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靈魂（簡體書）

《美麗靈魂：黑暗中的反抗者》1938年，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的前夜，瑞士當局禁止猶太難民入境，瑞士警官保羅·格魯寧格違抗當局法令，為大批猶太難民偽造入境簽證。
1991年，巴爾幹半島爆發塞爾維亞人對克羅地亞人的種族屠殺。一名普通的塞爾維亞人亞歷山大·耶夫蒂奇，冒險為幾百名克羅地亞人偽造名姓。

20世紀90年代，以色列政府開始對巴勒斯坦實行軍事打擊。一名以色列軍人阿夫納·維施尼策公然對當局說“不”，對部分巴勒斯坦難民施行人道援助。

2000年，一名證券公司的女員工在發現客戶存款有危險後，冒著會丟掉工作的危險，仍然主動提出了質疑。
作者通過以上案例，力圖找出當個體遭遇道德困境，即其面臨的群體性行為與一貫信奉的道德倫理原則產生直接衝突時，是什麼促使該個體在幾乎孤立無援的環境下敢於冒險對己方陣營說“不”，是出於一種理性思考的結果？還是人性本能驅使？抑或是其他通常不為人知的隱秘因素？本書從社會學、心理學、神經系統科學的視角，附以案例、實驗，圍繞“個體的道德困境”進行了深入細緻的分析，既有敘事的可讀性也有學術研究的嚴謹，是一部優秀的調查型非虛構作品。

埃亞勒．普雷斯（Eyal Press）
記者、作家，以調查型非虛構寫作見稱，曾獲“詹姆斯·阿倫森社會公平新聞獎”，文章多發表於《紐約書評》《紐約時報》《大西洋月刊》等，另著有《絕對信念：我的父親，一座城市，一個正在撕裂美國的社會衝突》（2006）。

平凡的靈魂，何以超越“平庸之惡”
四個普通人的反抗故事
來自集體內的異見聲音
“詹姆斯·阿倫森社會公平新聞獎”得主力作

距波蘭東部的尤澤夫村主廣場約1英里處，有一片松果茂盛的樹林，天鵝絨般的青苔覆蓋著它的土地，野草和灌木間佇立著幾十個木樁。繞過一潭幽深的池水，穿過馬路來到村莊外圍，便可看到這些木樁在松樹林裡若隱若現。稍不留意就可能察覺不到它們的存在，因為它們僅高出地面一到兩英尺，好在圍繞在周圍的幾棵松樹在及腰的高度上綁著一圈藍白色的絲帶。在一個寂靜的夏日，我沿著一條小道穿過樹林，來到這片環形樹林的邊緣。這片樹林靜得出奇，似乎在對名字被列在釘在木樁上的那些泥印點點的小告示上的村民們表達尊敬。這些告示已用塑料覆蓋封存，告示上印著猶太六芒星、希伯來文字和一個日期——42年7月13日。
1942年的那天清晨，天色尚未亮起，尤澤夫村本來和我造訪的那天一樣寧靜。突然一支卡車護衛隊轟然駛入。這些車來自尤澤夫村以西約18英里的比烏戈拉伊，車上載著德國治安警察101儲備營的官兵，他們驚醒了村里約1800名正在家安睡的猶太村民，並把他們趕到屋外，以此宣布了自己的入侵。村民們被帶到一個市集，德國士兵們把年齡適於勞作的猶太男性挑選出來—他們注定將被送往集中營勞作。剩下的大多數人—婦女、兒童和老人—被趕上了卡車。卡車開到樹林外圍的一條小路路口停下，下車後的猶太村民們被分成小批依次進入樹林深處，然後被迫一排排趴下。德國士兵們在他們身後站成一排，用卡賓槍的槍口抵住他們的脖子，不顧瞬間迴盪整片樹林的成群慘叫聲，扣下了扳機。槍決從清晨一直執行到黑夜，馬拉松式的殺戮使樹林裡屍橫遍地，血肉橫飛。就在松樹的樹蔭下，猶太村民的頭蓋骨被子彈炸飛。想要暫停歇息一會兒的士兵們走到樹林外抽煙，他們身上濺滿了血，抽完煙後轉身回去展開新一輪屠殺。
我獨自進入這片樹林時，背包裡裝了歷史學家克里斯多夫·布朗寧（Christopher Browning）的著作《平凡人》（Ordinary Men），該書研究了掃蕩尤澤夫村的這個儲備營的所作所為，其中就包括一場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屠殺。儘管我讀完這本書後隔了很久才得以親自來到這樁滔天罪行的發生地，但是書裡的細節我仍記憶猶新，不僅是因為它揭露的事情震撼人心，還因為我記得閱讀時感受到它遺漏了什麼，因此想要進一步了解。震撼我心的不是槍殺，而是發生在這之前的一幕，這個儲備營的指揮官威廉·特拉普少校召集他手下的士兵圍成一個半圓聽他講話。正如人們可以猜到的，特拉普提醒士兵，猶太人是德國的敵人，儘管士兵中只有四分之一是納粹黨成員。然後他宣布，不願意參與這次槍決行動的老兵可以迴避。士兵們先是沉默了一會兒，然後一位士兵突然向前一步，隨後十幾個士兵也表示不參與這次行動。
這一幕十分引人注意，儘管非常簡短，但是意義非凡，它顛覆了此前人們認為“普通士兵之所以參與大屠殺是因為別無選擇”的固有看法。事實上，他們並非因為不得已而參與槍殺行動。他們的參與是出於自己的選擇，這讓人不禁發問，到底是什麼驅使他們選擇殺戮。布朗寧認為，是因為他們怕與集體不一致：不參加屠殺意味著把這項“臟活”留給他們的同伴，會被認為是對他們的國家和同胞持有負面評價，軍營的大多數士兵都反感這樣的行為，更別說是為了猶太人這麼做了。
然而，還有一個同樣值得注意的問題，可它卻相對沒受到太多關注：為什麼一部分平凡人考慮了特拉普指揮官的提議，然後決定放下手中的槍。為什麼即便在看似行動完全一致的情況裡，總有些人拒絕從眾。
這本書便是聚焦這些拒絕從眾的人，探討究竟是什麼神秘力量，驅使一些人在身處拋卻道德的情況下，冒險違抗集體：停手，說不，反抗。幸好，“二戰”期間奉命追捕並殺害尤澤夫等村猶太人的德國士兵經常遇到的這種極端情況，我們大多數人只能想像，不會碰到。然而，我們會經常想像類似的極端情境，這背後是有原因的—為什麼我們大多數人曾在某一時刻想知道，如果我們是當時的那些德國士兵，是否也會產生拒絕的衝動，如果有這個衝動，那我們是否有膽量這麼做。對這個問題好奇其實不完全是思維上的推測，因為有一種無法解決的緊張情境存在於大多數社會，牽動大多數人的心。我們都曾身處自身堅守的原則與懷有的忠心及應盡的職責相衝突的分岔路口，為了保持清白的良心而與行事尺度角力。腦中有個聲音告訴我們，一定要忠於自己。但是我們也會聽到其他聲音，它們警告說不要反對集體，不要讓上級為難，不要置我們的事業、名聲，甚至我們自己和家人的生命於險境。
在好萊塢的電影和近幾十年來日益普遍的虛偽歌頌裡，在這樣的時刻堅守個人信仰的人物總是被描繪為英雄。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等地栽樹來紀念他們。政客們向他們致敬，讓我們謹記自己肩負著喬治·W.布什在2005年的美國總統自由勳章頒發儀式上所說的“對抗一切形式的罪惡的道德義務”，那一年的勳章獲得者是保羅·路斯沙巴吉那，他在1994年的盧旺達大屠殺中，利用自己酒店經理的身份，冒著生命危險保護圖西族難民（他的電影被改編為由唐·錢德爾主演的電影《盧旺達飯店》）。在經歷了服從和一致所助長的恐怖籠罩的一個世紀以後，誰會對此有異議？當然，文明世界從現代政治動亂中汲取的教訓之一是，轉移人們對公然惡行的關注幾乎是不可能的。然而，當惡行是以我們的名義實施的時候—即施惡者不是德國人或盧旺達人，而是實施虐待的美國人，對對抗罪惡的看法往往就不同了。2004年，即布什總統授予保羅·路斯沙巴吉那總統自由勳章的前一年，一位名叫約瑟夫·達比的士兵向美國軍隊犯罪調查部遞交了一張存滿照片的CD，曝光了美軍在伊拉克阿布格萊布監獄的虐囚行為。達比獲得的回報是被稱為叛徒，且收到了一連串死亡威脅，他最終被迫離開家鄉。
即便是在民主社會，像達比這樣的人卻迅速受到排擠，這表明如果反對集體行為的人遠在他國，那麼人們很容易對他產生敬仰，但是如果這個人近在本國，而且挑戰的是國人自己的信仰，那就很難崇敬他了。這還說明，為何某些發自良心的行為在一些人眼裡是英雄事蹟，然而在另一些人眼裡卻是背叛、謀反，或者不負責任。1949年出版的小說《基貝希澤村》（Khirbet Khizeh）中的故事敘述者就被這種恐懼圍繞，這本小說講述了1948年的中東戰爭期間一個以色列部隊奉命清除村中的“滲透者”的故事。該書作者伊扎爾·斯米蘭斯基（Yizhar Smilansky）是那場戰爭的親歷者，他在書中描繪了意識到清除行動的對像是手無寸鐵的百姓時一位士兵內心的痛苦。部隊下令把村民押上卡車並摧毀他們的房子，這位士兵不願執行。他對自己說：“如果骯髒的惡行一定要有人參與，就讓它弄髒別人的手吧。”“我不能參與。絕對不能。但我腦中旋即響起了另一個聲音，它唱道：流血的心，流血的心，流血的心。憤怒愈發強烈，對美麗靈魂的歌頌，把骯髒的事留給他人來做，心靈的眼睛太純淨，容不得半點罪惡，為了避免自己遭顛覆，它移開視線，假裝聖潔地閉上雙眼。”這位士兵克服了對惡行的噁心，最終服從了命令，此後自己曾參與過一場罪行的想法在他心中縈繞不去。
在這樣的時刻，怎樣才能抵抗命令？我們怎麼知道應該不應該？如果沒有合理的原因去服從，那麼“說不”也許是合適的，但如果有合理原因去服從呢？在什麼情形下有原則的反抗行為會轉變成不顧後果的冒險—或狂熱的舉動？除了讓一小部分正直的人雙手不沾血污以外，這種與更遠大的社會目標無關的拒絕到底達成了什麼？
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投入了大量精力探索這些問題，但他們的研究往往十分抽象，並且遠離實時生活里人們所身陷的具體困境。為了修正這種失衡，我採取了相反的途徑。為了了解究竟是什麼讓一些人鼓起勇氣去拒絕，我認為自己必須與其中一些人見面，盡可能多地了解他們人生的細節—正因為他們的人生本看似不會捲入衝突和叛亂，所以更加吸引我。關於堅持異議和拒絕聽命者的文學作品，絕大多數寫的故事是反叛的圈外人，通過挑戰權威或傳統來促進定義清晰的意識形態的發展，例如馬克思主義者的革命、法國抵抗運動和在越戰期間燒毀了征兵證的和平主義者。但還有另一群反抗者，他們雖然不為人熟知，但同樣重要：他們是從來沒料到過自己會參與反抗行動的圈內人，他們對體制說不時並非身陷絕境，他們最終之所以這麼做，不是因為悍然拒絕體制的信念，而是正相反，他們對於那些信念信得太深。
本書講述的便是四個處於不同困局的反抗者的故事。先從1938年的一位警長說起，當世界各國下令，讓無數像他一樣的官員在執行公務和拯救無辜之間抉擇的時候，他違反了自身職責所要求實行的東西—法律。第二章的故事發生在半個世紀後的巴爾幹半島，講述的是20世紀90年代初一個塞爾維亞人跨越割裂前南斯拉夫的民族分界線的故事。他所抵抗的對象儘管更無形，但其力量不輸法律，即一個人所屬的集體。從嚴格意義上講，前兩章的主人公實際上都沒有把“不”說出口，而是通過行動來表達，他們冒著災難性的後果可能降臨到自己頭上的風險，執行了與命令相反的行動。相較前兩章，第三章的主人公的對抗更具公眾性，他是以色列軍隊的一支精英部隊的一名士兵，不想繼續為軍隊效忠，然而他更多是深入內心的掙扎。這個故事講述了對於個人身份的核心想法和假設逐漸清晰時發生的事：關於對自己說不。最後一章講的是一名證券經紀人因為擔心某一金融工具會給她的客戶帶來風險，所以拒絕出售，她也經歷了類似的內心掙扎，只是這個故事的困局不是個人要為國家或者集體犧牲，而是他們需要警戒的對像只有自己。這個故事圍繞對貪婪和冷漠說不，在我們這個為利益著迷的時代可能比其他任何時代都重要。
這樣的故事之所以值得關注，不僅僅因為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嚴重缺乏關於堅守道德的英勇之舉的強有力的實例，還因為現代人對罪惡的定義幾乎總是漏考慮一點，那就是：決定究竟是服從還是抵抗不過是—一種選擇。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出版半個世紀以來，大多有關罪惡的書都很少聚焦個人面對的選擇和兩難困境，而是偏重於描寫處境的力量，比如把美國士兵轉變為阿布格萊布監獄的虐囚者的骯髒環境；阿倫特所描述的，把像艾希曼這樣一個“極其平庸”的官員變成不為自己的罪行感到戰栗的大規模殺戮者的集權體制。阿倫特寫道：“這位忠於納粹的官員負責監督最終解決的後勤工作，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幾乎不可能知道或察覺到自己做的事是錯的。”這些惡行應該歸咎於體制，而非這個人，換言之，阿倫特提出了“平庸的惡”這個說法，隨後它成為大眾熟知的概念，人們把無數順從的下屬像機器人一樣執行暴行的情況，都以此概念做簡單解釋。
任何一個熟悉近代史的人都不會否認環境因素的重要性，因為我們可以看到，環境的細微變換也會對這些故事中的反抗者們產生很大的作用。但由於我們一直聚焦盲目服從、奉命執行的官員，導致我們忘記了不論環境塑造和約束我們的力量多強大，決定相信什麼以及如何行動的仍舊是我們的判斷力。大規模殺戮本身需要經過大量思考和計劃才能執行，它並非一直那麼單調和平庸。照這樣推斷，照最好的，也可能是唯yi的方法思考和行事，是否可以反駁順從命令的下屬那令人熟悉的反復多次的自我辯護—“我只是奉命行事”。
於理於法，我們可能都認同這樣的觀點：公然違反道德的政策的主要責任應該由高層官員承擔，而非他們的下屬。當然，由於承擔道德責任過於危險，期待很多人這麼做也許過於天真。但如果沒人反抗，那麼那些被動服從甚至主動聽命的人憑什麼可以被判定為罪輕一等？101儲備營的成員們在幾年後的採訪中堅稱軍令如山，他們只不過是做了任何一個身在其職的人都會做的事，我們該如何回應他們的說法？一種方法是認識到這種說法並非絕對真實。克里斯多夫·布朗寧寫道，在尤澤夫村和其他地方，行刑者都“不能因為任何身處其境的人都會跟他們做出同樣的舉動而獲得寬恕。因為即使在他們之中，仍有一些人拒絕殺人，還有一些人停止了殺人”。
“說不”一向不容易，特別是在極端情況下，但永遠是有可能的。因此有必要試圖去理解，普通人如何以及為什麼能夠使艱難但是有可能的事情得以實現。

序
違抗法律
違抗集體
良心的法規
發聲的代價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