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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階層分析
香港社會階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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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出版品社會科學 > 社會

商品介紹
  • 商品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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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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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從香港不同階層的角度出發
    全面分析香港問題

    要了解香港社會深層次矛盾,就必須了解香港社會各階層的處境,及各階層所面對的問題。

    本書以資本家、中產、青年、基層、原居民、新移民、公務員和管治階層這些主要的社會階層為出發點,以豐富的數據資料分析各階層的特點及其政治取向,設身處地從香港不同階層的角度,了解香港的政治、經濟及民生等問題,縱觀香港全局。
  • 黃海,曾長期擔任記者,現定居香港,主力研究港澳等問題。
  • 作者的話   1

     

    第一章  香港資本家   11

    第一節  香港有影響力的資本家家族   12

    第二節  資本家對香港經濟的影響力   17

    第三節  資本家對香港政治的影響力   26

    第四節  資本家與香港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32

    第五節  資本家階層的主要利益訴求與兩面性特徵   39

    第六節  特區政府對資本家的政策取向   44

    附一  香港若干有影響力富豪家族簡介   50

    附二  香港六大主要商會及香港中國企業協會成員   75

     

    第二章  香港中產階級   86

    第一節  香港中產階級的劃分標準與規模   87

    第二節  香港中產階級的基本特點及政治取向   97

    第三節  香港中產階層面臨的問題及其對社會穩定的突出影響   102

    第四節  特區政府對香港中產的政策取向   114

     

    第三章  香港青年   122

    第一節  香港青年人口的概況及若干變化趨勢   123

    第二節  香港青年面臨的主要社會問題   127

    第三節  香港青年的政治取向及其影響和成因   131

    第四節  特區政府的青年政策   143

     

    第四章  香港基層   151

    第一節  香港基層的構成及相關社會問題   153

    第二節  香港基層的政治取向及主要訴求   161

    第三節  “泛民”爭取基層支持的主要手法和經驗   165

    第四節  特區政府扶助基層的政策及建制派的基層工作   169

     

    第五章  香港原居民   183

    第一節  新界原居民的構成與傳統權益   184

    第二節  新界鄉村勢力的複雜性   187

    第三節  與新界原居民相關的土地政策問題   193

    第四節  特區政府對原居民的政策   200

     

    第六章  香港新移民   206

    第一節  香港主要人口由一代代內地移民及其後代組成   208

    第二節  香港回歸後內地居民移居香港的渠道及規模   214

    第三節  與新移民相關的社會問題與社會爭議   222

    第四節  新移民的政治取向及“泛民”和建制派對新移民的取態   233

    第五節  特區政府對新移民的政策取向   236

     

    第七章  香港公務員   243

    第一節  香港公務員的基本情況   244

    第二節  香港公務員存在的主要問題   266

    第三節  建設符合香港管治需要的公務員隊伍   278

     

    第八章  香港管治階層   280

    第一節  香港行政長官   281

    第二節  香港行政機關主要官員   296

    第三節  香港立法機關議員   321

    第四節  香港司法機關法官   342

     

    第九章  香港需要和解和變革    359

    第一節  香港社會主要階層基本描述   360

    第二節  香港社會三大矛盾及主要社會問題   364

    第三節  香港需要全面推動政治經濟社會變革   371

    第四節  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需要調整完善管治路線   385

    第五節  結語   394

     

    附錄  主要參考及引用文獻   396

     

  • 第一章  香港資本家(節錄)

     

    第四節  資本家與香港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一、政改之爭

    在香港回歸前的過渡期,香港財團影響力極大,當時無論建制和“泛民”成立政黨僅在醞釀或起步階段,中產及基層都缺乏強有力的政治代言人;中央當時最擔心的是資本家撤資影響香港穩定,在基本法制定的最後階段又出現“六四”風波,中央相對比較弱勢;整體而言,基本法對香港政制的規定非常寬鬆,尤其對資本家給予了較多政治特權。

    以落實“雙普選”目標為核心的香港政制改革,除關係管治權的爭奪,關係國家安全,亦直接關係香港社會各階層的政治利益。香港社會認為工商界在現行行政長官由選舉委員會選舉、立法會有功能組別選舉的制度設計中獲得了重大政治利益甚至政治特權,對此是強烈質疑和不滿的。

    落實行政長官普選,擴大提名委員會的民主性是一個重要方向,提委會繼續按四大界別組成並維持各界別分別佔四分之一的比例,有利繼續保持工商、金融界在提委會發揮重要作用,但香港社會對此是有意見的,主流輿論希望擴大公眾參與。

    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從2017年開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時須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按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規定;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產生二至三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每名候選人均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行政長官普選法案最終被否决。

    如果將來的行政長官普選方案繼續沿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上述決定,香港工商、金融界在1,200名提名委員會中將佔據300名,而且資本家對其他提名委員會的委員有很強影響力,任何希望競逐行政長官的人士都要大力爭取工商界的支持。

    立法會普選更加複雜。“泛民”強烈要求廢除功能組別和分組點票制度。在現行功能組別選舉制度下,法律界、教育界、社會福利界、區議會(二)等許多界別實際引進了界別內普選,工商界的眾多功能組別仍以公司票、團體票選舉為主。落實立法會普選,即便繼續保留功能組別,功能組別選舉亦需大幅擴大直選成分。現行功能組別制度異化為工商界綁架政府的工具,異化為維護界別利益的工具。

    落實“雙普選”的重要原則之一是,兼顧香港社會各階層的利益,體現均衡參與的原則,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香港社會認為,現行選舉委員會制度及功能組別制度實際逢反均衡參與的原則,在人口比例中極少的資本家享有太多政治特權,而中產、基層的民主權利則未能獲得保障,造成重大的政治權利不平等,並由此對各階層的經濟利益和社會利益造成巨大影響。如何既保障工商界的政治利益,又防止普選制度設計過度維護工商界政治特權,其中必有重大爭議。

     

    二、地產壟斷

    否港社會近年對地產壟斷給予強烈批評和質疑。

    潘慧嫻所著《地產霸權》在港引起轟動,該書質疑香港地產商實行跨行業壟斷,透過把持沒有競爭的各種經濟命脈,有效操控全港市民需要的商品及服務的供應及價格,這些行業包括地產、電力、煤氣、巴士、小輪服務及超級市場貨品,地產商在無競爭、無風險下牟取暴利,損害市民利益;這些集地產及公用/公共服務於一身的財團,都由香港數個大家族操控;“控制這些企業的家族,其實主宰着香港的經濟命脈,控制港人”。

    地產壟斷實際導致香港已失去市場自由競爭環境,包括中資企業在內,很難打進被高度壟斷的很多核心產業和行業;控制私人樓宇和商業樓宇市場的資本家主要依靠高地價、高樓價、高租金獲取暴利,扼殺了許多中小企業的生機,扼殺了創新創業的發展,阻礙了產業轉型升級,直接影響香港競爭力提升,也極大阻止了社會向上流動的渠道。

    2014年3月,英國《經濟學人》推出其製作的全球“裙帶資本主義指數排行榜”,香港因經濟壟斷、財富集中度高達八成位列第一、且指數比排名第二的俄羅斯高出三倍。香港輿論質疑香港多年蟬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第一名根本名不副實。

     

    第二章  香港中產階級(節錄)

     

    第二節  香港中產階級的基本特點及政治取向

    一、香港中產階級的基本特點

    香港中產階級是資本家階層和基層階層之間的一個中間階層,香港亦叫“夾心階層”。他們沒有資本家階層的財力,亦不像基層人士依賴政府幫助,收入水平較高但亦承受很大壓力。

    香港中產階層一般擁有良好教育背景、較好職業、較高收入、較優越的生活水平。主要職業為經理、行政級人員、專業人員,適度放寬標準可包括輔助專業人員;中產一般自置或租住私人樓宇,亦有部分人士購買政府資助、低於市場價的居屋。

    香港中產階層的構成非常複雜。包括公務員、立法會議員、政黨領導人、法官等政界力量,亦包括中小企業主、企業中高級管理層等工商界力量,包括傳媒界人士、意見領袖等輿論界力量,更包括教育、法律、醫療、文化藝術等許多重要界別的專業力量,是香港的精英階層和社會中堅力量,具有廣泛的影響力。

    香港中產階層的規模比較龐大。折中計算約120萬人至140萬人,大約佔香港總工作人口的35%。至40%。

     

    二、香港中產階級的主要價值觀

    香港中產階級因其成長背景、教育背景和職業特點等,形成一套中產價值觀,大致包括以下方面:

    香港中產非常注重生活品質,追逐財富、金錢至上是其核心價值觀。這也普遍適用於香港這一商業社會的其他階層,以擁有財富多少作為生活是否成功的衡量標準,唯利是圖亦是香港各階層人物的典型特徵之一。但少有香港學者承認香港中產以至絕大多數港人的核心價值是金錢崇拜。

    香港中產信奉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自由競爭和個人奮鬥。香港中產事業上的成功、生活的保障等依賴個人積極進取、不懈奮鬥取得,不依賴政府但希望政府提供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和市場環境。與此同時,香港中產亦具有重視投資、敢於投機的傾向,習慣從股市、樓市的投資投機中為財富保值增值。但亦有許多評論分析,在部分香港中產階層和青年中亦出現一種新的債值取態,即愈來愈不信奉自由競爭和個人奮鬥,轉而要求社會變革,希望通過政制、社會改革,建立一個更加公平正義的社會,這種取向反而接近福利資本主義國家甚至社會主義的價值觀。

    香港中產最關心的是在社會流動中爭取和保持其相對優越的地位。爭取和保持中產的地位取決於爭取、保持中產的職業和工作,由邊緣中產向下層中產、中層中產以至核心中產向上流動,均取决於職業上的不斷成功和進步;而失去中產的職業和工作,很可能向下流動,失去中產的地位以至過去辛苦奮鬥取得的一切。因此,中產的主要焦慮是對其職業前途和保持中產地位的焦慮。中產信奉教育是向上流動的基礎。中產家庭出生的孩子在成年後未必一定能保住中產的地位,對子女前途的焦慮亦成為中產的主要焦慮。中產人士因此高度重視子女的教育,期望子女獲得良好教育以為將來保住中產地位打下基礎。

    香港中產信奉專業主義。約36萬經理及行政人員、約23萬專業人員是香港中產的主體。中產專業人士如醫師、律師、會計師、工程師、建築師、規劃師、教師特別是教授等專業人士,收入高,亦備受社會尊重。中產的地位取決於專業地位,獲得各種專業資格並努力提升專業地位,是香港中產向上流動的主要途徑之一。

    香港中產民主訴求很強。香港中產階層集中了香港的知識分子,民主訴求相對強烈,亦堅定捍衛自由、法治、廉潔等香港核心價值。在香港這個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的社會,中產知識分子對民主認知清晰、訴求強烈,非常正常也非常合理。

    香港中產總體上是政治上比較保守和相對溫和的階層。雖然許多從政人士來自中產階層,但整體而言,中產階層不是社會上的激進力量。但近年香港中產階層部分力量亦出現一定的躁動甚至激進化的趨勢。

     

    第四章  香港基層(節錄)

     

    第三節  “泛民”爭取基層支持的主要手法和經驗

    一、“泛民”在營造扶助基層的輿論上更加成功

    其一,“泛民”政治人物總體上樹立支持中產和扶助基層的形象。“泛民”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很少有來自工商界的人士。民主黨、公民黨等大黨的主要人物多為中產專業人士。人民力量、社民連、工黨、民協的領導人物和立法會議員多來自基層,其維護基層利益的形象比較鮮明。

    其二,“泛民”政黨和政團均有扶助基層的鮮明政綱。“泛民”主要政黨和政團均反對經濟民生政策過度向工商界傾斜,大力營造反政府、反建制、反官商勾結、反地產霸權等輿論,指責建制派尤其是工商界只顧維護自身利益,在基層市民中引起較多共鳴。“泛民”提出的主要經濟民生政策均對工商界不利,而對中產和基層市民較為有利:支持壓抑樓市,解決高房價、高租金問題;對加税特別是對盈利多的大公司加税持開放態度;支持標準工時立法、提高法定最低工資標準、建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其三,激進“泛民”的左翼思潮有一定影饗力。

    社會民主連線(社民連)的政策綱領認為,香港的富豪更不應享有各種不公平的官商勾結的“免費午餐”;社民連質疑,香港的社會福利水平一直低於西方發達國家。原因是殖民地政府長期被英資及本地財團操控,奉行不干預政策,讓很多低下階層勞工“自生自滅”。社民連的立足點,是在推進民主的同時,關注民生的改善,尤其是解決基層巿民的生活需要,希望消弭赤貧,達致公民充分民主參與的均富和諧社會。

    人民力量主張採取以人為本的房屋政策,增建公屋,改善市民居住環境;改善社會福利,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提高長者生活津貼,推行基層家庭收入保證計劃等。工黨亦非常鮮明地持左翼立場,其黨綱的四大主張是民主、公義、永續及團結,強調維護基層和勞工權益。

    激進“泛民”提出的左翼思想在香港有一定市場,尤其對青年產生較大影響。研究結果亦顯示,激進“泛民”在青年選民中獲得大量選票。

     

    二、“泛民”在維護基層勞工權益上更加激進

    “泛民”成立了大量的基層勞工組織。

    職工盟是僅次於工聯會的香港第二大勞工組織、至今有逾90個屬會,代表逾17萬名會員。港九勞工社圑聯會(勞聯)雖被算為建制派圑體,其實是職工盟的屬會,亦經常參與“泛民”的政治活動,會員總數超過7萬人。2012年立法會選舉中,勞工界功能組別的3個議席,工聯會獲得2席,勞聯獲得1席。港九工圑聯合總會是香港第四大工會、亦是老牌的親台灣的團體。街坊工友服務處(街工)是提供社區與勞工綜合性的服務組織,旗下有14個工會。

    “泛民”在維護基層勞工權益上更加激進,組織了許多有影響力的工運和社運活動。這些運動對香港的經濟運行和社會穩定造成衝擊,但成功樹立了職工盟等團體維護勞工權益的形象,也鞏固了“泛民”在勞工中的支持基礎。

    其中,職工盟多次領導工潮,為工人爭取合理權益。例如2013年發生的貨櫃碼頭工潮,持續了40天,是香港戰後最大的一次工潮,職工盟下屬的香港碼頭業職工會是參與主體。2014年9月,職工盟屬下港九拯溺員工會不滿康文署無視前線救生員要求增加人手,並將救生員脱離技工職系的訴求,發起大規模罷工。

    職工盟在航空業界有很強的工會組織,相關工會經常組織工業行動為機師及機艙服務員爭取加薪等權益。2014年12月初,職工盟屬下的香港航空機組人員協會因未能就加薪幅度與資方達成協議,發起大型工業行動,最後成功迫使國泰提高機師加薪幅度。

     

    第七章  香港公務員(節錄)

     

    第三節  建設符合香港管治需要的公務員隊伍

    一、推動公務員改變管治理念

    特首對於帶動公務員隊伍轉變管治理念具有關鍵作用。在特首人選的選擇上,除了強調愛國愛港、管治能力較強、民望較高等基本條件,還應特別注重特首的管治理念。一個管治理念錯誤的特首,能力愈強、民望愈高,可能幹的錯事愈多,給香港造成的禍害愈大。要挑選具有變革創新意識的特首,挑選致力解决香港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特首,將香港社會帶往正確的方向。要看重特首駕馭公務員的能力,更要看重特首帶領公務員轉變管治理念的能力。

    要從社會上、從具有變革創新意識的高級公務員中挑選司局長等政治任命官員,以正確的用人導向引導公務員轉變管治理念。高級公務員熟悉政務,對公務員駕馭能力較強,但也容易因循保守,公務員出身的財經官員尤其容易頑固堅持過時的理財觀念。挑選司局長等管治班子成員,不能光講資歷,不能太重視公務員經歷,要更重視管治理念,要敢於多從學界、商界、非政府機構挑選人才。如果太過依賴一些因循守舊、非常保守、享有太多既得利益的高級官僚管治香港,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可能積累的愈來愈多。

    應推動公務員的部分福利待遇與社會並軌,打破官僚集團的特殊利益。香港應建立具普惠性質的全民醫保制度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公務員隊伍在醫療、退休等福利制度上另搞一套,公務員福利與普通市民的福利不一致,公務員成為阻撓香港經濟、社會變革的一股力量,香港很難真正推出和執行符合多數巿民利益的經濟民生政策,香港的許多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也很難解決。

     

    二、推動公務員人心回歸

    特區政府不宜過分強調公務員的政治中立原則,更不能以錯誤的理解談論政治中立原則。要旗幟鮮明引導公務員樹立正確的政治觀念,包括效忠香港特區,效忠特首和特區政府;在愛國愛港、貫徹執行基本法和維護基本法的權威、效忠中央政府、維護法治等方面,公務員不存在所謂政治中立的問題。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相當於內地組織部長一職,中央政府宜加強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品格審査和政治把關,任命政治上真正可靠的人選,要依靠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帶領公務員隊伍人心回歸。對於公務員事務局的常任秘書長、副局長、政治助理等高層人事任命,特首亦要加強把關。特首要強勢主導相關諮詢機構的人事任命權,主導高級公務員的任命,更好駕馭公務員隊伍。

    對於公務員隊伍中的一些害羣之馬,比如明目張膽支持“泛民”的人士,公開攻擊特首和打擊特區政府的人士,公然達反基本法和破壞法治的人士,在廉政勤政等方面嚴重違反操守的人士,應該依法堅決予以懲處。如果所謂的“政治中立”能成為一些公務員與特首和特區政府對着幹的護身符,就會發出錯誤的信息,使一些人變本加厲,也影響整個公務員隊伍的人心回歸進程。

     

    三、加強公務員隊伍的培訓與管理

    特區政府應建立和完善一套嚴謹而有效的獎懲制度,嚴格執行紀律處分制度,對行為失當的公務員作出適當懲處,提升公務員的工作效率和成效。

    有系統地舉辦國家事務研習課程及基本法培訓課程,使高級公務員能夠理解國情,增強按基本法辦事的自覺性。香港多年前就有人建議設立香港行政學院,培養政治人才和高級公務員,相關建議一直沒有落實。應考慮在香港或深圳建立香港行政學院,系統培養各類政治人才。

    需要中央任命的特首、司局長和其他重要官員,有可能從公務員隊伍產生。中央宜深度參與香港公務員的培訓工作,加強主導,從中發現、跟蹤考察和培養將來的重要問責官員。

     

    第九章  香港需要和解和變革(節錄)

     

    第三節  香港需要全面推動政治經濟社會變革

    一、香港環境巨變,民心思變,需要推動變革

    香港基本法第五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五十年不變,僅指的是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是原有的政治、經濟、社會政策等都不作改變。五十年不變,更不是只顧維護大資本家利益的港英管治路線回歸後也不變。

    事實上,香港回歸後,政治、經濟、社會環境以至民心都發生了巨變,特區的管治如果不能適應這種巨變,管治者不積極主動引導和推進政治、經濟、社會變革,就很難應對挑戰。

    (I)從殖民地變為中國的特區

    香港從殖民地變為中國的特區,主要是中英談判的結果。香港自身沒有經歷民主化和反殖的社會運動和政治洗禮。香港回歸後,在管治上沒有經歴人殖民化的過程。

    特區的公務員隊伍以至行政機關的主要官員,很多仍然是港英政府培養的,管治隊伍沒有實現去殖民化的過程。特區政府的管治理念仍是信奉港英政府的那一套管治哲學,包括積極不干預、財政支出不能超過GDP的兩成等,管治理念沒有去殖民化。

    英國殖民者曾經不願對香港承擔過多的義務,不願將香港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等搞得太好,一切經濟民生政策要有利於英國和英資企業從香港拿走最多的利益。回歸後,特區政府仍未能以主人翁的心態來對待港人,未能將香港建設成為一個公義的社會、和諧的社會,而是仍然存在殖民者的心態,政府承擔很少的職能,聽任社會處於自由競爭、弱肉強食的狀態,聽任強勢的工商界拿走經濟發展的主要成果。

    (II)香港政治制度翻天覆地的變化

    香港已從英國政府和港督對香港高度集權變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受到種種制約,香港的管治力量碎片化,沒有一言九鼎的權力中心。

    香港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都發生巨變,特區的管治未能適應這種變化,仍然空口強調所謂行政主導已不切實際。“泛民”與中央和特區政府進行全面的政治對抗,建制中工商界力量對中央和特區政府實行政治綁架,兩類反對派讓特區的管治陷入困境。

    基本法規定了香港要落實“雙普選”,香港的民主需要積極推進。香港政治矛盾難以化解,與沒能根據香港實際、解放思想、真正推進民主有直接關係。

    (III)香港經濟社會環境的深刻變化

    以大格局論,香港在國家的經濟地位下降極快,GDP總量由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佔全國總量的25%下跌至目前佔不足3%;與很多競爭對手比,香港的競爭力下降。

    香港與倫敦、紐約等頂尖國際金融中心相比,存在一定差距,但香港卻輸給新加坡,經濟增速及總量被新加坡甩下。世界經濟論壇2015年9月發佈的《2015—2016全球競爭力報吿》顯示,瑞士連續七年居全球競爭力之首,新加坡競爭力居全球第二、亞太地區之首,香港居第七位;新加坡在高等教育和培訓居第一位,但香港只排第十三位;新加坡在衛生和基礎教育排名第二位,香港僅排第二十九位;新加坡宏觀經濟環境、勞工市場效率等排名均略勝香港,香港稍為優勝新加坡的範疇分別是基建和市場規模。世界經濟論壇認為香港最突出的問題是創新競爭力較弱,其次是政府官僚缺乏效率。

    2002年,新加坡的GDP是905.8億美元,香港則為1,663億美元;但到了2012年,新加坡的GDP達到2,747億美元,香港則為2,633億美元;新加坡近年的經濟增速及經濟總量一直超越香港。香港輿論認為,新加坡經濟發展、住房、醫療、社會保障、教育等問題都解決得比香港好;香港經濟、民生和社會問題愈積愈多,貧富差距更居發達經濟體之首。

    香港的競爭力開始受到內地城市挑戰。中國社科院發佈的2014年中國城巿綜合競爭力排名,深圳首次超越香港排第一,香港落到第二位;中國社科院認為,香港“守成有餘,創新不足”,過於看重貿易、金融、航運、旅遊和專業服務這五大產業,對新興但是極具潛力的產業關注不足,從長遠看缺乏新型產業業態的支撐和引領。再者,隨着國家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香港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弱化。內地對香港的投資、產業轉移的需求大大降低;香港航運中心、貿易中心的地位明顯弱化;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上海、深圳等城市挑戰;內地加快自貿區發展,加快與許多國家和地區實現自由貿易,香港作為內地對外開放重要門戶的地位和功能亦在減弱。

    香港社會近年瀰漫着對香港競爭力下降的焦慮與擔憂。香港某大報去年發表社評指出,國際與內地有關競爭力的調查,香港的排名都下跌;近期,愈來愈多人探詢“香港會否盛極而衰?”;若內耗空轉等局面不改變,則香港由中國最好的城市變為只是其中一個普通城市的日子,大概為期不遠。

    經濟自由已逐步被地產壟斷所取代,帶來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香港產業空心化,過於依賴金融、地產、旅遊、零售等服務業,缺乏高端製造業,缺乏創新科技,沒有新的經濟增長點,就業結構中低端化,市民收入增長緩慢。從香港社會看,貧富差距愈來愈大,社會保障、社會福利水平難以提高,社會向上流動渠道不暢,土地、房屋、貧窮、人口老化、勞資矛盾等社會問題愈積愈多。

    (IV)香港民心巨變

    從特區政府到大資本家,從中產到青年,整個社會失去過去那種辛勤創業、辛勤打拼的精神,漸漸地很多人將香港的種種問題歸罪於回歸、歸罪於制度、歸罪於中央和特區的管治。香港社會對於政治、經濟、社會的現狀愈來愈不滿,民怨愈來愈重,整個社會充滿戾氣。

    香港人愈來愈多討論分配財富而不是創造財富,要求更大的民主和自主,對調整政治、經濟等利益格局及對提高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水平的要求愈來愈強烈。

    香港各種社會思潮興起,公民抗命、勇武抗命、本土主義以至“香港自决”、“港獨”等主張冒起,對青年產生深刻影響。香港青年對社會高度不滿,不是像過去通過個人奮鬥向上流動,實現所謂中環價值,而是愈來愈將改變現實的希望寄託於社會運動、政治運動以至違法暴力抗爭,希望借此改變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具體制度,改善自身的社會處境。從"佔領中環"到旺角暴亂,香港社會愈來愈動盪和混亂。

    總之,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和民心在變,以現有的思維管治下去,香港只會愈來愈亂,甚至出現更加失控的可怕局面,不僅難以保持繁榮穩定,更可能危及“一國兩制”。

    香港的管治者需要順應潮流,積極主動推進政治、經濟、社會變革,將管治引向有序,將香港引向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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