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的落日：大清帝國覆滅的真相

詳細說明晚清變局的細節，勾勒出大清帝國由盛而衰的歷史脈絡。

城牆內的權謀悲歡，城牆外的戰爭無奈，
走過輝煌繽紛的歲月，一步步拼湊出晚清的衰亡軌跡。

春秋代序，花謝花開。走過康雍乾盛世，在鴉片戰爭前，滿清帝國素以「天朝」自居，睥睨諸國。但一個如此孤傲絕倫的富麗王朝，最後何以抵擋不住時代的潮流，步入歷史的塵埃？

晚清末年烽火四起，戰爭的失敗，讓中國無法再閉關自守，成為列強侵略的目標。不僅外國虎視眈眈，無數的割地賠款蜂擁而來，內部的動亂也讓清朝疲於奔命，太平天國、義和團之亂更是在晚清動盪政局中寫下重重的一筆。

細讀失落而褪色的帝國滄桑，勾勒出大清帝國由盛而衰的歷史脈絡，鴉片烽火、甲午海戰、維新變法、八國聯軍……那些盤根錯節卻又彼此相連的關係，早已隱喻紫禁城最終走向頹敗的命運。

金滿樓
原名金松，生於上世紀70年代，現居上海。本為歷史系，後修法學碩士，現為獨立作家與民間研究者；近年來專注於晚清民國史的通俗寫作，2007年後陸續出版《晚清帝國回憶錄》、《女人當國》等作品。

前 言
在中西方的海上新航路開闢之前，世界上的大國都是孤獨的，它們在彼此的勢力範圍中享受著傲視群雄的榮耀，孤傲而不喜歡被打攪，古老的中國便是其中之一。但歷史終究是歷史，它並不會為哪個國家或者民族而停留……你想要的，未必能得到；你不想要的，它未必會不來。
1792年9月26日，當法國大革命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樸資茅斯港卻一片歡騰。英國的「獅子」號、「印度斯坦」號戰艦和一艘小型護衛艦「豺狼」號，在早潮時起錨了。它們的目標，不是法國，而是遙遠的中國。
在擁有六十四門火炮的「獅子」號船頭，艦隊的首領馬戛爾尼望著茫茫大海，深深地呼吸著海上的空氣。此時的他，肩負著英王賦予的神聖使命：為英國商業打開中國的大門。這個使團規模龐大，光正式人員就有近百人，包括外交官、青年貴族、學者、醫師、畫家、樂師、技師和僕役等，如果算上水手和士兵，整個艦隊有將近七百人。令人歎為觀止的是，英國從來沒有派出過如此龐大的使團，整個歐洲也從來沒有。
在世界的另一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特派員早已提前把一封預約函交給了駐廣州的兩廣總督。英國人在信中提示：「英王陛下為了增進兩個朝廷間的友好往來，為了發展於兩國都有利的貿易關係，決定派遣馬戛爾尼勳爵為全權特使赴北京訪問。」當中國方面接到這封信時，也幾乎是在馬戛爾尼使團出發的時候。
商業拉近了世界的距離，產業的升級換代更是讓地球日漸縮小，原本支離破碎的地區版圖，在歐洲探險家、傳教士和商人數百年的努力下，最終在商業利益和權力欲望的整合下產生了強勁的紐帶聯結。
18世紀歐洲工業革命開始後，在重商主義的思潮影響下，各國對通商貿易都寄予厚望。在對中國的貿易中，英國雖然已迅速超過葡萄牙而位列首位，但英國國王對當時的中英關係並不滿意，此次派馬戛爾尼前往中國，就是希望跟中國建立新的外交關係，並達成下列協議：
一、英國派遣駐中國使節。
二、准許英國在舟山和天津進行貿易，並仿效澳門先例，在舟山附近指定一個小島，供商人居留和存放貨物。
三、允許駐在澳門的英國商人居住廣州。
四、英國商品在中國內河運送時，爭取免稅或減稅。
準確地說，馬戛爾尼是當時英國派往中國並常駐北京的首位大使。但很可惜的是，英國人的這個願望，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由英法聯軍打敗清王朝後才得以實現，這離馬戛爾尼訪華已經是近七十年後的事情了。
馬戛爾尼絕非等閒之輩。1757年秋，二十歲的馬戛爾尼到倫敦完成律師實習。1764年，他被封為貴族，隨即被派到俄國談判貿易條約。出發前，當外交大臣葛籣維爾建議他帶上1651年航海條例的複本時，他驕傲地回答道：「為避免增加負擔，我把它全背下來了。」這樣，他當上了談判特使。
1775年，馬戛爾尼成了英屬加勒比地區的總督。同年，美國獨立戰爭爆發，法國人站在美國人的一邊，共同打擊英國人。1779年6月，當法國海軍上將德斯坦率領二十五艘戰列艦、十二艘三桅戰艦和六千五百名士兵出現在格林伍德的海面上時，馬戛爾尼只有可憐的二十四門炮和三百名志願兵迎戰。剛一交戰，馬戛爾尼的兵力就死傷過半，他自己也當了法國人的俘虜。
還算幸運的是，1779年11月英法兩國交換戰俘，馬戛爾尼便回到了倫敦，隨後又被派到印度擔任馬德拉斯總督。任職六年後，馬戛爾尼以為印度總督非他莫屬，但由於他當時只是愛爾蘭的男爵，在大臣們眼裡，印度總督的要求對馬戛爾尼來說似乎過高了，因此他最終未能如願。
不過，馬戛爾尼隨後又有了新任務，國王喬治三世把他派往遙遠的中國，去為大英帝國開闢新的市場。馬戛爾尼的助手喬治．斯當東，也是長年跟隨他的外交老手，如果馬戛爾尼發生意外的話，將由喬治．斯當東領導使團去繼續完成。值得一提的是，斯當東的十三歲兒子，湯瑪斯．斯當東，也跟隨使團前往中國，並在後來的外交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也算是此次遠航的意外收穫吧。
當時船上還有四名中國傳教士，李神父、周神父、安神父與王神父，他們在義大利教廷完成學習後搭順風船回國。因此，小斯當東有了很好的機會學習中文，後來的很多照會檔還都是出自於這位小朋友之手呢。成年後的湯瑪斯．斯當東作為東印度公司的專員長駐在廣州（1798—1816年），並用十年的時間翻譯了《大清律例》，這也是第一本直接從中文譯成英文的著作。後來，湯瑪斯．斯當東不僅成了當時中英關係的專家，而且還是一位知名的漢學家。
面對浩瀚的大海，馬戛爾尼意氣風發。在伊莉莎白一世時代，沃爾特．雷利爵士就曾說過：「左右商業的人左右世界的財富，因此也就控制了世界。」當時，所有的英國人像下面的歌詞一樣夢想飛揚：
「統治吧，英國，英國，統治那浩浩的浪波。」
八百萬英國人既然「統治了大海」，他們也就相信，這次前往中國一定會有不小的收穫。不過，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代理人卻不這麼認為：「中國政府對外國人一概蔑視，它對外國實力的無知使它過分地相信自己的強大。它認為派遣使團只是一種效忠的表示。」
長途的航行也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順利，在快到好望角之前，氣候變得極為惡劣，「豺狼」號一度失去了聯繫，一直到進入亞洲海域，艦隊才得以重新會合。更要命的是，船上疾病的流行導致不少船員中途喪命，他們的屍體和靈魂也都只能永遠地沉入途經的深藍大海。
這個龐大的使團帶來了眾多的禮品。英國人想把他們最新的發明介紹給中國，如蒸汽機、棉紡機、梳理機、織布機，並猜想准會讓中國人感到驚奇而高興。英王還特意贈送了當時英國規模最大並裝備有一百一十門大口徑火炮的「君主號」戰艦模型。也許，他們想暗示六十四門火炮的「獅子」號在英國強大的海軍艦隊裡是那麼地微不足道。
英國人在禮單中還專門提及了「榴彈炮」、「迫擊炮」以及手提武器如卡賓槍、步槍、連發手槍，他們想，這些東西可能會引起中國軍官們的興趣。但後來讓英國人大失所望的是，天朝的大臣絕大多數都是文人出身，他們對此不感興趣。在他們看來，這些洋人的東西，不過是些無用的奇技淫巧罷了。
英國使團還帶去了一些精美的儀器。如當時天文學和機械學的最佳結合產品—天體運行儀。這個儀器代表了整個宇宙，它能夠準確地模仿太陽是天體的各種運動，如月球繞地球的運行、太陽的軌道、帶四顆衛星的木星、帶光圈及衛星的土星等。另外，還有一個地球儀，上面標有各大洲、海洋和島嶼，可以看到各國的國土、首都以及大的山脈，並畫出了所有這些遠航的航海路線。
由於語言不通，解釋這些儀器的名稱很傷腦筋。所有的照會檔和禮品，必須符合天朝的語言，以便中國的皇帝能夠理解。譬如天體運行儀，就巧妙地寫成了「天文地理音樂鐘」。幸虧當時還有個小斯當東，經過半年多的中文速成訓練，他已能湊合著寫漢字了。當時照會檔的翻譯與謄寫，實在是出奇的複雜：羅神父不懂英文，必須首先從英文譯成拉丁文，然後再譯成普通中文，並改為天朝的官方語言，而最後的謄寫工作，往往就靠這個孩子來完成了。
問題還不僅僅是語言。二十年之後，湯瑪斯．斯當東這樣總結英國使團的不妙處境：「這個龐大的帝國過分相信自己的智力資源，所以不願和歐洲各國建立關係，它幅員遼闊，別人無法強制它，它從不容許與西方發生任何關係。」
中國人並非一貫封閉，他們也喜歡貿易，特別是沿海居民。他們從海上貿易中討生活，無非是謀求提高生活水準。但歷代統治者不這麼認為，稍有風吹草動，往往就禁海鎖國。譬如元世祖忽必烈在消滅南宋後不久，便於1292年下令「禁兩浙、廣東、福建商賈航海者」，明清兩朝的大多數時間裡也是堅持類似的禁令。
但禁令有時候也未必能壓抑人的本性。事實上，一些廣東和福建人很早便僑居東南亞，也可以說是國人最早的殖民主義事蹟，譬如鄭和下西洋的時候，就遇到有不少的中國人在海外謀生（其中還有部分人是在元末與朱元璋爭雄失敗的豪強們）。當英國使團經過巴達維亞（雅加達）的時候，發現中國人已經在這個荷蘭的殖民地從事著各種職業，如辦事員、經紀人、零售商、佃農、耕種者或僕人等，甚至連種植甘蔗這種給黑奴幹的活都幹，他們之中也有許多人做大買賣發了財。
中國人數量的劇增和取得的成功讓荷蘭人感到恐懼。1740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聽到反叛的傳聞後對中國人進行了一場大屠殺，大約有二萬到三萬中國人因此喪生。荷蘭害怕中國皇帝會對其在廣州的荷蘭人進行報復，於是派了使團前往中國說明事由，並為此道歉。
令他們意想不到的是，中國皇帝竟然毫不介意地答覆說：「我對於這些遠離祖國貪圖發財，捨棄自己祖宗墳墓的不肖臣民，並無絲毫的關懷！」
這個皇帝就是乾隆。
馬戛爾尼來中國的那年，乾隆帝已經八十歲了—中國的官員都認為英國人是給皇上賀壽來了。
1793年6月19日，在出發九個月之後，英國人終於來到了中國的海面。他們在澳門停泊數日後，便北上天津，前往覲見中國的皇帝。但讓英國人不快的是，剛一上岸，他們的隊伍便被中國官員不由分說地插上幾面彩旗，上面用中文寫著幾個大字：「英吉利貢使」。無論在旗上還是禮品清單上，中國官員都把「禮物」改成「貢物」。在天朝，給皇帝送禮從來都叫作「貢」。
馬戛爾尼並不認為自己是臨時的貢使，他是作為英國首任常駐大使派往中國的。但中國人從一開始就不接受這種區分，和對其他國家的使團一樣，他們對英國人採用的是同樣的措詞和禮儀。
問題很快又來了。中國的接待官員發現英國人不肯向皇帝下跪叩頭，要知道，其他國家的貢使和傳教士以前都是下跪的。但這次是馬戛爾尼。無論是他本國的禮節習俗，還是他的資歷性格，都決定了他不會向中國的皇帝下跪叩頭。要知道，即使在英國國王面前，馬戛爾尼也只是行單膝下跪禮，只有在上帝的面前，他才會雙膝下跪。他聲稱，自己決不對別國君主施高過於自己國君的禮節。
乾隆帝聽到後很不高興，但英國人不遠萬里前來，他還是格外恩准了馬戛爾尼只單膝下跪的要求。在形式上，馬戛爾尼好像取得了勝利，但也為這次外交失敗埋下了伏筆，雖然他似乎沒有意識到這點。英國人認為特使單腿下跪是對大國皇帝表示尊重的合適方法，但在中國人眼裡，這是一種表示臣服的粗野方式。
西方文化和天朝文明的衝突，在禮節問題上展現無遺。
英國人被安排在大喜日子去謁見皇帝，不過，這個慶典不是為他們，而是為乾隆帝準備的，英國人和其他貢使一樣，不過是給節目增加點異國風味罷了。那天的拂曉三點鐘，在清朝接待官員的催促下，馬戛爾尼和他的隨行人員身著禮服向皇宮出發。英國人在一片漆黑中走了四公里多的路，據當時隨行人員的描述：「隊伍亂成一片，一些狗、豬和驢竟混入到我們的隊伍中來了—中國的動物都是夜中之王。」
四點左右，英國人終於來到燈火輝煌的宮殿前，但他們的隊伍已亂成一團。上千名的天朝官員、各國貢使和僕役，在無邊的黑暗中等待皇帝的到來。英國人第一次見識到中國的早朝制度，幸好周圍看不太清楚，倒沒有太多的人注意到英國人的狼狽。在燈籠的微弱燈光下，英國人趕忙整理自己的衣服，免得自己過於失態。
在靜靜地等待中，天色漸亮，曙光出現，皇帝來了！全體人員呼喇喇地跪下，英國人也照樣做了，但只是單腿下跪。當大家在叩頭時，英國人只是低下頭；大家抬起身子，英國人也抬起了頭。當大家又重新趴下時，英國人又低頭；大家站起來時，他們也就站了起來。
瞧，多麼醒目的一群人！在皇帝的眼中，這群人是多麼的無禮，大家下跪叩頭的時候，他們居然比周圍的人高出許多！
隨後，馬戛爾尼向天朝的皇帝呈遞了英王的信，並送了幾隻西洋錶作為禮品。皇帝回贈了大使一件雕刻得十分精緻的蛇紋石禮品。接著，斯當東父子上前向皇帝致禮，乾隆帝也贈給斯當東先生一塊與大使一樣的玉石。皇帝對小斯當東很感興趣，於是把小朋友召了過去，並解下他身上的一隻黃色荷包，送給了這可愛的小朋友。
想必乾隆帝已經知道小斯當東會講中文，很想親耳聽聽，於是小斯當東用中文感謝了皇帝送的禮品。看來，在乾隆帝的眼中，小斯當東比那些討厭的英國大人懂禮貌多了。
覲見後，乾隆帝命大臣陪英國使團參觀行宮。英國人看到園內的樓裡都放著西洋的玩具、掛鐘和地球儀，感到十分掃興，因為這些東西讓他們的禮品頓時黯然失色。陪同馬戛爾尼遊覽的官員還告訴他，比起圓明園內西洋珍寶館收藏的東西，這些都算不了什麼。英國人一陣尷尬的沉默，中國居然到處是英國人引以為榮的禮品物件。
不過英國人隨後也扳回了一局。馬戛爾尼發現了一些英國製造的音樂盒，一些考克斯博物館的藏品。福康安見馬戛爾尼對此興趣盎然，以為他從未見過這類東西。福大人於是傲慢地問，英國是否也有這些東西，但當他聽說這些東西就是從英國運入的時候，也感到十分掃興。
由於福康安的顯赫地位，馬戛爾尼想獲得他的好感，於是邀請他觀看英國使團警衛準備已久的操練，但被福康安拒絕了，他對此毫無興趣。馬戛爾尼在當天的筆記裡記道：「真蠢！他一生中從未見過連發槍，中國軍隊還在用火繩引爆的槍。」後來馬戛爾尼穿越中國本土前往廣州時，他看出那些寬衣大袖的國防軍，並沒有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使用的又都是西洋早已拋棄了的刀槍弓箭之類落伍的武器。
半個世紀之後，鴉片戰爭爆發了，天朝的武器設備看來並沒有什麼大的改觀。
英國人其他引以為傲的軍事技術也沒有得到展示的機會。回北京後，英國人曾想表演試射炮彈，但他們的炮兵很快被打發回來了，中國人告訴英國人，他們懂得發射技術。1860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時候，英國人驚奇地發現，這些大炮與炮彈都完好無損地擺放在那裡，從未被使用過。於是這些「英國製」物件在被冷落了半個多世紀後，又被重新運回了它們的故鄉。
在中國期間，天朝並沒有對英國使團進行特別優待，相反，因為禮節問題—英國人竟然不給皇上叩頭—增加了乾隆帝對英國人的惡感。英國人根本沒有受到他們想像中的歡迎，相反，卻是天朝接待官員在熱情和禮貌下的極度厭煩和戒備，因為有人還因為禮節問題丟了官。清朝最終取消外國使節的叩拜禮，那已是1873年的事了。
馬戛爾尼後來再也沒有機會和乾隆帝見面，他們的外交請求也只得到了皇帝黃色詔書的回應，僅此而已。正如馬戛爾尼的隨員安德遜所說的：「我們的整個故事只有三句話：我們進入北京時像乞丐，在那裡居留時像囚犯，離開時則像小偷。」
這些狀況的形成，是當時天朝文化的必然體現。用乾隆帝的話來說就是：「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瓷器、絲綢，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但這並不是乾隆爺的發明，明代已經有此說法：「中國之物自足於用，而外國不可無中國之物。」
狂妄的英國人在傲慢的天朝人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懊喪之餘，英國人只好灰溜溜地離開北京前往廣州，他們的艦隊在那裡等待多時了。乾隆帝為了讓英國人見識一下天朝的地大物博，特安排馬戛爾尼一行人由陸路返回廣州。但臨走之前，乾隆帝有點不放心，於是他下了一道密詔給沿途接待的官員：「英吉利夷性狡詐，此時未遂所欲，或至尋釁滋事，固宜先事防範。但該國遠隔重洋，即使妄滋事端，尚在二三年之後。況該貢使等目觀天朝法制森嚴，營伍整肅，亦斷不敢遽萌他意。此時惟當於各海口留心督飭，嚴密巡防。」
英國人一路南行都有天朝的官員陪同，在經過艱難的跋涉並領略了天朝的人文地理後，他們終於見到了等待已久的「獅子」號與「印度斯坦」號，戰艦鳴十九響禮炮，迎接他們的歸來。
對馬戛爾尼來說，這實在是一次極其失敗的出使。但他在南下的過程中，卻發現清政府的貪污腐敗已是病入膏肓。譬如乾隆帝批准給使團的招待費，當時算是一個駭人的鉅款(每天五千兩白銀)，但大多數已被經手的官員克扣中飽。在馬戛爾尼來看來，大清帝國只不過是一艘外強中乾的「破船」罷了。
英國人還不甘心，但後來的遭遇還要更糟糕。1816年6月底，阿美士德勳爵再次率領使團來到中國。這次，我們前面提到的小斯當東已經長大，並和他的父親一樣，已經當上使團的副使。但他們遇到的，卻是父輩們同樣的問題。
覲見前，中國的大臣勸阿美士德屈從同意叩頭，但被阿美士德拒絕了。隨後發生了一場混亂，中國人和英國人展開了一場混戰，有人推，有人拽，到處喊成一片，要把英國人拉去見皇上。阿美士德等人抵擋著，抗議對使節動武。他的抵抗被彙報上去，結果嘉慶皇帝龍顏大怒，命令英國人立刻滾出北京。
也許，阿美士德被趕走的遭遇使英國意識到，靠談判的方法，無法改變天朝的外交方式和加到英國商人身上不平等的待遇，除了談判，其他的方法也必須試一下。
後來，倒是當時已經成為聖赫勒拿島的「長住居民」的拿破崙說了幾句公道話。拿破崙聽說英國使團要來島上順訪，很是責怪了英國內閣為什麼不讓阿美士德服從中國的習俗，他說：「在義大利，您吻教皇的騾子，但這並不視為卑躬屈膝。阿美士德像中國最高官員一樣對皇帝施禮，一點也不會有損名譽。」他還憤憤不平地說：「你說他準備像向自己國王那樣向皇帝行禮，但你怎麼能要求中國人服從英國的禮節呢！」
拿破崙畢竟是做過皇帝的人，他十分瞭解乾隆皇帝的不快。
柏楊在《中國人史綱》裡指出：要感知同一世界，必須屬於同一世界，也就是說要具備同樣的心理結構。英國人和中國人之間的狀況並非如此：兩者在對方眼裡都是精神病患者，互相平等的儀式在清朝皇帝眼裡純屬荒誕可笑的不可思議之舉，但英國人何嘗又不是這樣認為呢？
時間不會因為誰而停留，歷史也是一樣。該來的，它遲早會來，並不會因為古老帝國的孤傲和拒絕而改變歷史的進程。面對這一切即將發生的可能，我們的老祖宗們，他們準備好了嗎？

序言
前奏：馬戛爾尼訪華的不愉快之旅
一、鴉片戰爭：突如其來的不對稱戰爭
二、天京事變：權力再分配，兄弟大火拼
三、權力平衡：咸豐臨終安排的大漏洞
四、辛酉政變：於無聲處聽驚雷
五、和為上策：《中法新約》並非「不敗而敗」
六、並非偶然：維新變法為何說垮就垮？
七、己亥建儲：觸發事變的宮廷禍端
八、禮儀之爭：教會為啥惹人厭
九、勾心鬥角：庚子年的外國公使面面觀
十、上諭問題：外國公使為何苦苦相逼？
十一、非常事件：西摩爾聯軍強行進京與公使遇戕
十二、使館之圍：慈禧太后對列強宣戰未必成立
十三、趁火打劫：俄國入侵東三省
十四、光怪陸離：義和拳的眾生態
十五、喪心病狂：八國聯軍的殺戮、掠奪與報復
十六、懲辦禍首：庚子國變後的替罪羔羊
十七、庚子賠款：一筆難以算清的心酸帳
十八、另闢蹊徑：從落第秀才到朝鮮監國
十九、財政問題：清末新政是本難念的經
二十、出乎意料：廢除科舉為何波瀾不驚
二十一、半新半舊：清末新政中的機構大調整
二十二、出師不利：炸彈為何扔向憲政考察大臣
二十三、漂洋出海：五大臣向各國取經
二十四、明爭暗鬥：責任內閣背後的較量
二十五、丁未政潮：好人未必好官
二十六、迷霧重重：光緒真是慈禧謀殺的嗎
二十七、時代背影：慈禧太后的一生也不容易
二十八、爭權奪利：載灃為何沒能挽救清朝
二十九、憲政末路：國會大請願與皇族內閣
三十、利益糾葛：保路運動不太平
三十一、偶然必然：小排長葬送了大清朝
三十二、政權軟化：東南互保與清廷的分崩離析

三、權力平衡：咸豐臨終安排的大漏洞
很多人認為當皇帝是天下第一美差使，但對於歷史上的咸豐皇帝來說，可謂是福沒多享，難沒少受，算得上是一個知名的苦命皇帝。也許是過多的磨難，才能這位少年天子過早的離開了人世，由此也引發了晚清政局的極大動盪。
1861年7月16日，也就是咸豐十一年的六月初九，這一天是咸豐的三十一歲生日。在這個盛夏的三伏天裡，在折騰了整整一天後，身體已經十分虛弱的病皇帝咸豐終於在晚上大戲開唱後支撐不住了，本是戲迷的他，丟下大臣們，獨自回宮了。
過完三十一歲萬壽節的咸豐，在生日後臥病不起。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六日的下午，咸豐突然昏厥，值日的大臣們都預感情況不妙，當晚誰也不敢散值回家，都在行宮外靜靜地等待，並暗自揣測著今後的政局變化。
當晚的子初三刻（即晚上11點45分左右），咸豐甦醒過來，他看起來還算神智清楚，但這只是臨死前的迴光返照而已。隨後，咸豐用微弱的聲音傳諭，將宗人府宗令、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等召入寢宮，他要在他最後的時間裡履行最後一項職責，那就是為大清王朝解決皇位繼承人和未來大政安排的問題。
這個問題，咸豐想了很久，但他當時已經沒有力氣去跟大臣們解釋，甚至連拿筆的力氣都沒有。咸豐的遺囑遺命，就只能口述，命在場大臣們代筆書寫。
趁著清醒，咸豐用最簡潔的語言口述了兩道諭旨。第一道諭旨是：「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諭：皇長子載淳，著立為皇太子。特諭」；第二道諭旨是：「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諭：皇長子載淳，現立為皇太子，著派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盡心輔弼，贊襄一切政務。特諭」。
「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諭」這句，其實是大臣代寫時添加的，咸豐真正口述的是「皇長子載淳，著立為皇太子」和「著派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盡心輔弼，贊襄一切政務」這兩道有實質性的諭旨。這兩句話極為簡單明確，足見當時情況的緊迫倉猝。
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卯時（即早5點至7點之間），在熱河避暑山莊的煙波致爽殿西暖閣中，咸豐駕崩，苦命天子終於走完了他短暫的一生。
咸豐崩逝後，載垣等贊襄政務八大臣頒發咸豐遺詔，並為小皇帝載淳擬定了「祺祥」的新年號。「祺祥」二字，出自《宋史．樂志》：「不涸不童，誕降祺祥」，所謂「不涸」，即河流通暢；所謂「不童」，即草木繁盛。「不涸不童，誕降祺祥」，呈現的是「欣欣向榮、吉祥如意」的景象，這個年號應該說是不錯的。
至此，皇帝駕崩後的亂象重新歸於平靜，大清帝國似乎又重新走上了正軌：皇位已經平穩地交接到小皇帝載淳手中，符合正統，世人無議；大行皇帝咸豐臨終授命的八大臣，載垣、端華、肅順等人也走馬上任，繼續維持著朝政的正常運轉。
早在咸豐避走熱河的時候，民間就傳聞大清皇帝快不行了，隨時可能病死，而咸豐在熱河過完春節後久不回鑾更是證明了這點。咸豐對此何嘗不是心知肚明，但他認為自己還年輕，怎麼也沒有想到竟然會走得那麼快。說真的，他心有不甘啊。
和康乾盛世人口劇增相反的是，愛新覺羅皇族的子嗣卻一直在走下坡路。清軍入關後，順治雖然只活了二十四歲，但卻有八子六女；康熙是清朝皇帝裡子嗣最多的，有三十五子二十女；雍正有十六子八女；嘉慶有五子九女；道光有九子（其中前三子夭亡）十女；而到了咸豐這，只有二子（其中次子夭折）一女（之後同治、光緒和宣統，這最後三個皇帝在已經成年的情況下，竟然都沒有一個子女）。
對於皇位繼承人的問題，這基本不用考慮，因為咸豐當時只有一子，也就是慈禧生下的載淳（即後來的同治皇帝）。如此一來，自雍正朝設立的秘密建儲已經沒有實施的必要和可能性，咸豐不能像他的祖父嘉慶那樣從容挑選皇儲，也沒有了父親道光當年立儲時的左右為難，因為他根本就沒有其他選擇。咸豐死時三十一歲卻子嗣不旺，這或許預示了大清帝國已經走上了窮途末路。
咸豐要考慮的主要問題的是，兒子載淳當時只有六歲，顯然要到至少十年以後才能親政。在這未來的十年中，如何才能保證大清皇權牢牢掌握在自己兒子手中，而不旁落他
人呢？
為此，咸豐在臨終前的數十天裡反覆思索，左右掂量，他將朝中的主要政治力量在自己的腦海中過了一遍又一遍，輾轉反側，徹夜無眠，一時間難以拿定主意。
咸豐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六弟奕訢。奕訢從小和咸豐一起長大，一起讀書，一起玩耍，曾經是親密無間的兄弟，但是，咸豐做了皇帝而奕訢最終只是封了親王。咸豐知道，自己的這個弟弟是有能力的，能力甚至遠超過自己，如果讓他以皇叔的名義來給小皇帝輔政，固然名正言順，足以讓大清帝國危木獨撐，渡過難關，但是……。
這時，咸豐又想起了先朝的故事。清朝的第二代皇帝皇太極死後，順治年幼繼位，皇叔多爾袞成為攝政王後大權獨攬，妄稱「皇父」，要不是孝莊太后在背後暗中操控，委曲求全，這順治的江山險些就成了多爾袞子孫的家產。三歲看大五歲看老，咸豐心裡清楚，自己的這個兒子自小就喜好玩樂，即使他不是劉阿斗，但也絕沒有成為康熙的可能。如果把輔政權交給奕訢，能放心嗎？
在咸豐病重之時，奕訢正在北京主持和局，當他聽說咸豐的身體越來越壞並多次吐血之後，奕訢也是心急火燎，多次上奏請求前往熱河向咸豐「問疾請安」。奕訢之所以急於前往熱河，固然是出於兄弟間的手足之情，但也不乏對未來政局安排的關注。奕訢也知道，咸豐的日子可能真的不多了，他也希望能夠趕在咸豐去世前面見兄長，將之前兄弟之間的疙瘩解開，免得留下終身遺憾。
看了奕訢的奏摺後，咸豐何嘗不是百感交集。他想起了和奕訢一起度過的年少時光，又想起了當年競爭皇儲的尷尬和自己即位後兄弟間的猜疑和抵牾。想到這裡，咸豐搖了搖頭，將奕訢否決了。他強掙著坐起身，親筆給奕訢回信：自從去年秋天一別後，轉瞬已是半年有餘，我也時時刻刻都想與你「握手而談，稍慰廑念」。但是，最近我的身體實在是不行，經常咳嗽不止，有時還出紅痰（痰中含血）。我怕與你相見後，回思往事，徒增傷感，豈能無感於懷，對我的病實在無甚好處。現在也沒有什麼事情必須要來熱河稟報，你姑且在京中好好辦事，等我病好回鑾後再敘兄弟之情。
從「徒增傷感」四個字中，似乎可以看出咸豐當時心境的淒涼。或許，要強的咸豐不願意看到自己的親弟弟、昔日的競爭者看到自己臨終時的衰狀。畢竟，在皇位競爭中，咸豐是勝利者，但老天爺又是那麼公平，身為皇帝的他天年不永，將不久於人世，而「落榜的皇帝」奕訢卻仍舊身體健康，可以安享歲月。
兄弟的關心讓咸豐感動，但未來權力的安排卻必須讓奕訢走開，因為此時咸豐已經選定了未來的輔政人選，那就是以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戶部尚書肅順等人為首的八大臣班子。這一批人深受咸豐的寵信，但他們和奕訢卻是政見不合，一旦讓奕訢介入，不但不利於政局的穩定，反會起到拖累的作用。
排除皇族宗親、任用外姓作為輔政大臣，這在清朝歷史上是有先例的。在順治死後，鑒於多爾袞擅權的教訓，孝莊太后任命了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鼇拜四人為輔政大臣，以免皇族宗親竊取大權。但是，在康熙年幼之時，鼇拜也同樣飛揚跋扈、專橫擅權，要不是少年康熙英明神武、力擒鼇拜的話，清朝的江山恐怕也是岌岌可危。
歷史的教訓必須吸取。在排除了威脅最大的恭親王奕訢後，咸豐將康熙年間的四大臣輔政的人數增加一倍，變成八大臣輔政，但這一安排是否能真的保證皇權的安全呢？對於這個問題，咸豐又做了一個巧妙的安排，那就是鈐印制度。
所謂「鈐印制度」，那就是咸豐在臨終之時，將自己平時最喜愛的兩枚私印，一枚「禦賞」，一枚「同道堂」，分別授予皇后鈕祜祿氏和兒子載淳，作為皇權的象徵（因載淳年幼，慈禧也就順理成章的代理了鈐印之責）。鈐印制度規定，在皇帝年幼尚不能親政時，凡是以皇帝名義下達的諭旨，在起首之處必須鈐蓋「禦賞」，即所謂的「印起」；諭旨的結尾之處，必須鈐蓋「同道堂」印，即所謂的「印訖」，這樣的諭旨才有效。沒有鈐加了這兩枚印章的諭旨，一律無效。
咸豐的八大臣輔政和鈐印制度安排，使得朝政的運作形成了兩宮太后代政和八大臣輔政的平行體制。在咸豐的設想中，八大臣輔政可以發揮這八位顧命大臣的政治經驗與集體智慧，又可以讓他們相互監督和牽制；在此之上，兩宮太后代政制度可以讓皇后和載淳（實際上是慈禧）利用鈐印制度對八大臣進行防範，而兩宮太后又不必參與日常的政務處理和軍國大事決策。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咸豐帝臨終時精心設計的權力分配方案，其實是想通過多方牽制達到權力的制衡，以確保皇權不會旁落。不過，這個安排看似巧妙均衡，毫無紕漏，但他忽略了其中的一個重要矛盾，那就是平行體制中的合作問題，這權力的執行者（八大臣）和皇權的象徵（兩宮太后）能否在未來的朝政中通力合作呢？
所謂的輔政「八大臣」，指的是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戶部尚書肅順，還有額駙（即駙馬）景壽、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這八個主要大臣。就當時情形而言，載垣、端華、景壽、肅順四人為皇室遠支宗親；載垣、端華是兩朝老臣，兩人既是道光臨終時的顧命大臣，又有輔弼咸豐之功；景壽為道光帝的六額駙；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四人本為軍機大臣，這個安排倒也還算正常。
在八大臣中，載垣的地位最高，其祖上是康熙的十三阿哥胤祥。胤祥在雍正朝最得信任，因而被命為世襲罔替的「鐵帽子王」，載垣便是胤祥的五世孫。道光五年（1825年）載垣世襲怡親王後，受到道光的重視並在其去世的時候被任命為顧命大臣；在咸豐朝的時候，載垣同樣是位高權重，並繼續得到咸豐的重用。不過，咸豐在熱河龍馭上賓的時候，載垣已經年老，八大臣雖然以他為尊，但具體的籌畫反以當時年富力強的肅順為核心。
說到肅順，歷史上關於他的傳聞不可謂不多，不過大都是污蔑中傷之辭。有野史說，肅順本是宗室出身，但到他這輩已經家世中落。肅順年輕時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但成天無所事事，經常在街上遛狗鬥雞，一副無賴相。有一天，肅順的宗室郎中墨裕在街上遇到肅順，見他盤辮反披羊皮褂（沒錢買好衣服，只好反穿羊皮褂暖和點），牽著狗在街頭閒逛。因為宗室關係，墨裕有時候還會接濟接濟他，看了肅順這個樣子就問：「你這個樣子，自視為何等人啊？」肅順大大咧咧地說：「亡賴耳。」墨裕很生氣，問：「做亡賴光榮嗎？」肅順答到：「因亡所賴，斯亡賴耳。」（既然無所依賴，就只好做無賴了！）墨裕聽了，後來想辦法以閒散宗室的名義，給肅順弄了小官做做，誰知肅順在官場裡如魚得水，一發而不可收拾，遠勝於墨裕。
事實上，肅順是滿洲鑲藍旗人（和慈禧同屬一旗）。他出生於1816年，乃鄭親王烏爾棍恭阿的第六子，家族一直是宗室貴族，世襲罔替的八大「鐵帽子王」之一，鄭親王端華便是其兄長。肅順這個人能力強，個性也張揚。歷任過御前大臣、總管內務府大臣、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等職，深為咸豐所信用。在朝廷中，肅順與其兄鄭親王端華相互倚重，煊赫一時。
有意思的是，肅順的得勢正好與恭親王奕訢的失勢是相對應的，奕訢失意之日，也是肅順得勢之時。應該說，奕訢和肅順都是那種有能力的人，但兩人的矛盾也是很深的。譬如在對外事務中，肅順是強硬派，奕訢是主和派，兩人的政見正好相左。1857年英法聯軍入侵廣州時，肅順和奕訢在咸豐面前相爭，奕訢主和，肅順主戰，兩人哄於御前而不能決。1859年，肅順在與俄使北京談判中，將未經批准互換的《璦琿條約》文本擲於桌上，斥之為「一紙空文，毫無意義」。
不過話說回來，肅順也的確是塊做官的料。他雖然年輕時讀書不多，但他的記憶力很強，只要和人見過一面，終身都記得別人的形體相貌；辦理一件事情後，過上幾年都還記得裡面的內容詞句。有人曾這麼總結他的能力，說他「才淺而遠見、學疏而有識」，博聞強記，行事果斷，可惜的是，太喜歡擁權專權了。值得稱道的是，在國內戰亂頻頻的時候，肅順力主平等看待滿漢並重用漢人，當時鎮壓太平軍的清軍主將如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等人，肅順就在在朝廷中給了他們很大的幫助。
載垣、端華、肅順等人在北京的時候，便受到咸豐的倚重，在隨同北走熱河後，這些人更是深得咸豐的專寵信賴。特別是肅順，咸豐命他以戶部尚書兼協辦大學士的名義佩管內務府印信鑰匙，並署領侍衛內大臣，負責熱河行宮的一切事宜。換句話說，肅順不但參與了當時所有的軍國大事，就連皇家事務也歸他管，儼然就是熱河行宮的全權大總管。
咸豐最終選中肅順等人為年幼的皇帝輔政，原因無外乎有三：一是肅順等人和咸豐的政見相似，他們在對內和對外問題上基本保持一致，譬如對內主張使用漢臣並重用湘軍等，在對外問題上，他們則思想保守，偏於強硬，不善於外交；二是咸豐認為肅順等人辦事果斷，不講情面，以他們的能力和智慧，可以保證大清朝政的正常運轉並鎮壓太平軍起義等；三是肅順等人雖然位高權重，但從血統上來說，他們或是遠支宗親，或者和皇室根本沒有關係，也就是說，這些人即使掌握大權，他們也不可能對小皇帝構成重大威脅。
以上也就是咸豐最終放棄自己的弟弟恭親王奕訢而選用載垣、肅順等人輔政的原因了。咸豐或許認為，如果將奕訢拉進輔政班子的話，不但會危及皇權，而且會因為兩派政見相左而內耗不休，結果反使得朝綱紊亂，大清王朝更加岌岌可危。
咸豐到熱河後，由於身體虛弱，對肅順最為重視。由於頻繁召見，咸豐甚至允許肅順平時身穿便服，並可隨意出入行宮（因為他是大總管嘛）。到後來，肅順竟然發展到連嬪妃也不迴避的地步，這把宮內的一些人給惹怒了。
作為內宮之主的皇后鈕祜祿氏，對肅順隨意出入行宮的舉動極為不滿，因為這不但有違後宮嚴禁外臣擅入的祖制，也有違男女之別的傳統道德與禮制。但是，鈕祜祿氏為人平和善良，倒也沒有將不滿過分地表達，但另一個人就不一樣了，她就是慈禧。
慈禧和肅順的矛盾由來已久。早在北京的時候，肅順就對咸豐讓慈禧批答奏章、干涉朝政表示過不滿，想必慈禧也有所耳聞。在咸豐一行人逃亡熱河的途中，由於沿途準備不足，慈禧當時乘坐的是一輛狀況非常差的車，她受不了路上的顛簸，只好三次向肅順屈尊「泣求」換輛好點的車。但逃亡途中，山高路遠，肅順一時也找不到好車，被逼得急了，就不耐煩的喝斥慈禧說：「皇帝都要吃苦，妳又有什麼資格要這要那？」這種話很傷人，慈禧由此懷恨在心，而肅順卻並不以為意。
到了熱河後，生活條件遠不能和北京的皇宮相比，作為行宮大總管的肅順，對後宮的生活照顧不周，「供應極薄」，包括慈安和慈禧在內的後妃們對肅順都頗為怨恨。更氣人的是，慈禧有一次向咸豐提議將「看席」撤去（皇帝用餐，只看不吃的一桌宴席謂之為「看席」），以縮減開支，但這個合理化建議遭到肅順的反對，理由是非常時期更要保持皇帝的尊嚴並顯示政治的穩定，撤去「看席」容易引起外人的猜疑惶駭，引起局勢的動盪。聯想起宮內的待遇和之前的恩怨，慈禧豈能不怒火中燒？
七月十七日，也就是咸豐崩逝的當天，管理後宮事務的敬事房傳旨，將「皇后」（鈕祜祿氏）改寫成「皇太后」，「皇太子」（載淳）寫成「皇上」，並傳知皇太后（即鈕祜祿氏）、皇考琳貴太妃、肅中堂（肅順）、皇上至靈前奠酒。
這個聖旨寫得有點意思。按常理，大行皇帝駕崩後，皇太子立為新皇上，皇后成為皇太后，這都好理解，關鍵是載淳並非皇后所出，他的生母也就是慈禧（當時是懿貴妃）的名號該怎麼變的問題。
在明代以前，老皇帝死後，新繼位的皇帝按例尊封皇后為皇太后，但要是新繼位的皇帝並非皇后嫡生而是其他嬪妃庶出的話，那麼新皇帝的生母只能晉封為太妃而不能並尊為太后。不過，庶出的明神宗朱翊鈞繼位後，首輔張居正為了討得新皇帝及其生母的歡心，尊原皇后為「仁聖皇太后」，尊朱翊鈞的生母李貴妃為「慈聖皇太后」，由此開了兩宮並尊之先例。
清朝的制度加強了兩宮並尊的制度，原因是清朝皇帝大都不是皇后嫡出。由此，按照清制規定，嗣皇帝繼位後，其生身母親無論是否還健在，都是要尊封為皇太后。譬如清康熙帝繼位後，尊原皇后為「仁憲皇太后」，而自己的生母則尊為「慈和皇太后」；雍正帝繼位後也同樣尊自己的生母德妃烏雅氏為皇太后。
因此，在尊奉皇后鈕鈷祿氏為皇太后的同時，本應該同樣尊奉載淳的生母懿貴妃（即慈禧）為皇太后，這才符合祖制，但作為當時熱河總負責人的肅順等人卻沒有這樣做，他們直到第二天才宣布尊奉懿貴妃為皇太后，這到底是工作的疏漏呢，還是有意對懿貴妃稍加貶抑，以示身份差別，這就不好說了。
由此，咸豐設計的這個權力平衡的八大臣輔政體制從一開始便陷入了危機，這也為隨後的「辛酉政變」埋下了伏筆。