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無法阻遏的流行文化浪潮
《文化脈動》是一張成績表,它紀錄了我對臺灣文化關懷的觀察與觀念;而每日在海外閱讀書報竟成了日常功課,包括五份臺灣報紙,一份本地英文「洛杉磯時報」,以及每月(尤其月初)紛紛湧至的臺港雜誌期刊,與陶潛那句「心遠地自偏」剛剛相反,因為心近,即使海天遙隔,每天發生的事情依然親切熟諗,猶如身歷其境、耳聞其聲、眼觀其狀。
無可置疑,近年臺灣由於安定與經濟茁壯,加上政治開放民主措施,隨而產生的文化結構,尤其在交流方面與西方社會絲絲入扣的後現代主義流行文化現象,是極其類似的,這些現象起源,文化研究學者常分成「經濟場」(economic field)及「文化場」(cultural field)來看待。
大眾文化是什麼?隨著不可阻遏的大眾文化浪潮而登岸的流行文化又是什麼?我們甚至可以說,流行文化是商業文化的副產品,它們的大量生產主要就是滿意一般不甚挑剔的大眾,如果以政治眼光來看,商業文化基本上是公式化與操縱性的,它幾乎是拿一般大眾的「無知」做試驗,企圖在官能或覺上直接操縱,操縱的工具包括聲色動人的廣告媒介,以及眩人耳目的包裝。
但是在西方,另一派以「文化場」為主的學者,譬如費思克(John Fiske)等人就指出,無論廣告媒體如何強勁,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新產品都是商品性的失敗,包括電影在內,許多電影票房竟不夠拿來填補廣告推銷費用,所以許多文化學者強調,文化消費,並非一般以為是被動或自動性的活動,它仍然牽涉及文化消費者的抉擇,更指涉入大眾文化體系裏面的「大眾」定義。
所謂大眾(mass),就是群幕(people)或民眾,一般而言,大眾文化之所以成為大眾,主要還是由於它的普及與影響力,我們甚至可以說,由於普及與影響的「文化力量」,它不但屬於民眾,更為民眾而存在;雖然,左派文化理論往往把民眾形容成抵抗資本主義的勞工組合抗體,但我們仍看得出大眾的組層,仍是中產階級為主,它是社會階級的「大眾」力量,被夾在上層的「精英」(elites)與下層的勞動階級,早年在英國十九世紀,阿諾德(Matthew Arnold )就把社會分成貴族式的上層野蠻人(Barbarians),中產階級庸俗的菲利斯丁人(Philistines)以及勞工階級的大眾(Populace)。
根據亞諾德當時看法,貴族與中產階級才是文化演變進展的主體,形成一個國族的「永恆精神」 (eternal spirit),可是事過境遷,我們看到的,正如中國帝制士大夫的衰退崩潰,英國貴族也日落崦嵫;隨而興起的是以經濟做龐厚基礎的中產精英階層,以及受人文陶冶而身分日趨提昇的勞動民眾,所以當大眾文化(即使尚未成形為流行文化)開始建立它們的搶灘陣地,它們所碰到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的抵禦是必然的,而抵禦的原因有二 ,第一是精英文化的上層優越性受到挑戰,領導地位動搖,不得不負隅頑抗,另一是大眾文化所帶給資本家的優裕經濟場,有如水乳交融,它可以把完全沒有文化原則或遠景的資本家洗腦,讓他們自以為是,一石二鳥的推動大眾文化。
最後推動的結果亦有兩種,一是走向庸俗普及以大眾興趣為指標的休閒文化;另一就是把大眾文化推變成一種現代神話(過去的屈原與后羿太遙遠陌生了),現代的傳記文學,誰誰的上半傳,蔣經國,毛澤東,甚至閏八月,都與後現代社會掛鉤,形成後現代的「當代性」,將現在與過往作精神分裂式的分隔,將今天鍍金成黃金時代。怪不得當年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把「將來」當作文化的黃金時代,因為以精英為主的大眾文化是永不來臨的。
如此一來,不但把阿諾德藐視的大眾文化打垮,因為阿諾德稱這種無方向的勞工文化活動為「無政府狀態」(Anarchy),直接影響帶頭的精英文化,其實他這種觀念來自浪漫時期的哥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哥律治把「文明」 (civilisation)與「培植」(cultivation)分開,前者是國家的總體,後者卻是屬於精英的少數人,而由這些人(他呼之為知識份子clerisy)帶動國家。
這類由英國早期帶動的文化研究包括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人正是方興未艾,更有融合(或抗拒)結構主義及新歷史主義的趨勢而走入後殖民主義研究,以一個當年號稱日不落國的大不列顛帝國,後殖民種種的確息息相關,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亦極端注意文化趨勢,最初如麥當奴(Dwight Macdonald)等人強調的優文化(high culture)而卑視如寄生蟲的大眾文化已被擊潰,更加上反越戰及人權運動,反文化(counter-lculture)浪潮巳被形成,大眾文化迅速進展入流行文化,而科技的日新月異,一九九四年電影「阿甘正傳」(Forrest Gump)已證明科技不是上帝,但卻更接近上帝功能而無所不能,更方便使用後現代主義嘲弄揶揄歷史為能事,所以流行文化無論在品質(文化)與商業(經濟)方面,都不斷演變提昇,它的確已本身建立為一門可以研究的學問。
《文化脈動》共分三輯。它們包括我從一九九三年寫到九四的「文化快餐」一個專欄,其實它應該是和一九八八年我在〈中時晚報〉寫的另一個名「酸辣湯」的專欄呼應的,猶記得寫「酸辣湯」時人尚在臺北,寫「快餐」時卻身在國外了。謝謝〈時代副刊〉主編羅智成兄給我的機會,另一個功臣卻推《中時晚報》副刊的王瑞香小姐,她的細心與厚道都讓我感激感動。書中的第二輯「文苑午茶」卻是我給《文訊》月刊寫的人文關懷短文收集而成,友情隨著歲月而考驗添厚,我和李瑞騰、封德屏的交情也厚而瀰深,這次結集成書,是一個偶然的松山車站早晨,和瑞騰交談之下而促成的,他的穿針引線,以及三民書局的厚愛,都必須在此確認與感謝。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五日序於洛杉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