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現代史卷九：後戰後社會

泡沫經濟破滅、自民黨長期單獨政權結束，以及阪神‧淡路大地震與奧姆真理教等事件發生……日本在沉醉於經濟高速增長的美夢後，將迎來怎樣的前景？
連合赤軍、“安保”鬥爭、反越戰和平運動、婦女解放運動、沖繩反美軍基地運動……諸多社會運動為何越來越激進？
少子化和老齡化、家庭凝聚力的削弱、文化移民、企業走向亞洲……“失去的十年”給日本社會帶來了哪些深刻的影響？
將日本從“戰後”拯救出來的是美國，而導致日本再度陷入“二次戰敗”的也是美國。從一九七〇年代到一九九〇年代，日美關係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這些是一九七〇年代至今日本戰後體制在經濟、文化、社會、軍事等領域趨於崩潰和解體的表現。本書作者把這段時期的日本稱為“後戰後日本”，在書中對日本後戰後社會的形成和變化過程作了論述，並對日本的未來作了展望。

吉見俊哉（Shunya Yoshimi）
1957年出生於東京都。1987年，東京大學大學院社會學研究科博士課程學分修滿，退學。現任東京大學大學院信息學圈教授。專業研究領域為社會學、文化研究及傳媒研究等。出版著作：《都市連續劇》《世博會之政治學》《傳媒時代的文化社會學》《“聲音”的資本主義》《現實的轉換》《傳媒研究》《大眾傳媒研究》《世博會幻想》《傳媒文化論》《親美與反美》等。

譯者簡介
李振聲
1957年出生，無錫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學術著作主要有：《季節輪換：“第三代”詩敘論》《書架上的歷史》《詩心不會老去》等；譯著主要有：《蘇門答臘的郁達夫》《夢十夜》《虞美人草》等。

所謂歷史，與其說是時間性的，毋寧說更是空間性的。各種各樣的經驗與各種各樣的地域彼此關聯在一起。統治、反抗、威脅利誘、剝削壓迫、交流、合作、遷移，諸如此類，它們被以無限多樣的方式，關聯、糾結在了一起。所謂歷史，便是對這一空間所作的盡可能廣泛的記述，單一的「通史」並不存在。

我認為，在現代的每一個階段，國民國家與帝國、殖民地及資本主義之間，都會有諸多巨大的體系與組織在那兒蠢蠢欲動著，並發出驚天動地的聲響，而諸如所謂的日本史，便作為一種連續的時間性的歷史，從這中間浮現了出來。正因為如此，日本史的存在，或許根本就帶有某種虛構性，是被作了抽象化處理的。因而，人們在談論日本史的時候，須得對這份抽象的危險，保持必要的敏感。

構成本書主題的，是曾經被這樣建構起來的日本現、當代的時間和主體，其自我崩潰和瓦解的整個過程。雖然全球化是促成這一過程的最大契機，但從國內的立場看，貫穿整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開發，即由地域開發到休閒遊樂場地的開發，這一潮流曾致使列島的自然生態遭受了嚴重破壞，而產業也因此而被逼至空洞化的窘境。家庭層面上，將自己封閉在廣袤千里的郊外的四世同堂式的大家庭，致使年青一代的內在精神自我趨於空洞。新自由主義則打破了「富裕」的幻想，並向我們強行出示了一個兩極分化的「差別」性現實。

從「戰後」到「後戰後」的輪迴，並非是同一個日本史內部的階段性的變遷，毋寧說，是上述那種歷史主體的不證自明性所呈現出的動搖，以及正趨於空洞化。雖然我們並不想放棄談論「歷史」的實踐和體驗，但我們所置身的卻是一個「日本史」已變得難以成立的時代。

因而，本書並不打算依照平日所司空見慣的思路，即「美元危機與石油衝擊」、「日中邦交正常化」、「從高速增長到穩定增長」、「從昭和到平成」、「泡沫經濟與平成蕭條」、「五五年體制的崩潰」，諸如此類的帶有時間的連貫性的變化軌跡來談論歷史，這是因為考慮到，那種所謂的連續性，其本身實際上正是需要被追問的。自七十年代中期以來，此類在以往一直被當作連續體看待的歷史是如何被解構了的？本書嘗試從多個方面就此加以思考。整個研究雖力求謹守政治史、經濟史記述的畛域，但還是期待著各個領域的專家，能以其他的方式，就這些問題重新加以探討。

最後，謹向編輯部的上田麻里氏表示由衷的感謝，儘管允諾的脫稿日期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延遲，但卻依然極為耐心地與著者保持溝通並給予支持。本書終於得以上梓，這完全是上田氏的功勞。

── 吉見俊哉

前言
第1章 左翼終結
 一、淺間山莊事件與一九七○年代
 二、「運動」大眾的終結
 三、反越戰和平團體與婦女解放運動、反「復歸」論

第2章 富裕幻影
 一、經濟高速增長的巔峰
 二、消費社會與都市年青一代
 三、從「重厚長大」到「輕薄短小」

第3章 家庭消解？
 一、日本人意識的變化
 二、郊區化與四世同堂大家庭的閉塞
 三、走向虛構世界

第4章 地域開發的孑遺物
 一、從反公害，到環境保護
 二、地域開發與休閒地開發的結局
 三、農村解體與對地域自治的摸索

第5章 「失去的十年」間
 一、震災、奧姆真理教、泡沫經濟的破裂
 二、從國鐵民營化，到郵政民營化
 三、日益擴大的等級差別

第6章 立足於亞洲視點的後戰後史
 一、企業走向海外與產業空洞化
 二、「海外」經驗、「日本」消費
 三、對「戰後」的重新追問與日美關係

尾聲
後記
參考文獻
大事年表

第1章　左翼終結

一、淺間山莊事件與一九七○年代

遊覽勝地邊緣

坐上前往長野的新幹線，從東京出發，只需一個來小時，從輕井澤站下車，走出舊輕井澤街市對面的南出口，那裡鱗次櫛比的一流品牌商家，多得令人頭暈目眩。這一經營著輕井澤普林斯頓賓館的直銷折扣店購物中心，匯集了來自世界各國的一流品牌商家，每逢週末或是遊覽旺季，前來購物的客人總能滿載而歸。所謂直銷折扣店，實際上便是一流品牌的店家，對過了流行季節的商品作削價處理，以便消減庫存量。海外一流品牌是日本人所夢寐以求的，八十年代以來，專門銷售此類商品的店舖，也便開始彰顯在了人們的眼前。於是，打著諸如只需花費很少的錢便可買到一流品牌的商品的廣告招牌，將不下數百家的店舖匯集在了一起的超級大型購物中心，便在輕井澤、御殿場、泉佐野，高速公路出入口附近及遊覽休閒地，被絡繹不絕地修建了起來。

八十年代以來，消費的社會化在日本被不斷地推進著，直銷折扣購物中心，便是以商品的檔次來劃分社會的等級，並以此作為象徵，將促銷一流品牌的消費推向極致的一種大眾性的形態。在讓人不知饜足地從高檔商家購買到便宜商品的同時，也讓他們憧憬和渴望著的那種本來惟有在海外旅行中才能體驗到的漁獵一流品牌的感受，那種非日常性的感受，由此而變得日常化了。它讓人們從它這裡真切地感受到了一個如此龐大的消費群體的存在。

輕井澤南口的直銷折扣購物中心，是日本國內體量最大的一處。再往南去的那一大片地面，則為「輕井澤七十二高爾夫」球場所佔有。這片土地原先被稱作「地藏之原」，是塊濕地，戰前即已為堤康次郎所購得，被用作賽馬場和飛機場，後來才修建起了高爾夫球場，並在我後面將講述到的淺間山莊事件發生的前一年開業，翌年，即發生山莊事件那一年的一九七二年，經由擴建之後，則成了一個擁有七十二個球穴的高爾夫球場。

由該高爾夫球場再朝外延伸，周邊便是人稱LAKE NEW TOWN 的大規模的分售別墅區域用地。據經營該別墅用地的LAKE RESORT 會社的統計，如今，即二〇〇七年，整個別墅用地的規模，約為東京都中央區一半大小，達四百四十一萬平方米，分售別墅的數量為三千處，管理別墅的數量為一千七百處。別墅地的入口處，則有一個模擬歐洲萊芒湖、竭盡附庸風雅之能事的人工湖，按法國古城仿造的一家三越時尚館，也已於一九七四年開業。據他們說，七十年代，新城區的分售地塊，在輕井澤屬於價格便宜的別墅，經由全國境內的三越百貨店，已相繼為顧客所購買。

這麼說，輕井澤的南側，與戰前即已開始開發的北側迥然相異，是一片在戰後經濟高速增長以及隨之興起的休閒旅遊熱過程中，被相繼大規模地開發出了賓館、大型購物中心、高爾夫球場及別墅分售地塊的區域。

一九七二年二月，作為新左翼運動的悲劇性的終結的象徵，被電視作了劇場化處理的事件，即連合赤軍的淺間山莊事件，便恰好發生在這LAKE NEW TOWN 中間，這塊其後不久便拓展成了類似於跨度甚大的主題公園空間的地域的一角。

轉向後戰後的臨界點

那麼，這淺間山莊事件，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此一連合赤軍事件，通常包括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二年間的兩件事情，即山嶽基地發生的一起集團性濫施私刑與殺人，以及在淺間山莊與對手警方機動隊間的槍擊戰。如果按時間順序來梳理，那麼，先是稱之為「總括」的、即對十二同伴施暴並將之殺害的殘忍事件，其結果，便自然引發出淺間山莊的槍擊戰。據該事件當事者自己的供詞，山莊槍擊即是由集團性殺害同伴的事件所引發，這一點是明白而又順理成章的。隨事件全貌趨於明朗，就連明確表示支持淺間山莊槍擊戰、認定它是反抗體制的革命行為的學生運動的參與者們，也都不得不緘默無語了。連合赤軍事件的發生，象徵著始於六十年代的新左翼運動的決定性的失敗。

正如為其後諸多的現場查證和核實工作所揭明了的那樣，這一連合赤軍事件，便是六十年代的青年的感性與運動，將業已內在於自身的邏輯推向縱深時，所導致的一個可能性結局。成了「總括」犧牲品的遠山美枝子和金子美緒等人，當然，也包括事件的主犯永田洋子和森恆夫在內，他們的心情，喚醒了連合赤軍的一撥人，而人數較之六十年代的那代人要遠為眾多的年青人們，也與這樣的心情是相通的。揭明這一同時代性，並進而弄清楚，將他們追逼到那種悲劇性結局的，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歷史狀況和群體性邏輯？這一過程，便表明了由戰後轉換為後戰後的一個臨界點。

連合赤軍的誕生

當時的歷史狀況便是如此，而作為事件當事者的連合赤軍，即是隨永田洋子、坂口弘等人的第二代革命左派及森恆夫等人的第二代赤軍派的相繼被捕，被追逼得走投無路，這才於一九七一年合併、誕生的一個組織。

一方面，革命左派是由原「社學同」（社會主義學生同盟的簡稱）的河北三男等人，聯手匯合起被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日共開除出黨的原日共神奈川縣委員會中的部分成員，所建立起來的一個組織，他們深受毛澤東思想的影響，將反美基地的鬥爭作為自己的主要目標。在隨後從河北手中接過了實權的川島豪的領導下，一九六九年九月，以阻止愛知揆一外相訪美的鬥爭作為契機，他們傾其全力，傾向於暴力抗爭，展開了諸如從工程現場盜取甘油炸藥這樣的過激行動。川島則因此而遭到逮捕。繼川島之後的永田、坂口等第二代革命左派，則籌謀襲擊警察，奪取槍支，闖入槍械店舖劫掠槍支、彈藥，越發奮勇地走上了這一過激路線。

另一方面，赤軍派這邊，則由鹽見孝也等人所組成，他們是從六〇年安保中曾領導過全學聯的共產主義者同盟中間，因主張更為激進的武裝鬥爭而分裂出來的一派。赤軍派的基本特徵，他們的世界革命的路線，與其說是準備將實力消耗在與日本國內的官廳、警察的抗爭上，還不如說，是在更希望與海外諸多革命勢力緊密攜手並進這一點。他們計劃將自己的同伴送往海外革命基地，讓他們在那兒接受遊擊隊訓練，從而構築起一個全球性的網絡狀的武裝格局。為此，一九六九年的秋天，因抗爭而遭到大範圍逮捕之後，一九七〇年的三月，作為該組織中樞的田宮高麿等人，遂以策動綁架日航「澱號」飛往北朝鮮的劫機事件而震驚了全世界。不久，重信房子等人也離境前往巴勒斯坦，在PFLP（解放巴勒斯坦人民戰線）基地籌建日本赤軍。

諸如此類的，主要成員或是被捕入獄，或是向海外基地轉移，致使國內的赤軍趨於空洞化，那些殘留在國內的同伴，遂不得不接受第二代領導森恆夫的指揮。森恆夫在宣佈「出於革命目的，搶劫是可以被允許的」這類極為怪異的「徵用、動員邏輯」的同時，指揮手下襲擊郵局、銀行，奪取資金，然而，這麼一來，也便致使被逮捕的同伴有增無減，整個組織陷入了被窮追猛打的窘迫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