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中國史3：世界性的帝國‧唐朝（簡體書）

陸威儀（Mark Edward Lewis），1954年生，師從何炳棣，畢業于芝加哥大學。美國著名中國古代史專家，斯坦福大學Kwoh—Ting Li（李國鼎）中國文化講座教授。他的研究關注中國文明的不同方面，尤其擅長從政治和社會層面考察中國問題。著有“哈佛中國史”叢書中前三卷《早期中華帝國：秦與漢》、《分裂的帝國：南北朝》《世界性的帝國：唐朝》，以及《早期中國的寫作與權威》《早期中國的空間構造》等。

張曉東，歷史學博士，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上海鄭和研究中心兼職助理研究員，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現代史”創新型學科團隊成員，專攻中國運河史、中國軍事史和東亞海洋史、海上絲綢之路問題，以及當前海洋地緣戰略問題。著有《漢唐漕運與軍事》《漢唐軍事史論集》等。

馮世明，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歷史系講師，研究方向為漢唐史、中國古代民族史。

第１章 寫 作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出類拔萃的文學朝代，以偉大的文人和卓越的詩文著稱。這個時期最重要的詩人王維、李白和杜甫，幾乎被公認為是中國最偉大的作者。唐代的短篇小說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雖無法與詩歌相比，卻是第一批帶有自我意識的藝術性虛構作品，它們將人的經歷的重要方面引入中國文學中。考慮到小說在隨後歷史上的重要性，唐代小說，尤其是唐代傳奇，標誌著重大的文學發展。

韓愈和柳宗元等人的散文成了隨後此類體裁所有作品效仿的物件。散文創作背後的理念是：文學風格是哲學思想和道德秩序的基礎，因此相較於其他任何作品而言，散文更清晰地體現了唐代的一種特殊景象，其中文學、思想和政治難以分割地糾纏在一起。

初唐詩的基調和辭藻

在漢代，詩歌是宮廷創作的產物，其內容或褒貶或揭露國家的道德狀況。南北朝時期，這種說教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起初，詩歌通過與國家及其道德標準的分離而被解放出來。這一過程中詩人發現了許多主題，精心創作了關於隱逸（脫離現實世界）、風景和道教哲學的詩篇。然而，5 世紀晚期之前，南方的宮廷和貴族名流支配著詩歌，擁有長期文學教養傳統的世家大族認為只有他們才有資格評論詩歌的優劣。大多數詩歌不過是優雅的消遣和精英們宴樂的一種方式，在那裡儒家道德說教和隱士的遺世獨立都是不可容忍的粗鄙。

隋和唐初的詩歌繼續著南朝的宮廷傳統，大部分寫作于首都或者秦王府的文學館裡。創作以一種社交活動的方式出現，其中題目、措辭、結構和場合都受到嚴格限制，精英們比賽看誰能夠最迅速地完成設定主題和押韻的詩，獲勝者得到獎勵，而最慢的那個支付罰金。詩歌創作的主題或是模仿有固定模式的樂府詩，或是讚揚廷臣日常生活中的物品或者某一特定事件。用詞是有限制的，偏好典故，而日常用語的使用則被視為是粗鄙的。修飾部分更喜歡簡明和間接的示意而非直率的敘述，正如虞世南的詩《春夜》所寫：

春苑月裴回，竹堂侵夜開。

驚鳥排林度，風花隔水來。

韻律規則闡明了音節數量、對仗的運用，以及聲調模式。

這些刻板的要求使詩歌變為可習得的藝術，任何受過訓練的人都可以迅速地創作出應景的詩。然而，掌握這個技巧需要持久的學習，大家族的子弟在這方面具有優勢。作為富有教養的一種標誌，他們幼時就接受教育，學習如何寫出精妙而得體的文章。詩歌的評價完全取決於規則運用的好壞，與眾不同的表達並非優點。創作稱頌上層的詩歌是迎合宮廷特別有效的方式。宮廷詩矯揉刻板的特點激勵了關於詩歌知識和文學參考書目的百科全書的編纂，於是廷臣們可以快速地找到符合任何詩歌主題的詞句和想法。

因為詩歌與政治相關，統治者自身也參與到詩歌的評價和創作中。南朝陳和隋的最後一位皇帝都是著名的詩人，學者指責他們對文學的嗜好，認為他們因此而不理朝政致使王朝覆滅。然而，即使是中國最進取的統治者之一唐太宗，也留下了大量的詩篇。作為一位來自西北部的軍事家，他努力像那些有教養的官員一樣寫作文雅的詩。有時他還運用皇帝特權將大臣出色的語句納入自己的作品中。之後的皇帝，雖然沒有如此多產，也熱心於詩歌的贊助和實踐。

初唐詩也寫作於小酒館或私家宅邸舉行的宴會上，以送別友人或進行社交應酬。這樣的“宴遊”詩從3 世紀開始就已經被創作並彙編為詩集，唐代此類的詩集不下百數。現在僅存的例子表明，那些有抱負的官僚寫作的詩歌與宮廷詩很相似，只是較為樸素。

詩歌寫作的另一個場合是農莊或者田園，它為詩人在矯揉造作的宮廷詩之外提供了另一種選擇。唐早期的詩人之一王績（590—644），在田園中獲得了詩歌的靈感。雖然作為詩人並不具盛名，王績卻是模仿隱士詩人陶淵明（365— 427）的生活和詩歌的第一人。陶淵明放棄官職創作隱士詩，其內容有他在鄉村茅屋的起居、對貧困的忍耐和田地裡的辛勤勞動。這樣的重新發現使陶淵明被冠以“南北朝時期最偉大的詩人”之名，也預示了盛唐將會改寫中國的詩歌史。為了保持陶淵明的模式，王績運用了宮廷詩所沒有的簡單遣詞、直白句法和一種近似整體敘事的風格。

680 年詩歌創作被引入進士考試，標誌著唐詩從宮廷詩向更注重抒情風格的重要轉變。通過考試和親自挑選，武后提拔了一些出身卑微的詩人，這些人後來幫助了很多出身于地方精英家庭甚至是出身寒微的詩人。在這種廣泛的官員群體的影響下，更多的流行體裁，尤其是七言律詩，在宮廷變得受人矚目。

到8世紀的第一個10 年，在地方官府度過的長久歲月也成為了詩人們創作更個性化詩歌的機會。最為人稱頌的是“放逐”詩人，包括楊炯、王勃、盧照鄰和駱賓王，他們被稱為“初唐四傑”。他們運用宮廷詩的技巧來表達個人苦楚，還吸收了帶有強烈情感的更早期體裁，如《楚辭》等。駱賓王因為將駢文的修辭和思辨的風格改編入詩而出名，如此使詩歌變得更長也更嚴肅。隨著“邊塞詩”的出現，詩人將邊遠地區的生活生動、戲劇性地表現出來。這些發展使詩歌更為私人化、情感化，並且具有道德的嚴肅性，由此為盛唐詩歌打下了基礎。

為了減少皇室成員和宮廷女性干政，722 年玄宗皇帝關閉諸王王府，把諸王調離京師，這就封閉了貴族青年得到資助的主要途徑。於是，他們中最有雄心的詩人不得不在朝廷之外尋找更廣泛的新讀者。他們創造的風格被稱為“都城詩”，表明是由宮廷詩演變而來的，但其物件和主題更為寬泛。都城詩與先前的宮廷詩的不同，表現在對聲韻的強調、對佛教和隱士主題的興趣，和詩歌的端莊感有所降低這幾個方面，正如盧象的《同王維過崔處士林亭》：

映竹時聞轉轆轤，當窗只見網蜘蛛。

主人非病常高臥，環堵蒙籠一老儒。

與其說都城詩是一種高雅藝術，不如說它是一種舉止文雅的社交談吐，有助於在官僚和考生之間建立私人聯繫。正如宮廷詩較早的改進來自那些被流放到地方的人一樣，一個完善的、自覺的詩歌藝術形式的出現也將會是局外人的工作。不過，盛唐詩歌的興盛就有賴於之前都城詩的存在，其自由的形式和表達使得處在該運動邊緣的詩人能夠充分地發揮個人的見解，其流行也為新風格的鑒賞準備了廣泛的讀者。

除了為詩歌創作和交流提供場所，長安和其他唐代城市也理所當然地成為了詩歌的重要主題。詩人們讚揚首都的宏偉，思索熱鬧人群中的個人孤獨，描繪散佈在城市街頭和酒館中的英勇的年輕人和漂亮女人，如李白的《少年行》：

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

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城市也成為詩歌圈子相互競爭的中心，或者，就首都而言，在不同的地段，不同的詩歌團體相互之間獨立地運作。控制北方大部的節度使們的治所尤其重要。出於聲望或樂趣的考慮，他們的身邊有很多出色的詩人，而節度使的幕府則成為與長安相匹敵的文學中心。一直到唐後期，詩歌創作在地理上的分散使得對其進行統一概括成為難題，因為每個中心都發展出了明確的風格和特色。

也許最為重要的是，城市為詩歌與音樂的聯結提供了環境，在風月場上的表演最為顯著。尤其是歌妓們對詞的普及的貢獻，在王朝崩潰後的幾十年間，詞成了一種主要的文學體裁。後世輯錄出版的《敦煌曲校錄》共包含545 首詞，大部分是“通俗作品”而非文人作品，因此主要在娛樂場所或其他相關場合表演，主題涉及的範圍從談情說愛到歷史政治。

女性也是帝國宮廷、地方政府機構和精英家族裡樂器演奏和歌唱的主要表演者。玄宗皇帝創立了一所宮廷音樂學校，成百上千名樂師和歌手在那裡學習表演新樂曲，包括通俗的和外國的樂曲。皇帝自己也創作曲子，每一行音符的數量與傳統樂曲不同，這也許反映了外國曲調的影響。“安史之亂”攻陷首都後，在宮廷音樂學校受到訓練的表演者們散落到南方的都市中心，在那裡卓越的文人仍然為藝人們創作詞。

然而，這些為中國社會各階層所欣賞的歌曲與文人詩作間的關聯仍舊不清楚。一些傳統詩歌體裁，最突出的是四言詩和舊樂府詩被譜成歌曲。唐代詩人創作了一些被認為是歌詞的作品，肇始於9 世紀早期的一些詩人，他們為流行曲調譜寫了新詞。留存下來，並確定可以被演唱的詞中，有三分之二是9 世紀後的作品，六位元詩人（溫庭筠、皇甫松、白居易、劉禹錫、薛能和司空圖）的作品占了將近一半。迄今作品數量最多的是溫庭筠，他對風月場的愛好似乎嚴重地影響了仕宦。有關他生活的描述表明他依靠作詞謀生。

有跡象顯示，雖然曲和詞是唐代流行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並且一些重要詩人也進行此類創作，這種行為在文人中仍然是不光彩的。直到940 年後蜀朝廷編纂了《花間集》，詞才被當作一種明確的文學體裁。然而，被認可為嚴肅藝術的詞局限於愛情浪漫主題，其形式也被標準化為兩節的異律詞（就是說，每行都有不規則數量的音節）。

歐陽炯（896— 971）作了《花間集》的序言，謹慎地區分了真正的文學作品與“不僅形式粗俗”而且“實質空洞”的流行詞。於是，儘管風月場是唐代詞的創作和吟唱的重要場所，它們對唐代詩歌的影響卻不能被公開地承認。

唐代最後一個能為詩歌提供靈感的都市場所是庭園。3世紀的隱士詩人曾經稱頌過私家庭園，將其看作逃離朝廷和城市壓力的特殊空間。中晚唐，都市庭園為私人玩賞領域的出現提供了環境，在庭園裡就可以擺脫國家和家庭的常規結構。詩人白居易自稱“中隱”，意思是介於隱於朝的大隱和隱於野的小隱之間，他深情地描述了他在洛陽的庭園。白居易將自己的庭園建設成一個唐代市民階層的典型空間，有花圃果園相伴，培養人的情操。與柳宗元一起，他還宣導了這樣的理念：真正擁有一座庭園或者一塊土地的含義不僅僅是出錢購買，還要審美欣賞，例如以其為題材寫作詩文。在中華帝國的後期，在給特定庭園題名或題寫對聯時，使用詩的情況非常普遍。

盛唐詩對前代詩歌的繼承

唐代擺脫了以往帶有道德和政治色彩的詩歌批評，那些評論譴責近幾個世紀文學作品的頹廢，而唐代則發展出了一種審美的態度，認為過往的文人和風格為當代文人提供了各種各樣可用的模型。這種轉變既與宮廷之外詩歌創作的空間變動有關，也與詩人含義的再定義有關。

初唐詩的發展主要源自北朝和隋的一些作者，他們批評當時的駢文和華麗的詩體，以經典和漢代作品為藍本，宣導更為質樸嚴肅的語言。6 世紀梁朝的太子和大臣編撰的兩本南朝選集之間的矛盾顯著地突出了這個問題。更為古典的《文選》，把重點放在漢代及緊隨其後的世紀，將其作品作為文學典範。更為當代化的《玉台新詠》，主要收集了近期的、其中很多是仍然在世的文人的作品，儘管其前言為集中於“宮廷詩”和其他浪漫主題的作品而致歉。同一個世紀裡，傑出的文學理論家劉勰（465— 522）在其代表作的開篇就提出文學主要服務於社會—政治功能的主張，因此所有嚴肅作品必須以經典為模範和標準。無獨有偶，裴子野（469— 530）所著的《雕蟲論》，也抨擊當時的文學作品為空洞無意義的工藝品和點綴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