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戴著黃星星

一名成長於柏林的猶太女孩
面對納粹的殘酷迫害
改名換姓、盡力躲藏直至二戰結束
她在絕望中求生的堅忍意志，是殘酷時代的人性曙光

英兒・杜肯出生於德國猶太家庭，在納粹時代的柏林長大。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頒布各項歧視的法令使猶太人飽受威脅，許多人選擇移民出國。英兒・杜肯的父親先行移民英國，卻因二戰爆發與家人就此分離。而後，納粹陸續實施多項壓迫猶太人的政策，例如用「產物清單」控制猶太人的身家財產，並將猶太人集體運送到集中營等。許多猶太人在秘密警察的大規模搜索下被逮補，英兒・杜肯的許多親友都未能躲過。面臨隨機盤查、無止盡的飢餓、炸彈的轟炸，英兒・杜肯與母親隱姓埋名，在善心人士的掩護之下驚險萬分地倖存下來。直到1945年二戰結束，他們逃亡的生活才落幕。

英兒・杜肯在戰後成為一名記者，本書是杜肯在1978年出版的回憶錄，從1933年希特勒上台寫到1945年二戰結束。

本書特色
◎ 本書從1933年初希特勒甫上台開始實施一系列壓迫猶太人的措施為開端，透過英兒・杜肯——一名猶太女孩的角度，描寫猶太人在納粹時代的生活情況，以及柏林當時的樣貌氛圍。

◎ 收錄二十張珍貴歷史照片，例如被印上大寫Ｊ用以標示猶太人的特殊身份的身分證，以及一些用於躲避蓋世太保查緝的偽造證件。

◎ 客觀詳實的報導式描寫，讓讀者得以跟著事件的脈絡認識這段慘痛的人類歷史。

◎ 德文版出版至今40年，被指定為德國高中生課外讀物，中文版首度出版。《我戴著黃星星》跨越時代，提醒著我們，這段歷史離我們並不遠，幫助我們用更宏觀的角度面對現在身處的世界。

英兒‧杜肯（Inge Deutschkron, 1922-）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生於德國芬斯特瓦德（Finsterwalde），成長於柏林。她的父親是中學老師，一九三三年因猶太出身與社民黨員身份被撤職。一九三九年，父親先行逃往英國，因戰爭爆發與家人就此分離。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英兒‧杜肯與母親在柏林「奧圖‧懷特盲人工坊」（Otto Weidt Blindwerkstatt）工作，與其他面臨迫害的猶太同事一同受到掩護，躲掉了被送往集中營的命運。杜肯與母親後來受到友人藏匿，在驚心動魄的環境下生存。直到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納粹投降、二戰結束的那一刻，她們始終顛沛流離地逃著。

戰爭結束，英兒‧杜肯移居英國，終與父親相聚，並且在英國求學、就業，而後任職於「社會黨國際」（die Sozialistische Internationale）倫敦辦事處。一九五六年起，英兒‧杜肯以自由記者的身份定居西德波昂。一九五八年，她成為以色列報紙《馬利夫報》（Maariw）的駐西德特派員。一九七二年，由於不滿西德反閃族聲浪再起以及六八學運的反以色列態度，英兒‧杜肯決定遷居臺拉維夫。一九八八年因《我戴著黃星星》改編劇作《從今天起妳名叫莎拉》（Ab heute heißt du Sara）上演而又回到柏林，此後往返於兩地之間。二○○一年，七十二歲的英兒‧杜肯決定晚年定居柏林，直到今日。

她的一生精采，獲獎無數，包括孟德爾頌人文精神獎、柏林政府勳章等。她曾多次拒絕受領「聯邦十字勳章」，因為一九五○年代有許多納粹人士獲頒此獎。英兒‧杜肯的著作包括《我戴著黃星星》（1978）、《以色列與德國：一段困難的關係》（1983）、《猶太區與集中營，孩子們的地獄》（1985）、《牛奶沒有蜜：以色列的生活》（1988）、《我倖存後的不舒服人生》（1992）、《移民：從倖存到陌生的語言》（2001）、《不怕納粹的懷特爸爸》（2001）、《他們留在影子裡：沉默英雄紀念碑》（1996）與《我們曾逃脫：在地下抵抗的柏林猶太人1933-1945》（2007）等。
彤雅立

擺盪在台北與柏林兩座城市之間，以寫作、文學翻譯與電影研究為業。著有詩集《邊地微光》、《月照無眠》，譯有《卡夫卡中短篇全集》、《被帽子吞噬的男人》、《美妙時光》等書。2015年獲邀參加中德文學翻譯工作坊，2017年於柏林與波蘭進行文學翻譯駐村計畫。

各界推薦
王瑜君（台北醫學大學助理教授）、林育立（資深駐柏林記者）、夏夏（作家）、游亞旭 （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羅岩（台北歌德學院院長）一致推薦！

「英兒・杜肯這本重要的自傳碰觸了台灣目前歷史教育與生命回憶的痛點⋯⋯期待這本自傳出版，可以幫助讀者在有生命溫度與歷史深度的場景中反思過去民粹主義與簡化的愛國主義的謬誤，和所帶來的悲劇；也期許這樣的深度閱讀，能激發我們持續探索黑暗記憶潛藏的創新與療癒的力量。」——王瑜君

「那段努力抓著生命活下去的過程，在英兒筆下不只有恐懼與憂傷，偶爾有笑聲與出乎預料的幸運，更為人們寫下當時柏林市民如何冒著生命危險盡可能地幫助猶太家庭的細節，讀來令人心頭溫暖。」——夏夏

「今天，一名年輕的柏林猶太女人，她以樸實而不矯揉造作的文字告訴我們，她與母親是如何捱過那段充滿恐懼、困頓與絕望的歲月。同時她也報導了彼時的柏林市民百態，特別是不畏恐怖與危險，而挺身為柏林猶太同鄉解圍的那些人。」——前西柏林市長、德國駐以色列大使克勞斯‧舒茲（Klaus Schütz）

「驚心動魄的篇章與書名給人的感覺完全相悖。英兒與母親受到死亡恐懼與極不人道的世界催逼，她們藉著摘去黃星星，讓生命「正常化」。她們盡其所能發揮擬態的藝術，在生活中、命運裡，發展出外人看不出的保護色，成為混跡柏林人當中的柏林人。」——時代週報

「英兒‧杜肯的這本著作，講述她在納粹時代以非法方式居住在柏林的生活，她讓讀者一同經歷、一起受苦，使人真正走進一個時代。但她不說奧斯維辛，柏林才是她的主題。這城擁有所有人道與不人道的，可怕的事物慢慢滲入，一切隨著時間而顯明。」——法蘭克福匯報

「原本將被送往集中營的這對母女，竟逃離了毒氣室的命運——這是柏林一小撮德國人共同促成的偉業。一千兩百名猶太柏林人都以這樣的方式倖存下來。讀畢本書會心中一暖，然而我們卻不能忘記，猶太人的性命對當時大多數的人而言，是如何事不關己。」——新德國報


推薦序〈黑暗記憶中療癒與創新的力量〉／文・王瑜君
猶太作家杜肯這本自傳中記載的事情已經是80多年前的歷史了，作者與她的母親在納粹政權期間，靠著朋友的相助，隱瞞身份留在柏林直到戰後。討論納粹與猶太浩劫的作品很多，為什麼現在還要翻譯和出版一本這樣的書籍？為什麼這本自傳值得推薦給今日的華文讀者？

2017年是重大歷史的年份，在歐洲是馬丁路德宗教改革500周年紀念；在台灣是二二八事件70周年的紀念。這兩個表面上看似不相干的事件，卻反映出很重要的內在連結：全球變動歷史脈絡下普世人性的黑暗沉淪和療癒創新。變動的危機可以促發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引發衝突和殺戮，而悲劇過後的痛定思過，則能引發創新的制度和視野。路德宗教改革之後引發三十年戰爭（1618-1648）讓歐洲陷入黑暗殘酷的爭戰，生命與資源的巨大耗損之後，歐洲開始出現容忍不同信仰的立法思維與國族國家的出現。幾個世紀以來，歐洲在經歷大大小小人性黑暗與光明的辯證，形形色色意識形態的社會實驗，當前全球紀念馬丁路德宗教改革500周年的風潮，早已經超越基督宗教史的框架，開展出對普世人性與人權的反思與回顧。另一方面，二二八事件在台灣雖然已經不是政治禁忌，但是轉型正義的歷程才剛剛起步。我們有國定紀念日和紀念儀式，卻缺少對相關檔案和歷史真相追根究底；有紀念館的展示，卻缺乏與當前世代動態活潑的生命連結。長年膚淺與形式化的「紀念」的負面效應之一，就反映在2016年底新竹光復中學的「納粹變裝事件」。光復中學事件後續檢討的熱度猶存，《我戴著黃星星》的中文版此時適時出現，讓我們有機會深入探討下面幾個問題：

（1）「轉型正義」vs「與記憶搏鬥」
在看重歷史教育的德國，談到面對歷史罪責與創痛時，鮮少用到源自社會科學，充滿法庭審判意象的詞彙「轉型正義」，而是用「與記憶搏鬥」（Vergangenheitsbewaeltigung）一詞。後者意涵更多日常生活面向。歷史記憶不只是來自於檔案或物件，更多來自日常生活中的掙扎與矛盾。這本自傳中我們具體看到納粹時期在德國柏林一般百姓的日常，看到困在柏林的猶太人如何提心吊膽，隱藏身份求生；看到一般德國百姓如何麻痺自己的良知，在民粹思維中隨波逐流。這是加害者與受害者的生命實況記錄。

（2）科技理性與國家暴力的起源脈絡
許多時候，我們以集中營來象徵納粹政權的國家暴力，但是集中營其實是暴力的下游執行階段，而首都柏林，才是納粹以科技理性藉口來合理化國家暴力（例如，以種族優生來解決資源不足的危機）的起源地。在柏林的萬湖（Wannsee）會議，納粹領導階層定案「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啟動了大規模謀殺的滅絕機器。作者與她母親提心吊膽，忍辱求生的城市，也是加害者規劃種族滅絕藍圖，秘密警察逮捕刑求的行動中心。本書中的許多場景和人物生動的描繪，幫助讀者具象了解日常生活表象下潛藏的人性黑暗面和集體暴力的誘惑，從而增進對複雜歷史脈絡的敏感度。

（3）超越族群刻板標籤的框架
當我們把視野從統治高層拉到尋常百姓，從政治軍事拉到日常生活的領域，那麼許多歷史情境下，加害者vs受難者的界線是模糊曖昧的。像杜肯與母親這樣在柏林非法身份生活而最後逃過死劫的猶太人共計有一千四百二十三位，他們的生命是歸功於許多深具道德勇氣，默默行善的德國人，戰後在英兒‧杜肯的發起與奔走之下，催生了柏林的「沉默英雄紀念館」(Gedenkstätte Stille Helden)。 另外，書中最後章節紀錄蘇聯紅軍攻進柏林的段落特別發人深省。與德軍奮戰糾纏多年，犧牲慘重的紅軍，終於攻入首都柏林後，許多士兵就以強暴婦女和搶奪財物來洩恨。作者心中一直非常期待紅軍來解放柏林，一開始也對紅軍士兵主動示好，但是很快就出現驚恐的場面，但幸好她和母親幸運地躲過人身的摧殘。這段記錄也警惕後人，解放者、加害者和受害者的界線可以很輕易地跨越，狹義的愛國主義也常常是暴力的藉口，這本自傳鋪陳這些生命故事交織的歷史場景，幫助讀者更深刻體會捍衛普世基本人權的重要。

英兒・杜肯這本重要的自傳碰觸了台灣目前歷史教育與生命回憶的痛點，走過猶太倖存者在首都國家權力密集交織的縫隙的曲折求生之路，再一次提醒我們：黑暗歷史的記憶不只是教育、法學、歷史學、國際政治等專業領域的關注，更不是教科書上可以簡單帶過的段落而已。最近敘利亞難民潮引發各地對新移民的疑慮，美國川普總統上任後訴求簡化的「我們vs 他者」二元分類來排擠移民，更是對自由民主開放社會的重大反挫。在這一波紛擾的辯論中，期待這本自傳出版，可以幫助讀者在有生命溫度與歷史深度的場景中反思過去民粹主義與簡化的愛國主義的謬誤，和所帶來的悲劇；也期許這樣的深度閱讀，能激發我們持續探索黑暗記憶潛藏的創新與療癒的力量。

譯者序 〈縫隙中的光亮〉／文・彤雅立
英兒‧杜肯今年九十四歲了，她依然健在，生活在柏林。她說，看著同胞的命運，她為自己的倖存感到慚愧。關於猶太人被迫害，我們聽過許多大歷史，知道納粹的邪惡，但是個體的生命故事，我們卻知之甚少。多數猶太人難逃被迫害的命運，慘死在集中營；倖存者的話語因而格外珍貴。除了幾部重要的集中營回憶錄之外，人們並不真的明白第三帝國時期的真實生活。英兒‧杜肯沒有進到集中營，她以另一個身份，他人的名字生活在納粹時代。她的生活，指的是躲藏在縫隙之中。

一九四一年九月，德國境內所有的猶太人都必須佩戴黃星星。一如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在她的第二篇日記中所描述的德佔時期荷蘭：

……一九四零年五月以後，好日子迅速地消逝，首先是戰爭，其次是荷蘭投降，緊接著德軍來到，也就是我們猶太人艱苦的日子開始了！反猶太人的法令接二連三的公布：猶太人必須在衣服上綉一個黃星星，猶太人必須交出他們的腳踏車，也不能坐電車和開汽車，只能在下午三點到五點在指定的猶太商店買東西，八點左右便不能在外面逗留，八點後甚至也不能坐在自己的花園中乘涼，猶太人不准去電影院、歌劇院及任何娛樂場所，也不准參加公開的運動活動，游泳池、網球場、曲棍球場和其他運動場都不准進入，猶太人也不准和基督徒來往，猶太人只能到猶太學校念書等等，還有許多其他嚴格限制猶太人的法令。

《安妮的日記》書寫少女安妮躲在密室不見天光的兩年生活，《我戴著黃星星》則書寫英兒‧杜肯與母親透過假身份得以倖免於難，而後步步驚魂生活在納粹德國的情境。荷蘭與德國的反猶法令自有些微差異——在德國，佩戴黃星星的人搭乘地鐵只能站著。英兒‧杜肯寫到自己搭乘地鐵被讓座的經驗——

在地鐵中，一個矮小結實的男人從他的座位站了起來。

「我請您立刻坐下！」他中氣十足，大聲地說，左手指著他讓給我的座位。大部份其他的乘客則假裝什麼也沒有聽見。這班地鐵擠滿了人，就像每個早晨上班前的時刻那般。我只是許多人必須站著的人當中的其中一位。當然，要不是我在那天早晨第一次戴上「猶太星」，那麼，這個男人肯定不會讓位給我。

英兒‧杜肯之所以能夠活過這個時代，不僅是因為幸運之神降臨，而是納粹時代一群沉默英雄的默默協助。他們甘冒生命危險，在德國境內庇護猶太人，特別是奧圖‧懷特（Otto Weidt）先生，開設盲人工坊，收容許多猶太盲人在此工作，他們鎮日製作鬃刷，提供給納粹軍方使用。懷特先生左手庇護猶太人，右手接納粹政府訂單。為保護員工，不惜向黑市買假證件。改名換姓生活，總要遷居到沒有人認識自己的地方，而二次大戰勝敗與否，會打多久，沒有人知道。那是暗夜之中的漫長等待。

柏林西南郊的湖光山色，竟是決定猶太人命運的地方。萬湖會議中的納粹高官在冷靜理性之中決定了一項瘋狂的舉措——「猶太最終解決方案」。開始翻譯本書的時候，我帶著它來到萬湖文學屋參加中德翻譯論壇，夏日明媚，平靜的湖與安靜的樹，總讓人無法理解殘酷緣何而生。曾經在冬雪之中走經萬湖會議廳，蕭索而乾淨的景致，大門前立著警醒世人的說明。然後，迎接猶太人的則是集中營。

或許冥冥中的安排，去年在房東的屋裡意外發現了英兒‧杜肯的親筆簽名書。那本小書講述難民被迫遷居他國之後，面臨新的環境與語言的適應問題。書中收有幾張圖片，其中一張是一九三九年四月在英國報上的難民求職廣告，上面有難民的自我介紹與職能簡介，如廚師、家傭、園丁、司機等。這是有能力出境的猶太人的命運——條件當然是經濟。一九三零年代，猶太移民潮不僅到美國，足跡也遍及上海，三萬多名猶太難民曾在二戰期間居留於此，帶來了他們的教堂、報紙、咖啡館。今日佇立於虹口的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揭櫫了一個苦難民族的經歷。而德國則有藝術家進行多年的絆腳石計畫──走在柏林的街上，時不時會發現地上的石子路添上一顆金色的小銅磚，上面銘刻著罹難者的姓名、生日、被送往集中營的日子與死期。小銅磚作為紀念碑，就設立在罹難者家門口的地面上。我相信無家可歸、無墓可棲地幽魂必定時常在此徘徊。有時在回家的路上，若下起雨來，你會發現整條街的地面竟閃耀著金色的光。有些孤伶伶地孑然一身被帶走，有些則成雙，還有一些是一家人。全德國就這樣，六百萬人就此消失，許多老舊的房屋，有著一個又一個的家族故事。當我們爬上階梯，那一步又一步踩踏於木頭的聲音，可以讓人輕易想起書中的情節。蓋世太保的腳步聲、汽車疾駛於安靜街道的聲音。還有舊式建築因隔音技術尚未發達，給予躲藏莫大的挑戰。

翻譯這本書的過程，心情不僅隨之跌宕起伏，我的靈魂似乎全被猶太抓住了。或許是他們的靈始終存在，而我透過翻譯形成感應。卡夫卡最後一篇小說〈約瑟芬、女歌手或者耗子的民族〉（1924）當中這樣描述：

我們的生活非常不安，每日皆帶來意外、惶恐、希望與怖懼，以致於一個人若無友伴可朝夕憑恃，他將不可能忍受這一切；就算得其憑恃，也往往相當艱難。……我族已過慣苦日子、不愛惜自己、易下決斷、知死為何物，只是長期生活在好勇鬥狠的氛圍裡，表面顯得怯懦罷了……大難臨頭的威脅使我們更加靜默。

歐洲自十七世紀以來的排猶運動，直到一九三零年代達到高峰。許多人早早便搭上了輪船前進美國新世界。直到多年後的今天，我才真正意識到這段歷史離我們並不遠，傷口就像這座廢墟中重建幾十年的城市那樣，結了痂而心易碎。

生活在縫隙之中，總有一點光亮。在奧圖‧懷特盲人工坊改建的博物館中，陳列著幾張來自集中營的明信片，上面寫著關於飢餓的暗語——「馬鈴薯大型交易」。這樣懷特先生就會知道，該想辦法寄點吃的過去。柏林哈克夏市場區是盲人工坊與沉默英雄紀念館的所在地，經過英兒‧杜肯的奔走，沉默英雄終於有了自己的紀念館，也讓世界知道那抵抗永遠在。而那膽戰心驚的雙重生活是如何過下去的？唯有縫隙中的光亮，給人明天的希望。

【推薦序】黑暗記憶中療癒與創新的力量　王瑜君
【譯者序】縫隙中的光亮　彤雅立

我戴著黃星星
1.「你是猶太人」
2.變化多端的學校時光
3.十一月九日
4.英國沒有回應
5.在柏林，燈熄了
6.奧圖・懷特的盲人工坊
7.地獄門前
8.「產物清單」
9.隱遁
10.四處藏匿
11.置身「安全」
12.被炸毀了
13.人性的，太人性的
14.納粹及其他
15.古冰來的難民
16.「剩下來的」
17.其後

地獄門前

在地鐵中，一個矮小結實的男人從他的座位站了起來。

「我請您立刻坐下！」他中氣十足，大聲地說，左手指著他讓給我的座位。大部份其他的乘客則假裝什麼也沒有聽見。這班地鐵擠滿了人，就像每個早晨上班前的時刻那般。我只是許多必須站著的人當中的其中一位。當然，要不是我在那天早晨第一次戴上「猶太星」，那麼，這個男人肯定不會讓位給我。

那是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九日，從那天起，我們被迫這麼做。在前一晚，我依照規定將這塊黃色布徽縫在大衣的左胸前。猶太福利局必須給每個猶太人四片這樣的星形布徽，並且收取相關費用。

愛麗與我約好了每天早晨一起去上班。她去懷特先生的辦公室，我當時則去克尼普麥爾先生那裡。我們擔心在外面遇上別人「興之所至」的反應。至於柏林市民，我們並不害怕，況且我也有自己的一些小問題。幾個月以來，我都搭同一班地鐵，進同一個車廂，另一名青年也是如此。我不知道他是誰，我們從來沒有交談過，彼此間卻發展出一種莫名的好感。我只知道他不是猶太人。我承認自己也會擔心，萬一他發現了我戴著的猶太星，他會有怎樣的反應。那天早晨，他證明了我的憂慮是多餘的。戴上猶太星的第一天後，我再也沒看見他。可能是偶然吧，又也許他也會害怕看見這些。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像這位先生這樣的勇氣，強迫我接受他的讓座。當我小聲告訴他這樣違法，會受罰的是我不是他的時候，他只好屈服了。

當我在莫克橋站下車時，他跟著我，問我能不能陪我走一段。這樣總不犯法了。我沒辦法跟他說是怎樣的原因讓我覺得他的陪伴使我很不舒服。幾步路以後，我懇求他讓我自己一個人走，他也這麼做了。那段時間，我在克尼普麥爾公司上班，且絕不能讓辦公室的人看見我戴著「猶太星」。我重複著如下或者類似的動作幾百回——在四下無人的廊道脫下縫著黃星星的大衣，然後穿上沒有縫上黃星星的外套。這樣並非沒有危險，因為若有個蓋世太保特務盯上我，那麼我的命運就會像那些不幸的猶太人一樣，他們在街上被蓋世太保攔下來，用鉛筆檢查黃星星是否穩妥地縫好固定住。他們任意專斷的判決，使猶太人無可避免地被送進了集中營。我必須不斷更換大衣，不只是因為猶太人從那時起除了上下班時間之外，已經不許搭乘大眾交通工具；而且要是我穿上別著「猶太星」的大衣出現在雜貨商理查‧雍漢斯那裡，他就不能再提供食品貨物給我們了。而葛姆茲小姐也將不能收我們的衣服去洗，特別是她總是在週末市集幫我們向固定商家代買肉類，要是她知道我有黃星星，我就沒辦法繼續跟她領取代購的肉品了。當然，我還是繼續聽音樂會、去劇場與電影院。佩戴猶太星的人是不允許去的。

換大衣這種「花招」可一點也不容易。這個招數必須找到一個地方，可以脫掉縫上黃星星的衣服，並穿上沒有黃星星的替代衣物。在一幢建築物當中被認出是猶太人，當然就不能不佩戴它出門。當然，在回到住家的路上，大衣也絕不能沒有黃星星。最「尷尬」的事情往往是遇到了認識的猶太人，他們打招呼或是走上前來，卻沒有發現我沒有戴黃星星。好幾次我都這麼「失禮」，我假裝沒看到他們，很快地走掉，而沒有回應他們的招呼。

「我拜託妳不要這麼誇張。」我的母親苦苦哀求。「只有在不得不的時候，才能把黃星星取下來！」

我答應了她；但是沒有黃星星，我的日子當然比較舒服。

就像其他的猶太人，有時候會有非常愉快的經歷。我還記得，在地鐵中、在街上，大多時候是在熙來攘往的城市裡，有時會有不認識的人就這麼走上前來，放進一些東西在我的大衣口袋裡，表面上卻假裝看著另一個方向。有時那是一顆蘋果，有時是一塊肉，總之就是猶太人不能公開取得的東西。然而「猶太星」也造成了某種帶著歧視的疏離。我感到那就像是在臉上戴著一只面具。有些人帶著恨意看著我；另一些人則流露出同情的目光；還有一些人看見我，眼神會馬上逃開。

我還記得這種「被盯著看」的感覺有多麼難以忍受。那次是在地鐵站，我們在等火車。一個女人不斷地靠近我，盯著我看。最後我沒法忍受，就抬頭問她：

「您大概從來沒見過猶太女人吧？」她馬上臉紅。「那麼您就好好地看一看我。我不反對您這麼做。」這個女人於是轉過頭去，什麼也沒說。

另一回是在我與母親去購物的途中。那時是冬天，下著雪。忽然有人抓住我的袖子，然後將掃帚放進我母親與我的手中，命令我們：「把街道掃乾淨！」我們聊天聊得太忘我，以至於沒看見其他的猶太人已經被擋下來要求鏟雪。於是我堆起笑容，母親則建議一邊唱歌，一定要心情好，工作才會順暢。此外，我們也會用手勢暗示其他靠近的猶太人，請他們最好走別條路。過一會兒，那位納粹又失去耐性，於是將掃帚從我們的手中搶走。

「你們給我滾！」他對我們喊道。

最慘的是猶太小孩，他們六歲起便必須戴上「猶太星」。因為就算是小孩也會像大人一樣施展暴力，煽動對猶太人的仇恨，非猶太小孩時常見到猶太小孩就毆打他們，除非他們的父母有勇氣教導孩子改正已經習得的歧視猶太人的觀念。我不只一次打過非猶太小孩，好讓猶太孩子們有機會逃脫，這樣放肆的舉動，對我自己而言並不是不危險，它的危險程度不亞於走在路上沒有戴黃星星一樣。

每天下午四點到五點之間，猶太女人們會蜂擁至柏林某些區域去購物，這是她們唯一可以購物的時間。誰有能力在一小時內完成購物？尤其是那些還有許多猶太人聚居的區域。猶太女人在一家又一家的商店間疲於奔命，這種蜂擁而至的狀態使得商店老闆無能再偷偷塞點東西給老顧客。然而，他們時常找到方式幫忙。人有適應環境的能力，我們也做好了應對措施，我們總是能找到出口。但是很明顯的是——柏林猶太人的狀況越來越艱辛，傳聞有些可怕的事情發生，那是針對猶太人的，那些事情不斷增加，使人越來越不安。我請求母親不要用這些「猶太口語廣播」的口號來打擾我，那些消息是她從福利處那邊聽來的。我一點也不想知道。

「可是也許這些傳聞是真的。」我母親這樣認為。

「如果我事先知道，然後讓自己害怕，這樣有什麼用？」我振振有詞地說。然而有一天，這種傳聞強迫我直接面對一場可怕的衝突。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猶太教會的職員海夫特先生衝進了懷特先生的盲人工坊；他的具體職務是什麼，我已經忘了。他的神情混亂，可能人家跟他說過了什麼，而他完全無法明白。他要求即刻與懷特先生說話。他們已熟識多年，我也知道懷特先生經常偷偷塞給海夫特一些東西，比如指甲刷或是小掃帚，因為他也無法取得其他的必需品。海夫特消失在懷特先生的辦公室裡。幾分鐘後，懷特先生喚愛麗過去。過了不久，她離開他的辦公室，臉色一片蒼白。她步履極其緩慢地走回自己的辦公桌，環抱自己的桌燈，像在擁抱，然後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裡。

「怎麼啦，愛麗，我的天，妳倒是說些話！」我逼迫她。我感到有些可怕的事情發生了。等她慢慢地回過神來，她說：「今晚會有幾百個猶太人從家裡被帶走，送到東邊去，到集中營。」我不願意相信。

「這是真的嗎？這一定又是那些奇怪的傳聞吧。」我不耐煩地說。

「不是，真的不是，海夫特先生知道這件事情。猶太教會的職員必須協助運輸。」

然後，懷特先生與海夫特先生出現了。

「我們被禁止說出這些事。可是我沒辦法再沉默了。我必須找到可以信任的人。」他絕望地繼續說。他的眼睛因為過度疲憊而顯得渾沌呆滯，淚水同時在眼眶裡打轉。「請您務必，務必不要告訴別人！」

韋納‧巴許的妻子也在猶太教會上班，她一點也不相信這件事。但是海夫特先生只有讓幾個人負責這件事情，並且要他們絕對保密。

我想知道更多。為什麼？什麼時候？誰？如何進行？海夫特先生近來緊張地四處奔忙，他的回答有些不知所云，大概是說所有將被驅逐出去的人，最近都收到了猶太教會寄出的單子，要他們詳列所有產物，包括床單或地毯數量。¬他們必須將這張清單填妥寄回教會。

「我的天，霍恩斯坦太太。」我猛然想起她。我們驚訝於霍恩斯坦小姐竟然收到了這張單子，而我們四個都沒收到。霍恩斯坦太太是個六十五歲的寡婦，她住在歐嘉阿姨家的前廳。當她給我們看這張表格的時候，我們一點興趣也沒有：

「我們一定也會收到吧。」大概是三個星期前的事。關於這張單子，沒有人多想。

我們幾個人，包括懷特先生與愛麗、巴許先生與我，大家在那天早上都沒辦法繼續工作。我們不斷猜想與討論。我們得知的事情簡直難以想像。怎麼會是勞動營呢？像霍恩斯坦太太這樣六十五歲、已經不再健康的老太太，就要被送進勞動營？也許事情搞錯了，應該會很快更正吧？也許這個不可想像的消息根本不是真的。

「今天晚上千萬不要在八點以後出門。」懷特先生知道我愛玩，特別警告我：「要是八點以後門鈴響了，一定要穿上有黃星星的大衣。」猶太人必須依照規定，在家裡也要佩戴黃星星。

我一路跑回家，然後告訴母親今天聽到的事情。她一點也不信——誰會去相信呢？但是到底要不要告訴霍恩斯坦太太這件事情，我們討論了好幾個小時。怎樣才是對的呢？她會不會在那裡擔驚受怕好幾個小時？也許這根本只是諸多傳聞的其中一個，只是傳聞而不是真的。那要是真的遇上了呢？她能夠事先有所準備嗎？顯然不行。這些討論延續了好幾天。也許她可以逃跑。如果是這樣，那蓋世太保就會開始抓她，而我們就得負責。可是一個這樣年紀的婦女，行動有些遲緩，不是非常健康，這樣一個只為自己孩子與兒孫而活的老太太，她才不會做像逃跑這樣的事情。

八點多一點，門鈴果然響了，我感到那聲音霸道且令人戰慄。我母親癱坐在那裡。她不出聲地跟我耳語：「我的天。」站在門口想要進來的人是誰，已經一清二楚，我於是穿起我的「猶太星」外套，然後去開門。在我面前，站著兩位穿著灰絨大衣的高大男人，他們問：

「有一位克拉拉‧莎拉‧霍恩斯坦是不是住在這裡？」我指著她的房門，然後走回母親那裡。

「我們得跟歐嘉阿姨說。」她說。

「不可能！怎麼可能！」她聽完我們說的話以後，吃驚地大喊。老太太渾身顫抖地坐到我們身邊。這時候，我們滿心害怕，只敢細聲耳語，並且激動地聽周圍所有的聲音。我們的房門並沒有關緊。我已經不知道我們還能在這裡坐多久。在霍恩斯坦太太的房間裡，除了許多人的腳步聲之外，我們什麼也聽不見。然後我們聽見她的聲音，她喊著歐嘉阿姨的名字，歐嘉阿姨震驚地起身，躊躇地走到門邊。她站在門邊喊道：

「是，有什麼事嗎？」

霍恩斯坦太太非常小聲地說，她會被帶走。更多的她就不知道了。可以的話，她會盡快與她聯絡。其中一個男人似乎想要打破大家的幻想，迅速補充道，這個房間會被查封。被貼上封條的房間是不准進入，也不准從中偷竊物件，否則將依法處罰，然後他們就把霍恩斯坦太太帶出門了。我們只聽見大門砰一聲關上，樓梯間傳來靴子響亮的步伐，以及霍恩斯坦太太微小卻急促的腳步聲。然後，我們便什麼也聽不見。一切復歸寂靜。

我母親與我從黑暗的房間走到廊道。歐嘉阿姨整個人像被釘住一樣，站在那裡一動也不動。她豐腴的手臂從她沉重腫脹的身軀垂下來。她的腦袋彷彿只剩下驚詫，嘴巴半開似要叫喊，卻從未喊出來，她的雙眼盯著我的母親看：

「艾拉，」她終於喊出聲，衝上前去擁抱她。「這裡發生了什麼事？」我的母親再次簡短地跟她說我們那天早晨之後知道的事。那時候老太太不是不明白，就是不願理解。

我受不了這一幕。「我們一定要做點事情。跟別人通知這件事，做些什麼都好！」我不斷地喊。這時，門鈴又響了兩聲。那是施洛德小姐，我們的女門房，她也看見霍恩斯坦太太被帶走了。這個始終穿著圍裙的矮胖女人衝進了我們的屋子。

「他們要對霍恩斯坦太太做什麼？剛剛這裡發生了什麼事？」我們把來龍去脈告訴她。這個老女人緊抓著廚房桌子。她站在那裡，低著頭聳著肩，然後放聲大叫：

「罪犯！謀殺者！」我們沒有辦法讓她靜下來。

我說，我們有義務通知霍恩斯坦的子女，大家都同意了。但是要怎麼通知呢？猶太人沒有電話。施洛德小姐會幫我們做這件事情嗎？她驚訝地拒絕了。

「不行，不行。我不能自己去找這些人，跟他們說你們的母親被拖走了。這太可怕了。」施洛德小姐喊道。最後她答應陪著我一起去。這天晚上，我一點也不擔心八點以後在街上走會被抓，因為蓋世太保有其他的事要忙。

今天我已經不知道，那時我是怎麼說出這些事情的。霍恩斯坦太太的女兒與女婿沉默聆聽不發一語。我們推託說晚上不能在街上露面，很快地又離開了他們家。我們在外面不顧一切奔跑，甚至忘了速度有多快。那晚的天空沒有月亮，四周一片黑暗。

第二天早晨，坊間很快開始有傳言列維索街的猶太教堂裡，被捕的人正等待被送出去。意思就是我們還可以送東西給他們。但是後來卻又傳出最悲慘的傳聞——他們身上的東西無論如何都會被沒收，他們被打、也沒得吃。霍恩斯坦太太的女婿來找我們。他知道他不能進霍恩斯坦太太的房間。但不知怎地，他想至少到她的房門口站一會兒，最後一次感受並且環抱她的存在。身材矮小的他安靜地站在那裡。話語從薄薄的嘴唇流露出來，他說自己到過列維索街那邊，想轉交一些食物給母親在路上吃。一如其他知道自己親戚在猶太教堂的人一樣，大家都被拒絕了。「我們會好好待她。」猶太教會的一個職員這樣說。「大家不必感到不安；她會以所有對待人類可能的方式被對待。」他們這麼說。

十月十七日，我們趁著天黑去了一趟猶太教堂。我們在街道的另一邊，不敢更靠近。我們看著猶太教堂，除了幾扇燈亮著的窗，我們什麼也看不見。在這樣的一天，教堂難得沒有活動。過去二十四小時在這裡發生的事情，我們也只能預想。一如大家知道的，有一千多人被關在猶太教堂，等待被送走。大部分是六十五歲以上、無法工作的人。我們倆想到自己還有工作，不禁鬆了口氣，同時也感到羞恥。把我們與這些人分隔起來的，不只是眼前教會的牆壁與守衛。裡面的人們以一種不真實的方式與我們分別開來。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八日，從柏林到洛茲的第一批人員運送完畢。幾週後，我們收到一張印好的卡片。「我過得很好。我在洛茲。寄包裹給我。」卡片上面有一組號碼；這組號碼應該也成為她手臂上的刺青了。

是的，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持續寄了包裹。她應該會收到麵包、乾果，以及我們省吃儉用留給她的東西。但我們卻從未收到她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