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歷史：一個記者和他的20世紀（簡體書）

本書為著名美國記者白修德的回憶錄，作者以誠實的態度、豐富的細節追述了自己的一生經歷。白修德（1915－1986），本名希歐多爾•H•懷特（Theodore Harold White），生於波士頓，童年坎坷，以賣報為生；後進入哈佛大學讀書，師從著名漢學家費正清；抗日戰爭時期任美國《時代》週刊駐重慶記者，采寫了大量關於中國戰場的報導，寫出影響巨大的名著《中國的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他連續進行四屆美國總統選舉的報導，寫出《美國總統的誕生》（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其中1960年跟蹤記錄約翰•甘迺迪參選直至獲勝的報導使他獲得了1962年普利策新聞獎。白修德的一生，就是大半個20世紀。他眼中、他筆下的人與事，就是大半個世界，泛著獨特而有魅力的光彩。個體與歷史，在他作為記者的一生裏，融合為一，遂成傳奇。

白修德（1915－1986），本名希歐多爾·H·懷特（Theodore Harold White），生於波士頓，童年坎坷，以賣報為生；後進入哈佛大學讀書，師從著名漢學家費正清；抗日戰爭時期任美國《時代》週刊駐重慶記者，采寫了大量關於中國戰場的報導，寫出影響巨大的名著《中國的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他連續進行四屆美國總統選舉的報導，寫出《美國總統的誕生》（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其中1960年跟蹤記錄約翰·甘迺迪參選直至獲勝的報導使他獲得了1962年普利策新聞獎。

序

講故事的人

 

他應該聽從那鼓聲的指引嗎？

那聲音告訴他，新一輪大選又將拉開帷幕：遊行尚未開始，擊鼓的人坐立不安，走來走去，練習的鼓聲透露出他們緊張的心緒。在美國，幾乎沒人能抵抗這聲音的誘惑，遊行隊伍集合的過程，正是美國政治活動中最激動人心的時刻。20 年來，他追隨著這些聲音，一遍又一遍往返於美國各地。他循著這些聲音，趕赴集會之地，穿梭其中。城鎮廣場上，漂亮的姑娘們頭戴筒狀有簷軍帽，一邊揮舞啦啦隊彩球，一邊踩著踢踏舞的舞步；大城市裏，人們聚集在競選場所中，高聲呼喊。這一切的熱鬧，將在11 月的某個夜晚，新總統誕生之時，戛然而止。

除戰爭以外，這世上再沒有什麼能比美國總統大選更令人激動的了。過去的他，不但為之著迷，還將報導美國大選變成了自己的職業。不過，隨著1975 年的夏日接近尾聲，大選步入白熱化階段，他搜集到的故事越來越多，所產生的困惑也越來越多了。

關於總統的誕生，是否多搜集一個故事，就能瞭解得更多？在這一場美國政權的移交中，美國人民追尋著某種截然不同的東西——但這個新的東西要如何定義呢？這場大選依舊令人興奮，但卻沒了過往大選所能賦予其報導的清晰的歷史脈絡。

他困惑極了，連片刻的豁然開朗都苦尋不到，就像被擋在重重障礙之後。他會從1976 年初選階段瘋狂的遊行中抽身而出，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待上幾天，緩一口氣。這期間，這間辦公室會成為他的窩，就像過去一樣。在這裏，總有忙不完的瑣事，總有待回復的郵件——這些雖然會分散他的注意力，但，至少以前，他是喜歡的。

而如今，他發覺自己變了，過去最喜歡的歷史系學生來信，居然沒來由地令他煩躁惱怒。這些學生或年輕，或年長，來信的目的都是詢問過去某個時刻，他所親眼見證的事實：中國的革命，亞洲的勝利，歐洲的復興，美國政治的轉向。通常，這些提問者想知道的是，在他公開發表的內容以外，他還知道些什麼。他們追求的是學者們所謂的“論證”，之所以寫信給他，就是想要從他這名記者口中，挖出藏在他記憶中和筆記本上的原始材料，以支持那些“論證”。好的記者會將事實組織成“故事”，但好的歷史學家會將別人的生活和經歷組織成“論證”。不過，一般來說，真正博學之人是不會因一個記者的答復而改變自己的“論證”的，但這些來自歷史系學生的信件也無可厚非。而在他重新投入到採訪競選遊說活動的工作之前，這位講故事的人想知道的，是自己對奇聞逸事與細枝末節的旺盛好奇心，是否也致使自己一直以來都忽略了“論證”，也忽略了在美國人民開始自治的這第200 個年頭中正上演的這場大選與其背後真相間的聯繫。

身為一名講故事的人，他過去一直很喜歡 阿齊博爾德�6�1麥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 征服者》（Conquistador）中的詩句，在這首史詩中，麥克利什借貝爾納爾�6�1迪亞斯之口說道：“……但是我……我見到了 孟特儒（ Montezúma）；我見到了行軍中的西班牙軍隊，以及他們制服上傾斜纏繞的花紋；掩蓋在顏料下的臉；帽子上的羽飾……我們是一切的主宰……”

在麥克利什生活的年代，我們美國人確實曾是一切的主宰。但這些歷史系學生中，似乎沒有誰正兒八經地關心過圖像、聲音和味道，在他們看來，這些東西與為完成當下的美國政權移交，以及之後的美國政權國際國內部署而展開的競選活動毫無關係。沒人有興趣聽他講述，在日本投降的那個週末下了一場怎樣的雨，當美軍轟炸機低空飛過，太陽在其留下的轟鳴聲中露出頭來時，日本降軍又是怎樣一副落湯雞的模樣；沒人有興趣聽他講述，1947 年炙烤歐洲的那場旱災，不僅促成了馬歇爾計畫，還提升了當年勃艮第白葡萄酒的甜度，造就了百年來最棒的勃艮第白葡萄酒；沒人有興趣聽他講述， 陳納德（ Claire Chennault）將軍在昆明開設的妓院與他和史迪威（Stilwell）之間就摧毀日軍政策所展開的偉大論戰究竟有著怎樣的關聯；也沒人有興趣聽他講述，1960 年，在約翰�6�1F. 甘迺迪回到家時，歡騰的波士頓大街上所洋溢的狂熱與歡樂，這在當時看來就像是另一場集會，但事實上卻不是。

陌生人總喜歡問記者“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樣的。這個問題，在目前的中期選舉階段，不但令這位講故事的人心煩意亂，也令他憤怒。

他的憤怒絕大多數源於自己，因為在過去的這麼多年中，他居然未曾為回答這個問題而有片刻停留，未曾為回答這個問題而去深入挖掘。不僅如此，過去在寫作中，他總會有那麼幾分鐘文思如泉湧的時刻，仿佛那些文字已經在無意識中組織好了，就那樣順暢地變成了紙上的一個個段落，而現在，這樣突如其來、會讓他狂喜的靈感出現得越來越少。這一次，他所觀察到的已經超出了他的理解範圍。他現在所報導的這個美國充斥著奇奇怪怪、模棱兩可的形態，他的思維已無法將它們梳理、組織成清晰的故事。沒有堆砌起更多可供報導的事實，沒有可供調侃的奇聞逸事，沒有值得欣然接受的理念，因此錯誤也無所遁形，顯露在他眼前：他舊有的思想已不足以適應眼下他真切見到、感受到的這個世界。

因此，隨著這場令他煩躁的大選緩慢推進，他的困惑也越積越多。美國是如何走入它的歷史上如此奇怪的一個時期，而他又是如何隨著它一起走進這種處境的？舊有的虔誠與新生的技術是如何邁入政治聯姻這樣詭異的局面的？這些事件的發生過程，他親眼見證了絕大部分，親自報導了許許多多；但因記者職業準則的約束，他只能為“客觀”而放棄以自己的角度去解釋它們。

逐漸地，他產生了一種想法：也許回顧過去會比繼續報導新的事件更有用處。與繼續增加新的觀察資料相比，回顧他過去40 年報導生涯中所遺漏的內容，是否真能讓他瞭解得更多？可能，但可能性少得可憐。如果他選擇繼續報導新一場的競選遊說，觀察狂熱民眾的咆哮與歡呼，聽擊鼓之聲，看弧光燈掃過夜空，然後再以記者的職業角度，追問是誰把投票團體召集到一起，在這群人中為競選“打前站”，他們是想在這一地區贏得哪些人的選票，他們如何看待美國萬象的彼此拼湊與整合，結果又能多瞭解些什麼呢？

不過，回顧過去意味著講故事的人即使不情願，也必須先重新認識自己，這之後，他才可以重操舊業，繼續給公眾撰寫一則又一則的政治故事，他希望，當讀者讀到這些故事的時候，可以將它們串聯到一起，露出歷史的模樣。

現在，他清楚地認識到，自己這麼多年以來，在報導中有些過於追求流行了。年輕時有一陣子，他是個溫和的馬克思主義者，因為那是他那一代人的流行。亞洲爆發戰爭的那些年，他又對權力和軍事著了迷。歐洲重建時期，他又對美國人正直的品行深信不疑。再之後，他的熱情回歸美國政治活動，開始將其視為一場個人尋找自我身份的冒險。如果歷史由人創造，他就要找出那些創造了歷史的人。這個想法作為當時的一種流行，在他腦海中持續了許多年——領導力是人類尋找自我的一場艱難遠征，而在這場遠征中，領導者會左右他人的生活。

儘管他無法完全摒棄這一舊有思想，但他知道，這個想法已經不足以解釋如今的政治現實了。此刻的他意識到，在政治中，個人身份與思想的聯繫，要遠比與自我、本我或周身各腺體的聯繫來得緊密。每一個偉大的政治身份都是以某一種思想為核心——這一思想是領導者自己過去加在他自身的，被他吸收，先改變了他，然後經由他加諸其他人身上。講故事的人有些吃驚地意識到，這一簡單的想法正是多年前還生活在波士頓的白修德 （Theodore H. White） 開始瞭解不同思想的緣起。只是那些童年時代的箴言很早就被他丟棄了。長大的他明白了，掌握這個世界話語權的是錢、槍和權。而思想說了算的想法，思想是一切政治起源的想法，在此刻，在他60 歲的時候，又冒了出來，迫使他的思維重回青春期。他一路以來所報導的政治人物，無一例外，都是一個又一個的思想容器。陸軍、海軍、預算，以及由它們所控制的競選組織，都源自塑造它們的思想，或可以由它們傳播與強制執行的思想。無論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尼克森和霍爾德曼，甘迺迪和麥克納馬拉，還是戴高樂和莫內，他們的身份都來自他們一直以來被灌輸的思想，以及他們選擇灌輸給他人的思想。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果敢的行為與高潔的品德，他們的創造與歷史的發展，均來自他們的頭腦而非腺體。

他認為，根據個人身份的來源可以將人類分為兩種，源自自我思想的是大人物，源自他人思想的是小人物。絕大多數普通人都生活在盒子中，如同生活在蜂巢中的蜜蜂一樣。這個盒子貼著怎樣的標籤，是總裁、副總裁、執行副總裁、董事會主席、首席執行官、工會代表、協會成員、學校老師、員警，是“屠夫、麵包師、乞丐、小偷、醫生、律師，還是印第安部落酋長”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盒子塑造了他們的身份。這個盒子就是一種思想。150 年前， 羅伯特�6�1皮爾（Robert Peel）爵士創立了倫敦第一支專職的員警隊伍，現如今，無論是倫敦的“波皮們”還是紐約的“員警們”（cops）都生活在羅伯特�6�1皮爾爵士所發明的盒子裏。耶魯大學的斯特林（Sterling）教授，以及英國劍橋大學 卡文迪許實驗室（ CavendishLaboratory）裏所有偉大的物理學家們，一樣也生活在貼有他人思想標籤的盒子裏。一名飛行員早晨醒來，在前往只有一條跑道的簡易機場的路上，他可以懷揣著自己是整個空軍最炙手可熱的飛行員這一想法——但歸根結底，他也只是威廉‧米切爾思想下的產物。即使是前往外太空最勇敢的宇航員，也只是擁有了衍生於 羅伯特�6�1哈金斯‧戈達德（ Robert Hutchings Goddard）火箭學思想的一種身份而已。

在公眾認知下的所有普通人，都只是某種思想的俘虜或後裔。在他們一大早出門工作時，他們知道自己要去辦公室、商店、法院或危險的處境中做些什麼。他們或稱職、或快樂、或糟糕地做著各自的工作。有時，他們會對自己的頂頭上司或下屬職員產生怨恨；但一般情況下，無論你是身處煤礦裏，還是坐在某報社的本市新聞編輯室內，這份工作對你的吸引力，與其說來自金錢，不如說來自同事間的情誼。而且，你是怎樣的人，取決於你做怎樣的事，而你所做的事，正是源自他人的思想，無論你知道與否。只有極其富有的人，或農夫，可以從這個由眾多盒子組成的系統中逃脫出來。富人可以逃脫，是因為財富本身可以掩藏或買到身份。而極其富有的人可以成為最大的收藏家，他的收藏可以是畢卡索的畫作、唐朝的馬雕塑、珍稀的書籍、郵票、賽馬、刺繡、舊錢幣或女人。他們可以借此逃避現實。而農夫也可以從其他人的思想束縛中逃脫：農夫可以靠自己的田地自給自足；天氣、市場、自己勞作的質量和投入的程度，這些將他與不受思想影響的另外一種原始人類生存條件相連。或者——也許？——就連農夫也無法逃離。畢竟，在白修德出生的年代，超過半數的美國人生活在鄉村，耕田種地。而如今，只有4% 的美國人還在靠種地生存。必然有某些思想與他們的數量減少有關，這些思想可能來自賈斯汀�6�1莫里爾、莫迪凱�6�1伊齊基爾或《農業調整法》（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

因此，在競選活動的間隙，他開始自問：他是誰的思想的產物？他所從事的行業又裝在貼著什麼標籤的盒子裏？

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很複雜。講故事的人知道自己身處一個無法定義的行業，從事資訊販售的活計，是人物、事件、革命、鬥爭、運動的普及者；明面上是客觀的記錄者，私底下隨大溜。就像吟游詩人出售自己的詩歌一樣，他用自己的故事換取關注、掌聲和金錢。不過，身處1976 年的他，並不知道該如何組織那些故事，才能將它們與歷史關聯，他已束手無策。他可以像以前一樣閱讀筆記——但找不到曾經的節奏了。40 年來，他一直相信只要有足夠的錢、足夠的善意、足夠的常識，再加上些許的勇氣，任何政治問題都可以得到解決。但現在，在1976 年的大選活動中，他可以察覺到矛盾的滋生，這一發現推翻了他之前的想法，令他無比沮喪。舊的模式再也裝不下他的故事了，舊的“記者”盒子也再也裝不下他了。不過，他也不想待在名為“歷史學家”的盒子裏，那會令他很不自在。在他身上，有兩種思想激烈地對立著，一種是他想要去相信的，一種是他的報導強加給他的。

要解釋他的困惑，就必須回到最初。而即便在最初，一樣存在著思想之間的衝突與碰撞。

童年的他住在波士頓，他在那裏知道了什麼是大蕭條，察覺到了政治給他們家、他的家人帶去的恐懼和驚嚇，並在一個又一個父母以為他已睡著的夜晚，躲在廚房旁的小臥室裏偷聽他們的談話。這些就是一切的開端。

首先出現的記憶是母親的哭聲，那是某天深夜，因為沒錢給就要開學返校的孩子們買鞋，母親對著父親哭了起來。之後，父親回到床上，因為和父親睡同一張床，他能感覺到父親的輾轉反側、徹夜無眠，而一旁的他只能努力裝睡，讓父親以為自己毫無所知。他還有兩個弟弟，也睡在這間臥室裏，只是床要更窄一些。母親和妹妹則睡在另一間臥室裏。

他們一家在波士頓無親無故。除了作為人口統計數字，除了對他們彼此而言，他們就像不存在一樣。社會學家有句話，他一直很認同，那就是，蕭條所造成的最嚴重後果不是饑餓，而是抹殺了窮人的身份。窮人沒有工作，他們不過是一具具毫無用處的皮囊，他們沒有生存的位置；但這些還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的是自我保護能力的缺失會令他們陷入自我否定中：如他父親一般。

白修德的父親沒能挺過大蕭條時期，他去世時，白修德才16 歲，保護母親與弟弟妹妹的重擔壓在了他的肩上。許多年後，他的書開始受人喜愛，但自己的父親，一個愛書成癮的人，卻沒能親眼看見自己兒子的書擺放在書店的櫥窗中，這是他心中莫大的傷痛。過去，他愛父親，卻也恨他，因為在父親眼裏，自己兒子只是個“野”小子，混跡街頭，浸染在自己反感的烏七八糟的街頭文化中。不過，他也因此變得堅強，這是件好事，因為他的故事正是從街頭開始的。當一個系統分崩離析，歷史總會將崩壞的殘渣丟到街頭。在這裏，他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這份工作是在有軌電車上賣報紙，每天要工作10 個小時。這可是實打實的10 個小時，從淩晨5 點一直到下午3 點，連吃午餐的時間都沒有。其間，他會跳上有軌電車，把自己硬塞進擁擠的乘客中，高喊出當日的頭條，然後再換一輛車繼續叫賣。如果遇到友善的司機，為他減緩了車速，他就會直接從行駛中的電車內跳下，快速跑回街角，跳上另外一輛電車——一整天，他就這樣跳上去，跳下來，跑回來，再跳上另一輛，不斷重複。這份繁重而單調的工作不但鍛煉了他的肺，也鍛煉了他的腦子。

他的老闆是個沒什麼文化但卻相當友善的人，“擁有”許多個街角，他工作的這個街角就是其中之一，此外，他還“擁有”金屬臂章，那是電車公司發放給報童或報童老闆的，這些臂章等同於賣報許可證，戴著它們的人才能在電車上售賣報紙。當時的他只是個打工的小男孩，街角和臂章都不屬於他；它們屬於他的老闆。而當時，他對自己的老闆是心存感激的。

他在這裏學到了重要的東西。只是這期間，他並不知道自己已經身處新聞系統中了。他只是個報童，這是個過了氣的職業。當時，每份報紙2美分，賣100 份才能賺到兩美元——其中他只能分到70 美分。當老闆把這個街角交給他管理時，這裏每天能賣出約300 份報紙；一年半以後，他選擇辭職離開時，這裏的日銷量已達400 份，有時，當他機靈地抓住了人們的興趣點，或者有什麼歷史事件登上了頭條，日銷量甚至能飆上500 份。這就是他學習瞭解思想的開始——什麼時候得自己編個吸引人的副標題來吆喝，什麼時候該讓歷史發出呐喊。

對波士頓的電車報童來說，叫賣開頭都是一樣的套路：“出售《環球報》、《郵報》、《先驅報》、《紀事報》咯！《環球報》、《郵報》、《先驅報》、《紀事報》！買報紙嗎？”緊跟著就該拋“賣點”了，而這“賣點”就得各報童自己想了。冬日淩晨5 點的波士頓非常寒冷，他會站在電車司機的電熱器旁，讀著報紙上能吸引顧客的頭條。而最能促進銷量的當屬波士頓《美國人報》上那些聳人聽聞的標題，當時，該報紙是赫斯特報業集團旗下最差的一家。某天下午，《美國人報》刊登了一則關於流產的新聞，報童可以這樣吆喝：“哦，快來看咯，快來看咯！波士頓東發現了27 具嬰兒屍體，都泡在一個桶裏喲！一個桶泡了27 具嬰兒屍體咯！”這樣一喊，報紙就能賣得很好。但在來自外界的消息中，還有更能幫這個年輕報童提高銷量的東西——歷史性的“大事件”。在1933 年的嚴寒中，美國經濟崩潰，歷史性的“大事件”出現——羅斯福開始干預經濟。那天早晨的叫賣聲是：“哦，快來看咯，快來看咯！羅斯福關閉銀行了！所有銀行都關門了！快來看咯！”

銀行關門的叫賣比嬰兒泡在桶裏效果更好，報紙也賣得更多。因此，歷史非常重要。美國禁酒令的廢除讓那天的報紙銷售額比往常多出了兩美元，幾乎與銀行關門那天賣得一樣多。“事件”的具體情形顯然是重要的，而他想要“瞭解內情”；他也確實在機緣巧合下進了這個圈子。波士頓當地一所大學給他提供了獎學金；而“擁有”他和那個街角的老闆也認為他應該接受那筆獎學金，放棄這份街角的工作，去上大學。

現在，也就是距當時40 多年後的1976 年，他已經在這個新聞（圖像、人物、思想）傳遞系統中待了很久很久，經驗老道，能夠駕輕就熟地將事件包裝成“故事”，與此同時，他也深信，如果自己能正確地捕捉到新聞事件，就能正確地捕捉到歷史，也正是這一深信，令他難以做回當初那個男孩。那個男孩雖然似懂非懂，但卻能突然間抓住能幫自己提高銷量的賣點——佛蘭克林�6�1羅斯福和歷史性事件。

他覺得自己的故事應該從那個男孩開始講起，那個得到當地大學獎學金的男孩。而那所當地大學正是哈佛，當時的哈佛正處於榮光最盛的時期。他將在那裏開始兩種思想——自己的街頭思想與新鮮的學院派思想——的磨合。也是在那裏，他將開始瞭解這個行業，也將在老師們的打磨下，被放入那個貼著“報導”標籤的老盒子裏。在人們心中，記者是出售事實的；學者才是負責解釋這些事實的。

不過，老實說，在他的故事中，哈佛大學也不是真正的起點。他對歷史的探求起源於他對美國思想如赤子般的愛，這份愛習得並傳承自他的家庭。正因如此，他雖然一直努力想將1976 年競選活動中的經歷都包裝成可以組成“故事”的“事件”，但那舊有的關於家、街頭、學校的思想卻不斷干擾著他——這個想法就是，美國是所有人類，包括他作為移民的外祖父和父親，一直以來勇往直前所追尋的目標和承諾。他在世界各地追尋著這個思想留下的痕跡。但如今，他知道，那套舊的思想在如今的故事中毫無意義，或者是這些思想本身已經失去了意義。

為什麼會這樣？ 1976 年的競選活動與過去——他的過去，美國的過去——究竟有什麼聯繫？這些問題在他心中慢慢滋長，成了比根據新一輪大選寫一本新書更具挑戰的任務。要講清楚這個故事，可能要寫一卷、兩卷甚至許多卷的書。美國是如何得到權力的？美國是怎樣使用它的？歷任美國總統是如何從那些被認為是美國“人民”的人群中獲取到這股可用於殺戮，也可用於治癒的力量的？

直到下筆的那一刻，他也沒能想出，這樣一個故事的結局會是怎樣的。他唯一確定的只有這個故事的開端——這個開端就是波士頓。

序 講故事的人

第一部分 波士頓：1915—1938

第一章 回憶練習

第二部分 亞洲：1938—1945

第二章 中國：戰爭與反抗

第三章 駐亞記者：事件與名人

第四章 史迪威：在垂死的坐騎之上

第五章 延安：革命之源

第六章 制勝的政治：亞洲

第三部分 歐洲：1948—1953

第七章 馬歇爾計畫：新世界的春天

第八章 政治贏家：歐洲

第四部分 美國：1954—1963

第九章 50 年代：暴風雨前夕

第十章 約翰·甘迺迪：打開大門

第十一章 卡米洛王朝

尾聲 對外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