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美國：站在金字塔尖看美國

從上海弄堂到美國白宮，作者親身經歷了中美文化的融合，
深度觀察與親身體驗美國精英社會，
用全方位視角為讀者展現一個更真實的美國。

對於要留學美國和移民美國的中國人來說，本書既有具體的指導，
也有宏觀的評述，是一本不可錯過的書。

哈佛大學校友面試官
英特爾前董事總經理
華人白宮學者
華爾街投資精英
分享美國學界、政界和商界精英的思維方式與成功秘訣，讓你看到一個更真實的美國！

作者黃征宇從美國名校、世界名企、白宮以及華爾街一路走來，深度接觸美國學界、政界和商界精英，全面解讀通往美國金字塔尖之路。
無論赴美定居、旅行、讀書、工作，還是希望近距離觀察美國精英，本書都將提供一個非同一般的視角。
名人推薦：
對於要去美國留學和移民的中國家庭來說，這無疑是一本不可錯過的書。
—啟德教育集團首席執行官 黃嫻
通過這本書，讀者將看到一個更真實的美國。
—羅斯福中國投資基金總裁 謝丞東
他的故事講述了中美之間的相互聯繫，尤其我們該如何為兩國及世界的共同利益付諸努力。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前主席、英特爾獨立董事 里德˙亨特
黃征宇通過他的個人經歷講述了中國和美國是如何看待對方和自己的，這向我們揭示了認知上過於簡單化是非常危險的。因此，這本書也將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中美關係以及如何推進全球的和平與繁榮。
—哈佛商學院高級副院長 林恩˙夏普˙佩因
集兩種文化於一身的人在今天並不多見，他們往往能站在兩種文化的角度上看問題，換位思考，直擊要害，黃征宇正是如此。我認為在中美兩國人民如何看待自己和對方的問題上，他擁有絕佳的洞察力。這樣的洞察在當今機遇與風險並存的世界裡是至關重要的。
—矽谷銀行董事長 魏高思

序言 赴美三十年

美國和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大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把中美關係稱為“21 世紀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但這種關係充斥著不信任和誤判，發生嚴重衝突也不無可能。在這些共同點和分歧點上，許多學者曾經以某些單一的角度闡述過其複雜的構成原因，但他們都遺漏了在這一個重要問題上其實存在4 個基礎角度：美國人如何看待自己，美國人如何看待中國人，中國人如何看待自己，中國人如何看待美國人。如果不能充分把握這4 個既對立又相關的角度，以及了解歷史過往和當前的相互影響，恐怕我們不能真正地看到那些現存的和潛在的機遇與危機。

我出生在中國， 10 歲的時候隨父母移民到了美國，之後在史丹福大學和哈佛商學院接受了高等教育。我曾經為英特爾這樣的美國大公司工作。在英特爾的7 年，我負責過“迅馳”（英特爾劃時代的首款整體移
動計算解決方案）這個項目的跨國團隊工作，之後一路晉升到英特爾最年輕的華人董事總經理，並代表英特爾主導和中國信息產業部的通信合作項目，也曾和中國信息產業部洽談知識產權的合作。2009 年，我在
美國時任總統奧巴馬的授權下進入白宮，出任國際開發署署長的特別助理。2010 年參與海地大地震救援，全面負責美國對海地的通信重建工作。離開白宮後，我回到中國創立了自己的事業。我早期建立的跨國金
融服務公司的目標是幫助國際投資機構在新興市場上發掘並把握投資機會，現在業務規模已達到數億元。我現在建立的宇沃資本則致力於幫助中國資本國際化，尤其為那些有志跨國發展的中國家庭和孩子提供最好的基金管理及跨國金融服務。我周遊過70 多個國家，在5 個國家居住和工作過。近年來，我有一半的時間在美國生活和工作，而另一半時間則在中國。

經歷以上種種，我其實一直在尋找一個定義— 我是美國人還是中國人？這讓我覺察到之前所述的4 個角度能貫穿每一個與中美有關的話題。例如，美國到底是維持國際秩序的世界警察，還是像中國人所說的，是一個在抑制中國和平崛起的霸權國家？到底熱愛和平的中華民族只是想恢復自己在世界上的歷史地位，還是會打破亞洲平靜而讓很多美國人加以提防？

這4個角度的定義也隨著我的成長而逐步得到完善。在美國，我的言行舉止像一個美國人；在中國，我是一個黃皮膚、說漢語的中國人。在美國讀高中的時候，我閱讀了約翰格里芬關於如何把皮膚塗黑扮成一個美國黑種人，然後用了6 個星期的時間到處旅行和工作的故事。他的書《像我這樣的黑人》點燃了美國黑種人的民權運動。這本書的核心就是格里芬情感上的聲音：“如果我們站在別人的立場去看看我們自己的行為，我們就可能發現種族歧視的可怕和可憎。”今天，這些種族歧視的行為已經減少，但對異類的恐懼還在分裂著我們。盧梭也曾經寫道：“我可能忽略、顛倒事實，或者記錯日子，但我不會搞錯自己的感覺和讓自己這樣做事的感覺，這些就是我的故事的主題。”這樣來看的話，我對自己的定義就是對的：我不是完全的中國人或美國人，而是在國際化背景下連接兩者的橋樑。

現代中國的高速發展始於1978 年的改革開放，最初的10 年可以稱為第一個階段。那時候，國人“走出去”的願望十分強烈，出國發展往往意味著獲得更為優越的生活條件。我父親就屬於當時國內第一批留學生，他們中很多人後來留在國外發展，成為改革開放後的第一代移民。這群人的孩子現在也已經人到中年了。

之後，中國進入高速發展的第二個階段，這時候國內經濟發展速度更快，機遇與挑戰並存。很多留學生學成之後相繼選擇回國發展，國內很多發展良好的企業的創始人都曾有一定的海外留學經歷或工作經驗，同時在國內也有一批土生土長的企業家，他們的異軍突起為中國創造了很多財富。

經過幾十年的高速發展後，中國逐漸步入經濟發展的平穩時期，這就是第三階段。放眼世界，中國的企業和資本必然積極進軍國際領域，走向國際化。伴隨著這輪國際化趨勢，很多家長，尤其是近20 年來國
內事業比較成功的家長，紛紛想把孩子送往國外進修深造，希望他們學成歸來後能在事業上幫助家族更長遠地發展。

可以預見下一個階段的趨勢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在國內取得成功的同時，在國外也會大有斬獲。這些企業不僅能主導國內市場，在國外先進市場上也會真正獲得一定的市場地位。典型的成功案例如聯想、華為這兩家曾靠低成本在海外市場競爭的企業，如今已經成為高知名度的國際高價值品牌了。

然而，無論是企業還是機構，如果想在海外競爭中生存下來，一定要有一批具有真正國際視野的領導者。這些領導者不僅僅要熟悉海外市場，更要對國內市場了如指掌。因此對於有遠見的家長來說，他們對孩子的最大期望是想讓他們成為具有國際視野的國際化領導者。孩子能在國外接受最好的教育，有不錯的工作經歷，又具備相應的能力將這些知識與經驗帶回國內，使自己能獲得更好的發展。同時，也因為這些孩子有了這樣的領導能力，他們就非常可能成為下一代領導中國走向真正國際化的領袖，成為連接中國與世界的橋樑。這是我認為中國經濟在今後必須要走的一條路，也是中國家長最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功走上的一條路。

中國在經歷了一系列快速發展後，放眼全球，真正值得中國深入學習的國家可能也就是美國了。其他國家和地區中有的雖然在創新層面較中國有一定領先，但已經大大放慢了腳步，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基於對所謂“歷史悠久”的傳統領域進行的創新，而如今全球範圍內下一輪經濟浪潮強調的是建立在真正高科技上的創新，是技術的創新與思維的創新，在這一方面，美國毫無疑問依然具有領先地位。這也是為甚麼美國往往成為中國家長送孩子出國讀書的首選之地。

當年，父親移民去美國，我也有幸成為改革開放後第一批跟隨父母去美國讀書的孩子。通過自身的努力，我在美國上最好的大學，進最好的企業，接觸到美國最前沿的高科技理念和創新思維，還曾在美國白宮工作，回國後又能成功創立跨國公司，有機會成為連接中國和美國之間經濟與文化的橋樑。這是我所走過的路，其中有挫折與失敗，也有很多的成功經驗。每年中國有400 萬人去美國，其中去美國留學的就有40萬人，我個人的一些經歷和總結可能對其中很多人會有幫助，所以我希望對所有想要或將要成為國際化領袖的人分享這一切，更希望幫助他們接觸和進入美國主流社會的圈子。在這本書中我也會結合個人的經歷，分享每個家長和孩子都會感興趣和關心的事情。以下是我想與大家分享的內容。

第一點，我想談談甚麼才是美國的主流社會。多年來，我看到太多的中國留學生或移民因無法融入主流社會而逐漸被邊緣化。他們常常抱怨說，美國人排外，種族歧視現象嚴重或中西方文化差異太大。但這是事實的全部嗎？顯然不是。中國有句俗話：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只有充分了解美國的歷史，了解其文化根源以及核心價值觀的由來，才能更好地認識美國的主流社會。

美國200 多年的歷史其實也是一部多種族相互融入的歷史。美國的主流文化正是在吸收了多種族文化精華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從這個層面來看，新移民給美國帶來的並不僅僅只是融合，更多時候美國主流文化還一直在改變新的文化。所以很多中國家長認為孩子到美國一定要學習美國文化，一定要融合它，這是片面的，在這方面，我會和大家進行深入探討。

第二點，我想分享一下我在美國白宮的工作經驗。提到美國白宮，很多人都知道，這裡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美國的權力核心，甚至是世界權力的核心所在。我在這裡接觸到了世界上最頂尖的領袖人物，了解了他們積累了幾十年的人生經驗和成功之道。

第三點，作為哈佛大學的校友面試官，我最想談談如何讓自己成為美國頂尖大學想要的人才。也許很多人寫過“如何考進名校”這類攻略，而我想要研究的是這些大學到底想要培養怎樣的人才，它們又如何去全方面地培養這些人才。在美國，很多大學都以培養國際化的領袖為自己的“使命”。以此為前提，這些美國頂尖大學希望培養的學生具備怎樣的個性和能力呢？這一點很重要。很少有書從這個層面深入探討，僅僅只是圍繞進入這些學校需要的成績、寫作水平、課外活動與經歷等硬性要求來展開，對於其實質的內容卻談得並不夠透徹。在這方面我可以與大家很好地分享我的經驗。

第四點，我想談談在大學期間如何充分利用學校提供的優質資源，尤其是創新資源。我還會談到我在商學院期間從世界頂尖教授那兒學到的獨到思維和觀點。我了解到很多去美國留學的中國學生還只是局限在中國留學生的圈子中， 4 年學習下來，英語說得不夠地道，對美國社會文化也不是很了解，完全沒有融入美國的主流社會。更為重要的一點是，他們幾乎沒有利用到頂級大學裡眾多的優秀資源。因此從這一層面出發，我想談談如何在頂級學府中更好地利用資源來提升自己，讓自己在4 年後成為一個有視野、有想法、有立場、有創新能力的優秀人才。

第五點，我想談談在美國的就業和個人發展。如果你問任何一個人，他從大學畢業幾年之後對於自己在學校學過的知識還記得多少，答案可能是：基本上忘光了。因為在學校學習的理論知識與工作上的實踐經驗相比，差異還是很大的。不論你在學校的學習有多優秀，進入社會後工作便又是一個全新的開始。就業問題真的只需要在大學的最後一年才開始考慮嗎？未來的職業發展又有多少能掌握在自己的手裡呢？
踏入社會以後，我們不僅僅要進入最好的企業或機構，更深層次的是要了解企業需要怎樣的人才。進入企業之後又該如何充分利用豐富的企業資源不斷提升自己的領導能力，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六點，我想談談華人。在美國有句名言：矽谷是在中國人和印度人的肩膀上建立起來的。近年來，印度裔人才輩出，無論在世界500 強企業高層還是在美國政界，常常能看到印度人的身影。而華人在美國卻是一盤散沙，無法凝聚自己的力量，很多優秀的華人靠自身的實力走在了前端，卻又如曇花一現，瞬間歸於平淡，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甚麼？我曾接觸很多不同的華人，對此感觸頗深。

第七點，我想談談美國那些最成功的投資人。當我在哈佛商學院學習和在華爾街工作的時候，我有機會接觸到華爾街頂級的投資人，我驚訝於他們獨立思考的能力和質疑精神，更敬佩他們對自己的絕對信心。如何引導中國資本去做正確的境外投資，尤其是在美國的投資，已經成為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

真正成功的人，往往不會僅局限在單一的視角，而是要進行多方視角的思考與結合後的創新，他們不會生搬硬套中國或美國一方的成功模式，而是吸取兩方的精華來進一步創新。這就需要我們更好地結合不同制度與思維方式的優點，避開缺點。很多創新領域的想法與公司模式最先是在美國開創的，但經過中國本土化的發展，卻做得比美國更好。比如微信，微信最早的雛形是美國一個叫WhatsApp 的軟件，但現在的微信不論從功能上還是模式上已經遠遠超過了WhatsApp 。所以說，知己知彼、積極創新是至關重要的。
我希望能通過這本書，幫助中產階級以及他們的孩子放眼全球，根據自身特點，結合當今世界多元化的價值體系，通過融合與創新不斷提升自己，成為真正的下一代國際化精英。

前言 我在海地地震救援現場

美國國際開發署燈火通明，辦公室裡坐滿了人，每個人的臉上都掛滿了凝重的神情。
當地時間2010 年1 月12 日16 點53 分，美國的近鄰、加勒比海島國家海地爆發了里氏7.0 級的強烈大地震（中國地震台測定為里氏7.3 級）。這次地震震中位置離海地首都太子港只有15 公里，是該國自1770 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地震。這個西半球最貧窮的國家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擊，死亡人數不斷攀升。

在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新闢出來的“海地地震救援臨時指揮所”裡，我作為通信救援方面的總負責人，和各部門代表就震後通信的恢復和重建工作召開了第一次會議。這也是整個救援工作中最具有決定
性意義的一次會議。
在這次會議召開幾個小時之前，經過海地政府的同意，美國聯邦應急事務管理署（FEMA）派出的第一批救援部隊已經抵達海地，並發回了非常具有價值的最新受災情況報告。美國海軍卡爾文森號核動力航空母艦也在第一時間駛往海地，投入到救災援助工作中。時任國務卿的希拉莉．克林頓臨時決定取消原定14—19 日訪問大洋洲三國的行程，立刻返回華盛頓協調救援工作。總統奧巴馬也於13 日發表講話，承諾將迅速對海地實施援助，盡一切努力幫助受災百姓。

毫不誇張地說，整個美國都在關注海地！美國對海地投入的救援力量是史上罕見的，也是其他國家無法達到的。這是因為美國和海地之間有著一段特殊的歷史淵源。從地理上看，海地與美國隔海相望，海地在中美洲佔據著極為重要的戰略位置。從歷史上看， 1915 年前的海地政變頻繁，美國曾在1915—1935 年這20 年期間對海地有過軍事介入。在此之後，美國逐步將政權交還給海地，時至今日，海地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仍然深受美國影響。在這次大地震中，海地政府整個國家行政系統已瀕臨癱瘓，所以海地決定向美國敞開國門，接受全開放式的國際援助，這在世界救援史上也是極其罕見的。

我當時從聯邦應急事務管理署發來的報告中看到，太子港的大部分房屋和設施都被摧毀，由地震引起的地表斷裂令人觸目驚心。據海地當局保守估計，地震發生後海地傷亡人數超過10 萬，僅太子港就有好幾萬人被埋於廢墟之下。海地全國陷入癱瘓狀態，通信全線中斷。先遣救援隊在隨後的實時報告中講述，他們不斷地捕獲到廢墟中發出的生命跡象。災難發生後的72 小時是黃金救援時間，一分一秒都耽誤不起。所以救援隊必須要盡快組織力量進行通信的恢復工作。

在會議室內環座的同事都是來自白宮各個行政部門的代表，他們為了此次救援被臨時召集到這裡，大家都把目光投向我。而在幾個小時前，我的身份還是國際開發署署長的特別助理。現在，我被臨時委派負責整個通信救援的工作。
老實說，在第一次召集各部門就通信問題進行會議的時候，我心裡是沒有底的。雖然在成為白宮學者之前，我在英特爾總部工作了7年，對通信行業有著一定的專業認知，但說到救援和重建，我幾乎一無所知。這次救援工作對我來說，絕對是一項全新的挑戰，也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但我曾經做過產品經理，深知一個產品在從零到一的過程中，未必需要產品經理熟悉每個環節，重要的是知道如何溝通和協調，如何將各部門的優勢順利融合到整個項目中來，我相信這次應該也一樣。同時，哈佛商學院也教會我如何快速學習一切知識，所以我相信，這次一定能很好地完成任務。於是我和同事們說：“那開始吧，時間緊迫，我們先做一個信息匯總，請大家各抒己見，商討接下來應該如何推進。”

大家開始紛紛提出各自的建議。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的代表說，我們可以先派一隊人過去，查看當地通信方面的基礎建設的損毀情況。商務部的代表說，我們這邊可以馬上聯繫美國本土的通信運營商，讓他們盡快提供恢復通信所必需的儀器和設備；國防部的代表表示，他們可以派出軍隊，保障救援設備和救援人員的運輸工作。由於大家在這方面的看法和建議基本一致，所以沒過多久，一份清晰的通信救援保障計劃迅速成型。

兩個小時後，一架軍用飛機騰空而起飛向海地，飛機上搭載了第一批美國通信技術人員。緊接著，通過商務部的協調，美國前幾大通信運營商也很快組織了一批通信物資運到了機場。很快，到達海地的通信技術人員發來了實地勘測報告。勘測報告讓我們感到非常棘手。雖然我們事先準備了恢復電力和通信網絡的技術和設備，但是我們卻沒有預料到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當地無法提供修復通信基站所必需的能源動力，也就是缺油；第二件事情是極度缺乏人手，能協助恢復通信的當地人員大部分都失去了聯繫，受傷或受困於災區而無法行動的人很多，少數可以投入工作的人員又忙於自家的救援。當然，除了缺油缺人之外，沒水沒吃的也是最突出的問題。雖然美國支援的臨時通信設備已經運送到位，但卻陷入了無法安裝的窘境。

地震後的太子港治安變得非常差，大規模哄搶時有發生。為了把油安全地運到當地，我獲得了可以調用一支美國軍隊的權力，讓美國軍隊保駕護航確保救援能源能安全送到目的地。同樣，我們還保障了水和糧食的供應。在這些條件都到位的情況下，美國專家和海地本土技術人員開始陸續投入到通信網絡及各個基站的搶修中。至此，緊急救援及通信恢復工作終於緊張而有序地走上軌道。2010年1月20日，地震後的第7天。

幾天來高強度的工作令我每時每刻都神經緊繃和滿臉倦容，但我從來沒有鬆懈過，哪怕是一分一秒。我深知通信恢復得越早，就能為救援工作搶得更多的寶貴時間，讓更多的失散家庭更快團圓。這種使命感和自豪感猶如兩針“興奮劑”，讓我每天都不知疲憊地堅持下去。在那既短暫又漫長的一週裡，我沒有一天是凌晨三點以前離開辦公室的, 我深感肩頭責任的重大，很清楚這份責任的背後承載著的是一條條生命。
我清楚地記得最後的一天晚上，當我走出辦公大樓時，一股凜冽的寒風吹來，我抬頭望著天空，靜謐的夜空中佈滿了閃爍的星星，我的內心感慨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