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丁（簡體書）

這本短小的傳記將但丁的《神曲》《新生》《論世界帝國》等幾部名作與他的人生編織在一起，以敏銳的評論家眼光和細膩的文學家筆調，向讀者介紹了這位中世紀偉大的詩人。對于di一次接觸但丁的讀者來說，是極為理想的參考讀本。

R.W.B.劉易斯（R. W. B. Lewis，1917-2002），美國學者，文藝評論家。其《伊迪斯·華頓傳》獲1976年的普利策獎、di一屆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班克洛夫特獎。耶魯大學英美研究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學會成員，2000年獲該學會頒發的傳記文學金獎。其他著作包括：《美國的亞當》（The American Adam）、《佛羅倫薩》(The City of Florence)、《詹姆斯一家》(Jameses)以及《美國人物》（American Characters）。

這是一本感情充沛、平易近人的傳記……劉易斯以清晰、巧妙和毫不張揚的方式完成了一項複雜的任務。他曾以伊迪絲·華頓（Edith Wharton）的傳記獲得普利策獎，並寫過一本精彩的有關佛羅倫薩的書，專業的知識背景，使得他著此書時游刃有餘……這部引人入勝、細緻入微的但丁傳記提醒我們，《神曲》正是一部引發我們思考“什麼是傳記”的偉大著作。

——羅伯特·平斯基（Robert Pinsky，《紐約時報》書評）

他的遺體被戴上桂冠抬到了拉韋納的圣弗朗切斯科（SanFrancesco）教堂。一個世紀之后，佛羅倫薩人——現在將但丁譽為他們最偉大的詩人——開始了對他遺骨的一系列爭奪，試圖將之往南帶回佛羅倫薩。1519年，一個由教皇利奧十世（PopeLeoⅩ）授權的使者出現在拉韋納，負責將但丁的遺骨帶回給佛羅倫薩的米開朗琪羅。米開朗琪羅已經迫不及待地要為但丁設計建造一座宏偉的陵墓。然而地穴里是空的——方濟各會的修士出于安全的考慮，已經將但丁的遺骨挪走了。1677年，但丁的遺骨又被秘密地挪動了一次。直到1865年，建筑工人準備重修附近的一座小教堂時，無意中發現了它們。

但丁的遺骨現在被安置在圣弗朗切斯科教堂一座莊嚴的墳墓中。這座墳墓于1485年由彼得羅·倫巴爾多（PietroLombardo）設計建成，飾有詩人但丁的淺浮雕。碑文是在但丁去世后不久寫成的，文中提到了但丁經歷的顛沛流離和他寫下的詩篇，以及他離開“缺乏愛心的母親”佛羅倫薩后的流亡生活。這座墳墓被供奉于一座由卡米洛·莫立迦（CamilloMorigia）1780年建造的美麗寺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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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拉斯金（JohnRuskin）評價但丁為“整個世界的中心人物”。在但丁身上，人類“想象力的、道德的和智力的官能”達到了最高程度的發揮，和完美的協調一致。拉斯金認為，但丁是有史以來人類對終極真理的探索最優美的表達者。這段話［出自《威尼斯的巨石》（TheStonesofVenice），1851—1853］極其貼切，引人回味。拉斯金這里說到的“世界”指的是西方世界，尤其是英格蘭和歐洲大陸。隨著時間流逝，但丁在全世界的文學地位愈加鞏固，只有莎士比亞可與之媲美。

但丁博物館（MuseoDantesco）的建立就是但丁崇高文學地位的印證。博物館坐落在拉韋納的圣弗朗切斯科教堂里，由見多識廣、飽學又好客的恩佐·凡蒂尼牧師（FraEnzoFantini）負責。僅在近期，博物館就舉辦了以各種語言展開的關于但丁的會議和誦讀活動，包括俄語、土耳其語、羅馬尼亞語（一場大型的活動）、葡萄牙語、西班牙語、漢語、日語、英語［艾倫·曼德爾鮑姆（AllanMandelbaum）在這里舉行過他《地獄篇》譯文的誦讀活動］和意大利語。從隨之而來的評論和展出情況來看，全世界的讀者對但丁才華橫溢的欣賞顯然不亞于拉斯金。

當然但丁也滲入到意大利文化的方方面面。但丁的見證人米開朗琪羅恐怕是但丁之后最熱情、杰出的佛羅倫薩人，據說他能記住《神曲》的大部分，他一生的作品——我們光想到他的《最后的審判》（LastJudgment，1541）就夠了，在取材于《地獄篇》的許多全景式場面中，這件作品可謂是人體肌肉線條最為鮮明，也是最悲慘的——充滿了但丁式的意象和回響。

但丁同時成為了“意大利文學的標志性人物”，喬納森·加拉西（JonathanGalassi）評價但丁為“第一個將語言從它傳統經典的陰影中帶出來的人”。這段評價出現在加拉西對埃烏杰尼奧·蒙塔萊（EugenioMontale）《詩選1920—1954》（CollectedPoems1920—1954）經典譯本的后記中。埃烏杰尼奧·蒙塔萊是20世紀最偉大的意大利詩人，是1975年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加拉西指出，蒙塔萊的整個寫作生涯就是一場與但丁的充滿創造性的斗爭。

“據說蒙塔萊在中年時期對抗的作品是但丁的《新生》”，蒙塔萊同樣也將他互不連貫的愛情詩整合為某種小說。他的詩集《暴風雨》（LaBufera）的高潮處充滿了寓言性，“越來越具有《神曲》的氣氛”。

在過去兩百多年里，但丁對英國和美國文學的影響無所不在，他的影響是積極而具有活力的，以至于我們只能有限地列舉一些但丁派的主要作家。說起雪萊，盡管他對但丁的教條式思想充滿反感，但仍受到但丁很深的影響。他的《解放的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Unbound，1820）最后一幕的“將音樂、舞蹈和光影神秘的度量交織在一起”一句直接取自《天國篇》。《生命的勝利》（TheTriumphofLife，1822）巧妙地運用連鎖韻，是《地獄篇》的一次重現。在這部作品里，盧梭（Rousseau）擔任了類似維吉爾在《地獄篇》中的角色。拜倫的《但丁的預言》（TheProphecyofDante）寫于拉韋納，描寫了但丁在拉韋納的時光，但是拜倫筆下的但丁形象比但丁本人更為悲慘——“站在絕望的孤獨之石上”。羅伯特·勃朗寧的詩歌《索德洛》（Sordello，1840）如我們之前提到的，模糊隱晦而又攝人心魄地讓人聯想到但丁在煉獄山上遇到的那個人物。這些作家和他們同時代的人都深深汲取《神曲》中的元素。但丁·加百利·羅塞蒂（DanteGabrielRossetti）一直追溯到《新生》和但丁的雅歌以及其他抒情詩，還有激發但丁寫下這些詩歌的貝雅特麗齊。他對這些溫柔的新體詩歌的翻譯注入了維多利亞時代的甜美風格，這些翻譯的詩歌最后被收錄成集，名為《但丁及其社交圈》（DanteandHisCircle，1874）。

說到美國，愛默生在他的日記（1846年春天）里比拉斯金更早將但丁稱為“中心人物”，盡管對愛默生來說，但丁只是幾位偶像中的一位——其他幾位是蘇格拉底、莎士比亞、米開朗琪羅、耶穌——他們都是“在心上留下烙印”的典型人物。朗費羅（Longfellow）1828年在羅馬讀到了《神曲》的原文，當時他二十一歲［或許之前他看過亨利·卡里（HenryF.Cary）1814年的早期英文譯本之一］。幾十年后，朗費羅在哈佛大學講授了幾年關于但丁的課程，接著他開始翻譯《神曲》。朗費羅有時會與他文學上的伙伴詹姆斯·洛威爾（JamesRussell

Lowell）和查爾斯·諾頓（CharlesEliotNorton）合作，終于在1867年完成了翻譯。朗費羅審慎的傳記作家牛頓·阿爾文（NewtonArvin）評價朗費羅的譯本時（1965）說，盡管存在一些瑕疵，但其無韻體詩譯本“從廣度和新穎性的角度來看幾乎是伊麗莎白時代式的”。1882年，朗費羅創立了但丁協會，入會是有門檻的。協會的活動在麻省劍橋布拉特爾街（BrattleStreet）上朗費羅的住所舉行，豪威爾斯（Howells）是但丁協會忠實的會員，可有時也不禁對其望而卻步。

近觀當代，我們可以發現埃茲拉·龐德幾乎徹底重寫了但丁，包括《論俗語》。龐德華麗而又粗亂的史詩《詩章》（TheCantos）寫了五十多年，所構想的內容（他在晚年冷冷地說）“并不在《神曲》里”。整本書是對但丁詩歌加以引用和反寫的一個華麗的集錦。

在T.S.艾略特一生的文學創作里，但丁都對他的思想和想象力有揮之不去的影響。1950年7月，倫敦的意大利協會舉行了一場名為“但丁對我意味著什么”的談話活動（艾略特之前在1929年發表過一篇關于但丁的長文）。艾略特在活動上說，1909年，也就是他大學四年級的時候，他在哈佛大學（但丁在哈佛仍備受尊崇）第一次讀到《神曲》的一個散文體譯本，現在四十年過去了，他仍然認為但丁的詩歌“是對我自己的詩歌創作影響最持久也最深刻的”。艾略特引用了他從但丁作品中借用的內容，試圖“在讀者心中勾起一些但丁式的情景，繼而在中世紀的地獄和現代的生活之間搭建起某種聯結”：比如，在《荒原》里“有一個場景，市政職員們從火車站成群結隊地跨過倫敦大橋趕往他們的辦公室，這使人聯想起但丁《地獄篇》的開頭關于未真正活過的卑怯之徒的描寫，‘我決不相信死神已經毀掉了這么多的人’”。我們可以回想前文提到的圭多·蒙泰費爾特羅帶有嘶嘶聲的話語，還有被艾略特拿來用作《J.阿爾弗雷德·普魯弗洛克的情歌》的題詞：“S’i’credesse…”（假如我相信……）

艾略特接著提醒我們，在他《四個四重奏》（FourQuartets）的最后一部《小吉丁》（“LittleGidding”）里，他加入了用三連韻寫成的一長段詩，試圖“通過對比，在讀者的腦海中呈現一個平行世界，一頭是但丁歷游過的地獄和煉獄，另一頭是幻想中空襲過后的場景”。這段話的開頭如下：

在清晨降至，那不明不昧的時辰

無盡的暗夜就要逝去

這周而復始的，無盡的盡頭

這首詩脫胎于《地獄篇》的第十五章中，但丁和布魯內托·拉蒂尼相見的情景。它借用了《地獄篇》里的語句（“燒傷的臉”以及其他），也同樣有一個聲音喊道：“什么，您在這里嗎？”然而值得一提的是，T.S.艾略特對維多利亞時代和浪漫主義派的“歡樂、樂觀和充滿希望”的風格有著先天的反感——這些形容詞來自但丁早期的文章——但丁對于邪惡的認識讓艾略特欽佩有加，將之視為這位佛羅倫薩詩人的主要才能，尤其是將性視為邪惡：這是艾略特在《新生》中發現的令人不安的一個核心主題。

在美國，羅伯特·潘·沃倫可謂是我們時代最杰出的文學家。他用《煉獄篇》中的一個短語作為他的作品《國王的全班人馬》的題詞；他早期的一部小說《在天堂門口》（AtHeaven’sGate）取用了《煉獄篇》的道德框架；在他的最后一部小說《歸宿》（APlacetoComeTo，

1977）里，他描寫了一個以但丁為題寫博士論文，后來成為知名學者的年輕的南方人。沃倫曾經和他的女兒羅莎娜（Rosanna）在他們佛蒙特的夏日家庭居所夜復一夜地互相朗讀《神曲》。在沃倫生病期間，羅莎娜把整首《地獄篇》錄下來放給她父親聽。

沃倫比其他任何當代人都更能展現但丁在其文學思想上的一貫影響。在沃倫最后寫就的詩歌之一《真愛》（“TrueLove”，1985）里，沃倫回想起他在小小年紀時，曾看到一位美麗的鄰家女孩兒，讓他怦然心動。兩年之后，他們再次相遇，這個女孩兒向他微笑著，“說出了我的名字”。這一幕在沃倫心中引起了巨大的激蕩。之后那個女孩兒就遠遠消失在了視野里：

然而我清楚，她的美貌永存，她住在

那美麗的房子里，離我那么遙遠。

她曾喚過我的名字一次。我甚至不曉得她

知道。

沃倫當時還是肯塔基州的一個鄉村男孩，在青春年少時被愛沖昏了頭腦。他用某種講究的肯塔基風格說，在那個女孩兒叫過他的名字之后，“我以為我會無動于衷地醒過來”。但頗有趣的是，這首詩無疑是《新生》的三十六行版本：一行一行溫情脈脈的詩句，從童年的初遇到最后想象中的天國之福。但丁的影響體現在沃倫和他以后很多美國詩人的作品里，如天國里眾多靈魂之一那樣閃耀著，歌唱著，微笑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