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女詩人薛濤在美國的譯介（簡體書）

《唐代女詩人薛濤在美國的譯介》全面、系統、深入地對中唐女詩人薛濤及其詩歌在美國的翻譯及介紹進行梳理，并探析不同譯者對薛濤詩歌翻譯的動機、目的、方法及譯詩影響；審視20世紀美國文藝界（小說界）關于薛濤的小說及其他寫作，探討他們對薛濤的自我書寫和解讀；探究薛濤文化一個世紀以來在美國的影響及接受，主要聚焦薛濤詩歌中的文化現象、薛濤詩箋文化及薛濤身份文化的影響及接受。

章 緒論
關于薛濤
薛濤在亞洲的譯介
薛濤在歐洲的譯介
薛濤譯介研究的方法及范圍
薛濤譯介研究的意義

第二章 薛濤在美國的譯介概述
薛濤詩歌在美國的譯介
薛濤文化在美國的譯介

第三章 薛濤的譯介者及其英譯本
魏莎與《芳水井》
肯尼迪與《我是你的思魂》
拉森與《錦江詩》
其他譯介者及其譯詩

第四章 魏莎《芳水井》評析
詩題翻譯評析
二十首譯詩評析
魏莎譯詩小結

第五章 肯尼迪《我是你的思魂》評析
詩題翻譯評析
二十首譯詩評析
肯尼迪譯詩小結

第六章 拉森《錦江詩》評析
譯題翻譯評析
二十首譯詩評析
拉森譯詩小結

第七章 薛濤譯詩中文化意象的譯介
意象及文化意象
文化意象的失落與變異
文化意象的詮釋與創新
譯者與薛濤詩中文化意象的譯介

第八章 余論
薛濤三個英譯本特點比較
薛濤譯介研究延伸

本書中的薛濤文化，指的是薛濤詩歌中的文化現象和與薛濤相關的文化現象，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薛濤詩歌中的文化，其二是指薛濤詩外的文化。具體來講，薛濤詩歌中的文化，是指與薛濤詩歌有關的文化，即從薛濤詩中溢出的唐代詩學文化、社會歷史文化、民俗文化等；薛濤詩外的文化則指獨立于薛濤詩歌但與薛濤密切相關的文化現象，比如唐代歌妓文化、制箋文化、幽靈文化、書法文化乃至幕府文化，等等。
薛濤詩中的文化，是隨著薛濤詩歌的翻譯解讀而被譯介到美國乃至英語世界去的唐代文化及中華文化。首先，薛濤詩歌本身，即體現了中國唐朝的詩學文化乃至中國的詩學文化，因此，在翻譯薛濤的同時，部分譯者也把薛濤詩歌中所體現的唐代（特別是中唐）詩學文化譯介給了美國學者及普通讀者。這樣的譯介者有魏莎、肯尼迪、拉森等，他們在翻譯薛濤詩歌的同時，也把唐詩文化抑或中國詩歌文化介紹給了讀者，比如唐代詩學傳統、中國詩歌的格律形式、唐代詩人的唱和文化等，如五言絕句、七言律詩，唱和詩等；其次，薛濤詩歌中時時展現了其時的社會歷史文化景象，正如紀昀等人所評，其詩歌“無雌氣”，少有怨婦閨閣之作，透出須眉的大氣大概。她有一部分詩歌關注社會民生、邊關戰事，比如《賊平后上高相公》《籌邊樓》等，她體諒守邊戰士的艱辛，有感到尷尬的詩句：“卻將門下曲，唱與隴頭兒”，她放眼“籌邊樓”的雄偉，“平臨云鳥八窗秋，壯壓西川四十州”……這些詩歌的譯介，也同時把中國當時的社會歷史景象復制到了西方讀者面前。再次，薛濤詩歌中富含典故、充滿文化習俗等意象，對這些典故和文化意象的譯介，也同樣把中國古老豐富的文化習俗、傳說典故介紹給了英語世界的讀者。比如“竹郎廟前多古木”“山色未能忘宋玉，水聲猶是哭襄王”“不結同心人、空結同心草”，等等，這些詩句中的竹郎（廟）、宋玉、襄王、同心草，無不與中華文化習俗或典故關聯，這樣富含文化意象的詩句，在薛濤的詩中信手拈來，因此，從這一方面看，譯介薛濤的詩歌，同時也譯介了中國傳統文化。
薛濤詩外的文化，也是薛濤受到美國譯介者和讀者青睞的原因。薛濤開始固然是因詩歌而被美國文人譯介，但是，這位唐代首屈一指的女詩人是如此豐富多彩，她的世界不僅僅是詩歌。在譯介薛濤詩歌的同時，薛濤的身份、薛濤所制作的箋紙等，也是譯介者的興趣所在，是西方讀者接觸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渠道。特別是薛濤身份，是美國譯介者譯介薛濤時感興趣的一個方面。薛濤的女性詩人身份、營妓身份、女冠詩人身份、校書身份，制箋者身份，等等，都是譯者們探究中國女性文化、中國藝伎文化、女冠詩人文化及校書文化等的一個途徑，薛濤的主要詩歌譯者魏莎、拉森等，都特別關注其身份文化，在其詩歌翻譯的前言后語中幾乎都要提到或評說薛濤的女詩人性別、薛濤的營妓及道冠生涯，薛濤英詩的編譯者，也大多把薛濤列入“妓女詩人”或女冠詩人一類，而有些評論者，直接就把薛濤定位為“妓女詩人”，如美國當代漢學家宇文所安就是這樣①。總之，關于薛濤的身份，用薛濤譯介者拉森的話來說，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譯介者更關心的不是她詩人本身的身份，而是其女性身份、營妓身份及女冠詩人身份，不管這后面的原因如何，對薛濤上述身份的譯介，無疑幫助了中國身份文化、特別是女性身份文化在國外的譯介。
薛濤為美國譯介者所樂道的另一個顯著方面，是其制作的箋紙薛濤箋，又被稱為松花箋、紅箋、十色紙等。其實，薛濤是以其“松花箋”在美國的文壇詩壇初次登場的，是20世紀初紅極一時的美國意象派詩人艾米·洛威爾及漢學家埃斯考夫人的《松花箋》一書把薛濤推上了美國詩壇、推到了美國和西方讀者的面前。在這本中國古詩英譯集中，雖然未收入薛濤本人的詩歌，但該書以《松花箋》為書名，本身就宣揚了薛濤及其故土詩人們用以寫詩填詞的箋紙文化，更何況，在本書的章中，埃斯考夫人還不惜筆墨，專門用一個段落來解釋書名的由來：“在九世紀的四川成都府，有一位叫薛濤的藝伎，聰慧能詩，薛濤把紙張浸入溪水中，制作十色紙并作詩其上……這種十色紙有可能就是松花箋，而薛濤住所旁的山間溪流，被稱為百花潭”②。雖然埃斯考關于松花箋就是薛濤十色紙的推斷有學者認為有誤，但薛濤所制作的精美箋紙，她在溪邊制作箋紙的姿態，她作詩其上的浪漫，都被傳譯給了美國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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