳,但孔子時亦僅為一卜筮之書。《易傳》則當出秦始皇時代,已雜采儒道兩家義成書。孔子前雖有《詩》、《書》,亦不稱之為「經」。蓋古代學術尚未流通,惟政府最高層始掌有之。故孔子曰:「《春秋》,天子之事。」
學術傳於社會下層,其事始於孔子。戰國諸子著書,墨家最先有經。漢代諸儒以孔門相傳有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學,遂誤稱「六經」。而實是《詩》、《書》、《儀禮》、《周易》及孔子《春秋》,只五書,尚缺一《樂經》。漢武帝乃立五經博士,後代經學惟五經有傳記注疏,此外不再有增。則雖有經學之名,而其學術相傳,則惟傳述,無創作,與史、子、集三部有不同。
先秦諸子相傳為九流十家,最先起者為孔門儒家。孔子為中國自古相傳私人講學之始,前後門弟子共七十七人,後世言為稱七十二人。然姓字見於《論語》者,不達半數。《論語》乃孔門師弟子相聚講論語言之記載。然其書相傳,至孟子後,始正式編纂為上下二十篇。故在《孟子》書中,亦尚不見《論語》一書名。墨翟繼孔子而起,但墨家先有成書。如今傳《墨子》及〈墨經〉,其書皆出《論語》為書行世前。其他各家成書,則全出儒、墨後。但獨有小說一家,則其成書當尚有在孔子之前者。
九流各成一家之言,以其門弟子相聚相傳,如同屬一家,故稱「家言」。家族之「家」,指血統言。諸子成「家」,乃指其所講貫之道統言。獨小說家則不然,因小說家所彙集之諸書,尚遠起在孔子儒家講學之前。古代有史官,由周天子分派於列國諸侯間,世襲其位。又有正史、稗史之別。正史居諸侯之國都,稗史則散居國都外城鄉間。其有關稗史所記載之文字,散見於今傳《左傳》諸書中者,尚不少。余已在他篇論及,此不詳。戰國小說家言,則即由其時之稗史來。
如是則在子學中,豈不即包涵有史學?其實不止於此,即如縱橫家言,豈非即戰國時代有關當前國際事件一種互相分派之爭論與抗議?其實尚不止此,即如孔子為儒家開山,但「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則孔子之意,乃欲上承周公。後儒則又自周公上推堯、舜、禹、湯、文、武之唐、虞、三代。墨翟繼孔子起,自為家言,則曰:「非大禹之道,不足以為墨。」是墨家於唐、虞、三代中,獨取夏禹一人為法。道家繼儒、墨而起,乃更上推黃帝,而唐、虞、三代皆在其下。但又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創為農家言。其次如陰陽家,則庖犧氏、神農氏、黃帝、堯、舜以至三代,凡中國史歷古相傳諸帝王,皆在網羅取法之中。而秦之統一,則其君自稱始皇帝,是亦上承雜家呂不韋《春秋‧十二紀》來。則凡先秦諸子學,實可謂乃無一而非源自史學。
此後漢代史學繼起,其太史官司馬談討論六家要旨,而私意所宗,則更在道家。其子司馬遷繼之,乃益尊儒家,故既為〈孔子世家〉,又作〈孔子弟子列傳〉與〈孟荀列傳〉,於諸子中最為特出。其〈自序〉則曰:「通天人之際,明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是史遷之為史,亦求上承諸子立言成家。則子、史之學,自古人視之,其間實無大分別。此後二十五史以及三通諸書,乃亦如諸子,各成家言。尤可以宋代之歐陽修為之例。如此中國之子學與史學,豈不貌分而神合,可離而可通乎?
再次言及集部。集部有駢散之分。最先駢體肇始於屈原之〈離騷〉。《詩》、〈騷〉並言,則〈離騷〉亦可謂乃上自經來。太史公以屈原與賈生並傳,賈誼〈治安策〉乃漢初一名奏議,則〈離騷〉豈不亦可通於子與史?其下乃有三國時代之建安文學,乃始由西漢自〈離騷〉轉為駢體辭賦,又轉入散文中來。如曹操之奏議詔令,皆可納入文學之集部。諸葛亮〈出師表〉,亦入集部。實則此等文字,皆亦子亦史。又如晉、宋時代之陶潛,其所為詩辭傳記,如〈歸去來辭〉,如〈桃花源記〉諸文,皆即其一人之史,亦即其一家之言,豈不史與子與集之三部,實可通而為一乎?
唐代韓昌黎唱為古文,乃始正式由駢變而為散。其自言:「好古之文,好古之道也。」則其言亦子亦史。一人之集,至少乃為其一人之自傳,亦即當歸入一民族一國家之文化道統中。故集部興起,乃為四部之最後。其實古代之經,如《詩》、《書》,尤其如《古詩》三百首,豈不亦如後代文學一集部?亦可謂集部即是子,但較單純而已。而其當可列入史部,則更不待論。是則中國四部之學,其實約略言之,只是子、史之兩部分。孔子作《春秋》,又與其門弟子所言合成一《論語》。《春秋》經而即史,而《論語》是子,但亦可稱為一集部。是則孔子一身已兼有了四部之學,故後人尊之為「至聖先師」。
此下於四部之學最有完整成就者,當推北宋時代之歐陽修,其生平著述,可謂經、史、子、集四部皆備。如其為《新五代史》,乃史部之正宗。又兼修《新唐書》,亦入二十五史中。而其於經學,皆有成書。其於《詩經》方面姑不論,而其於《易經》,疑《易傳》非孔子作,此乃自孔子以來,一千年後始發其議。歐陽子自謂再歷一千年又有第二人,兩千年可得第三人,三人為眾,則此一人所疑,二千年後,即當成為眾人之所疑矣。此其運思持論,何等高明而廣大,悠久而深沉。可見由一人之學而成為家學,由一家之學而成為千古之學,即道統所存,即於歐陽修一人之身,亦已明白曝露無疑矣。
又歐陽修之文,上承韓愈。而其闢佛,則成為〈本論〉。以一人之所疑,所反對,化而為全國之政教,此即由集為子一明證。故由歐陽一人,而中國四部之學之可得達成於一家,亦即明白可證矣。
余此書專為史學發微,苟其人不通四部之學,不能通古今之變而成其一家之言,又何得成為一史家。上之如漢代之司馬遷,後之如宋代之歐陽修,皆可為明證。惟孔子則尤其為至聖先師,為一切中國學人之最高楷模。此則治中國學術,皆當以此為法。此非空言,乃實際標準之所在,則尤貴學者之能深思而明辨之。心知其意斯可矣,又何貴於繁言與空論。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一月錢穆識於臺北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九十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